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zy to install Chinese typing, so I won't write much.
below comments from professor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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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十年前，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夕，您曾写作《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掀起轩然大波。十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校庆日变成反省日，“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 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 这需要多大勇气和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竭力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 ’等等借口，来压制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在我看来，今天的问题依然如此，我们的教 育领导部门老是害怕“否定成绩”，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失误，否认教育危机的存在，自欺欺人。其实，这十年来教育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去否认，也 否认不了；但教育危机的存在，也是客观存在，不承认也依然存在。我常说，我们教育的硬件发展，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但教育软件的问题多多，在某些方面比过去 更严重了。在硬件获得了大发展以后，就应该着重解决软件问题，第一步就是要敢于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问：由您担任主编的北大11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寻找北大》日前推出，您在序言引用鲁迅的话说北大“失精神”。您所说的教育软件问题，是不是就是“失精神”问题？
答：我在序言里是这么说的：“北大‘失精神’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 中国人之痛。”这就是说，今天需要反省的，不只是北大的问题，也不是和我们自己无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太多，我们这里还是把问题集中在对 包括北大在内的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反省上，同时也要讨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学里的老师的责任的问题。
问：那么，你认为，北大和中国大学教育“失精神”，主要表现在哪里，我们的反省应该从哪里入手？
答：我在十年前那篇文章里，就提出：“对我们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 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还是坚持这样的意见：所谓“失精神”就是失去了“大学精神”，远离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问：那么，您认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学何为？”
答：这个问题，是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的。我的思考集中在一点：大学教育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功能？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轨 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保守”也就是“坚守”。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 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 一定的距离，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 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 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空气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 有定力。
但今天说这些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大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不清洁；社会浮躁，大学更无定 力。今天大学教育已经被实用主义所裹胁，其背后又隐含着虚无主义——除了时尚和利益，一切都不可信，不足靠，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这正是 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 坚守。这是一种大学本性的丧失，大学教育的堕落。
大学的作用、功能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本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 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带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 （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是大学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应和“现状”（社会，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保持本质上的张力关系，保持某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势，这才有新的创造的可能。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大学是绝对不能成为“现状”（无论是政治，社会的现 状，还是思想、学术的现状）的维护者，辩护者的，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它和前述“坚守精神”相反相 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
在我看来，大学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和理想，以及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与 学术的追求，而绝不是国家的意志，也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拒绝使自身成为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的特立独行， 也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创新，文化和价值的真正重建，才可能使思想、学术的创造成为社会的“公器”。
但在中国的大学现实里，大学教师和学生要保持独立，对社会发挥独立作用，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体制对大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大学及大学里的教师、学者成为 现状的维护者与辩护士。所谓“教育为……服务”，都无一不在逼迫大学放弃作为其生命线的批判与创造功能。这是对大学精神的践踏，是从根本上瓦解、摧毁了大 学的根基，我们说这些年中国经历了教育的大崩溃，就是指此。
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是得到有效的执行，得到知识分子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这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是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的。这就是这些年日见成熟的，我所 说的“新科举制度”。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 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这是典型的“请君入瓮”，但它又是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直 接相关。最初是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入，而一旦从中获得好处，就会由无止境的利益冲动和欲望所驱动，入其中而得其乐，进而乐不思返，就真的被“收 编”了。收编的代价就是放弃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批判和创造，自动、半自动地抛弃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良知。——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还会长期演下去 “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问：您的这一分析很具震撼力。我感兴趣的是，您今天为什么要重谈十年前即已提出的“失精神”的问题？这十年间出现了什么新问题，让您特别担忧？
答：新问题很多，我想谈三点。
首先从一件我称之为2007年“心中之痛”的事情说起：暑假，我应邀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我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的经验和体会。 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中，一位大学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 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我无意指责这位年轻老师，我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向我提问，是因为他自己在上课时，也经常被这样问道：“你的课，和学生的就业 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上的必要，也没有人愿意听。那么，今天的大学，就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 “职业培训班”了。
以后，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一新生刚来报道，学院院长率领教师先约见新生家长，提醒家长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孩子毕业以后选择哪种职业方向提前作 好规划”，北大还专门派人指导学生如何“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要学会‘攻关’”。我曾经为中学教育成了为应试服务的工具，和应 试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中国的中学，而痛心疾首；现在，我又产生了这样的担心：难道大学教育真的成了为就业服务的工具，和就业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的 大学？如果真是这样，我真的惊诧莫名了！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就业”，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起实际作用的（而不是口头宣扬、文件上写的）教育逻辑， 而且已经为相当多的教育行政部门，校长，老师，家长，以至学生实际上所接受，反过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问：您的担忧确实有道理。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又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您怎么看待“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呢？
答：我曾经对一些大学生说：这可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不幸：读中学时遇到了“高考难”，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遇到了“就业难”。如何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个挑战。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与“指导”就是这么产生的。我想谈四点意见。
第一，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所培养的大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这确实需要调整，这应该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其二，大学生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重要的是精神素质的问题。这些年经常谈到的诸如独立自主能力（包括生活能力）较差，缺乏团队精神，不善于和 他人合作，知识面狭窄，以及独立思考、创新能力不足，等等，其实，所暴露的，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问题。大学教育正应该补这一课， 加强“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的教育。“立人”与“就业”并不矛盾，而是其前提。如果舍弃“立人”的根本，而只着眼于具体的操作技能，不仅是舍本逐末，更有 可能是南辕北辙。
其三，我们对就业的要求，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在未来的信息社会，知识的更新、开拓是极其迅速的，人的社会职业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 位，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会出现多变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它所要求的人才，必须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是说，即使从就业的问题着眼，为了 适应职业变化的长远需要，大学教育也应当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应变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要着重打好基础，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 力，利用文献、工具书的能力等等），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计算、实验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等等）和具有开放性、广阔性、创 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有了这些基本能力，就有了终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才真正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的人才市场的需要，并且在人才竞争中始终占据高 位。相反，如果在大学里的学习，只一味追逐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十分狭窄，即使取得一时之效，由于“底气”不足，应变创新 能力差，在持久的竞争中，就会落后，以至被淘汰。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学养、素质的竞争。
其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具体职业技能的意义，但那是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来解决的，大学教育中也可以有适当的职业培训的内容，大学毕业以后，也还要继续这样的职业培训，我们讲“终生学习”，就包括不断接受职业培训；但绝不能将大学办成“职业培训班”，这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您的第二个忧虑是什么呢？
答：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感到，却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问题。在我看来，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无论怎样批评，都纹丝不动，而且变本加厉，原因就在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要放权，分权，教育部门似乎是一个例外，不断地进行权力的扩张，连中小学音乐课、体育课上什么 内容，都要统一规定。这就形成了对学校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同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
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利、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这就使我想起了一件大学教育史上的往事：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 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 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说“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今教授所 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部一科员之不如”。面对当年的“抗辩”，看看今天的现实，真令人感慨万 端。我又想起了赵丹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具体，教育无希望。”
问：那么，您的第三个忧虑又是什么呢？
答：我对我们的教育，包括北大教育所培养的一些“尖子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感到担心。这是教育的两极分化在另一端所结出的恶果。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教 育，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应该有社会承担意识；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 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 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 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问题的严重性，大概也就在这里，弄不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未来国家、 民族的发展，欠下的一笔无法偿还、弥补的债。
以上所说，都是心有所忧，不得不言。或许是杞人忧天，我自己也但愿是杞人忧天。也许会有人认为是“耸人听闻”，我也只希望人们能认真听一回，在这个“欢喜 喜鹊，憎厌枭鸣，只拣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鲁迅语）的时代，听听不祥之音是有好处的。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对自己的言说，特别是言说的作用，也 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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