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唐卡绘画与装裱的机构及流程】

作者：罗文华（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清代宫廷唐卡绘画和制作的机构主要分为中正殿与造办处两大部分。
　　
　　中正殿是紫禁城外西路一处供皇帝使用的佛堂，很多宫中的法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每年年末蒙藏地区的僧人来京朝觐时与驻京大呼图克图一道于元旦前在理藩院登记入册，编入唪迎新禧吉祥经的队伍，进到中正殿等宫中大佛堂为皇帝祈祷。中正殿既是宫中最重要的佛堂之一，又是一个皇家寺庙的管理中心，其职能可心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管理职能：即对宫中皇家佛堂法事活动、喇嘛（藏传佛教僧人）约束、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办造佛像、唐卡的职能，后者是这里要重点讨论的。
　　
　　由于唐卡绘画所具有的强烈的宗教功能，其制作过程必须有喇嘛参加。中正殿就是喇嘛画匠们绘画唐卡的工作室。京城喇嘛印务处所辖寺庙中精通造像与绘画唐卡的喇嘛根据宫中活计的要求进中正殿做法，白天在宫中做活计，晚上则回到所在寺庙。清宫档案中，负责绘画唐卡、佛经以及其他法事的喇嘛通常称为“画佛像喇嘛”、“画佛喇嘛”、“画匠喇嘛”，或直呼“中正殿画佛像人”。宫中唐卡即是由他们在中正殿起稿，经呈御览，得到皇上的认可，或者乾隆帝提出修改意见改正以后，正式绘制出来。他们完成的是唐卡画心中部分的绘制。
　　
　　对于唐卡绘画的流程，汉地一直不甚了解。元明时期，内地所谓的唐卡主要以缂丝和织锦为主，真正宫廷绘画的唐卡几乎不见。虽然《元代画塑记》有宫廷画佛坛和使用西番颜料的记录，但尚未见到唐卡绘画流程的正式记载。康熙勅纂的《渊鉴类函》中称这种绘画为“彩涂白”，并引《画继》谓：“西天中印度那烂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事挂右肩，袒裸坐而已。先施五藏于画背，乃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红作地，谓牛皮胶为触，故用桃胶合柳枝水，甚坚渍。中国不得其诀也。邵太史知黎州，尝有僧自西天来就公廨，令画释迦。今茶马司有十六罗汉”。
　　
　　《画继》作者邓椿事迹不明，大约是南宋时期人。从他的描述来看，大约是12—13世纪上半叶的事，这时的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正处在由盛转衰的时期，因为13世纪初印度佛教已经被伊斯兰教毁灭了。所以这段记载可能是作者与印度僧人接触后听闻的记录，也许是对已经毁灭的那烂陀寺的回忆。从描述中所记载的绘画形式来看，必是唐卡绘画无疑，虽然文中所介绍的是印度遗事，但与西藏康卡传统画法无异。在清代初年，宫廷对于唐卡绘画流程的认识大概仅限于此了。
　　
　　从乾隆时期开始，宫中唐卡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西藏唐卡的绘制已经不再神秘，宫中不仅完全采用了西藏唐卡的绘制方式和表现手法，而且根据宫中的条件作了一些改进。现详述如下：
　　
　　宫中绘画唐卡的布料使用与西藏有明显的不同，西藏用白色棉布或麻布为主；宫中用料明显较广，有西洋布、绢、细棉布等。另外，西藏有根据背景用色区分不同唐卡的传统。通常所见的以各种颜料平涂设色而成的色彩艳丽的唐卡，称为彩唐，其他以单色绘画背景的唐卡共分为黑唐、红唐、金唐、墨刻唐卡等，黑唐是指以黑色绘画背景的唐卡；红唐是指以硃砂绘画背景的唐卡；金唐，是用金色绘画背景的唐卡。在黑唐和红唐的底色上，以浅白或浅灰的颜色（也有用金色）线条绘画形象；金唐多以朱色绘画形象。这三种特别的唐卡绘画有特别的含义。黑色是忿怒、降伏、摧灭的颜色，所以黑唐多表现忿怒尊神；红色是火焰的颜色，忿怒神格的特征之一，但也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等尊神的本色，所以红唐除表现忿怒尊神以外，还表现具有长寿神格的尊神；金色是显示佛的气质和尊贵，所以金唐多表现祖师和释迦牟尼佛等主题。此三者是以色彩为大背景烘托主题的唐卡形式，是西藏绘画的传统形式，在西藏有大量的藏品存世，故宫现存的这些唐卡也多来自西藏，真正宫中所绘的并不多。黑刻，又称墨拓，汉藏两地均有成熟的技术和广泛的运用例证。西藏德格印经院即以雕版刷印佛像而闻名，有硃印和墨印两种。清宫中使用墨刻技术来刷印佛像裱成唐卡显然受到西藏的启发，另外，宫中还有石印墨拓像是典型的以地做法。这种墨刻唐卡的实物和记载主要见于乾隆四十年（1775）之后，并很快成为宫中唐卡很常用的形式之一，分为墨刻本色、墨刻填硃三种。所谓填硃、填金是指在拓印后，将留白的部分填上金色或硃色。西藏也有拓印后，重新按照彩唐的做法分别设色的作品，但宫中并不多见。墨刻类的唐卡表现主题相当集中，有达赖喇嘛源流、班禅源流、吉祥天母、娑罗树等（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根据制作工艺，又可将唐卡分为绘画、刺绣、织锦、缂丝、堆绣等多种，刺绣、织锦、缂丝三者基本上都是在汉地成做的，或在宫中供奉，或赏赐到蒙藏各地。总之，宫中唐卡无论是从表现手段和使用材料均极为丰富，而且别有特色。限于档案所见的材料和实物资料，只能论述上面这些内容，其他则非笔者所知。
　　
　　绘画完成以后交到　　造办处装神甫。布本、绢本或纸本（极少）唐卡多背后托布（多布漂布）、绢或纸。匣裱作负责托裱，托裱结束后开始后装裱（图一）。装裱工作基本上是由造办处下属的灯裁作（或由其下属作坊皮作、皮裁作）统一完成，包括给唐卡镶边、添卷杆和楣杆、配轴头、缝五色哈达佛帘、彩带（“惊燕”）、天杆上安铁鋄金环、系绦子、唐卡背后缝满、蒙、汉、藏四体字白绫签等活计。
　　

　　
　　唐卡镶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序，档案中常见乾隆帝让工匠按西藏样式镶边，尽管如此，宫中与西藏镶边还是略有不同，下文将陆续提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宫中唐卡装裱过程基本固定下来，首先在唐卡的画心四周先镶牙子（6 vja-dmar-ser，意为：红黄色彩虹，显然指唐卡的牙子以红黄两色为主，其实其色彩搭配相当自由，并不受此局限，甚至有不用牙子的情况）。牙子有红黄妆缎牙子、月白片金五色牙子、红片金牙子、红黄绿洋锦牙子、红黄片金牙子、镶红片金牙子、万寿灯笼锦牙子等。上面提到的都是多层多色彩的牙子，所以藏文形象地称为彩虹。有时也用单层锦缎牙子，称为大牙子，这是一种简化形式。牙子外面是镶边。在牙子与镶边接合处以白小线缝合，在镶边最外也有白线或红白小线缝边，这两道线几乎成为宫中唐卡装裱的标志。镶边分为天池（5 gnam）、地玉（2 sa）、左侧幅（4 gyon-pa）、右侧幅（3 g-yas-pa）四部分。镶边相当于汉地绘画的裱工，用料讲究，有红蓝洋锦边、素洋锦、杂色锦、西番莲片金缎边、镶龙石青片金边、织金缎等，越是重要的唐卡用料越是名贵。对于有祝寿含义的唐卡则用大红云龙片金缎边、石青寿字缎或大红寿字缎平裱，以烘托主题。如墨刻六世班禅源流的唐卡即用此料。这些用料基本上都是在苏州织造处织造的，有时零星使用时也在京城购买。在标准的西藏唐卡中，地边正中还缝一块绵缎。这块绵缎大小不一，或方或长，形状不一，藏文中称唐门（1 thang-sgo），是唐卡标志性的装饰物。宫中唐卡，除特意仿藏式之外，基本不采用这种装饰。乾隆帝晚年，宫中唐卡绘画十八罗汉时，乾隆帝特意让工匠在地玉挖诗堂，或书御制诗，或书志语。这是一种变化的唐卡形式，似与西藏的唐门无关。另外，乾隆帝钦定的过去七佛唐卡上方有题诗文字，也是乾隆时宫中唐卡的独创。宫中所藏西藏进贡的唐卡往往因为装裱粗糙而拆去旧边，再用宫中材料重新装裱，所以宫中的一些“番画”唐卡其装裱与宫中唐卡完全一致。
　　
　　装裱完成之后就是装卷杆和楣杆。在藏文里，这两个杆名称都一样为thang shing，意为：唐木或唐杆。但是从实物看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卷杆（10）装在地玉下端，圆柱形，略长出唐卡两侧幅边，杆头安轴头（11 thang tog）。楣杆（9）装在天池的上端，为宽扁形或扁圆形木片，两端与天池两边齐平，或稍长出，藏式做法，以皮革包首，宫中鲜有采用。宫中唐卡卷杆和楣杆的用材有白檀香木、紫檀木、杉木等，前二者材料最为名贵。轴做工也十分讲究，有铜、银、紫檀木、铜镀金、银间镀金等质地。作为卷杆的装饰物，紫檀木轴头多是素面蘑菇状；银质、铜质轴头上多有錾花或敖其里（蒙文“金刚杵”之义）图案，或嵌珊瑚、松石、小珍珠和青金石等小珠为装饰。
　　
　　唐卡面上还要罩一层佛帘（thang-vdzar，或译为：唐帘）作为唐卡的装饰。这一部分是缝在唐卡的楣杆下方，长及卷杆，以五色哈达或五色锦缎为之。宫中所装软薄佛帘，多以一块整织物做成，少有分成数片的情况，这一点与西藏佛帘多由二片、三片互相叠压组成不同。佛帘与其他织物一样，专门在苏州织造处织造。它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保护唐卡的重要部分。佛帘外面，缝有两条彩带，垂至卷杆处，其底端呈鸟喙形，故称为“乌嘴”（bya-kha）。类似于汉地绘画装裱中的“惊燕”。彩带的具体作用还不清楚，可能是绘画中的一种古老实用物，蜕变成一种纯装饰性的东西。
　　
　　楣杆上端钉有两个挂钩，每个挂钩各带一圈，档案中称：铁圈，显是生铁打造而成。清宫中多用铁鋄金赶珠圈或铁鋄银赶珠圈，圈上各系一根花绦子。另外，圈上也有系高丽纸签的情况，其内容较唐卡后面的白绫签稍略。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后，宫中造办处花绦子学习额鲁特蒙古的做法编做。当唐卡悬挂供奉时，两根绦子互相系扣，作挂绳之用。唐卡收卷好以后，两花绦子用于系紧唐卡使用，其长度以绕卷起唐卡两圈为限。绦子多以五色交杂粗麻线编成，系紧后不易松开，且经磨耐用，加之色彩多样，与唐卡的色彩相配，很受青睐，成为宫中唐卡的特色之一。另外，以红色绸带作绦子的情况也较常见。以粗线作挂绳的情况则多见于西藏所贡入的唐卡上。到此，一件唐卡的装裱工作告一段落。
　　
　　宫中唐卡的装裱也不全是宫中造办处各作承办。清宫档案中还提到，乾隆时期，似乎主要是在乾隆三十年（1764）以前，宫中唐卡的装裱遇有活计多时，还经常雇佣外工。乾隆元年（1736）记载，当时做五轴唐卡的镶边时请外雇长工；二十六年（1761），慧矅楼的唐卡装裱时既有内工（即造办处工匠）也有外面雇工参与，主要还是以镶边为主。
　　
　　缂丝唐卡则是由中正殿喇嘛画出纸样（底稿），交到“南边”苏州织造处织造。堆秀唐卡也多在南边成做，或有在宫中堆做。二者的装裱程序则少了缝牙子和装裱天池、地玉、两侧幅边、托裱等工序。
　　
　　最后，在唐卡背后缝上四样字白绫签（图二），这几乎是宫中唐卡绘画不可缺少的一环。四样字白绫签是指用满、蒙、藏、汉文在白绫上书写的说明文字（档案中称：“说语”）。内容包括：唐卡认看的时间，认看者，认看内容。所谓的认看时间并不是唐卡绘画的时间。有一些唐卡是绘画完之后立即供奉的，它们的绘制与白绫签上的时间相距不远，这类唐卡在乾隆后期的白绫签中常指明为“中正殿绘画”。但有一些唐卡则是在若干年后才供奉，绘制与认看的时间就有较大的差距。还有一些唐卡，尤其是乾隆早期或乾隆以前的唐卡，当时并没有缝白绫签，后来统一补上，认看的时间相差更大，所以特别注意不能将认看时间看做是绘制时间。认看者以三世章嘉国师为主，另有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嘎尔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等著名驻京大喇嘛。他们主要认看唐卡的内容或主尊尊神名号，并将认看的结果用四种文字对照抄写出来。另外，西藏进贡的唐卡进入宫廷以后也要缝上白绫签。一般会写明进贡者，或者注明“番像”，以示区别。如果是成组的唐卡，经呼图克图认看名号和次序以后，还要在说语的最注明其排列的方位。
　　

　　
　　重要唐卡白绫签上的汉字由翰林院中的翰林写，满蒙藏字则由所司笔帖式所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也有由清字经馆办造满文大藏经的笔帖式书写的例子。大部分的四体字签可能都是由中正殿喇嘛抄写，因为很多的佛号已经有了底本，如在慧曜楼就供奉着这样的四体字佛号册页，画佛像喇嘛手中的参考资料也应不少，可以照抄。只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或重要的唐卡，乾隆帝才会指定由某位驻京呼图克图来拟定名号。装裱完成后再交回中正殿，在唐卡背后写番字脏（藏）、开光、庆赞（图三）。写番字是指在唐卡背后用藏文或梵文书写的一些神圣文字。扎雅对此用了介绍：“对那些面具和绘画（如唐卡）等没有‘内脏’的宗教艺术品来说，就要将经文咒语写在艺术品的内面（如面具的内凹面）或反面（如唐卡的反面）。写在艺术品内面或反面的通常是唵嘛吽和各种神名的缩写，或者是祈请赞颂某特定神灵的咒语和颂文。也可以在艺术品的内面或背面发现大师的手印（如空白处不够可用指印）和印章。”开光和庆赞是对一件即将供奉的唐卡赋予唐卡神圣意义的宗教仪式，中正殿画佛像喇嘛多担当此任。“在开光过程中，要祈请宗教艺术造像中的神佛将恩泽与智慧灌注到新制成的艺术造像中去（即所谓灌顶），灌注到祈祷者的脑海中去。因为那些灌注进宗教造像中的神佛智慧，使得含有神佛智慧的造像本身也持续向外施发恩泽智慧，从而使祈祷者、信徒通过祈求神灵造像便可获得佛智慧。”对于比较重要的唐卡，写番字藏、开光和庆赞会由章嘉呼图克图这样的著名大喇嘛来完成。唐卡完成之后，供入宫中佛堂，或赏赐给西藏。整个绘画流程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