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我的宗教

　　57岁的阮义忠喜欢用谈恋爱的感觉来形容令自己着迷的那些东西———文字，画面，影像，“创作需要激情，太过冷静做不了事，恋爱就是生命中的情感突然燃烧。”他与画笔的恋爱却在爱上摄影之后突然中断，与文字的恋情因为摄影而缠缠绵绵，终至成为依附于摄影而存在的“知己”。摄影是阮义忠的宗教，是他的信仰，“人性中最值得肯定的价值的瞬间凝固，那些东西随时可能消失，惟有摄影，能跨越时空把这一瞬间传递下去。”

　　在上海美术馆的展厅内，《人文台湾———阮义忠摄影回顾展》开幕的前一天，灯光尚未调整完毕，作品也都斜倚在墙边，刚下飞机的台湾著名摄影师阮义忠原本蓬松的鬈发已被汗水打湿，看似不经意的随和，其实，每一张照片的定位他了然于胸，“从"一只手"的画面开始吧”，对于《手的秘密》系列作品的摆放顺序，阮义忠仔细地用商量的口气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提议，还不忘夸奖那个年轻而稚嫩的男孩：“不错呢，其他顺序都是对的，都没有颠倒，这个系列太容易出错了。”

　　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阮义忠是一个利用高超技巧进行拍摄，并对中国摄影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摄影师。

　　对故土：来自土地回望土地

　　对于一样东西的钟情，阮义忠还表现在相机的运用上，“我一开始摄影用的是什么相机，我现在还用什么相机，我是个从一而终的人。”技术，只是为了怎么看，而看到什么，是摄影家的心相。

　　“从取景器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眼目视清晰得多。我发现，拥有真诚、善良这些可贵气质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着、生活着。他们大多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土地中学到的。”

　　而幼年的阮义忠曾是那么坚定地要摆脱一成不变的农夫生活。阮义忠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小时候一直觉得土地会把人钉死，做木匠就三代都是木匠，种地就三代都种地。”念书也许是惟一脱离的途径，沉浸在书本文字缔造出的场景中，那些高于现实的文字为年少的阮义忠勾勒出了一个完全不能与土地沟通的世界。“我看的第一本比较知识分子的书就是罗素的《算理哲学》，选择如此艰涩的书，只是源于当时要度过几天漫长的假期，自己兜里的钱所剩无几，新台币5块钱换来一本艰涩难懂的书能让几天的时间毫不在意地飞度过去。至今，这本书讲了什么我都没弄明白。”

　　高中三年，阮义忠画了数不清的抽象线条画，几乎全数出版，成为音乐解析套书以及诗、散文、小说的插图。他有模有样地写诗、小说和画评，朝着前卫的方向跑，对传统不屑一顾。“而当时的台湾文艺界，居然也就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肆意纵横，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误以为自己才高八斗。”

　　高考落榜去了《幼师文艺》与主编谈诗谈文学，画现代主义的画，名气大到台湾文化界立刻打听此人是谁，那是19岁时的年少轻狂；当兵服役三年，此间绘出大量插图，那是20岁时的春风得意；退伍之后有人请吃饭，却没有老板敢雇用他，谁能大度容得下一个名声在自己之上的属下？于是，阮义忠在23岁那年失业8个月，全部依靠当时正在念大学的太太用父母给的生活费的一半来供养。

　　然后，阮义忠到当时的英文版《汉声杂志》（ECHO）应征艺术编辑，与社长黄永松先生相谈甚欢。“《汉声杂志》是台湾第一本用照片当插图的杂志。黄永松已经决定录用我，随口问了一句："你用什么相机？"我回答："我不会拍照，根本没碰过相机。"当时他的脸都绿了一半，但他安慰我"多走多看多拍"，几下子就能上路了。”直到今天，黄永松当年送给阮义忠的这六个字仍然是他的座右铭，在台北艺术大学摄影课的课堂上，阮义忠也是用这六个字教给自己的学生。

　　台北的万华老街是阮义忠开始摄影的第一步，“那时的台北万华老街，有刻印铺、画像店、打铁店、弹棉被店，有货郎车、吹糖画糖的摊子，还有说书的……可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所要追求的艺术理念又有什么关系？我早就认定艺术是高于现实的，完全不可能等于现实。可摄影就是要将现实直接转为艺术啊！”那一刻，年轻的阮义忠站在红砖砌成的拱廊下，全身冷汗涔涔，像生病一般，在摄影面前，那个不可一世的阮义忠被无能带来的羞愧感包围。

　　“拿起相机之后，我开始凝视以前不喜欢的人间，台湾的每个角落、每个乡村几乎都走到了。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我得到陌生人完全的信任与接纳。”自此，阮义忠镜头锁定的焦点是台湾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试图在平凡人的身上寻找不平凡的特质，体现在五本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之中。

　　对城市：见证台北巨变

　　摄影可以只简单到按一下快门，复杂到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和态度全都体现在瞬间凝固中。摄影的出入间，到底如何才能平衡？

　　阮义忠的摄影哲学是：摄影是靠对象才能表现的一个形式，不完全靠主观意思制作出来。一件事情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正好发生时摄影家在现场，目击了，那一情景给摄影家感动，摄影者把感动准确记录传达出来；因此，一张好照片，摄影家是50%的创作者，另外是对象的功劳。“在这一瞬间，原本并不相关的摄影师和对象的生活忽然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台湾的黄金岁月，也是阮义忠成为一个运用精密机器、同时具备敏锐艺术感的摄影家的发展过程。伴随1970年代急速工业化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都市化以及传统台湾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但伦理传统还在，人类知足的面孔最美，那时候还能常常见到这样的美丽。人永远在天地间寻找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决不会安守本分。”所有的都市都已经被包装得看不清真相———那就是谣言，所有混淆了的东西就是“谣”。这就是《台北谣言》系列作品的来历。阮义忠强调：“很多事情都失去控制，而台北又集失控之大成。”

　　对别人：“在最无望的时候为他们注入信心”

　　至今，阮义忠仍旧坚持自己制作每一张照片，仍然坚持用胶片拍摄。技术的发展，时间的流逝，似乎在他的身上凝固，他第一天怎么对待摄影，端起了什么型号的相机，用了什么胶卷、何种冲洗药水，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故，也许这一切手工的微妙乐趣终有一天会被技术发展的大潮冲走，但“在消失之前能够多拥有一天，就是一天的幸福”。

　　在暗房里每次冲洗照片仿佛就是重温一次拍摄当时的感动，尤其时过30年重温当年的情景，带来的感觉太过迷人，“恰好在那一刻那一个地方遇到那么一个人，还成功地拍下来，这是上苍赐予的礼物，这辈子不会再次拥有相同的幸福感。摄影带来的就是这样的刻骨铭心，它把当时的所有的氛围都记录下来，只有普鲁斯特在追忆自己对于那一点饼干屑时的美妙可以比拟。"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幅摄影作品……”

　　目前阮义忠已出版画册及专著50余本。尤其是他早期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两本书，曾影响了海峡两岸的许许多多的摄影家和爱好者。有评论家说，“阮义忠先生对当代中国摄影的贡献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但只有通过摄影著作的中文版才能看到他的思想。”

　　除摄影和著述外，阮义忠于1992年创办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International）中英文双语杂志，旨在提升世界对亚洲人摄影表现的认知，虽然这本杂志已经停刊，但是，中国当代几乎所有有名的老中青三代摄影师都曾在此第一次获得肯定，“20年前，上海摄影师陆元敏的作品就在《摄影家》里刊登，直到后来的荣荣、洪磊。”阮义忠说，“在他们最无望的时候为他们注入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