李达说“一大”

老 且

1957年“七一”前几天，不记得是谁的动议，我们请李达校长给大家说说1921年建党时的事儿。那时，“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刚被停止，大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战斗”正在酝酿之中，政治空气显得比较平静。

在“南一楼”一间小教室内，聚了20几个学生，大家用掌声欢迎李达校长。每人坐一把拐手椅，李校长也同大家一样坐在拐手椅内。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什么主持人，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有人提出：“请李校长说说‘一大’的经过”。不苟言笑的李达校长，向大家淡淡一笑后，便平静地说起了“一大”的往事。他的谈话十分随意，没有片纸讲话稿。讲的内容很零乱、很散，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逻辑，加上他那浓重的湖南零陵乡音，许多话听得不很清楚。不过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即他的讲述，不像教科书那样，把“一大”召开说得那么隆重、正规、庄严。他把事件进展说得很平和，聚会者不分长幼尊卑，没有激烈争辩，更没有什么“权威”；话题很散，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谁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不是会议，只是聊天，所以，没有“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没有专门报告，也没有会议主席。李达校长说：在此次见面以后，慢慢就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我们那次的聚会，就是“第一次党代会”。天较热，李校长连水都没有喝的（当年人们不知道有什么“矿泉水”、“瓶装水”）。不到一个小时，谈话结束了。学生们为校长鼓了掌，他平静地走出了教室。中间没有任何的客套。

事后，大家笑着议论说：老人家今天“犯自由主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庄严的历史事件，被他“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聊天”；他在会上推举为党的领导人，还要说：“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同党史的记载，大不一样啊！不过这事，好像只是一个笑谈，过两天再也没有人议论了。

李达校长给学生们说党的“一大”故事，过去五十二年了。如今细想一下，老人家当年所谈的是“犯自由主义”呢，还是给学生讲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呢？他所讲的情况有没有一点参考价值呢？

党的“一大”，尽人皆知，其中情景，甚至制作成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不过长期以来，总有几个疑点，会使人作许多联想：一是“一大代表”究竟有哪几个人，“国际代表”是一个还是两个，他们是不是实际上指导了会议进程？二是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没有出席，只派了自己的一个代表参加，原因真是他那时呆在广州会有更重要的工作吗？据说他给“一大”作了“书面指示”，但细读之后，只觉得行文粗糙，语焉不详，未知所云！三是“一大”“通过”的重要文件，都只见于共产国际的档案，不是俄文的就是英文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相关档案，或有，也是事件过去半年后写成的，这是何故？四是“一大代表”就是那么十几位，此外再无当事人，也没有“秘书”、“警卫”、“服务员”。“一大”的过程，史书上那样详尽的记述，而且有许多离奇情节，撼人心魄。这样的记述，出自何人之手？有一个文件，是事后的追述，据认为是“张同志”写的，就算此说成立，那么，还有许多戏剧性情节，难道也是某位“代表同志”写的、说的么？如果不是当事人写的，可信度能有几何？（例如：“一大”闭幕，代表们在“红船”上低声而激情地齐唱《国际歌》的情景，难道是可信的吗？那时《国际歌》尚未译成中文，有几位代表能用英或法或德文唱此歌呢？）

到了1957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在世的仅剩五位：毛主席、董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请教“一大”故事当然不可能；刘仁静在北京默默地做他的图书管理员，早就被社会遗忘；“张同志”应该最能说话，但他“避祸香港”，少有访者。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李达校长。他虽年届67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的讲话，虽然趣味性稍逊，但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岂不闻：“巧言令色鲜矣仁”乎？况且，“一大”在上海召开，“东道主”恰恰是李达和李汉俊二人，其他人，包括那位“张同志”，都是“客人”。会后，李达更成为党的“中央局”的负责人之一。可见李达在党的“一大”上地位的重要。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为什么会说出：“慢慢就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的话呢？是“犯自由主义”吗？是“老胡涂”了吗？应该都不是，而应是如实地道出了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她那时不拥有任何社会资源，仅仅是几十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的集合。所以，党的成立大会不可能有任何“排场”，其形式也不可能成熟、正规、轰动，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日后所走的光辉历程，所以，不能用今天在全国执政六十年的强大的政党来描述八十八年前那样一个弱小的政治生命体。其次，各省所派代表到上海聚会，是不是一定能成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谁心里都没有底，共产国际也没有底，作为东道主的李达当然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聚是聚了，议是议了，能不能算做党的成立大会，只能看进展，看结果了。而结果表明：聚会是成功的。因此，李达才会说：“慢慢就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再次，上海聚会结果不可预知，大概是成败参半，两种可能都有的，所以，作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没有下决心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可能因同样的原因，也未与会。

如果这样的分析有一点道理，则李达所说的话就不应视为“犯自由主义”，而如今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大”一些人与事，李达根本未予说及，也是不难理解的。

李达校长德高望重，但他在任内颇有些特立独行：除重大涉外活动及受邀陪毕业学生照集体相外，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作什么报告；当年，全校只有李达校长一人有一部专用黑色小桥车出入，所以，他很少“联系群众”；在“大鸣大放”中，他既不鸣，也不放，在“反右派”斗争中，他既不反，也不斗。所以，政治上，谁也不高看他；学术上，谁也不敢小瞧他。

李达校长是一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学者。他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毛主席称赞不已，谁敢再说个“不”字？但官场上的话，他硬是一句也不会说。1957年春末，常香玉来我校在“宋卿体育馆”演出豫剧《游龟山》。演出前，李达校长致欢迎词。他说：“常香玉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欢迎她来我校演出……”。然后戴上老花眼镜，在中山装上上下下的口袋里搜寻讲稿，大约找了一分钟，没有找到。接下去的话，他就不会讲了。不得已，他只好尴尬地说：“好，现在大家看演出。”下面一阵理解的哄笑！

不过，在另一种场合，李达校长便能尽展风采。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纪念活动在武汉举行，在武汉市政府礼堂（解放前叫“维多利亚电影院”）隆重开幕。开幕式由李达校长主持。参加学术活动的史学界前辈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吴晗、何干之、白寿彝等齐集一堂。李达登上讲台，宣布会议开幕并致辞。他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一双放亮的黑皮鞋，矮小的个子，光光的脑门，腰板挺得笔直，格外显得精神。他的开幕词一板一眼，铿锵有力。我们在台下听着都感到鼓舞。当时就想：老校长不是不会讲话，是他不会讲他不喜欢讲的话。

我毕业留校后，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因为此前我从未接触过这个领域的内容，感到十分陌生。我虽然作了努力，想了许多办法，仍然感到压力太大，情绪很不隐定。李达校长了解情况后，让人带话给我说：“做学问要稳，要实。不要着急，要慢慢来。在1964年前，能开出近代部分的课就是成功。以后再慢慢开出通史来。”这个勉励，给我很大的鼓舞。思想压力骤然减轻了许多。更感到：老校长讲话实在，没有丝毫虚妄，这是对于后学的真正关怀。

为了纪念李达校长五十二年前未被后生们充分理解的一次谈话，特写此文，希望后人能够充分理解先人。这是一位讲真话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