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火车站
确切地说，我住在离这车站十米远的平房里。从那家小杂货店的执照上看，这地界属于暂安处，也就是旧时停放死尸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乱葬岗。到了公元一九九五年，这二十几户人家仍没有门牌号，周围环绕着垃圾堆和臭水沟。到了晚上如果不跳闸的话，所有灯光都是黄惨惨的；无月的夜晚，坑洼的小道让人跌跌撞撞；满月时，开阔地的大风呜呜吹来，挂着破布的死槐活象个巫婆。东边隔着一片半荒的菜地，是大学的西墙；铁道北上通向五道口和清河；南下可达四道口与西直门；西望，中关村的高楼在货场后探头探脑——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儿联结着那么多我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联结着我的过去和未来。
那是我最早在京租房的地方，在记忆里已模糊了。去年夏天在一个女歌星的video上又看见了它。火车站是老式的平房，倚着三两株老树，周围又没有特现代的建筑，挺适合拍民国时的戏。在镜头里，落叶飘零，天空灰暗，伪军在站台上驱赶着逃难的平民；穿长衫旗袍的男女主人公被人流隔挡，依依惜别。看着这些旧画面，我先是喷饭，然后忽然坠入了真的伤感。
在那段铁轨上，我将无数枚硬币压成了饼。两个硬币叠起来，压出来的常是象个“8”字的不规则形状，要是心形的，就象征着它俩至死不渝的爱情。火车过后找到那银光灿灿的小饼时，它还是烫乎乎的，但很快就会凉下来， 冶涞没薨怠Ｒ 浅邓倏欤 钩龅闹柿炕岜冉虾茫 岜环删沓龊茉叮 业屯房嗾沂保 岜坏弊骷衿评玫模 蚴嵌 饲 欢 诔嫡靖浇 邓俾 牡囟危 蚧嵩獾桨獾拦さ暮浅狻?/font>
夜晚，当你坐在站台喝啤酒，倒是没人来干涉——夏夜里，有些人就睡在那儿，其中甚至包括夫妇。知春路上楼顶的霓虹与杰克逊迪厅的大火炬在天际交相辉映，整个城市上空弥漫着稀薄的橙色雾气，在夜幕中溶解，看似一大块烧红的金属的那种幽幽光芒；钢轨延伸向远方，在那儿它们被信号灯镀上透明的红光，这些光在轨道上流动着，在黑暗中幻入金属那冷冷的蓝色；在近处货场大灯的照射下，又耀出亮银的色泽。在这儿，我见识了至纯的光亮与黑暗，但不知道什么是阴影——也许它们的不同在于，前两者能装进燕京啤酒瓶，而后者就不行。火车也能装进酒瓶，只要在它呼啸而来时将瓶贴住眼睛，即会看见它象条鳗鱼似的在酒中转了一圈，然后就游走了。一般说来，玩装火车的游戏和杂货店的关门一样，提醒着自己该回去睡了。
那时的另一些夜晚，我在校电台做节目感动我自己。当我把一个六十分钟的概念专辑做完，一般是凌晨两点。这时学校的南北门都关了，我只能从东南门出去，绕行学四路口或知春路回去——这两条对称的路线绘出了一个心形，起点和终点是它的两个尖端。街上远近的红绿灯都闪着黄光，夜行货车洒下一路煤渣。一对男女在车站灯箱间那狭窄的坐椅上性交。一伙少年在公厕里吸毒。两帮青年在铁道边斗殴，我象地狱天使般飞过去，躲避着赠与的砖块。煤渣在清晨便被扫净了，而血迹则长久不褪。
有时，我夜归时会带上刚到的新货——那阵我在图书城修理打口带。在那儿，我见过全城半数的打口青年，见过一天两千块钱的打口流水，并使那儿的音响成为整条街上最噪的。在假日午后，我会对门外蜂拥而过的人流播放The Doors的"people are strange",想象他们是《The Wall》中走向绞肉机的那队丑陋脸孔；傍晚，当那位总叫嚷着跑来跑去的存车大娘也消失在冷清的街口时，我会点支烟，坐在门口的音箱边听震耳欲聋的《In Utero》，数霓虹和灯箱：外文书店……向阳文体用品商店……世同书店……Red Taps……工商银行……麦当劳……。接着，更大的兴趣来了：午夜潜入京城的外地货车在居民区熄火，我们卸下了一万盘打口带，然后是让人心动过速的翻检——整件整件的R.E.M.和Stone Temple Pilots固然令人气恼，但随后就会蹦出《Closer》或是全套The Cure之类的尖儿货……
到了九六年，我的生活有了些变化。终结、变迁或新生，多少与我的这些爱好有关。其间有必然关系吗？这问题我一直没想清，就和我没想清自己做节目和“校园DJ”这头衔的关系，卖打口和文化传播的关系一样。但要毕业了，也就和那头衔再无瓜葛；后来当上记者，又与文化传播暧昧起来。
搬出宿舍后，我便很少回校了。记得那年夏天我倒数第二次回校，是坐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八轨调音台前，负责“十大金曲评选揭晓晚会”的音响部分。顺便说一句，该评选到那年好像是第五届，也是最后一届，几百份选票我一直留着——我在候选名单中加进了Sonic Youth，并使Smashing Pumpkins上了“十大”名单——有校园民谣和《音乐天堂》式英文流行歌的折衷，我的假公济私无伤大雅。话说我坐在调音台前，把“1979”推上去时，管机器的老先生正和一个老太太在我身后打情骂俏。那儿没有监听耳机和音箱，只能从墙上那狗洞大小的窗口漏进来的嘈杂中判断大厅的情况，或者由一个哥们儿从大厅飞奔着穿过三道门进来告诉我司仪刚宣布了下首歌是什么，或是司仪觉得低频不足。
最后一次回校做的懵懂事儿是学位论文答辩——在那次学生时代的告别演说中，我坚决回击了众教授的找碴儿。次日，我的论文《轻型飞机翼梢减阻实验研究》被他们推举去参加优秀论文评选，而我则径直去报社上班了。我的档案被发往某三线军工科研单位——后来在《Rolling Stone》杂志的译名“The Third Front”才知道“三线”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父母的大半辈子和我的头十八个动人春秋，都是在那山区的战壕中手握大刀长枪抗击着帝国主义——这种战斗给我的体验远不如小时候看的电影那么带劲儿，所以我就不爱回去，而且把户口转移证和团组织介绍信都扔到了角落。在我想象中，北京大约是属于“The First Front”，有着最激烈的战斗，包括爱情。
在媒体上搞摇滚就是一种游击战。在文字主题的战术上要切记：席琳迪翁永远所向披靡，写欧美的带上意识形态气息的就要注意删节，国内摇滚带有法老的诅咒，而写崔健无异于服毒自尽。在战略上也千万不要轻视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带着肉啃肉气质的稿件便停止签发，要是大人物发了怒，就要赶快改版为高雅音乐；要是大人物不在了，市场又有利可图，摇滚又会涂脂抹粉地出来接客——当然，以上种种并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当革命转入低谷时，我还会被派到“假展愠 卑嫒ブ鞒帧鞍倮置拧薄ⅰ昂萌ゴΑ焙汀按笞斐运姆健钡壤改俊Ｃ康蔽以诿朗吵堑鞑椴思郾坏背缮桃导涞 保 突岚吻顾频牧脸黾钦咧ぃ 系睾鹊溃骸拔沂羌钦撸∪媚忝抢习宄隼矗 保辉诩依锘杌频牡葡拢 蛞 胂笞约涸诒 偕嫌赂业桥剩 诹锉 ∩戏伤倥绦 谒 掠愣 愠┯巍 墒俏伊 斡径疾换崃ǎ荒┝嘶挂 杂琶赖摹⒅锌系摹⒓行鸺幸榈摹⒏贝 莘治龅奈淖直泶锍隼矗 阅嵌稳兆游页Ｐ吹猛卵 ４死辔恼录 ㄊ保 抑苯邮鹕献约旱拇竺 坏 歉嫠叽蠡锒 业拇 常 蚕蛩 潜砻魑业奶 取?/font>
当革命陷入经济危机，他们连我的六百块钱工资都发不出时，记者招待会真是个好去处：骑着破车到香格里拉或假日皇冠，总是找不着车棚；走过高尚的红地毯，与首都新闻工作者济济一堂，领取通稿和红包；如果下月房租已有着落，我就会揣着两百块钱飞奔往那些内向的唱片店，再买半车蜂窝煤。至于那种有吃有玩的“业内”会议，我只去过一次，被饭桌上那伙名人大便般的言行倒了胃口，连夜从那个放荡的大酒店逃回城里。后来，当改版已成定局时，我便不再去上班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表明我的态度。
当记者的好处是不用坐班。但我还是每天早起，经过火车站大厅的后窗走向那唯一的公厕。看着那些身背行囊排队买票的人们，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站在厕所污水中的砖块上捏着鼻子排队时，又回到了现实。然后，抱把木吉它罩在小屋天窗投下的蓝色晨光中聆听大树海潮般的歌唱；窗外偶尔有卖糖葫芦或是收破烂的吆喝穿越寂静，诉说生活的闲适；而不时有高速货车轰轰驰向远方，把床震得象筛子，告知我生活中更多的事实。
我的男房东是个朴实的人，每晚骑着他的摩托回来吃完饭，蹲在门边又一次向众房客讲解完他那“京A”牌照的好处后，便与妻子和街坊搓麻到深夜。女房东计划着给考高中的独生女买辆“木兰”，我想那车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他们不干涉我的大音量，一是因为我在屋里墙上挂满了棉被和床单；二是因为每晚电压低得连音箱都不工作。这儿的固定居民都是本地人，如果不谈房租的话，都挺和善。要是有人骂街，那一定是巷口的傻子媳妇在墙外发现了排泄物；在她咆哮的同时，她那破棉袄上拴根草绳的丈夫总在门口的垃圾堆里翻找，脸上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这儿租房的人包括外地小商人、民工、补鞋匠、卖肉串的和有了女友的自费大学生。顺便说一句，在那时，打口带是我的妻子，燕京啤酒是我的情妇。曾有一对搞音乐的江苏青年住在我隔壁。他们白天在迷笛学校上课，晚上在酒吧当招待。他们对我说，他们没学到什么，而且对北京这方面的情况也挺失望，然后就带着我给他们搞的百十盘打口带回家了。与此同时，房东们在檐下和墙外搭起了一排排猪圈般简陋的违章建筑，租价也节节攀升——感觉好象是正有一火车一火车的外地人在涌进这个城市。主人们期盼着拆迁，并利用这最后几年，从自己掌握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的钱。 我们的命运，如果不是选择在帝王的版图上被遗忘或被抹掉，那就是默默地被垃圾和臭水淹没。所以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叫“暂安处”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