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9月02日09:42 　 南方网　 蔡慎坤

又逢7月，又一批创纪录的高校毕业生涌入社会，加之灾害、工厂倒闭、经济放缓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就业形势又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达了对就业形势的担忧，多个因素给2008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首先，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劳动者数量达到历史新高。来自教育部的信息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由于2007年尚有70万-80万大学生未就业，因此2008年实际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将超过600万人。另外，首批2万名“三支一扶”大学生今年已服务期满等待再就业。目前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正在取代下岗失业人员成为中国就业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

面临失业的远不只是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提供了一组数据，“十一五”这5年，城镇每年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而在用人需求方面，按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约为1200万人，缺口1200万人。更重要的是，农村还有1亿～1.5亿劳动力没有出路。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4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的64%；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8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77万人。今年一季度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0多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30%，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个百分点。

而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估计，仅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将突破5000万人，农村突破2亿人。

官方公布的就业失业数字外人一般看不懂，所谓的登记失业率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纸上游戏，何况我们还发明了一系列诸如“待业” “下岗”“再就业”“社会闲散人员”“无正当职业”之类含有歧视或侮辱性的新词汇，从来不告诉老百姓真实的失业率。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这对任何和谐社会都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政府无视这支庞大的失业队伍，甚至不愿意或不屑于承认真实的失业率，政府又怎能制定可行的政策以迎对日益严峻的失业危机？

现在就业越来越难，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即使拥有学历文凭，同样失业或谋生艰难。许多大学生每月几百元，还没有任何医疗社保福利，官方呼吁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到艰苦的地方到第一线去，可现实又如此残酷，一方面，权利部门或企业的薪水之高令人咋舌，官员和员工的薪水已达到或超过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高水平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劳动力极其廉价的国家，劳工便宜得跟不要薪水一样，许多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读毕业后，只能每月挣得几百元，何以养家糊口？

许多家庭供养一个子女几乎倾家荡产，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毕业即失业，毕业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不时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悲剧就不难理解了。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体制导致的贫困，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就业之路越来越窄。

揭破极右精英的大愚蠢和大聪明　　

——关于极权与和平演变　　

潘老师　　

一　　

有时候，我非常佩服极右精英的大愚蠢。他们的大愚蠢无与伦比。　　

譬如，有两个很简单的词：极权和威望，极右精英就一直无法区分清楚。也许是他们太过精英，以至于物极必反，高深莫测的学问把神经系统搞乱而变傻了。　　

极右精英说毛泽东是极权。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极权的。毛泽东逝去三十多年啦，在我的家乡和无数人的家乡，毛泽东已成为正式的民间宗教偶像，是逢大事必拜之神；无数的人在家里贴上毛泽东的画像；无数的人在车前窗挂上毛泽东像片；无数的人在公园里传唱毛泽东颂歌；无数的人在怀古非今……　　

一个已不在人间的人，还有那么多的人对他崇拜，他还在对那么多的人发生“极权”作用，这太令人惊奇了。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已逝去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对无数活着的人民行使“极权”的呢？这一点我无法回答，只好请极右精英们回答。　　

如果极右精英们无法回答，我就要反问一句：毛泽东的重大影响，到达来自他的极权？还是来自他的崇高威望，来自他对人民的杰出贡献，来自人民对他的无比信任？　　

退一步，假设当初行使极权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慈禧、第二慈禧、袁世凯、第二袁世凯，那么，在慈禧、第二慈禧、袁世凯、第二袁世凯死后，会有那么多的人民怀念他们，允许他们在死后继续对活着的人民行使极权吗？　　

再退一步，假设当初行使极权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是慈禧、第二慈禧、袁世凯、第二袁世凯，而是现在极其仇恨地诅咒着毛泽东极权的极右精英，那么，在这些极右精英们死后，会有那么多的人民怀念他们，允许他们在死后继续对活着的人民行使极权吗？　　

最后退一步，也许精英们会说，我们根本就不会搞极权。那好，请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力还给人民，把当家作主的权力还给人民，把社会主义大家庭还给人民，把尊重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权力还给人民。　　

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极权体制还是劳动人民幸福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如果毛泽东利用极权残害过很多人，为何今天无数的人民还在歌颂毛泽东？　　

不明真相的到底是人民大众还是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　　

到底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贡献大还是权贵精英们对人民的贡献大？　　

到底是极右精英们极权还是毛泽东极权？　　

就是这么轻柔的几问，极右精英们包裹于西装革履之下的蠢笨形象立刻暴露出来。　　

连极权、威望、信任、大家庭这些最基本的词都分不清楚，他们怎么能不笨呢？笨死了！　　

三十多年来，极右精英们就是凭着他们无与伦比的愚蠢，以及愚蠢状态中胡乱吐出的言语——譬如“毛泽东极权”——诱骗了无数的无辜青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傻乎乎地颠啊簸啊的，长途跋涉去追打毛泽东；甚至于连累了我也在一段时期内跟着他们跑，直到跑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废墟才猛然发现上当。　　

想想也真荒谬：精英们写了千百篇文章论证毛泽东极权，但精英们在写文章之前竟连分清“极权”与“威望”、“中国式大家庭”的基本含义的智力都没有。　　

想想也真后怕：精英们真的可以把人教愚蠢的。　　

然而就是凭着这一点愚蠢，极右精英们成功地破坏了毛泽东在新青年中的形象，全盘瓦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建立了极右资本势力专政。　　

真的，我挺佩服极右精英的愚蠢。孔子云：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不过我还是有点疑惑：精英们极其伟大的愚蠢到底是怎么炼成的？他们到底是先天愚蠢呢还是后天愚蠢？是无意愚蠢呢还是有意愚蠢？是真的认为毛泽东极权呢还是因为嫉妒毛泽东的威望、贡献、与人民的鱼水关系而故意咒骂毛泽东极权？　　

如果是真的认为毛泽东极权，极右精英们仅仅是愚蠢；如果是因为嫉妒毛泽东的威望、贡献、与人民的鱼水关系而故意咒骂毛泽东极权，极右精英们不仅仅愚蠢，而且心理扭曲。

二　　

有时候，我非常佩服极右精英的大聪明。他们的大聪明无与伦比。　　

我一直颇为不解的是：反人民的极右势力坏事干尽，理应为民众所反对，何以他们在肆无忌惮地残害民众的同时，仍然能够顺利推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且得到他们残害对象中很大部分人的支持？到底是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还是民众太麻木了？直到最近讨论文革问题时才猛然意识到：三十年改革开放，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大格局，这个大格局有着隐藏极右精英罪恶、转移社会仇恨、嫁祸政治对手、引诱民众产生政治错觉的强大功能。正是靠这个不为人注意的和平演变格局，极右精英势力成功地从肉体和精神双方面控制了广大民众，尤其年青一代。现在就让我们来揭破极右精英们的和平演变格局。　　

三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到，极右精英集团，本质上同为人民服务的老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然而，聪明的极右精英集团，不管是迫于社会压力还是为了迷惑群众，它依然使用了共产党的称号，并且表面上继续把他们极端仇恨的毛泽东认作领袖——在此伪装基础上，他们纵情作恶。然后，当人民愤怒指责时，他们轻轻一推，把责任推给毛泽东，推给老共产党。他们说今天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毛泽东的极权，是老共产党的专制。要恨，就恨毛泽东和他的老共产党。　　

多么巧妙的乾坤大挪移。怪不得xxx与金庸惺惺相惜，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啊。正如毛泽东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样。古语云：物以类聚，方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妙哉！宇宙万物感应之深邃神奇！　　

极右精英势力的乾坤大挪移用得好，迷魂大法用得更好。极右精英集团的内部布局很巧妙，分工合作很默契：官僚负责控制权力，奸商负责控制经济，文人负责控制话语——官僚、奸商作恶犯事，一旦激起民愤，文人即刻把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你老百姓不是崇拜毛泽东吗？我这些有文化的精英告诉你，是毛泽东的极权体制造成了这些官僚。用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堵老百姓的嘴，这一下没文化的老百姓有口难辩，只好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年青一代被西装革履的文人精英诱拐过去，眼白白地看着年青人群起怒骂毛泽东，追星般地跟在极右精英们的屁股后，心甘情愿地帮助极右精英们打理着和平演变事务。　　

更具体一点来说，极右精英们的和平演变是这样布局的：他们首先从政治强力控制方面，堵死了经历过文革的旧民众通回文革的路，又从意识形态方面，尽一切手段妖魔化文革，封住了新青年了解真实文革的路。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拼命作恶，并别有用心把罪恶的根源转移到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这样，当老民众愤怒时，老民众无法回到文革；当新青年愤怒时，新青年把仇恨指向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由此，官、商、学铁三角通过在权力、经济、话语三方面控制的分工合作，极右精英们不但可以尽情作恶，而且可以把作恶的责任转移得一干二净，甚至还赢得了新青年的羡慕，并通过对新青年精神世界的控制，使新青年对抗着被认为落后于时代了的老民众，从而消解了经历过文革的老民众的反叛力量。于是，无论是老民众还是新青年，尽管在现有体制中找不到出路，却又无法回到文革的民主体制，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寻找出路，而这个向西方寻找的出路，在现有体制下，又只能是极右精英集团导演的畸形的全盘西化，也即殖民主义式的和平演变。　　

今天，和平演变已到了深入肌肤的程度。看看今天的青少年，看看现在青少年的追求和个性，看看美国大片、肯德基、圣诞节、英语等级考试、裸照、二奶、股票、赌场、洗浴中心、摇头丸、黑社会，你就彻底明白，这已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控制，更是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乃至于生理感觉的控制了。极右精英培养出的无数追求感性生活的白卫兵、黄卫兵、黑卫兵，成功代替了追求理性和理想的红卫兵。哪怕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哪怕是社会核心价值崩溃，哪怕是社会再腐败再黑暗，哪怕是世界洪水滔天，白卫兵、黄卫兵、黑卫兵们也要把感性革命进行到底。如此细腻的肌肤工作，只会经风雨见世面的老红卫兵们哪里是对手。　　

极右精英们是惯于逼良为娼手法的。他们先为老民众和新青年制造社会艰难处境，再把老民众和新青年不由自主地往和平演变的方向推，一切都不露声色。你怎么能不感叹极右精英的聪明呢？高！实在是高！难怪当年毛泽东当着世界右派总头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面，说他喜欢右派。　　

我也的确佩服极右精英。文革是要把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作和平演变，改革则是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作和平演变。两相较量，第一回合残暴而狡猾的极右势力取胜了。真左派老实，老是上当吃亏，面对极右精英的极顶聪明，大概会回忆起当年国军挨打时的名言：“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在共军中混过而又非真共军、学足了老共军的狡猾而又学足了老国军的残暴的极右势力集团，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比较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大布局，极右精英的和平演变格局更加精细。当然，极右精英的这个和平演变格局未必就是在“黑猫白猫抓老鼠”的理论指导下自觉设计的，也有可能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的状况下自然而然弄成的。因为尽管我承认极右精英的聪明，有一点却保持怀疑：极右精英的聪明如果总是用来害人，而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聪明能永远保持下去吗？他们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吗？《红楼梦》中有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长期以来，极右精英集团一直隐藏着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忍辱负重地做着和平演变的工作。今天，在自认为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们终于得意露形。据说，他们打算把共产党改名。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倒霉了。因为尽管极右精英们的和平演变格局十分精巧，却无法逃出毛泽东文革战略布局的天罗地网。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布局，不仅涵盖了毛泽东生前，也涵盖了毛泽东的身后，极右精英们的一切表演，只能是在毛泽东铺天盖地的文革罗网中的表演。极右精英们费尽心机，但是他们的大聪明却永远打不过毛泽东的大智慧，况且毛泽东的背后有万万人的民心呢！　　

因此，从政治哲学辩证法的层面看，文革表面上输了，实际上赢了；改革表面上赢了，实际上输了。谁笑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三　　

我们要来小结一下：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　　

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我一直很奇怪：极右精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他们的大愚蠢中表现出大聪明，而他们的大聪明中又表现出大愚蠢；他们一方面显得大智若愚，一方面又显得大愚若智。　　

他们就在这种又聪明又愚蠢的状态中搞着改革开放大业。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精英们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归结为两个词：乱搞，搞乱。乱搞是手段，搞乱是目的。精英们乱搞，以达到搞乱的目的。今天，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中国乱了。同时，烽烟起了。如果烽烟起了，精英们的好日子还能长吗？如果卑贱者不再愚蠢了，高贵者还能聪明吗？英国诗人雪莱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遥远吗？”高贵者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关于他们的春天的故事；在即将熬过长冬之时，卑贱者也该讲讲自己的春天的故事了。　　

高贵者的聪明在于：他们懂得给自己一个春天；高贵者的愚蠢在于：他们不懂得在给自己一个春天的同时，也要给别人一个春天。　　

首先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彻底否定”了，“肃清‘三种人’”了，文革时期的一切推倒重来了——这难道还不算失败吗？

为什么失败？

因为这是一场超越了时代的革命。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头号召了，报纸上宣传了，就跟着干了。

——更关键的是谁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法判断：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官员个个都是清官，没一个够资格算坏蛋。所有的官员都一样地说拥护毛泽东。要从这里边挑出坏人来，靠X光都分不清。这就好象两军交战，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口号，一样的目标——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当兵的说不清，当官的也说不清，结果净是自相残杀，净是好人打好人，打来打去打得好人都学坏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于是集体抵制了。遭到群众普遍抵制的革命当然进行不下去，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当时看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腾了，安安静静过日子了，不是挺好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人们忽然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不再是那么荒唐无稽、那么不可理喻了。相反，当初死活弄不清的东西现在竟然渐渐清晰开朗起来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鸣、大放、打字报、大辩论，过去觉得是无法无天，现在呢？只问一句：会不会上网？天天上网不上网？

——如果不会上网不上网，那什么都不必谈了：落后于时代、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古董，。厉以宁说“要顶住互联网”，这相当于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闹着砸机器，属于对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现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马俑、木乃伊一般的“学者”，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

——如果会上网、天天上网呢？那就恭喜了：您口头上也许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动上却在天天积极参加着当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时没有互联网，只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联网呢？干的恰恰是同样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上网，就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揭露阴暗面，不折不扣实现了“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区别吗？本质上毫无区别。要说区别就是现在的“网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转播迅速得多，广泛得多。也就是说，唯一的区别是用现代技术——网络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说网络就是现代化的“四大”，上网就是参加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

又比如，如果现在要弄清楚谁是“走资派”，谁是“反动学术权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犹豫。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恨谁？贪官污吏，以及专门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无良学者”——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窃取了“硬权力”和窃取了“软权力”干坏事的。

当年“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他们的本质和危害，毛泽东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看透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则错了吗？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太超前了，远远领先于时代，远远超越了当时人们的领受能力。俗话说，领先时代一代会被当成天才，领先时代三代则会被当成疯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当然更不知道该如何干，干起来岂有不乱之理？超越时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只能失败。

别看我现在是铁杆“毛派”，但当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悟过来，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论信念刻在历史上，让后人慢慢领悟觉醒。为此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牺牲自己，教育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颇有点类似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一边欢呼的愚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年的耶苏被钉死了，其信仰却复活了，曾经欢呼处死他的人的后代不少人后来却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更讽刺的是，同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又复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越来越明显。当时因技术条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现在不在话下了。当时人们不理解的，现在都不难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虽然现在被妖魔化了，让不少人一听就要跳，但其实质内容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的强迫征地、强迫拆迁、下岗、买断工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极端分化等等比现在严重得多，嚣张得多，引起的社会关注却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没有今天这么大。为什么？当时互联网在中国不普及，没有“网上文革”，把握着“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严密封锁了消息，颠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盖了，任凭他们“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网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话语垄断和信息垄断被打破了。他们想为所欲为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能象以前那样呼风唤雨，招摇撞骗了。没有互联网，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神气活现，傲慢嚣张。现在呢？“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这些词汇不是已经臭不可闻了吗？“重庆钉子户”僵持了几年，网上一登，半个月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谁的功劳？互联网——“网上文化大革命”。没有互联网，指望平面媒体发善心，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对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现实，现在人们还离得开这种“网上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中央政府决心决不允许“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局面发生，就只能面临一种选择：如何根本扭转。结论只有一个：要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涉下把地方各级机构推倒重来，来个自下而上的彻底解决；要么等死。也就是“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就象当年的毛泽东：在“重上井岗山”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做一选择。

不知好歹，少见多怪

黎阳

2008．6．23．

对“中日合作开发东海共识”说三道四、愤愤不平的，全都是“不知好歹”、“少见多怪”、“不长眼”的“劣等群体”、“爱国贼”。

——“中国吃亏了”

少见多怪。“国际接轨”三十年，中国有哪次是不吃亏的？建国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能白送，世界级金矿能白送，远远超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全部战败赔款总和的几万亿金融资产能白送，东海这点主权为什么不能白送？——“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中国早亏惯了，现在再亏一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亏了没关系，“精英”不亏就行——过去三十年不是只认“精英”吗？不是只认学历、关系加马屁吗？什么时候当真认过“维护国家利益”？既然提倡“先富起来”，既然鼓吹“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就认可了“谋私发财可以不择手段”。既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以权谋私”、“卖国求荣”就完全符合“时代潮流”、“改革大方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提倡损人利己，得到损人利己。如今“基金会学者”霸天下，“美国鹦鹉”满天飞，“证监会”成了“内奸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潮流，连亲娘老子都不管的“范跑跑”被“自由人士”热捧为“思想烈士”，比舍己为人的烈士吃香得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局如此，独木难支。指望在如此“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大环境中颖脱而出的“精英”为国谋利本身就是犯傻。让这样的“精英”执掌国器无异于“狐狸看鸡圈”，焉有不亏之理？

——“中国的主权为什么要拱手相让给日本”？

不知好歹。这叫“双赢”——日本人得不到实惠，能保证派高官参加北京奥运会吗？没有日本首相参加，北京奥运会能成功吗？北京奥运会不成功，能证明老子的“政绩”和“英明伟大”吗？——北京奥运会成功了，全世界国家首脑都来北京参加奥运会了，就能证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莺歌燕舞”、“万邦来朝”、“四海一家”、“和谐社会”了，就能证明中国从此不再有任何外敌、不必再防备外敌入侵、可以高枕无忧、放手裁军、“军转民”、砍军费、私有化国防工业、甚至让军队经商了；就可以证明中国靠革命做不到“融入世界”，靠“改革开放”做到了，于是就有理由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彻底否定毛泽东、一笔勾销１９２１年之后的一切、只承认“改革元年”以后的一切了；就可以顺理成章从此改写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改名”，永远否定“革命”一词，只允许“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普世价值”万岁万岁万万岁——让日本赢得中国的国家主权便能给老子这帮“精英”带来这许多好处，这还不合算？这还不算“双赢”？就冲这大局，别说签个区区东海协议，就是再签他十个二十个“二十一条”都仍然算得上“双赢”——所谓“双赢”，赢家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精英”，承担代价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百姓——为了我的“和谐和谐再和谐”，就必须让他们“紧掏紧掏更紧掏”：“以人为本”是手段，“将本求利”才是目的。

——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为什么不能留待以后？

不知好歹。奥运会迫在眉睫，不“只争朝夕”行吗？不利用奥运会制造“政绩”，怎么能趁热打铁，利用“改革元年”三十大庆的机会“彻底解放思想”、“共产党改名”、“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年太后老佛爷的六十大寿压倒一切，如今“改革元年”三十大庆压倒一切，不迫不及待行吗？

——为什么不替子孙后代着想？

少见多怪。“精英”们的后代早安排好了，亿万家财几辈子都花不完，随时随地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谁说没替他们着想？至于别人的后代算老几？他们爹妈这一代的死活都管不着，还管得着后代？“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要发横财，最容易下手开刀的就是下一代，三十年来不一直如此吗？“教育产业化”难道不是吗？学校建设充斥的“豆腐渣工程”难道不是吗？乌鲁木齐火灾时命令“让领导先走”的人不是非但没有判刑、反而官运亨通吗？环境污染遍全国，广州50岁以上的人的肺都是黑的，如此环境难道不是以牺牲下一代为代价的“先进生产力”的产物吗？而黄、毒、赌、暴力等等精神污染无孔不入全面大泛滥难道是在为子孙后代着想吗？“不替子孙后代着想”早就司空见惯三十年，现在加上个东海资源又算得了什么？

——“这是卖国”。

不知好歹。这叫“全世界资本家，勾搭起来！”——中国“精英”在国际上没有敌人，只有朋友；在国内没有朋友，只有敌人——中国老百姓。“精英”眼中只有“愚民”、“贱民”、“刁民”、“暴民”，绝无“人民”。所谓“精英”就是能欺压百姓的当代贵族。谁反对“精英”压迫百姓谁就是“精英”的敌人，谁支持“精英”压迫百姓谁就是“精英”的朋友。外国资本家是可以收买的——只要同他们分享中国老百姓的血汗，让他们捞足中国的好处，他们就不会反对“精英”欺压百姓，就成了“精英”的朋友。而中国的老百姓无法收买：一切本来就是从人家身上刮来的。人岂能被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收买？

既然中国老百姓不会心甘情愿永远受“精英”压迫，那么“精英”的敌人就只有百姓：不杀穷人不富，不卖国家不发，不奴役百姓当不成“精英”。要当“精英”，就必须镇压国内老百姓的反抗，就必须除掉毛泽东。

“精英”跟谁都能“和谐”，惟独跟中国老百姓不能“和谐”；跟谁都“好说好商量”，唯独跟中国老百姓“榨你没商量”；谁都能容得，唯独毛泽东的旗帜容不得——要压迫老百姓，就不能不从老百姓心目中抹掉毛泽东：毛泽太厉害了，几十年前的论述简直就是为今天的“精英”定身打造的：

*****“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

只要毛泽东精神不死，“精英”就休想永远愚弄老百姓，就休想指望老百姓不会起来反抗，就不得不“迎外以安内”，就不得不到国外寻求支持，就不得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不得不靠卖国实现“全世界资本家，勾搭起来！”——纵不想卖国，岂可得乎？连这么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就盲目对“精英”的“中日合作开发东海共识”得意之笔说三道四、愤愤不平，难道不是“不知好歹”、“少见多怪”、“不长眼”的“劣等群体”、“爱国贼”？

一切都还在毛泽东文革战略的布局中。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致江青的一封信，已经把文革的大体进程说得十分明白：第一步，毛泽东意识到文革事业的艰巨，在1966年文革演习开始时已经准备好跌得粉身碎骨；第二步，资产阶级右派会在毛泽东身后上台，否定文革，实行反民主的法西斯统治；第三步，人民不堪忍受反动统治集团的压迫，起而反抗，推翻反动统治，最终实现文革的目标。1966－1978年的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文革战略的第一步；1978－2008年的历史，业已证明毛泽东文革战略的第二步；当前的历史阶段，正处在毛泽东文革战略布局第二步和第三步的过渡阶段。读懂毛泽东这封信的秘密的人，明了毛泽东文革战略布局的人，怎么会轻率地认定文革失败了呢！

一首词是毛泽东1974年写的：　　

诉衷情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不要以为这首词是文革失败论的佐证，它仅仅是毛泽东对文革事业接班人的追问：“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天下红遍”一语足以表达毛泽东对红色文革事业的沉静的自豪和坚韧的信仰，他所牵心的仅仅是自己身后文革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高度成熟的组织性极强的当权派面前，不曾经风雨见世面的红卫兵小将会是他们的对手吗？可以对目前了无斗争章法的左派表示一下失望吗？但就算左派暂时不能为毛泽东争气，一切都还在他的文革战略布局的大手笔中。他可以让右派更加疯狂，他可以等待左派的成熟。从1925年在长沙的湘江边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74年在北京的中南海沉思“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数十年的时空跨越，毛泽东的忧国忧民之心、救国救民之路一如既往，毫无动摇。他走的路子是迥异于精英路线的群众路线，他和他的战友在融入普通民众的同时唤起了最广大的民众，他做的是唤醒民心民智民德的文化教育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一生的所有革命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革命：作为人民哲学家，他不承认世界的主人是少数权贵、超人，而是每一个大地众生；作为人民政治家，他不把救国救民的宏愿托付于少数精英、壮士，而是寄希望于每一个民众的自醒自救；作为伟大而极富耐心的文化教员，他漫长的一生都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指导群众，让广大民众能自信地自觉地站起来，去主大地之沉浮，去坚守红色江山。还有谁比毛泽东更加慈悲的呢？在他逝去之前，他深深地担忧他身后民众的命运，他全心准备了自己去后普通民众自救的方法，他以文革演习的形式为他深爱但尚未觉醒的人民上好最后一课。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革命的最终归宿，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点睛之笔，是毛泽东壮丽人生的完美结点，是毛泽东留给广大民众的最可宝贵的取之不尽的资源，是毛泽东启示给人类未来文明的长远之爱和正确之路。惟如此，才能理解成就无数伟业的毛泽东，为何会把文革的继续革命事业看作是他一生继人民解放事业之后的第二件大事。人民的觉醒、人民的幸福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目标所在。没有对人民真挚的爱，毛泽东不会在晚年发动得罪权贵的文革；没有对人类正确价值取向的清晰认知，毛泽东不会给官僚权贵和右翼文人以当头棒喝；没有对文革事业终会成功的信念，毛泽东不会为后来人安排1966－1976年的文革预演。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历史的风雨洗尽了文革外层的杂质，露出蕴涵于其中的美好价值，文革正在发出灿烂光华。人民能够理解并跟上毛泽东的大爱和战略大思维了。适当的时候，左翼人士应该正式打出“第二次文革”的旗帜，响亮地喊出“新文革、新文明、新民主、新生活”的口号。这不仅意味着对毛泽东文革大业的响应和继承，同时也意味着争取当前中国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领导权，痛击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或暴力演变的反动力量。文革的进程，已印证毛泽东“道路是曲折的”之预言，正在印证毛泽东“前途是光明的”之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