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i.baidu.com http://img.baidu.com/img/logo-hi.gif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 zh-cn www.baidu.com 5 文化江山一女史——与李冬君博士一席谈

《學習博覽》  李冬君

李冬君，女，三十年如一日读史、写史，人称女史。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历史》出版了，女史很高兴，她说：在文化的江山里，其实我更喜欢一花一草，那是有生命的具体的东西。天地那样的家伙，太大了，我无法把握，还是让男人去经纬它们吧。
女史已知天命，芬芳依然，才貌兼具，著述颇丰。
主要著作：《孽海自由花——赛金花“出走”以后》，《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中国私学百年祭》，《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等。
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明治精神结构》，《叶隐闻书》。
夫君刘刚，南开同窗，视自由为命，以野人自居，频履商海江湖而不废学术，二人秉性投合，同趣治学，联手为文多篇，《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历史》，即为二人合著，好友称羡，史学佳侣。
冬君和刘刚，一个行走在学院派的边缘，一个则处江湖之远，他们安身立命之所，皆方圆自足，冬君自称为“文化个体户”，那是他们的精神高地，二人立学著书，亦别有情怀。
有朋友称冬君：
史而有识，少见；史而有情，鲜见；史而有境，罕见（评论家周泽雄语）。
非常惊叹她有如此老辣独特、博大精深的文笔，也惊叹她隐蔽功夫的非凡。昔日见面，她总是一副谦虚温和的青年学生模样（旅美幽默散文家刘齐语）。
我特别喜欢冬君用诗意的语言谈一段往事，一个远去的身影（著名网络女侠王一苇语）。

一、大学里的个体户

学习博览：我看你的简历，吉林、海南、江西、天津，天南海北都工作过，而且都是在学校。我们知道大学里流动并不容易。
李冬君：因为刘刚要自己创业，商海漂泊，他到哪儿，我还有我们这个家就跟着到哪儿呀。那个时候，能调动就调动，不能调动就考学。我考硕士、考博士，都是为了跟着他走。可博士出来以后还要跟着他走，最后一站到北京做博士后。他笑我说，你干脆接着进老年人大学吧。

学习博览：一直在学校，怎么保持跟体制的距离？
李冬君：我和刘刚都有一个警觉，无论在哪里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就像他做公司就不会陷得太深一样，在大学里，我也尽量做减法，不去争房子要职称，更不去申请什么国家课题之类的。做学问是为己之学，明明是做自己的学问，你去跟国家要什么课题费？所以我做自己的学问，写作自己的书，上自己的课，很平静，也很平淡，读者喜欢读我的书，学生喜欢上我的课，自得其中三昧之乐。

学习博览：那你还是很顺利的评上副教授了。
李冬君：副教授是在南昌大学中文系评上的，那是十四、五年前的事儿。刘刚从天涯海角的海南回归大陆南昌，我从海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调到南昌大学。先在哲学系任教，后又到中文系教书。当时我讲授中国古典诗词欣赏，连外文系、理工科学生，甚至南航的学生都过来听课。院长对我特别倚重。正好学校有几个副教授的指标，他想帮我争取一个。我真是不想要，因为从我做人准则和学校规定两方面来说，要了那个指标我就不能走了。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话，院长派人来通知我，叫我当天晚上一定去参加述职大会，毕竟指标有限，申请人多。我只好请来人帮忙跟院长撒个谎，说我不在家。院长一听就急了，晚上亲自上阵帮我述职，效果之好，可想而知。
所以那个副教授是院长给我弄来的，就这样评上了副教授。我一直很感谢院长对我的好，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家庭团聚，我还是走了。
现在大学里评职称已经变味了、异化了，那种形式和程序在我看来，是让被评者丧失尊严感。申请教授职称，就像跟人要什么东西似的：请你给我吧，求你给我吧，你看我已经符合你的标准了还不给我呀。就这样，还那么多人争抢一个指标。
学问、尊严、学术造诣，能有限额吗？能说你们这群教书匠只有一个有教授的学问、尊严以及学术造诣，其他人都不配；或者说，也许在某一教书群体里没有能升格为教授的，也得给我评出两三个来。
至于掌管走程序的大学人事处，他们每年发出的评聘教授通知，更是让人有一种被当贼看的感觉。“通知”里，常常有每位参评人须带上自己作品原件，若有造假该当何罪等措辞或语气。事先完全把你当成一个抄袭造假的人看待，我认为是一种人格侮辱，也就知耻而退了。

二、解放男性，柔能生刚

学习博览：刘刚老师治财有道，好像是家庭里的强势；不过您的著述出版的更多些。
李冬君：不仅生活上，学术上他也会常常与我共同探讨，帮我出些思路。

学习博览：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你一直很崇拜他吧？
李冬君（很干脆）：那是！

学习博览：我看你有篇文章“大话男人”是针对妇女解放而写的，你觉得更应该是男人解放？
李冬君：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实际上，在我们以“孝”治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里，女性不是弱势群体。历史上很多名人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比如说孟子、刘邦等。周文王的母亲和妻子非常贤惠孝顺，国家才兴旺。也有不贤惠的，那就是红颜祸水，如褒姒、妲己等。历史上实际上掌权的女人和女皇帝也不少。
我们一边喊着男女平等，一边又要男性在家庭里做模范丈夫、好爸爸，在社会上还要是所谓的“成功男士”；一边喊着女性要有工作的权利、社会的责任，一边要男性作家庭的靠山。整个社会分工给男性施加太多的压力。
所以我在文章里说：“有人说中国的妇女历来就受压迫，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的男人又何尝不受压迫？又有人说妇女受压迫的份量要重一些，她们毕竟还要受父权和夫权的统治。这也是对的，可是男人又何尝不受母权和妻权的制约？”
但在同一篇文章里，我也强调了作为男士在这种文化认同中的反省。

学习博览：你认可这种模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把各自的本分做好就可以了？
李冬君：对男性不要要求太多，他能够完成自己，能够承担一个社会男性的角色就可以了，就像女性要承担好做母亲、女儿、妻子的责任一样。
不要谈什么女性解放、男性解放，最主要就是人的解放，人先做好了，然后女人应该做什么，男人应该做什么，各自做好就行了。
作为一名女性，母亲和妻子的角色确实有所局限。要生孩子，要承担一些家务，但你把它做好就行了。还有余力再做些社会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我就是这样做的。

学习博览：现在中国有大丈夫气概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我感觉你很女人，刘刚老师很男人。
李冬君：他太刚烈了，我们儿子也特别刚烈。我希望他们做这样的男人，所以应该给他们这种空间。
老子说的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叫“柔弱胜刚强”，这要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不能用我的柔弱去磨他，女人事情多，唠叨多，眼泪多，一天到晚地，把他的精力都消耗在这多多的琐碎里，弄得男人不像个男人；第二，女性的柔弱，内涵一种美，那就是忍让、忍耐，你默默地去做，很多东西不用说，人都有眼睛，都有头脑，他看到你的付出，也会做好他的事情。柔弱胜刚强，也能生刚强。

三、下海，你跳我也跳

学习博览：其实我们看到，你把家里打理得很好，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写了那么多书。
李冬君：我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写作，之前都是在管家。不管到哪个大学，我都只能教书，没有精力去写作。
我要带孩子，还要照顾他，因为我觉得他很辛苦，要负责公司的运作，回来还要写作。那我就把家里的事情都承担起来，有难处从不跟他讲，只要我自己能解决的。他决定下海时，对我说，必须先解决生存问题。我觉得好笑，我说你这么呆的人还下海啊？
其实刘刚很书呆子气的。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同事、朋友来玩，他头都不抬，也不打招呼，只是埋头看书。我问他，为什么我的朋友来家里你不打招呼？他很奇怪的反问我，他们不是来找你的？但当他发现生活需要他，必须站出来时，他便毅然决定，要自己解决饭碗问题。不过，他的独立个性和内在的精神追求，也不适合在政府机关里。
男人的自尊是一个底线，只要他有自尊就一定能做成事。这点对他要有自信。即使做不成也没有关系，人做好自己不就完成了自己嘛？

学习博览：刚下海创业的时候，确实经历了不少难处吧？
李冬君：他决定下海的时候，我还在天津市委党校，决定跟他走，把家里的东西能送人的都送人了。我们就拿着两个皮箱出发，坐火车南驰、乘轮船渡海。换车倒船，两个皮箱一对接，刚好是一个小床，儿子睡在上面，我们两个就背靠背坐着。在海口，他开始独立创业。
而我就应聘到海南师范学院政教系做授课教师，一个月800块钱，我感觉很好，因为之前我只拿103块钱。按道理校方不提供住房，我们就自己租房。也许他们觉得我上课还不错，就给了我一个十平米的房子。这房子没有天棚，是斜屋顶。上面蝙蝠飞，毛毛虫爬。睡着的时候，常常会觉有壁虎或软体虫从脸上或手上爬过，那地方生态太好了。尽管惊心动魄，毕竟靠自己创业，所以满足。

四、没见过这样的家长——关于子女教育

学习博览：你们那时候承担了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两个大人受罪没有关系，但是带着孩子会不会觉得比较不忍心啊？
李冬君：没有，我认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应该和什么样的家庭共命运。小孩吃苦没有问题，让他跟我们共命运，这才是对他负责任。不过，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我都尽我所能，为儿子提供因地制宜的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我做菜非常好吃，儿子很高兴。
我们的儿子应该是很幸福的了，因为他很自由。我们没有要求他接受体制内那种强制性的填鸭式教育。他没有受过多少学习压迫。学前班起，作业要求一个字必须写十遍，他说我已经会了为什么还要写十遍？我便告诉他，会了可以不写。他问我为什么要背课文，这个课文我不喜欢背。我说那就不背。老师有时候不满意来找我，我说我觉得儿子这样挺好，老师很无奈，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家长。
他高中毕业，说不考国内大学，我说不考就不考，反正国内的大学已经是酱缸，是衙门。他爸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想找工作，我说可以。过两天他说上网查了，工作一般最低都要大专学历。那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想学外语考国外大学。你想学什么语？德语。我说好，你自己去中关村学吧。400块钱租一个床位，学了一年德语，就考到国外的大学去了。

学习博览：考的什么大学？
李冬君：维也纳新城科技大学，公立的。专业是产品与项目管理。
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是自由式的、开放式的，独立性很强，也没什么虚荣心。对于知识性的学习，我们不要求他考试第一，只要他弄懂了、能独立思考就行。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还可以。

学习博览：他心理很强大。有的人会受不了，觉得是被孤立了。
李冬君：他们班有农村来的孩子比较穷，老师说要捐款帮助他，全班每人捐两块钱，他就不捐。班长拿着捐款篮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知道什么意思，依旧视若无睹。老师找我说，你们家缺两块钱吗？我了解了情况之后，问儿子，你为什么不捐两块钱？他说，妈妈你想每个人都有自尊的，如果我是他，大家都给我这样捐款你知道我会怎么想，我想有个老鼠洞钻进去。我觉得他不需要这样的同情，他需要的是自己强大起来。
后来他学英语遇到困难，我就请了南开大学英语系的一个学生，假期里辅导他。看见那学生每次来穿着破袜子，我就跟儿子说，我们买一打袜子，你来送给老师好不好。他说妈妈你千万不要这样子，他不需要你一打袜子的同情，袜子破就破，这就是他的生活状态，而且我很为他自豪，他并没有因为穿着破袜子而感到难堪。
有时觉得儿子在给我上课，我想我会写一本我跟孩子一起成长的书。
当然儿子小时候很淘气，常犯错误，出错正常，尤其是小孩子。有一次他历史考了27分，他爸妈都是学历史出身的，他怕丢人，就把2改成8，回来给我看。这回他爸爸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留情。考了27分没关系，但是不能改成8，这就是做人的问题了。
我在大学分到房子，刚好是他考上高中的时候，立即就让他一个人单独住过去，一个人解决在学校遇到的任何问题。这正和许多家长的做法相反，高中意味着考大学的关键时刻，许多家长在此时都是严阵以待，陪伴孩子左右，我们则开始松手。他爸爸给他的一条原则是老师不找家长，一切问题你自己解决。我的原则是我绝对不会当你的书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现在的责任就是学习，各自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好。我们家始终是各做各的，大家在一起很平等很自由，互相交流。

五、爱，不求回报

学习博览：女人做到这个份上，我挺羡慕你。跟老公在学术上有共同语言，生活中很和谐，把孩子教成了自由独立的人，自己在学术上也没有耽误。
李冬君：其实生活是做减法，只要你能放下很多东西，尤其是那些虚荣的，形式主义的、不必要的东西。
许多家长陪伴孩子不分昼夜奋战，目的都想考上清华、北大，于是乎他们脸上都有光彩。我觉得那样做很自私，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有他的追求，你不能把你的追求强加给孩子。想想人生短暂，如果仅仅为一个饭碗，其实很简单。还想做点事儿，那就应该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学习博览：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家庭事业难以两全，尤其是孩子小时候，不得不牺牲一点自己的追求。
李冬君：买菜、做饭、带孩子、做家务对我来说不是很难，我很快乐，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烧菜，我一定要从营养学和美学入手，要讲究色、香、味，我还常常用诗句给菜命名，吃饭时候孩子受到熏陶自然而然。无论日子过的如何，每一天我都很用心，也很快活。得到他们二位的首肯，我会心花怒放，饭菜会做得更好。忙完了家务，就该做我自己的事情了。我也常说：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一点也不假，要让我不做事，我会觉得不安，很空虚。
我觉得女人是有母性的，好像有用不完的爱一样。你把爱付出，看着父母、老公、孩子、亲戚、朋友开心你就很开心。但你不能太自私，付出了要回报，真正的爱是不要回报的。我和婆婆，和儿子的女朋友都相处得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是是非非。禅宗里讲过，很多事情不能用是非来判断，一有是非念，马上就落入了阶级，就有了分别，于是就会有矛盾，而且永远纠缠不清，永远不开心，你就会永远在探讨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对错呢？

采访后记：

冬君的身世比较复杂，也比较简单。外表有江南女子的秀美，性格是南北交融的柔中带刚，在持家方面勤快、洁净、讲究。刘刚“举贤不避亲”，三番两次在我们面前得意地赞美她，说她就是“有巢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把一个家安顿好。再艰难的时候，她都可以做一桌好饭菜，请朋友到家里聚餐。
他们目前的家在北京亦庄，自号“榆木居”，装修主用木石，看着大气，住着舒适，房前有一花园，种瓜种花，养草养鱼。冬君的博客亦称“思想的瓜园”。
我们坐在安逸的沙发上，采访更像聊天。那边我们和刘刚大谈“王权主义”“文化中国”，这边冬君纤手摆弄着茶具，给我们不断地沏茶、续水，其中一种茶是他们自家小小的茶山庄出产的，香气馥郁。有时候，我们两个女人说些小话，刘刚还生气地打断：“你别说了！人家录着音呢。”冬君也不恼，伸舌一笑，赶紧闭嘴。多数时候，都是刘刚的大嗓门在说，冬君偶尔费力插进几句。后来，我不得不单举着一个录音笔，跟冬君小声单聊生活，让同事与刘刚大话历史。
但是，“贤妻良母”不是冬君唯一的标签。她还是受学生爱戴的大学老师，是十余本文字装帧配图都精致用心的历史文化著作的作者，是朋友喜欢的居家旅游都必备之率性女子。
冬君由衷地说：跟着他就好了。她是说炒股的时候，刘刚买什么，她也买什么，跟着他，肯定没错。在赚钱能力上，冬君自认不如刘刚，在学术上也是刘刚更好，她一直崇拜他。

《学习博览》2009年第12期。轉自李冬君女史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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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对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1月28日 星期六 12:44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05b80395c74cd7027af48065.html 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天桥”国际研讨会、美国亚洲艺术发展国际研讨会

何金俐

2006年1月-5月，我曾跟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荣休教授方闻先生访学。在此期间，有幸参加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庆祝方闻教授执教普大45年的“天桥”国际研讨会（2006年4月1-2日）以及在纽约和威廉姆斯学院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亚洲艺术史》（2006年4月27-29日）国际研讨会，由于这两场会议均涉及中国艺术史研究当代走向等诸多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现不揣浅陋，向国内学界作一点管窥性的报道。

一、“天桥”国际研讨会：2006年4月1-2日，普林斯顿大学

在普林斯顿大学麦考司大楼（McCosh 50）海默会议室（Helm Auditorium）召开的为期两天的“天桥”研讨会是一场专门为向方闻先生（1930-）执教普林斯顿大学45年，并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出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别顾问及亚洲部主任（1971-2000）的贡献致敬，由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办，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艺术考古系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协办的国际研讨会。
鉴于方闻先生在西方中国艺术史学界的开拓者地位及其卓越贡献，这场聚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场规格宏大的西方艺术史学界的大聚会。引人注目的参加者有90岁高龄的英国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来自纽约的著名收藏家翁万戈先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荣休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美国堪萨斯大学荣休教授李铸晋先生等，以及其他在东亚艺术史研究学术前沿颇具影响力的资深学者，如美国耶鲁大学荣休教授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小罗伯特·哈利斯特（Robert Harrist，Jr.）、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孟久丽（Julia Murray）、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员何慕文（Maxwell Hearn）、伦敦大学荣休教授韦陀（Roderick Whitfield）、苏黎士大学教授布林柯（Helmut Brinker）、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雷德候（Lothar Ledderose）、原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台湾大学教授傅申、韩国研究院荣休教授李成美、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中心主任谢伯柯（Jerome Silbergeld）、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另有方先生直系博士生33名、以及众多研究生，来自欧洲、美国各大学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的学者约450名。共收学术论文约40篇（将以“天桥”为名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大会宣读的论文15篇。
研讨会的名字取得独具匠心和美意：“天桥”（Bridges to Heaven）不仅是为了对奠定方闻先生踏上中国艺术史研究不归之路的博士论文《罗汉与天桥》（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1958）的缅念和敬意，亦是为了突出其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其学识和影响力真正筑建起的一座担搭艺术、文化、区域、文明沟通和交流的桥梁的巨大贡献的致敬。正如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柏柯在开幕词中说：“……方闻许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艺术史学界的学生，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都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探索也“横跨许多桥梁”，将艺术史与其他各学科——文学、政治、社会史、宗教、人类学、地理学等连接起来”。这不仅让人想起方闻先生与普大东亚研究中心合作，首开在美国大学招收中国、日本、韩国艺术史博士生的辟路之功。

方闻先生的老朋友高居翰作开场报告，他的题目是《方闻和我》。这个题目让大家有了会心的一笑。熟悉中国艺术史西方学界的人都知道多年前所谓的高、方东、西派之争。东派，即以方闻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大学学派，以内部研究为特征，强调艺术作品视觉结构分析—文化的研究特征；西派，即以高居翰为代表的西岸加州伯克莱学派的外向型研究，注重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艺术作品的时代、区域，“把画作摆到他们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进程中加以理解”（参阅高居翰汇编《班宗华-高居翰——罗浩通信集，1981》）。
实际上，这一论争反映的不仅是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更反映了因个人教育、文化学术背景不同而成就的学术取向。相比于高居翰，方闻注重将艺术作品放在自己本土视觉语言环境中，运用本土视觉语汇描述（describing）其独特的“看法史”（the history of seeing）。尽管他在方法论上受到19世纪以来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由沃尔夫林和李格尔发展，以至其师罗利的“风格分析方法”，但他借鉴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上的成功，亦得自于其早年跟随上海名师研习、临摹学习书法、绘画的艺术实践，以及熟谙中国传统鉴定知识。而作为成长于西方艺术视觉文化背景下的高居翰，则可能不具备这种强烈的“内在感”，因此，他和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汉学家一样，更倾向于某种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从外部条件界定时代风格。因此，也可以说，他外部研究以及鉴定上的影响力和成就，亦取决于其学术训练和文化理解上的个人优势。这从方闻和高居翰之间长久以来关于“时代风格 ”、真伪、断代等方面的论争可以看出。[1]
然而，正是高居翰和方闻长期以来友好热烈的学术论争促动了西方学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长足发展和生机盎然。正如方闻在与谢柏柯的长篇访谈中所说：他和高居翰自50年代初识起，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并肩合作的战友——两人都致力于使中国绘画为西方学界和一般公众获知与接受。”而他们之间的公开讨论“不过反映了中国艺术史研究这一新兴领域长足发展的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冰山一角。”[2]而且，由于近年来，西方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作者注：我所谓这个“古代”应该是遵照国内惯常的笼统说法，即指1919年五四革命前。应该注意到，西方中国艺术史学界很少用这种谈法。他们更多遵照断代研究的习惯，经常会用“pre- Han”[前汉]、“pre-Tang”[先唐]、“明清”等说法）亦受到全球化、后现代、后殖民、艺术地理学、艺术人类学等多种新的文化、社会理论的影响，真伪问题在许多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年轻的学者中变得不再那样至关重要。他们逐渐摒弃对真伪问题的热情和专注，转而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突破。这使得这两位将鉴定真伪与断代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前提的学者，因为对其未来走向上的担忧，反而有了更多的一致和关心，尽管在细节和专门问题上他们仍然各自保持自己的学术实践标准。方闻在最后的答谢演讲《“滞后”的益处：我对中国艺术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hinese Art History：On the Benefits of Belatedness），还专门引了他这位老朋友的话开篇，表示他们共同的忧虑：
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自宋以来，可像欧洲绘画各派那样建立起一套风格上紧密关联的说明。……如今，由于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新[后现代]动向，于艺术传统中寻求有序发展模式的整体观念已弃若敝屐，以致几乎无人问津。这就像计划建城，却先早摒弃了建筑与构造的练习。我真不知我们如何摆脱这困境。[3]
但实际上，如果认为今日西方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界已完全更换了章法或章法全已打乱，也是非然。谢柏柯教授十多年前所写那篇长长的《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Chinese Painting Studies in the West）中提到的西方中国画的几种主要研究方式：（1）与绘画作品鉴定相关的风格研究（2）与艺术和艺术史相关的哲学、文化背景的理论研究（3）风格、内容（道釋图像学、宫廷画、文人画）等和文化背景之间多方面关系所进行的内容研究（4）内容与其相关情境形成各种理解—或各种误解，相互产生影响的相关情境与赞助问题等研究，[4]仍然继续产生着很深刻的影响，至少就本次会议宣读的论文来看，确是如此。

本次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一）“重塑正典：艺术史学科”（Reconfiguring the Canon：The Art Historical Discipline），有布朗大学Maggie Bickford教授做的题为《为什么视觉证据是证据：新世纪伊始鉴赏的复兴》（Why Visual Evidence is Evidence：Rehabilitating Connoisseurship at the Start of a New Century），重申艺术史研究中艺术作品视觉证据（visual evidence）的重要意义，表示真伪鉴别永远不会穷尽。她借用方闻“艺术品从不说谎”之论，强调视觉证据的证据性，并希望21世纪可以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更有效的寻求多种探究视觉证据的方法；匹兹堡大学Anthony Barbieri-Low教授的题为《汉代画像石与漆画的地域性》（Regionalism in Han Dynasty Stonecarving and Lacquer Painting）研究，揭示南北地域特色对艺术风格形成和变化的影响；拉法耶特学院Nicole Fabricand-Person的《服饰变化：日本平安后期及镰仓时代（12-13世纪）女佛像有选择性的“日本化”》（A Change of Clothes：Selective “Japanization” of Female Buddhist Images in the Late Heian and Kamakura Periods[12th and 13th centuries]），以十个女神像为例，讲述其服饰由中式向日式转化中，礼仪、文化选择等的影响和作用。（二）“材料阐明：题跋、文本及印刷品”（Material Illuminations：Inscriptions，Text and Print Media）：有台北县文化局朱良惠对元代晚期书法家杨维桢书法作品的独特风格与其时代和个人经历之间关系的分析；台湾清华大学卢慧文对美国第一份有关东方艺术的出版物、著名收藏家W. T. Walter在巴尔狄摩的瓷器收藏图录——《东方陶瓷艺术》的研究，介绍了十九世纪晚期美国艺术收藏与展览通过文献和图片“捕捉”其心目中“东方艺术” 的现象；普林斯顿大学在读博士生Christine Tan对《百美图》的研究强调时代（十九世纪印刷业发展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对女性个体身份意识的形成以及与传统的连续与分离。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的Richard Kent选取民国时期上海业余摄影师对摄影这门新生艺术的探索，以及其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三）“文化语境：欣赏艺术”（Cultural Contexts：Appreciating the Arts）：苏黎世大学布林柯教授（Helmut Brinker）分析中国“文人雅集”题材绘画和日本琳派画风对日本画家池田孤村（1801-1866）以“文人雅集”为题材的绘画作品的影响；美国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研究员Jan Stuart的《展示方式及对明清中国艺术欣赏的影响》（Methods of Display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Appreciation in mid-to-late Imperial China），细心地注意到了通常我们视若无睹的艺术品展示的底座，强调它们特定审美作用，拓宽了艺术研究的范围；韩国学者李成美探讨了《仪轨》记载的有关创作和制作皇室肖像画的特殊规定，介绍14至20世纪独特的韩国礼仪文化；台湾学者陈葆桢（未出席，由谢伯柯代替发言）介绍美国克利弗兰博物馆所藏乾隆及其嫔妃像图，指出作为君主的乾隆在对这些肖像画的选择与处理上体现的儒家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渗透。（四）“现实生发的灵感：艺术与表现”（Inspiration from Realities：Art and Representation）：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员何慕文的《图解地图与地志绘画：清初空间描绘模式》（Pictorial Maps and Topographic Paintings：Modes of Depicting Spac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中探讨清代宫廷绘画三种空间表现方式，阐释中国山水画家如何综合利用这三种表现方式而创造出既反映现实又蕴积想象力的艺术作品；哥伦比亚大学Robert Harrist，Jr.教授的《驼山与莲峰：自然中的形象及其在中国图像艺术中的再现》（Mountain and Lotus Peak：Images Discovered in Nature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ictorial Art）从现代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自然景观与人类艺术想象力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Yukio Lippit的《幽灵画》（Apparition Painting）追溯幽灵画的传统渊源；耶鲁大学荣休教授班宗华《宋画的“模拟”实验》（The Song Experiment with Mimesis），从“模拟”这一希腊词汇的分析入手，探讨模拟与再现同样作为中国绘画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对于鉴赏与断代所起的作用。

我个人的整体印象是，本次研讨会宣读、讨论的这15篇论文，清晰可见其注重方法论的普林斯顿大学传统，强调用艺术作品本身说话，多方面的结合对比、细部剖析式研究。同时，也可看出不少论文同时吸收西部学派社会、历史时代方法，具有东西派合璧的杂揉特点，而且有开拓新方法、灵活利用新媒体的趋势。即便是不排除这个会议的特殊性，即演讲者多数乃普林斯顿大学培养出来的艺术史学者，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这些学者们大多同他们的师辈们一样活跃在世界中国（东亚）艺术史研究的舞台上，因此，可以说西方艺术史研究对方法论的重视仍然是一个主流趋势。

整个研讨会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即它丝毫没有因为是个纪念庆祝会而流于形式化。会场讨论激烈，有时候一个精彩的问题，引起的是一长串的讨论，使得主持人经常提醒大家时间，并且有时候不得不打断，以免时间脱得太长。而且，最后，它也确实“不负众望”地以名副其实的“方闻式研讨课”作结——本该5点结束的研讨会，一直延续到7点——他的答谢报告《我对中国艺术史的反思》为这场研讨会的圆满划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句号。
方闻先生先从从大的文化背景和哲学观念入手，广征博引，尝试从风格结构的描述上上建构起为人所忽视的中国雕塑史。他引用天台宗的观止观念来解释他对范宽《溪山行旅图》（ca.1000）的“观看”。他将“观”译为“meditating（meditation）/seeing or visualizing（visualization）”，并认为正是佛家主动的“观”（observing and examining the nature of things）与被动的“止”（cessation/silencing or putting to rest all of one’s active thoughts）的观念的结合，给后来的心学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中国人（观看）“seeing”的方式：用“心”和“万物自己的眼睛”来看永远比肉眼看得更真切，因为“只有心才能够感知万物之根本”，宇宙之大化，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所宣称的中国画是中国人的“心印”（Images of Mind），这是中国艺术和文化最独有的特质，中国艺术史的描述就应该是循着其独特的视觉语言，表述这一“心印”之“迹”。[5]
他最后表达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应承担起展现世界多元文明的责任的愿望。因为艺术无疑是每一文明样态的最集中和最佳的表征、体现，艺术博物馆应承担起其美育责任，让公众看到、了解这些几千年历史承传下来的文明结晶，而不应让它们仅成为馆中封存的库存。最后，他很坚定地说：“我认为，美国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实际能够以其真正的跨文化影响力，丰富西方艺术学界。只要中国艺术史研究能以一种跨文化、交叉性学科的方式在这里和（有一天）在中国的著名学府中都能继续扩展的话，它就能实现。”
这使我想到方闻先生于2004年10月接受清华大学聘任时所说：“来清华工作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 梦。”圆一个以“考古—艺术—文化”为脉络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且藉此认识并发扬中国文化的“梦”[6]
应该看到，尽管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乃中国艺术史，但我注意到，相比于众多台湾学者的参与，中国大陆学者的缺席（无一位演讲者）不得不说显得有点突出。当然，这一方面基于历史原因，尽管近二十年来，大陆许多大学注重海外交流，聘请海外名师，选送学子留学等，积极促进沟通和对话，当今美国大学的艺术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出色的由大陆来的中国教授，如巫鸿等，但这种沟通和交流基本上还颇为零星。大陆对西方的方法论往往缺少耐心，而且，前些年由于转型期中国艺术史研究语汇青黄不接的时代，当代习惯了白话文和简体字的中国年轻学生看古代诗论、画论似乎比学英语还吃力。而在意识形态研究为主导的年代，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则乏善可陈。因此，方法论与话语体系的不同，似乎也造成了中西艺术史学界直到现在还“相觑无语”的局面，目前来看，打破这一坚冰还有待时日。
但诚如方闻先生所说，“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中国‘古代艺术史’亦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课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课目的潜力，它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学术定位及学科发展问题——答黄厚明、申云艳、邱忠鸣、彭慧萍同学问》，2005年4月）。

二、《二十一世纪亚洲艺术史》国际研讨会：4月27－29，纽约／威廉姆斯学院

由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一年一度享有盛名的Clark Conference协办，分别在纽约和威廉姆斯学院举行的为期三天（4月27-29日）的《二十一世纪亚洲艺术史》（Asian Art Hist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与“天桥”会议的艺术史“内部”研究可谓形成鲜明对比：不仅报告人身份多样，论题也更具“国际性”，涵扩印度、巴厘岛等艺术，艺术的外延性讨论很强。该会由亚洲协会主席维萨卡•德萨（Vishakha N. Desai）召集。正如其会议主旨所言：“亚洲艺术是一个自上个世纪早期发展以来有重大变化，也一直不断为持续转换的世界秩序所塑造的一个领域”，因此，这届将艺术史学家，策展人、批评家齐集一堂的盛会，就是为了探讨其“领域、历史、矛盾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回答：“我们所说的亚洲艺术是什么？如何确定其标准？它又如何体现在艺术博物馆、展览会、美术馆中？如何在不断转换的地理政治学意义上理解它？怎么才可创造出适应二十一世纪现实的新理论结构？……”应该说，全是“热点问题”。

4月27日晚，纽约分会开幕座谈的主题是“有没有所谓亚洲艺术？”（Is There an “Asian Art”？）由亚洲协会主席维萨卡·德萨、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巫鸿和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荣休教授葛兰巴（Oleg Grabar）为主要对话人。“有没有所谓亚洲艺术？”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只有在西方语境中才成立和显得醒目。它涉及好几个敏感的问题：（1）对于任何亚洲国家，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亚、西亚以及其它南亚诸国，这个问题的统廓性可能会造成某种不舒服；（2）西方学界对亚洲艺术的研究和热潮跟人类学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热潮也有关系，这种人类学的研究，往往有一个以完善发展的更高级的欧洲艺术史为标尺的参照，其它民族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被当成次级文明来研究，这在西方的东方或拉丁美洲等艺术史研究上并非没有这种现象，这就无怪乎后来中国以及其它较少引起注意的（如越南等）艺术史的研究中后殖民的讨论不绝于耳。例如，“Art in China，Chinese Art History”[7]这样两个概念会引起思考和讨论，就在于在当下文化历史背景下，人们或许会有这样一种敏感：是否会有一个预设的以西方“Art History”为标准的评判？（3）即便摒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敏感，将这一讨论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提倡多元文化、尊重差异性和倾听弱小声音的可喜成就，它仍然也会有可能因有所明显侧重，而引起争议。就像我们谈欧洲艺术，往往集中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而对于其它诸如北欧、东欧诸国很少问及。是否有个统一的或可以放在一起谈的“欧洲艺术”？所谓“亚洲艺术”或许也会有同样的质疑（4）自然，它最后会聚焦在那个我们今天最关注的问题，当今国际性艺术策展、艺术市场似乎都强调体现作为其“传统”与“文化”象征的各国“艺术”，那么，如何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理解今天各国新“艺术”中的“历史”与“传统 ”（比如当我们谈“中国性”艺术）？
由于该次研讨会强调从“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角度探讨“亚洲艺术”的发展和走向。因此，这三位学者的学术身份也值得一提。德萨主要从事印度艺术研究，巫鸿是中国艺术史学家，葛兰巴是伊斯兰艺术史学家。他们首先谈到上个世纪初，欧美艺术经由日本传入亚洲各国，同时，也产生反向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影响并不是单一和纯粹的。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今天的艺术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被创造的，或者只与风格有关系？这让人想起葛兰巴“艺术史普适方法”（univers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art）的观念。葛兰巴（1982年）将之定义为：“[当代]艺术史学家的责任，是发现特定视觉语言的国家或民族文化[本土性]意义，而非将此意义并入一种所谓‘普适体系’。”[8]就像古代中东和近东艺术史可能更适合用武力征服、商贸路线、经由北非到欧洲西南部，远及印度、或印尼工艺技术的传播来表述。而中国艺术史则因其文化传承等连亘性，更适合被表述为与时代文化密切关联的“风格演变史”。然而，今天，由于东西方政治结构等形势的变化，普适性的价值是否会超越地理边界？葛兰巴就指出当今网络在“艺术普适性”上起了作用。德萨继而提出，如果真的有某种“普适性”的东西在，这种普适性有没有一些专门的概念？因为，今天（尤其是西方）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展览，而非通过亲身的看和思考。艺术博物馆怎么来表达、展现它所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普适性艺术吗？如果不是，那么，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艺术有个“菜单”吗？另外，今天艺术家的文化身份也日趋复杂：比如亚裔、华裔美国人或者长居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因为从亚洲来，做的就是亚洲艺术吗？在他们的艺术中，因境遇和隔阂造成的或强烈、或减弱或变形的民族艺术想象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民族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他们通过其作品重新发现、展现了民族艺术？
巫鸿则跳出这些问题，强调谈论亚洲艺术只不过是给出了我们一个论说的场域。他说，没有所谓的亚洲艺术，我们可以将中国艺术作历史分期，先秦，汉唐等，但是我们不能根据“Chinese”，根据边界（border）来做这个界定，因为“中国”的边界，中原、南方、蒙古等是不断变化和波动的，“中国艺术”本身也是很复杂的。他认为，所谓“不同”的对话就像人的迁移，不是地理性的，而是时间性的。东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主题转换，艺术策展应同时注意处理地理、时间、美学传统等问题，将亚洲艺术界定为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
有人问到艺术博物馆与艺术研究者的职责，葛兰巴认为艺术博物馆反映艺术，而学者解释艺术。而巫鸿则以一个艺术策展人的身份强调，如今艺术博物馆的职责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艺术博物馆既作展览，也对展览展开讨论。同时，三位学者都承认，亚洲艺术被亚洲和全球研究所发现，“本土”便成了一种本土性和全球性，文化障碍和边界也日益变得模糊。比如，外国人学中国画，中国人学法国画，不是一个标签解决的。因此，所谓“中国艺术家”这样的称呼不是为了限定或是贴上一个标签，“命名”是为了打开，向不同的语境打开，向不同的对话打开。
后两天在威廉姆斯学院召开的会议是27日晚讨论的进一步延伸，共有这样几个议题：（一）构成正典（Forming the Canons）：即谁来书写现在的亚洲艺术史？这些艺术史的重点是什么？它们的论争和光点靠什么来标识？谁来确定所谓的亚洲艺术，它的“经典之作”是什么？明尼苏达大学的Frederick Asher教授讲述了印度艺术史的塑造，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艺术和中东研究所东亚艺术系教授，中国艺术策展人Nancy Steinhardt论题广涉东亚建筑经典；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中心主任谢柏柯教授谈了《变化的变化观：中国绘画史中的宋元转换》（Changing Views of Change: The Song-Yuan Transi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Histories），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Yukio Lippit的论题是《逼真的遗憾：早期日本禅像》；（Verisimilitude and Its Discontents：The Zen Portrait in Early Japan）科内尔大学副教授Kaja M.McGowan谈了《礼服，商业油画，或“一个展现裸体的好机会”：日常政治学中裸体巴厘绘画》（Ritual Cloth，Commercial Canvas，or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ow a Nude”：Undressing Balinese Painting in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讲述了巴厘民族民间绘画在政治、商业影响下的追求和变化。（二）《机构、美学和政治学》（Institutions，Aesthetics，Politics），即讨论各种机构如何塑造亚洲艺术史？博物馆、各种展览以及官方历史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艺术品的认识，艺术机构与更宽泛的地理政治学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学讲习教师Rana Mitter的《现代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和创伤》（Aesthetics，Modernity，and Trauma in Modern China），论题涉及艺术领域很少谈及的革命纪念馆；东京技术研究所的副教授Akira Takagishi的《二十世纪的梦展望二十一世纪》讲述上个世纪一位有影响的本西方艺术史学家Yashiro Yukio的学术历程及其对东亚艺术研究机构的形成的贡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的副教授Saloni Mathur和印度尼赫鲁大学艺术与审美学院教授Kavita Singh的《印度个案：博物馆学与后殖民》（Museology and the Post-Colony：The Case of India），用后殖民理论的视野解析在印度新建的一个大博物馆。（三）《新历史，新未来》（New Histories，New Futures）：主要探讨我们对亚洲艺术的理解是如何被当代艺术家和艺术史塑型的？展望下一世纪的亚洲艺术史会是什么状态？亚洲艺术史如何会影响到西方艺术史？新的全球运动、离散和艺术市场的国际化对塑造我们亚洲艺术的观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悉尼大学艺术史教授John Clark作了新亚洲历史的展望；古根海姆博物馆高级策展人Alexandra Munroe《现代美国艺术中的亚洲思想》（Asian Ideas in Modern American Art）谈了她正在策划的该艺术展的构想；亚洲协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Melissa Chiu谈到《中国人的离散：一个扩展的中国艺术史》（The Chinese Diaspora：An Expanded Chinese Art History），谈到出现在当今海外艺术策展和艺术市场中的中国艺术家的新的表现方式等；杜克大学艺术史副教授Gennifer Weisenfeld的《跨民族艺术市场中重新注册的传统》（Reinscribing Tradition in a Transnational Art Market），以面向国际市场的日本艺术品为例，阐释“传统”在市场操纵下的变形和迎合。
总体来说，《二十一世纪亚洲艺术史》研讨会由于议题的广泛，会议参加者身份不一，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而使得讨论常常还是会不断回到那个大的一般命题，即亚洲艺术是否存在，它的命运和未来是什么？尽管这样的问题不是可以一时得出结论的，但大家都认为在当前纷繁的国际形势下，问题的提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再回到中国艺术的问题上。在海外学习这段时间，有一种感受是非常真切的：那就是一股遍及中国古代延至当代的“中国艺术与文化研究”热潮。这正好与国内艺术史学乃至整个文化界热烈讨论的“当代性”[9]、“中国性”[10]以及文化输出[11]等问题可谓相互呼应。
这些问题的提出都相当高远，讨论和热潮也当然令人鼓舞，只是希望它们不会又陷入东西之争，孰高孰低的怪圈。在如今国际化、世界艺术大融合的语境中，想要寻求纯粹的中国性艺术而不掉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陷阱，这需要目光深远的有识之士们的不懈努力。我不知道目前有谁敢预言一个未来中国艺术的清晰的图景和走向。但我确实深切同意：“命名”是为了打开，而不是闭锁。未来的“中国性”艺术需要一份真正海纳百川的涵容力量。

作者简介：何金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后，从事审美文化与当代视觉艺术研究。
地址：清华大学19号楼311室
Email：he-jl@mail.tsinghua.edu.cn
电话： 51774482 13691068970

注釋：
[1] （参阅方闻对高居翰《气势撼人》的书评，高居翰的回应（James Cahill，The Compelling Image：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Harvard Univerisity Press，1982）Wen Fong，review of Cahill，The Compelling Image，in the Art Bulletin LXVIII，Septese Aember 1986，504-508）以及高居翰在接受郭继生访谈时对论的回应（James Cahill，Interview by Jason C.Kuo，inese Pn Kuo，Discovering Chinese Painting：Dialogues with American Art Historians，62）。
参阅郭继生《发现中国画》，页83。以及他们二人关于《女史箴图》的应答[方闻《〈女史箴图〉和中国艺术史》，默克斯兰德（McCausland）辑：《顾恺之与〈女史箴图〉》，伦敦：大英博物馆与Percival David中国艺术基金，2003。以及高居翰在2001年《女史箴图》国际会谈发言稿《座谈会、研讨会、恳谈会……定论？》，《倾向》32，第8 期，2001年10月，页118。]（Wen C. Fong，“The Admonitions Scroll and Chinese Art History” in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ed. Shane McCausland，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and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2003；and James Cahill，transcription of remarks at the 2001 international colloquy on the Admonitions scroll，“Symposia，Conferences and Colloquies……the Last Word？”Orientations 32，no.89，Oct.2001。
另有关于董源《溪岸图》的讨论，参阅方闻《〈溪岸图〉——从鉴定到艺术史》，Judith C. Smith、方闻辑：《中国画的真伪问题》，纽约：大都会美术馆，1999，页259-291。以及方闻《就高居翰有关〈溪岸图〉的答疑》，《倾向》 31，第3期，2000年3月，页114-128。（Wen C. Fong，“Riverbank，from Connoisseurship to Art History” in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ed. Judith C. Smith and Wen Fong，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9，259-291；and idem，“A Reply to James Cahill’s Querie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Riverbank，Orientations 31，no.3，Mar. 2000：114-128”）。
[2] 参阅《反思中国艺术史——谢柏柯专访》（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Silbergeld，P.Y. and Kinmay W.T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Director，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Princeton University），原载《“天桥”国际研讨会会刊》（Bridges to Heaven：A Symposium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April 1-2，2006 at Priinceton Univerisity）
[3] 出自郭继生的《访谈》，同注1，页83。
[4] 参阅洪再辛主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页10-63。
[5] 参阅方闻：《心印》（Images of Minds，1986）等著作。
[6] 参阅清华新闻网2004年10月20日。方闻先生准备在清华要做的三件事：（一）组织一个展览会（已起动筹备展览会研究工作，准备于2008年清华大学博物馆建成之际[如果不能完工，将借馆世纪坛或首都博物馆]），开展一个名为“汉唐奇迹：河北汉到北朝墓葬壁画和雕塑展览”，以重建中国模拟再现艺术史。（二）着手创立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所（已于2005年1月17日，在清华大学的支持下成立），（三）帮助建造一个博物馆。
[7] 著名的艺术史家Craig Clunas就曾以“Art in China”作为书名探讨中国艺术史（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8] 葛兰巴：《艺术史的普适性》（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History of Art），《艺术杂志》总第42期，1982年第4期，页282。
[9] 参阅巫鸿与高名潞等对“当代性”的定义。（巫鸿：《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的“当代性”》，《美术》，2003年11月，页30-31；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The Wall：Reshaping Contemporary Art，Distributed Art Pub Inc，2006），页43。
[10]2005年6月-10月，瑞士首都伯尔尼举办了一场由当代艺术家艾未未与国外策展人合作策展的名为《麻将》的全球最大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希克（Uli Sigg）藏品展，其展览图录收录了一篇名为《“中国性”——有没有这个东西？》（“Chineseness”——Is There Such a Thing？）的文章，包括希克向参展中国艺术家提出的5个问题和33位艺术家的回答。希克的问题是：（1）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有特定风貌？是否有一个（且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主流不同的“看法”，也即，有没有某种可被特定描述为“中国的”性质？（2）或者，换句话说，是否中国艺术家因为住在中国，所以有另外的兴趣、另外的感知和表达方式，另外的情感？（3）如果确有差异的话，这些差异将来会继续存在吗？（4）在你自己的艺术中，你是否有意识地采用某种中国模式或曰“中国性”，或者你会蓄意避开它？甚或它跟你无关？（5）有关“中国性”问题的争议是否纯属无聊？有趣的是，许多艺术家都更多强调他们艺术的个体性，明显抵触这个批评家们似乎更热衷的问题。（参阅《麻将》（Mahjong：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from the Sigg Collection，edited by Bernard Fibicher，published by Hatje Cantz Publishers，2005，p49-55）
[11] 参阅王岳川著：《发现东方：西方中心主义走向终结和中国形象的文化重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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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综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1月27日 星期五 12:57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dd434c665c76db2eaa184c4d.html 王明珂：宁愿做台湾学界的“毒药猫”

王明珂　燕舞

王明珂狂称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这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史，因为那也是父亲王光辉坎坷命运的一部分。曾就读于武汉“中华大学”的父亲本是造纸商人家的少爷，受抗日热潮的鼓舞考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军校”）15期，远征滇缅战场时成为孙立人将军麾下（新一军）的一名连长。
1952年，王明珂出生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并在这里一直度过20岁之前的时光。几乎是在父亲的挫折和父母成天的吵架声中度过贫穷而压抑的童年。为暂时忘却家庭烦恼，王明珂高中时曾在眷村子弟组织的“黄埔帮”中厮混。朋友中不乏读完卡夫卡、尼采感到苦闷而去找人打架的，也有书包中经常带着保险套﹑短刀与新诗集的。混太保、打群架之余，王明珂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赚一些零花钱。
换过4所高中，考大学时“考的分数乘以2都考不上”，命运的转机发生在22岁服完两年兵役回家后的7个月里。下定决心考大学的王明珂强迫自己每天读15小时以上的书，用半年温习完荒废掉的全部高中课程。一个在台北混黑道的眷村朋友（两年后被敌对帮派砍死在台北街头）来探望，看到王明珂一心向学，只留下一句话：“替我们打溜的（即“混混”）争口气！”1974年，王明珂终于如愿考上公费的台北师范大学。大三时，为了赚生活费，写了“项羽传”，因为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描写而被“警总”找去谈话。
30多年后，王明珂仍“很感激那些一起走过彷徨少年岁月的朋友们”；仍念念不忘那半年备考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尝试；仍感念父亲“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眷村家庭大多没有年老长辈在台湾，所以传统中国由邻里宗亲维系的价值观在这里日益松动，眷村生活给王明珂的最大影响就是“叛逆”，“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种典范的叛逆者”。
本科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王明珂又考回师范大学历史院研究所读上古史，当时在这里兼课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大肆解构传统定论又给不出新解释，惹得管先生讲出重话：“你的硕士论文可以毕业，可以出版，但是上面不能有指导教授的名字。”王明珂那时年轻气盛：“当然只有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意见。”“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有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民族到底是什么？”写作硕士论文形成的问题意识此后一直影响着王明珂。
不过，力荐王明珂加入史语所的正是管东贵先生。在人才济济的史语所，王明珂最初3年投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稿子，全部未经审查便被退回；自修人类学，但与人类学本科系毕业的同事王道还一交谈，便知道自己没有读懂。那3年，是王明珂求学生涯中非常痛苦的3年。
史语所最初3年的“困学”，却使王明珂1987年至1992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习如饥似渴、如鱼得水。“那几年，整个东亚系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没人教”，王明珂在本系只修了日语，选的几乎都是张光直、汤拜耶（Stanley　 Tambiah）和Thomas　Barfield、James　Watson等人类学系学者的课，广泛涉猎英国体系规范的经济人类学﹑亲属体系﹑游牧社会﹑考古人类学和当时流行的族群理论等知识，尤其是广泛阅读了各类民族志。哈佛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们多习惯以其占优势的田野经验来探讨高深理论，王明珂因此改掉了在台湾时空谈理论的习惯。在博士论文后期，王明珂开始研读沟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并尝试将其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
1992年，王明珂摘得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帽后返台，获史语所终身聘职。史语所的语言学家孙天心1992年左右就来内地的羌族及马尔康地区研究语言，他后来给王明珂介绍了四川省民委语言办和汶川（威州）师范学校的一些朋友。
1994年夏天，王明珂终于第一次来到内地，从北京一路去往西安、西宁，并在汶川见到了他硕士和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
十年间，王明珂做羌族田野调查的时间累计约一年。当汶川大地震爆发时，王明珂格外揪心，但他更清醒地知道：“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2003年至2007年间，王明珂又多次来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又转向康藏族群与文化研究。
近年，他在内地累计出版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楚乡悲歌：项羽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入选《中华读书报》2008年度“十佳”图书）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5月）、《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7月）。此间，王明珂还整理出版了史语所前辈黎光明﹑王元辉合著的极具民族志价值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
王明珂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当下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了解，从而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进而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但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的努力也招致了怀疑，有台湾史学界前辈公开质疑他“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台湾资深人类学者不承认王明珂研究的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
王明珂在羌寨多次听到“毒药猫”（一般指有毒、有巫术的人，多为女性）的传说，他发现这实质上只是人们创造一个内部敌人作为代罪羔羊，以此来化解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是人类凝聚“我族”的常用伎俩）。王明珂梦想着创造一套完整的“毒药猫理论”，他不惧怕台湾学界各学科的主流威权，宁愿做一个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
10余年来，王明珂结识了李绍明、汪宁生﹑童恩正﹑俞伟超和罗志田、王铭铭等两代内地学人，无形中参与和见证了两岸日益密切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他还有一些小心愿，比如，在机会合适时来大陆高校“指导些学生”；比如，寻访到父亲当年遗散在武汉的亲人。


问：1994年，您最初是怎么开始来内地做田野调查的？以“台胞”的身份，遇到过什么困难或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王明珂：那时候，两岸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不那么强，内地正大规模经济开发，所以我算是在那夹缝中溜进来的罢。刚来时，偶然有些地方干部会问我是否想来投资，但当知道我及我的亲友都不是做生意的，他们对我也就没兴趣了。
我的田野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一般，我在每一地都停留不久，一般是四五天就离开，然后往后几年一再回去探望朋友，这样，我到许多地方，对本地人来说都像是来了老朋友。对地方乡长﹑村长﹑书记来说，由于我停留短，也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而且，他们都是以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家长（因陪同我去的都是威师的老师）或某人的舅舅﹑老根之类的身份接待我，这对我的田野研究更是一种便利。
在那十年中，几乎是每个暑期，有时也在过年时，我们一伙人便到处翻山越梁子。那时山中村寨生活封闭、交通不便，来了远方的客是地方大事，加上陪同我的羌族朋友周老师﹑树全﹑毛老师﹑泽元等到处熟人朋友多，所以在每一地方都有让我感动与难忘的事。当然，在那儿跑了一两年后，我的四川话说得可以，这也是个关键。村寨的朋友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客，但对我能说四川话毫不感到意外。有一回，周老师以这事问了一个羌族村民。他的回答是，台湾人也是汉人嘛，当然会说“汉话”；原来他们将四川话称汉话，认为汉人说的都是这口话。

问：历史心性、文本、表征与情境、本相、文类、模式化情节和弟兄祖先故事等是您论述的核心概念，您在内地的4本学术著作最终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学术体系？
王明珂：我透过这几本书想告诉大家，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古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只是人们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与叙事，甚至是被编造的过去。我希望建立的新历史知识，则是发掘、探索产生这些历史记忆的社会情境本相，以及此情境本相的历史变化，最后对于今日“我”或“我们”在历史中的存在有新的认识。我研究的主题是“华夏及其边缘人群”，也就是今日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我希望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今日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的了解，因此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也就是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这是更客观精确地将史料当做历史记忆与叙事来分析；并非只是摘取与考订史料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更探索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产生如此的社会记忆。我分析历史文本的方法，也就是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是将文本（历史学的分析对象，也是一种表征）与情境（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本相）对应起来，且更进一步，将文本结构（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类）与情境结构（如自古汉系中国人生存其间的帝国﹑郡县﹑家族等结构化情境）对应起来。如此我们便能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中，了解古代社会情境及其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探讨历史上个别作者在书写间，个别历史人物在行动间，如何顺应或突破﹑违反种种结构与边界。
历史学家常抱怨，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现存的社会——由隐藏的社会结构到每个人的情感与意图。而我强调的便是，事实上，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之结构与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像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深入观察一古代社会。
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初步建立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这样的研究框架。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我从羌族研究中认识“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因此认识更普遍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历史心性，便是一种影响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文本结构。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借着对历史心性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史籍中黄帝﹑炎帝及箕子﹑太伯等英雄祖先历史，以及一些被视为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也藉此说明华夏及其边缘的形成﹑发展与近代变化过程。《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化熟悉为陌生；两者共同构成我所称的反思性知识。反思性知识造成有反思及反省能力的个人。
《游牧者的抉择》则讨论“长城”这个古老的华夏边缘之建立与崩解的过程；书中所有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军北伐的历史事件皆被视为表相，产生这些历史表相的人类生态本相则是，长城隔断了人群生存资源的流通。在这书中，我也强调个人的行动抉择能突破边界（包括长城），改变社会现实本相。副标题“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表明这本书是从另一角度思考中国北疆历史，今日满蒙藏族皆为我国族同胞，那么强调华夏英雄跃马长城、北逐鞑虏的历史不是十分荒谬吗？
我们需要一种着重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历史与人类学研究，以此了解各地人群由过去中原帝国及其边裔走向今日中国各民族的历程。然后才能以各宜其地方人类生态的方式，调整政策。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先解决各地的经济开发﹑分享与社会公正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地域为主体，而非以民族为主体。同时，在社会记忆上，不用去强调各民族的光荣“过去”，更重要的是共创美好的“现在”生活记忆；这是美国﹑加拿大等虽为多民族混杂国家，但基本上并无严重民族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应让每个国人在生活中体认经济﹑社会﹑司法等方面的合理﹑公正，另一方面，所有媒体（当代人社会记忆的重要来源），均应注意本身在此方面应扮演的积极角色。

问：1990年代中期以来，您和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陆续有了比较多的业务往来，和李绍明、王铭铭等也有了一定的私谊，对两岸学术同行的治学风格、路数和各自优劣有哪些体会？
王明珂：简单地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新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来随学者播入台湾，在台时期又不断有留学生自西方名校毕业返台。因此，台湾各学科的学术传统﹑师承，以及它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联结，从未中断且十分稳固。在大陆，有些社会科学学科曾有数十年的中断；重新恢复并自西方输入时，又值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兴之时，过去的学术经典受到质疑与批判，跨学科之新研究领域、议题受重视。
台湾学界，各学科（主要指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由高校课程﹑论文发表到学术组织﹑国际交流，都大致系统、制度完整。但各学科各自划界，学科内还分有许多小圈子。其次，长久以来学者对本土现象﹑资料﹑问题缺乏反思性研究。
内地方面，由于中断后再重建时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皆尝试追随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稳固的根源（我是指如1940年至1980年代的人类学），难以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优点是，较不受各学科边界约束，跨学科间的交流互动较多，学术讨论批评之风也较盛行。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多些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两岸间还有一个社会学术环境差别便是，内地学者与一广大的“读书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今天在此受访的原因）。台湾自然也有一群“读书人”，但他们的读书品位几乎与台湾学术无关，而是被一些文化人导引至对日本﹑欧美畅销书的欣赏上。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媒体，如葛兆光﹑王铭铭﹑李零等学者能广为读书人所知，如学术性书籍可被评为年度好书，在台湾都是不易存在的现象。台湾大报《联合报》的“读书人”版最后只剩得一周一个版面，但在今年中还是全面结束了。

问：也请您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研究情况。史语所在防止学术腐败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匿名评审等制度在实际运转中的效力如何？
王明珂：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历史语言研究所拥有约55位国际著名大学的博士（其中近半数是哈佛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又享有大量学术资源，目前的研究成绩是远远不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研院”其他各所一样，有十分严格完备的升等﹑续聘﹑评鉴办法，学术环境是不错的。然而，我所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常过于典范化﹑精致化，或盲目追求学术新潮以与世界学术接轨，而使得学术完全与现实脱离，也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成果。
在我的经验中，史语所并未有学术腐败的威胁。“中研院”倒有个学术伦理委员，近年来也没有处理过学术抄袭案件，这规范完全是建立在学者自重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匿名评审制度相当完备﹑彻底。有一年，一位审查者给我的文章一个我很难接受的建议与批评，但我只得耐心答复。当时我是集刊编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召集人，也是本所集刊编辑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人，但由于制度完备，我不可能知道审查者是谁。

问：我同意您以适当方式介入社会变革、表达现实关怀的主张，但如何守持学术本位？像内地这几年通过《百家讲坛》热播而走红的一些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难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被尊敬，一些二流学者通过和大众媒体的互相利用得以获取非常多的声望资本。我也听说您的同事王道还先生虽贵为岛内科普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年年都面临着可能被解聘的危险？
王明珂：恪守学术本分难道只是教教书、写写与世无争只在学术界有争议的文章吗？我认为，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以历史学强调台湾历史始于三四百年前的闽粤移民，以人类学强调台湾的南岛民族特质与平埔族（平地原住民）文化。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若有一天两岸统一，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是否以上的遗传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都要重新来过，以证明台湾人便是中国人？
我认为，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以上许多学者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上所做的所谓“学术贡献”，正应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一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因学者自身的族群﹑性别﹑社会阶层等身分认同所造成的认知偏见。这些学者将学术卷入个人的政治见解与活动间，或更普遍地以重量级学者身分支持其学术见解，或以学术领导地位推动有政治目的之大型研究计划，以学术经费﹑奖金推动具意识形态的特定研究，都是学术灾难。
在台湾，以上学者毕竟并不多。更多的学者，或可能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们更热衷于解决宋代科举﹑明代士人以及某原住民群体的“人观” 等问题。这也应着布迪厄指出的另一个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先假定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也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种种表征的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譬如有些学者已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田野方法与理论﹑词汇所创造的知识，让边缘人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原住民﹑少数民族等）持续边缘化。如在国际上，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人类不平等﹑剥削与迫害，但若不平等﹑剥削﹑迫害是民族宗教或文化的一部分则无可厚非——这多少是人类学的“贡献”。
我对《百家讲坛》的内容﹑这些名家出版的书不太了解。然而谈到知识常民化，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什么样的知识常民化？争论一些历史事实，而造成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一个边缘人群的异类文化，让他们永远存在于现代与变迁的边缘？通俗﹑有趣，容易让一些观点﹑价值普及于群众之间；但也常因为通俗﹑有趣，让包裹着许多偏见的知识广泛传播。
王道还先生在史语所的边缘地位突显了一个学术世界的现实或荒谬：在世界学术圈——以一中国史专题来说，其核心大约是个数十人的团体——中发表﹑传阅﹑讨论文章才算是学术贡献，而王君所写的，让上百万民众、学生看的科学普及化文章不能称作学术贡献。

问：说到学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又想起《寻羌》中您提到的黎光明，这位传奇人物在史语所1928年创立时即受聘为助理员并迅速开始考察岷江上游的民俗，但1929年从川西回到史语所又迅速离职，1946年竟惨死于铲除鸦片的靖华县长任上（而且他还是回民）。黎光明当年是很不为傅斯年喜欢的，您后来把他和王元辉合著的尘封了74年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整理出版了，您会担心被视为“不务正业”么？
王明珂：我出版黎光明﹑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报告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一个不具人类学背景的调查者所写的学术报告，是为了突显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特点。黎光明与王元辉描述的是许多活生生的个人；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个人” 不见了，我们只见到苗族﹑藏族。黎光明与王元辉记载一些偶发的事件；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事件”不足为道，那只是浮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一些瞬息即灭的光影。黎光明与王元辉不隐瞒他们在“落后民族”中看见的新事物，但人类学家刻意无视于此，而到最偏远的村庄去寻找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后，黎光明与王元辉不掩饰他们对“边疆同胞”的偏见，但人类学者的偏见被学术包装起来，将造成我们今日对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台湾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与人类学界，我早已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了。很早便有史学前辈公开说，“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 ”——这便是他对“历史记忆”的了解。而资深人类学者也说我研究的不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穿梭于各学科边缘，根据我的毒药猫理论，我是有可能成为各学科主流威权心目中的“毒药猫”的，如同RenéGirard著名之代罪羔羊理论中的代罪羔羊。代罪羔羊是无辜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但我宁愿自称“毒药猫”，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或我也可以自称“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 武装”是说我认真研读各学科经典之作，那些（代表学术正统威权的）追捕者若无适当学术武装，就别惹我这“走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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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对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17:23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14807909b2a8b4c53ac7633a.html 怀念宋蜀华师

彭泽学

日前收到杨筑慧博士新近出版的《宋蜀华评传》，甚为欣喜。该书被列为民族出版社“品读人类学家丛书”，32开平装本，装祯朴素而雅致，这样的风格正符合先生儒雅的风度和谦和的为人处事作风。先生去世已有5年，他的传记由他学生撰写完成并于此时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睹物思人，收到先生的评传，仿佛见到先生本人，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自己和先生交往的点滴细节又浮现眼前。
1983年，当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教授，并任中央民族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一职。当时除于学校开大会的时候见过坐在主席台上宋先生之外，并无与先生接触的机会，但先生儒雅的风度还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7年，我因报考先生招收的西南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才有了第一次与先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是1987年夏天，先生和吴恒教授共同主持对我的研究生考试复试。面对两位大教授，我难免有些紧张，但两位教授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快就消除了我紧张情绪。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先生问我的一个问题是：“70年末至 80年前期这段时间，是土家族的人口数字非自然增长最多的一个时期，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在我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先生面带微笑不时地朝我点头。其实我当时感觉自己的回答并不十分圆满，但先生的点头和微笑却给了我这个还没入门的学生巨大的鼓舞。
幸运的是，我通过了考试进而成为先生门下的一名弟子。更幸运的是，我们那一届共5位同学，而指导我们的是一个包括先生在内的4人导师组（另外3位导师是：吴恒教授，邵献书教授，祁庆富教授）。4位导师都是西南民族研究领域的专家，且各有所专，宋先生讲傣族史，吴先生讲彝族史，邵先生讲西南民族通史，祁先生讲西南民族史研究史料方法。能有这样的师资力量搭配，对于门下的学生而言，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先生受专业教育的背景是先历史学而后人类学，既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系统训练。中西兼修的知识结构和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使先生对学生的培养有自己成熟的体系和方法，既强调历史基本功的重要，也注重理论修养和跨学科知识的积累。这一点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即能干充分体现先生的良苦用心，于专业课程之外，为我们安排的课程还有：贾敬颜教授讲授的《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著）；王辅仁教授讲授的“藏学”；吕大吉教授讲“宗教史”，陈克进教授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作）；王晓义教授讲授的《民族社会学》；张公谨教授讲授的《社会语言学》和西双版纳傣语等等，目的是想让我们夯实基础，扩大对相关学科的知识面，提升理论素养。由于先生担负有重要的社会工作，因此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先生的授课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是语调平和，音调适中，课前准备认真而充分，所讲内容条理清晰，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其儒雅的风度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地吸引和感染着我们，每听先生的课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先生既是我们专业学习上的导师，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因此先生打动感染我们的远不止在课堂，远不止于他的学识，还在于先生的人格魅力，在于他那种翩翩君子风度，为人处事的礼让谦和，对事业的执着，对学生的慈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人生的那份从容和淡定。尽管过去了很多年，先生对于我们的学习之外的影响和关怀，点点滴滴，至今还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尽管当时先生已年近七旬且社会事务繁忙，但我们几个同学提议的活动，先生都会尽力抽出时间参加，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和满足。3年的师生相处虽然短暂，但短暂时光里留下的记忆却那么的深刻，多年以后的今天，本人仍然无法忘怀先生看望“大病”中的我的时候那慈父般的目光，难忘他亲自送到我宿舍的那罐热腾腾香喷喷的鸡汤，难忘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郊游的那份闲适和愉快，难忘在低矮的平房里（当时的祁老师家）的聚餐以及我们师生间的那份融洽和亲热，更难忘先生当年对我的年少轻狂行为的宽容（以先生在音乐上修养，以先生的人生阅历和感悟，我当时居然敢在先生面前唱《三十以后才明白》）！
1990年，我离开北京，离开相处了3年的老师来到成都工作。虽然远隔数千里，我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对学生关怀和那份浓浓的爱。这种关怀和爱并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体现在点滴的细节。比如每到新年我都会收到先生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工整的字迹和美好的祝福；又如，先生每参加学术会议碰到成都熟人，就会问起我和利辉同学的情况，而期间他仅有的两次来成都出差，都于百忙中打电话约我和利辉同学见面，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再如，虽然在3年学习期间由于自己的不刻苦，我并没有学到该学的东西，最终也没有走学术的道路，但先生却并没有嫌弃他这个不成器的弟子，而是时时关怀并鼓励，每有新著出版，都会题名相赠，先生在专业上给我的这种鼓励，对我从事民族出版编辑工作真是受益匪浅；2003年，当我北京看望他老人家的时候，先生还以自己的80寿辰纪念文集《中国民族学纵横》相赠，那也是我接到先生的最后一本赠书，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成为我们师生之间的诀别。
离开先生走向社会的时间愈久，就越是怀念跟随先生学习的那段日子。重新回到先生身边读书是我曾经的一种强烈愿望，但这愿望因先生2004年的驾鹤西去而无法实现，如今只有把这种愿望化着对先生无尽的思念和缅怀！

附一：《宋蜀先生学术活动年表》（资料来源：《宋蜀华评传》）
1942-1944年，就读于齐鲁大学（成都）历史社会学系；
1944-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成都）社会学系；
1946年7月-1946年11月，工作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
1946年12月-1949年3月，留学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人类学；
1949年4月-1951年6月，工作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
1951年6月-1952年8月，参加西藏科学工作队；
1952年8月-1956年8月，工作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1953年，甘肃，青海民族调查；
1955年4月-1955年8月，参加贵州民族识别工作；
1956年8月-1964年9月，工作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
1956年8月-1960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64年10月-1965年6月，参加四川凉山“四清运动”；
1969-1971年，湖北潜江沙洋“五七干校”；
1979年1月，被评聘为副教授；
1979年3月-1980年7月，任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1980-198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1981年，当选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世界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
1982年当选中国人类学会理事；
1983年被评聘为教授；
1983-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
1984-1996年，当选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
1985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8年，当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
1989-2002年，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被聘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成员；
1993-1996年，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1996-2000年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2000-2004年，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名誉院长；
2004年，被国家民委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

附二：《宋蜀华先生学术著作简介》（资料来源《中国民族学纵横》）

宋蜀华教授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除专攻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以外，还对于社会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也有相当造诣。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几十年里，发表论著（含与他人合著）19部，论文和文章80多篇。其学术成果以严谨，精思，准确，求实，富有创见著称，自成一家之言，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上世纪19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带头人的宋教授，深感学科方法论研究的滞后已严重制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因此一直致力于民族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先后发表有《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和历史学紧密结合》（1981），《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1991），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纵横观》（1994），《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1997），《民族学应用与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1997）等重要论文。其主要学术思想是：中国民族学研究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必须中国化，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此，先生主张在研究上持动态发展的观点，在方法上构建自己的特点和重点，强调纵横研究相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传统文化研究与生态研究相结合，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综合研究等。先生的学术观点和主张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远见卓识。
先生在几十年学术研究中，对于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有许多富于创见的研究成果。1962年执笔完成的集体之作《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一文，堪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出版的专著《百越》（1991），《民族研究文集》（1996），《中国民族学理论探求与实践》（1999），《中国民族问题研究》（1981，西班牙文版）等著作，娴熟地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学术界关注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为了促进民族学学科的教学，培养学科人才，先生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多部重要教材的编写工作：主编《中国民族概论》（2001），《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1998），参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1981），《原始社会史》（1984）等，这些专业教材不仅填补了学科教材空白，而且因这些著作理论水平高，包容性强，资料丰富，编写严谨，使之成了相关领域的教材精品，为学科的教学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附三：李绍明先生致宋先生信函一封

蜀华先生：近好！

日前恩施一行，朝夕与先生共处，得见先生思维清晰，身体健康，乃我辈后学之福也！
先生治学，为人，世之楷模。我之一生受先生言传身教以及提携之处甚多，此常铭记于心，而不敢有所忘也。还望先生更加珍摄，并如以往常以教我。
在恩施摄下一些影片，今检出奉上，作为纪念。另一张是祁庆富等在巴东野三关时所摄，请顺便给他。
明年当进京为先生祝寿。文章亦当于近期寄去。有何见教，随时示知。
夏祺
绍明敬上
2002年8月3日

按语：原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长李绍明先生与先师宋蜀华先生乃至交，本人于1988年在因宋先生的引荐才得以认识李先生的，因为这层关系，我才在李先生的帮助下于1990年来成都工作。因此，对我而言，两位先生都是对我有恩的。如今两位先生都已驾鹤西去，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先后写作两篇纪念两位先生的短文的时候，自然地就会联想到两位先生之间的友谊，故而特地将两先生之间的这封信函附录于此，以此纪念两位尊敬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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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自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1月14日 星期六 19:57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f8adae7ef035cb320dd7da1a.html 刘洪涛自荐来南开

孙立群

寒假整理书架，一本书映入眼帘：《古代历法计算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洪涛。洪涛先生于2001年10月去世，一转眼已经7年多了！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刘泽华老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刘洪涛是一位奇异之才。我亦有同感。洪涛先生的知识面极宽，他通历史、精理工、解中医，还创作文学作品，曾完成武侠小说《葛洪传》，交出版社，编辑大喜，拟定出版。谁知单位搬家，竟将手稿遗失！然洪涛写作，只打腹稿，下笔成章，一气呵成，没有备份。出版社只好赔钱了事。洪涛也不想当金庸第二，权当过了把瘾。洪涛闲暇时，研究书法，篆刻印章，对烹调也很在行，生活情趣十分高雅。他还会木匠活，家具自己打。调入南开时，我帮他搬家，几件家具，结实实用，与天津流行的样式也不一样，一问，答曰：“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当时买家具要凭条、排队，洪涛的手艺给他省了多少事！
当然，洪涛最喜欢的还是中国古代史。他1967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先在技术部门工作，但实在割舍不掉对历史的喜爱，决心改行，进南开历史系当老师。1975年秋，洪涛径直走进教研室主任刘泽华老师的家。几句寒暄过后便直奔主题：喜欢历史，欲来南开任教。刘老师一下子发蒙，理科出身，没有文章，想进历史系，不是在说笑话吗？在谈话将结束时，洪涛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一部《宋史》，自己倒是翻阅过。当时此书还没有标点本，于是让洪涛拿来看看，一翻，果然水平不一般。连最难懂的《天文志》、《律历志》都标点了。刘老师又请其他老师看，大家异口同声说好，是个人才。于是决定调入。经过努力，1976年底洪涛终于进入南开历史系。
洪涛毛遂自荐，加盟南开，一时传为佳话。我很佩服洪涛的勇气，他办事稳健，看准了就坚定地走下去。他敢敲名家荟萃的南开历史系之门，说明他是充满自信，有备而来的。刘泽华老师任人唯贤，慧眼识英雄，南开大学又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传统。
经过几年的准备，1980年洪涛开始上“中国古代科技史”，他理科功底扎实，史学素养具备，课程受到学生欢迎，我记得南开校报还作了专门报道。1986年，他出版了60万字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填补了南开教学史上的空白。
洪涛善于思考，史学研究颇有创见性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南开学报》发表了《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很有新意。杨志玖教授看后，按捺不住欣喜之情，马上给刘泽华老师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极好，有见解，仅凭此文，我看可以晋升为教授！”但因名额限制，到 1997年洪涛才被评为正高，时年54岁。
2000年他参加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有一条规定让他无可奈何，当博导要有科研经费。他没有。在述职会上，他向评委坦言：我这个人老大不小了，还提这个问题，没有出息，实在有些惭愧。如果名额有限，不需大家为难，有或没有，不碍事，我没有钱（项目），现在钱比学问更有效？我实在不知行情，请大家批评。据刘泽华老师回忆，投票时，洪涛得了全票，但最后还是没有被批准。
这件事对洪涛究竟造成什么影响？无人知晓，我问过洪涛夫人窦爱芝教授，她说：“他挺坦然，说，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只要对得起工作，对得起学生就行了。”后来洪涛默默存了一万块钱，当作“科研经费”使用。依我对洪涛的了解，他是外在谦和而内心要强，不爱向同事、朋友倾诉自己内心的感慨，他上进心极强，但不外露。我觉得心情压抑过久，会伤身体，不如找人说说，甚至宣泄一番。
拼命工作，忽视保养，使洪涛身体每况愈下，窦老师说，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到凌晨。洪涛心脏不好，数次住院，但住院期间，还跑回学校上课。有一次上课时心脏难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气喘吁吁地对学生说：“今天我讲不了了，早下会儿课，对不起了！”同学们无不被刘老师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

（原载《今晚报》2009年4月29日第9版） 阅读全文
类别：他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25日 星期日 14:48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762b147b2d410ffe0bd18776.html 世纪学人王绍曾

杨晓珍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王绍曾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他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是江苏江阴人。将王老先生归入齐鲁文化名人的行列，不仅因为他在山东度过了大半生，这里是他治学和做学问的地方；另一个实在的原因还是，他的存在提升了山东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地位，他是山东大学、乃至齐鲁文化界的骄傲。
采访王绍曾老人是通过他的弟子、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承略博士的引见，我们交谈的方式非常有意思：我将问题提出来，由王承略博士写在一个写字板上，王老先生看过后就开始侃侃而谈。尽管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了，但是老先生看东西却不用老花镜，谈话思维敏捷透着风趣幽默，让人感觉到他身上仍弥漫着源自江南水乡的书卷气。
王老先生首先肯定说：“我只有中等人的智慧，惟一所长就是下工夫，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积累资料。”他还戏说自己是在“吃老本”，写字是吃老本，做文章也是吃老本。在了解了王老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卓然成绩后，我们就明白王绍曾先生的“老本”有多么深厚，他为了积攒这些老本所下的工夫，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青年 师从国学大师

   
王先生作为海内外知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其在古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无不与他年轻时代的积累和经历有关。王先生的青年时期，有几位他一生受益匪浅的几位国学大师。

     钱基博 目录学研究的引路人

   
1927年，年仅17岁的王绍曾先生以同等学历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摇篮，创办人是国学大师唐文治。延请的名师有朱文熊、钱基博、陈柱、陈衍等教授，当时王绍曾先生师从钱基博大师学习目录学和《文史通义》。钱基博大师就是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王绍曾先生回忆说，钱基博先生当时还兼着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所以只有每个周末才到无锡国专给他们上4节课，上课的时候，其子钱钟书和侄子钱钟汉都来旁听。钱基博教授每堂课后都会给他们布置许多课外必读书目，还要求做读书笔记，这个笔记就是作业要交上去的。钱基博先生有个习惯，就是在学生的读书笔记上画圈，做得最差得一个圈，越好圈越多，王绍曾先生得意地说道：“我的读书笔记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的，钱先生就用加圈的办法给予表扬，我的圈最多，有时可以加到5个圈。”他说，“做学问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初读书读的都是原本，每天背诵一篇古文，早晨校园里传出的都是琅琅的读书声，背书背得喉咙都哑了，还是要高声朗读，不这样读是掌握不了古文的特点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背就驼了。王绍曾说，“我的一辈子其实就一个‘勤’字，‘以勤补拙’”。
以后，王绍曾先生还把钱先生的这种画圈的习惯沿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
1930年，王绍曾先生在钱基博教授的指点下，写成了6万言的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受到钱基博先生的激赏，给了100分。他不仅把这篇论文拿到上海光华大学让那里的教授们传阅，而且还建议学校作为《无锡国专丛刊》第一种于1931年正式出版，这在当时高校学生出版论文还是破天荒的。
记者在王老先生家看到了这本他学生时代正式出版的论文册子，王先生介绍说，他原来保存的那本，文革时与许多书稿一起被红卫兵抄家弄丢了，如今的这一本是南京的一位同学1983年送给他的。自己毕业后，经校长唐文治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帮助版本校勘学大师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钱基博教授提议要将 “目录学”这门课让王绍曾代授，但王先生说，“我当时只有20岁，后面几届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我怎么能去给他们上课呢？所以我坚决不同意。”后来，钱基博先生在他另一位国专学生余振眉的毕业论文上批注：“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余生振眉。”王先生还在这篇对自己意义非同一般的论文册子上写道，“这篇论文现在读来有些地方显稚嫩，但这是我在目录学研究方面的一个‘起点’”。

     张元济 引导开辟版本校勘学的新园地

   
王绍曾先生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经校长唐文治的引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帮助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这项工作的具体做法就是搜集传世的宋元明旧版正史，选择善本，补其残缺，影印成一部完善的《二十四史》，再对底本的明显脱误，根据众本详加考辨，予以校改，形成一部错误较少的正史版本。
帮助张元济先生校勘“二十四史”，可以说为王绍曾的学术生涯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当时商务印书馆拥有国内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其中的“涵芬楼”以富藏宋元明善本及抄校稿本而饮誉海内外，在这里王绍曾先生得以接触这些珍藏本，又得张元济先生版本校勘学的真传，所以此后尽管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人轰炸，王先生不得不离开了那里，但是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却是以这些积累和经历为根基的。
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王先生回到母校——无锡国专图书馆工作，其间他撰写了被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称为“无可替代”的《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和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等许多论文，在学术上进入成熟期。

     朱文熊 指点了文言文写作

   
王先生讲，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论文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现在拿出来读，自己都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因为现在的自己是写不出如此文采的文章了。先生回忆说，他在无锡国专时的写作教师是朱文熊先生，邹韬奋曾在自己的一篇小文《经历》中提到朱文熊教授时说，“我如今还能写的一些文章，完全是靠朱文熊先生的指点。”对此，王绍曾先生也深有感触，他说：“我的文章刚开始写得不好，可是每次朱文熊教授总会对我提出表扬，说王绍曾的文章下的工夫不小，但还是写得不很完美。可鼓励归鼓励，名次却总是排在后面，所以我也就能知道自己的文章不怎么样。两三年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朱文熊先生也比较满意了。”接下来王绍曾先生风趣地说：“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我的文章写得还过得去，完全是得益于写得不好，朱文熊先生还是坚持不断地给予表扬。’”
王先生介绍说，自己二十几岁时写的论文，至今还有被人采用的。比如他23岁时写的《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一文，1986年被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收录了《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同时收录的论文的作者大都是建国初期国学研究界的大家。
王国良在收这篇论文时也是费了一些心思，因为原文有6万多字，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实在太长，但取舍之间，王国良教授也觉得这部论文“无可替代”，所以稍做删节后收录了。因为这本书的介绍，当1996年王绍曾先生到台湾讲学的时候，那里的学者对他非常熟悉。

     晚年 卓然成家

   
建国以后，王绍曾先生来到了山东济南，首创了济南工业学校和济南机械制造学校图书馆，先后担任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济南工学院图书馆副主任。
1960年，王绍曾在自己已经50岁的时候考取了山东大学著名学者高亨先生的研究生，但当高亨先生见到这位博学的弟子后，认为他不需要再读研究生了，当下推荐王绍曾先生到郑州大学教授先秦文学，可是由于人事调动方面的原因，王绍曾那次没能离开山东，而是跟着高亨先生研究先秦文学。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王绍曾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这样做也是为了他读书方便，因为高亨先生看好王绍曾，要他撰写《商君书集释》，并亲自联系中华书局，准予出版。高亨先生对《商君书》素有研究，这次他更是将自己积累的大量资料都借给王绍曾，帮助他完成这部书，可是就在1966年，先生的《商君书集释》接近完成的时候，红卫兵抄了他的家，这部书稿连同先生收藏的许多论文集，被洗劫一空，后来先生多次催要都没有结果，现在说起这件事，先生仍然心痛地叹息不已。

     重拾故业成为学术领头人

   
十年动乱，王绍曾先生被剥夺了著书立说的权利，也造成了他在目录版本校勘学研究方面的断层。到1983年先生调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接受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此时他已年过古稀，又刚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但是先生却拿出了与时间赛跑的劲头，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在20年时间里，先生承担了国家级项目三项、省级项目六项、自筹项目三项，而且次第完成并出版行世，其中百万字以上的大部头著作，累计多达1600万字。同时发表论文四十多篇，约 50多万字。先生以等身的著述，辉煌的成果在古典文献学界卓然成家，声名可以和已故著名学者顾廷龙、冀淑英两先生相媲美。去年侯艺兵编著《世纪学人、百年影像》一书收录的古典文献学家，也就只有此三人。
指着一书架自己的学术成果，王绍曾感慨地说，“这都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我不能把这些都看成是我个人的成果，我所做的主要是培养了一批人。很多学者，自己读书很多，做学问很好，但是充其量是个‘书虫子’，人没了，学问也就带走了。而我所做的项目，我的学生都有参与。”说着，王绍曾拿起仍在陆续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来说，“张元济先生在世，也难以搞成了。我做到了，就是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得力的学生。”

     老学不倦完成等身著作

   
先生的学问广博而专深，泛泛概括难免挂一漏万。通过王绍曾先生几位弟子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古籍整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开学界风气之先的建树。
最能代表王先生目录学、版本学成就的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而在校勘学上的巨大贡献，则是晚年主持整理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围绕《校勘记》的整理出版，王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张元济先生的研究论文，从此确立自己在国内研究张元济问题上的权威地位。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先生的精心之作，这部280余万言的巨著花费了先生10年时间。该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清人著述的大清理，被胡道静先生誉为“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从目录学的角度讲，此书是自清中叶补史志目录运动兴起以来，200年间的最大收获。已故著名目录版本大师顾廷龙先生为本书作《序》云：“不特公私名簿采录殆遍，著录之有歧异者亦多所辨正。全书网罗清人著述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武氏《补编》所未见者，竟达五万四千余种，以类相从，厘然有绪，且各注版本，兼明出处，元元本本，得未曾有。”程千帆先生在《序》中则云：“合三家之所得而倍之，于是清人传世诸藉得以略备，虽时值右文，得道多助，然非绍曾之好古敏求，锲而不舍，又未必底于成也。”《拾遗》出版以后，王先生又着手主编《清史稿艺文志版本知见录》，此书必将与《拾遗》合璧，为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依据。
王先生20岁追随张元济先生参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当中硕果仅存的元老，而且多年来，他又为《校勘记》的整理出版奔走呼吁，所以1992年，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校勘记》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王先生的肩上。《校勘记》手稿多达173册，抚视当年自己的手迹和张元济先生的亲笔，王先生感慨万千，如今16种《校勘记》已陆续用整理本影印出版，这是校勘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史学界的重大贡献。王先生手抚《校勘记》影印本说：“当初，我写了《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顾廷龙先生说‘今无第二人能道之矣。’而整理《校勘记》的工作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了，我之所以能做成，一是因为这是我专业所长；二是因只有我最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看懂手稿杂乱无序的条目；三是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得力的学生。”

     山东文献研究第一人

   
王先生出生于江南，却热爱齐鲁文化，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以前辈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为榜样，把整理弘扬齐鲁文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除了屡次为山东省古藉规划小组制定古籍整理规划外，还受省古籍办委托主编了《山东文献书目》，又与沙嘉孙合著了《山东文献书目续编》和王献唐先生没有搞成的《山东藏书家史略》王先生指着自己考证出的山东自先秦两汉至民国拥有藏书家559名的数字对记者说：“向来研究藏书史的人，以江浙为重，而对齐鲁重视不足，我们用事实证明，山东的藏书家要比江浙多许多。”《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是先生近年目录学研究和山东文献整理的力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之一，为了表彰杨氏家族的功绩，再现杨氏藏书的辉煌，提供目录学、版本学、藏书史研究的素材，先生将书目整理得完美无缺。对王绍曾先生在整理山东文献方面的特殊贡献，程千帆先生也有评价：“献唐先生以后，一人而已。”

     永不言老自成养生之道

   
王先生的另一个弟子杜泽逊教授1996年曾陪同先生到台湾讲学，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记录，台大中文系黄沛荣教授开玩笑说，他“偷看”了王先生的手相，发现他是“断掌”，这种人意志坚强，胜于常人。王绍曾先生说，他的一生就一个“勤”字，其实“勤”与“意志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相通的。王先生1981年、 71岁时患结肠癌动了手术，而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正是在71岁至91岁这二十年间创造的。在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王绍曾先生主动说：“有一点我非常想说，我之所以在九十多岁的年龄还能做一些事情，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的心境宽畅，虽然我20年前得过癌症，做了手术，但是我从不把自己看成是病人，依然心境开朗；二是我讲一些养生之道，每天坚持锻炼，我认为老年人多用脑、勤用脑是延年益寿最好的方法，我不主张退休了就在家坐着不动了，那是在等着去火葬厂。 ”
说着这些，王绍曾先生非常热心地拿出自己写的一幅字，是先生擅长的篆书，这幅字是先生放在案头经常把玩的东西，都有些皱了。王先生说，这是他自己编的《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吟唱完这首不老歌，王先生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作者:本报记者 杨晓珍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来自:齐鲁晚报2002年10月7日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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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综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25日 星期日 14:16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fb5168c63eddba119d163d9f.html 史家风范，高山仰止——从拜会刘家和先生想到所谓2+2的问题

臧振

2009年暑假，历史文化学院《西部大讲堂》请来国内世界史学界几位名家，7月12日上午开讲。第一讲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主讲《中西古代史学传统的异同》，这题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这天早上我犹豫了一阵：去不去听？很想去听，又担心被刘先生看见。因为自己的《论文集》没整理出来，无见面礼可送，且自己又不善言辞，拙于应对，无颜见先生亦不敢见先生。心想，到时看看视频吧；于是乘上班车到了新校区。
8点刚过，忽接庞慧短信，说刘家和先生让她转送给我一盒茶叶。我立即意识到：因自己的狷介而失礼！看来先生本打算亲手送我小礼，不见我人影，只好叫庞慧转递。不知先生何时返京？弥补拜望或许还来得及！于是我向庞慧打听。庞答先生今晚8点的车；于是商定我下午4点到先生下榻处拜望。
见到先生，惭愧地递上我十多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蒙昧中的智慧》；刘先生令书童寻出他新发表的文章《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的复印件送我。因我送书在扉页有签名，先生即用颤抖的手在复印件首页眉批处写上“臧振学长我兄指正”，低一行写“弟家和”。吓得我连说“使不得、使不得！刘先生，折煞我也！”先生直起腰来，认真地说：“这是规矩。”先生说，过去同门师兄弟互相称“兄”，以示尊重，是不论岁数的。见旁边的几个年轻人不大明白，刘先生解释说，他在五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曾当过刘毓璜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们是师兄弟。刘毓璜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时间是八十年代初，我比刘家和先生晚了三十年啊！
刘家和先生随即问起我刘毓璜先生哪年去世。我因为还有些拘谨甚至紧张，没有细想就说，“八十年代中期吧？”刘家和先生立即认为不对，追问我刘毓璜先生去世时多大年龄？我竟然也说不准确，答“八十二、三吧？”刘家和先生说：“那就应该是在九十年代。”我记起，1992年我还曾到南京大学看望过刘先生；收到先生去世的讣告应该是在第二年夏天。这一刻，我恨不能让地面裂开个缝钻进去！无地自容啊！尊师重道，是师兄弟们十分看重的。我哪有资格当刘家和先生的“师弟”，遑论“师兄”？！

从学问上说，刘家和先生好比高山，我辈须仰视才见。
作为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是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命运的关注。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心绪，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上小学不到三年时抗战爆发，上高中时迎来抗战胜利。日寇铁蹄下的耻辱，国家、民族的危难，在这个热血青年脑中烙下深刻的印记；读书为了什么？用刘家和先生的话说，“我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可以说，就是这一情结推动着刘先生走到今天，成为学贯中西情系古今的史学大家。
作为历史学家，看家本领是要能读古书。刘先生幼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熏陶，随后辗转逃难中跟从老先生读旧书一直没有中断。最重要的是，刘先生一进大学就得到了名师指点。据邹兆辰《在中外历史文化长河中徜徉——访刘家和教授》（见网上《史学日志》2007年4月29日）介绍，四十年代后期，先生进入无锡江南大学，是时钱穆先生主讲中国通史和秦汉史；刘家和先生回忆到，钱穆“对历史发展大体的提纲挈领和对历史问题的精到论辨，都使我在课堂上感受过精神的震动。”刘先生拿有关《庄子》的问题请教钱穆，得到钱先生的耳提面命。读过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刘先生“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气逐渐平了下来，知道学问实在太大了。”刘先生说，“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这成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当时，刘先生还跟冯振先生学文字学。冯振上课实际是讲《说文解字》，他让刘先生“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此后几十年里，刘先生和《说文》、《尔雅》等书、和段氏、王氏父子等清代大儒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致可以说，没有什么古书能难倒刘先生了。
作为历史学家，是否具有“史家之见识”，是著述优劣、事业成败的关键。刘先生回忆，“在江南大学，唐君毅先生教过我哲学概论和伦理学，给我打开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户。”“唐先生很欣赏黑格尔的辩证法，这就引起了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对黑格尔的兴趣”；“牟宗三先生教过我们逻辑学，讲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逻辑，但也偶尔夹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辩证法和逻辑学是科学的思想方法；接受了这样的训练，史学家就有了摆脱非科学的“集体表象”，独立地思考问题的能力。
这是大学一、二年级时，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啊！刘家和先生对首都师大历史系邹兆辰教授这样说：

“这些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虽然他们只教了我一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则是我对这些学科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所以他们给予我的影响几乎是终身难忘的。我很幸运，我在一个适逢其会的阶段遇到了他们。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与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与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再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予也许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

由此我想到了现今流行的所谓2+2模式。在所谓“厚基础、宽口径”的口号声中，令教师与学生疏远开来。在决定年轻学子一生道路的关键时段（大学一二年级），让他们高考前经过痛苦选择决定的人生道路可以说归于无效，重新在无所适从中虚度那得来不易的黄金年华，等到似乎找到了对于某领域的感觉，两年已经过去。即使有幸遇到有心的教师刻意指点，时光不待，力不从心，只能找到学术门径，难以登堂入室。而很多学生，其实是迷迷瞪瞪懵懵懂懂恍恍惚惚一直混到毕业。所谓2+2的前2年，女生比中学时代会打扮、会做作、会对付朋友……，男生……请原谅我不知道这两年间他们比中学时代会了些什么，也许，是会玩、会享受。说老实话，这些本领不必到大学；到社会，能学得更快更好。对这部分人来说，大学二年不过是高中的延续，是高四高五，顶多似乎是上了大学中文系，能写点无病呻吟的小散文。等到四年毕业，说是上的大学本科，其实和上两年专科差不多。
2+2模式的另一个更大的弊病，是令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之间的帮助指点、熏陶感染、潜移默化都被淡化。这一点，在一个有着优良学风的院系里，可以说比前一点更为重要！因为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范围有限，而同门弟子之间的接触却可以非常广泛而深入。我们知道，北大、南大等高校也实行了2+2，不过人家的学生还住在一个校园里，有机会经常来往；我们陕西师大是让低年级和高年级完全隔绝。如果说别人的2+2使高低年级间关系淡化，陕师大的分居两处、分别管理就是使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之间的熏陶化为乌有！此所谓东施效颦，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这里我想说说我自己在大学的经历。
我们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六十多人，别说等两年，一天也不等，一进校就征询意见，填表分班，三个专业：世界史、中国史、考古。我这个学俄语的"小四川"想学世界史被老师挡住，又因为我报考大学的表上有美术专业，老师建议我学考古，结果我选了中国史。世界史专业着重抓外语，中国史专业着重抓古汉语，考古班学的内容更吸引我，颇有点后悔但已顾不上犹豫。曹先濯的《古代汉语》和郭心晖的《古文选读》我都十分用心。半年后的一天，老师把我和另两个同学叫去，请南开来的一位老师给我们讲明清史研究的广阔前景和重要意义。二年级时，许大龄先生对我说到，汪篯先生对他"提到"过我。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停下读鲁迅、练体操和画速写，不敢不把心用到中国史专业上。遗憾的是到三年级时，政治运动掀翻了平静的书桌，我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长达十五年的弯路。
高年级同学的影响和熏陶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刚进大学，四年级王宜娥就介绍我加入了美术社；三年级的杨绍明和朱学文叫我加入“板报组”，每周为历史系黑板报画报头和插图。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几个学生，比如刘俊文的口才、罗炤的敏锐、胡德平的果断，也令我颇为震撼。
到三年级，“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教师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革命对象”；学生则是“革命动力”。那么，研究生算是什么？他们自己当然想成为“动力”；但有学生说研究生住的是教工宿舍，过的“资产阶级生活”，所以要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于是研究生纷纷“革命”，搬到学生宿舍来。当时我和另一个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思想觉悟不高被别人划为“中间偏右”，边缘化，宿舍就住我们两人，于是搬进来三个研究生：郭大顺（师从苏秉琦）、郝本性（师从唐兰）、胡仁瑞（擅长绘画，后因承受不了政治运动的精神压力回家了），隔壁住着李裕民（师从邓广铭），常来常往的还有胡戟（师从汪篯）、赵春晨（师从邵循正）等等。与他们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我思路大大开拓。在我看来，他们知识渊博且谦逊，眼光敏锐但不自负，立意高囧表情平淡、议论宏大声调平和。他们积极收集有关资料而不事声张；他们对我说：这对研究历史有用。与我的那些正在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的同学相比较，他们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片新的意境。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已受到过正规训练的冷静的史学工作者；而我的那些被运动煽起来的狂热的革命同学，不过是贯彻错误路线的幼稚的喽啰--大学五年，在学术上几乎一无所获。对于我来说，用得着一个成语：因祸得福。

我在这里不是自夸，我只是想说，大学期间，高低年级同学之间的熏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师生之情，师兄弟之情，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延续了我们职业学术传统的精髓。
由此我又记起刘家和教授送我的文章和签名：“臧振学长我兄 指正——弟家和”。这签名，寄托了多深的情谊和希望啊！有这样的签名，我不能不认真阅读刘先生的文章《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一期）。
这篇文章是刘先生主持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的引论。文章从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层面批评了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曲解；从世界历史的架构与中西历史比较的对应分期问题，讨论了黑格尔去世一百年之后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看法；从文明的连续与断裂，谈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际是非历史的。因此，对于人类的历史，我们“只能从现实世界里实际发生或出现过的真正的历史过程去探讨”。
接下来，刘先生引用马恩的话，说明真正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是与“大工业”的出现分不开的，“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样的现象，处于电子时代的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进程突飞猛进。未来的世界文明必定以“多元一体”为其特色。撰写崭新的《全球史》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刘先生以其大气磅礴的眼光指出：

“中国文明以其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相济为自己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对于未来的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的形成是会有其借鉴的作用的。”

当今中国史学界，像刘家和先生这样贯通古今、关注全球进行思考的学者实在不多见。刘先生之臻于这样的境界，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分不开，更与他步入史学领域时的初衷：“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分不开。
虽然我们“拜师”时间相差了三十年，我为有刘家和先生这样的“师兄”深感荣幸。
我有“认识中国文化，也了解世界”的愿望，但却没有如刘先生那样的学术功底。尽管如此，有先生的高风景行在前，我将不断努力、黾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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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自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20日 星期二 13:14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ec2abac29068b4110ff4775b.html 我被孟宪实撞了一下腰

赵孟

最近常常在中央台10套节目的“百家讲坛”上看到孟宪实讲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感到特别亲切，仿佛回到了好多年以前。

1995年我到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同时考过来的一个校友朱万国读的是哲学系，我常去找他玩。当时他们宿舍有一位年纪比我们大十来岁的历史系研究生，名叫孟宪实，大家叫他老孟，是新疆大学过来的。由于年龄差距，当时打的交道不多，只是和别人一样叫他老孟罢了。据说老孟学问非常好，当时就已经是副教授了。

98年我和老孟同时硕士毕业，又都考上了北大的博士，这样就开始熟络起来。毕业那几天学校里面一片忙乱，三轮车是最抢手的东西了。我横竖找不到，就决定等避过这几天风头再搬家。那天午觉睡得正香，有人来敲门。我问：“是谁？”那人回答：“我，老孟。”原来他借到了一辆小三轮车，自己已经搬完家，说反正借了一天，还有半天可以给我用。我当时极为感激，觉得他真是一个好兄长。

在博士宿舍39楼里，我和老孟成了隔壁。我住101，他住103。这下子来往就多了，我们常常在一起看VCD，聊天。老孟的同屋是他的师弟叶炜。我发现叶炜和孟宪实聊天的时候叫他“孟老师”，非但他这样，历史系别的师弟也都叫他“孟老师”。这时我就感觉到自己以前大大咧咧地叫“老孟”似乎不太礼貌，于是便也改口叫“孟老师”。

再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孟宪实这个“老师”不是白当的。虽然表面上是“同年”，他的学识可比我们这群毛头小子强了太多，很多时候，就是他在讲，我们在听。孟老师分析问题极有见地，常常能够在一些看似寻常的历史表象中找到联系，总结出一些有趣的观点来，发人所未发。在全国观众听到孟老师的精彩演讲之前多年，我就常常享受这种待遇了。

当然，在熟悉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享受这种待遇更早。那就是孟老师的夫人宣红大姐。宣红是孟老师在新疆大学教书时候的学生，后来师生恋，成了一家人。宣红不无得意地给我们爆料说，孟宪实最初从南开大学毕业，奔赴祖国大西北参加边疆建设的时候，正是少年意气，豪情盖天，在自己是诗作中畅想未来，说要找一个辫子又大又长、眼睛水汪汪的维吾尔族姑娘。但是没想到很快就碰到了宣红这个汉族姑娘，没多久就缴械投降，心甘情愿地做了裙下之臣，老老实实收起了当年的远大理想。每次说到此时，宣红和孟老师总是相视大笑，让人羡慕，真是幸福的一对。

我那时很不成器，喜欢玩电脑游戏，也尝试勾引孟老师一起玩，但是惨遭失败。我循循善诱地对孟老师说，你看“帝国时代”这样的游戏，完全真实模仿历史进程，你不但要打仗，还要发展生产，你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王，控制全体臣民的命运，多过瘾啊。像我们这样文史专业的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吗？孟老师看了我的演示，摇摇头说，老是砍木头，砍个没完，太麻烦了。而且把木头砍完了，到处都是木头桩子，太难看，太破坏环境了。不好不好。试着玩了几回之后，他就不玩了。

我对于电影有一定了解，曾经介绍孟老师夫妇和叶炜一起看过几个很经典的片子。印象最深的是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医生》和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一群人在我的房间里看到深夜，看完之后大家还意犹未尽，还要评论好一会儿。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优游卒岁的快乐日子。

2001年，我们都毕业了。我和叶炜留校工作，孟老师去了人民大学，此后几年联系得少。2005年夏天，我从韩国回来休暑假，抓紧时间装修房子，每天在各个建材城之间疲于奔命。那日在世纪金源的居然之家看橱柜，居然意外地碰到了宣红大姐。她也正在装修房子。大家寒暄得高兴，宣红马上拨通孟老师的手机，把他叫来一起吃饭，又请我去他们在世纪城的新家参观。在此之前我就从叶炜处得知孟老师在写大型历史剧剧本《贞观之治》，这回见了面，就得以了解了创作详情。因为我也一直想写小说和剧本，所以趁机向孟老师请教了许多问题。我告诉孟老师，我师兄史杰鹏最近写了一部非常好的汉代历史小说《亭长小武》，电视剧的改编版权已经卖出了。孟老师听了，顿生惺惺相惜之感。于是在我的介绍下，两个牛人认识了。

在北大南门外的九头鸟酒家，孟老师与史杰鹏一见如故。饭后继续喝茶聊天。我们三人本来想一起写历史剧本的，但是后来由于国家宣传部门限制古装戏等原因而作罢。说实话，我觉得我的学识、才能都与这两位相差甚远，恐怕不是般配的合作伙伴，但是能够与高人同游，无论如何是一件赏心乐事。

今年孟老师和阿城合作的《贞观之治》与另外一部大戏《贞观长歌》几乎同时上演。在央视1套雄踞40天之久的《贞观长歌》实际上整个是个戏说的路子，挂羊头卖狗肉，情节大半是杜撰，历史硬伤极多。而《贞观之治》却是严谨的历史剧，许多细节都极为考究，没有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假情节。也许就是因为情节性稍有不足吧，上市行情远不如《贞观长歌》。作为历史剧，历史真实性应该是最重要的，不能给观众传达太多的错误信息。即使从主旋律方面来说，《贞观长歌》前面部分还宣扬投降哲学，并为此不惜抹黑唐太宗君臣的形象，真不知道那些搞审查的人是干什么吃的。曲高和寡，为孟老师，也为所有遭遇类似命运的才子们一叹。

好在孟老师已经通过“百家讲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最近与之配套的书《孟宪实讲唐史》也出版了。厚积薄发，一坛深埋多年的陈酒，开始散发出它酽酽的醇香。是真名士自风流。我期待着孟老师更多更新的作品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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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他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09日 星期五 22:24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d8a5ae51ba2ccc12367abe9a.html 怀念季羡林先生

陈来

北大文科的老先生，本系以外的，我曾写过与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有关的文字。我也早就想写一点与季先生有关的事，比如就《牛棚杂忆》写些感论等。但季先生的帮手多，学生也多，仰慕者更多，前些年还成立了季羡林研究所，似乎也用不着旁人多说一点什么了。现在季先生仙逝了，我也只能略表一些个人的感念。

我在7月4日离京赴台湾讲学两周，7月12日，听闻季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心中虽有遗憾，但没有悲伤。反而，为他能这般的高寿，又能这般没有痛苦的驾鹤而去，感到庆幸，用句佛教的话说，这是季先生修来的福报！
其实我跟季先生不算很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是在20年前，1989年5月中旬在香山开会时，我还记得季先生当时特别批评了以往“斯大林化”的一些影响，即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的严厉压制，感觉季先生的思想是很解放的。我当时觉得，在北大的老先生里面，敢把这些话讲出来，恐怕只有季先生。当时开会的照片，我前一阵在校史馆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的展览上还看到。季先生的敢讲话是闻名的，不仅为知识分子讲话，也敢于批评政府的教育方针，从90年代初期起，季先生一直在电视上和在其他媒体上公开批评说“国家重理轻文”；对政府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他都当面为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而呼吁。
90年代，有很多编书的活动，季先生也主编了东方文化集成、神州文化集成等丛书。1993年春节在学校开会，我在勺园门口碰到季先生，我跟季先生问好后，季先生主动提起编书的事，说，要找些水平比较高点的中青年学者来参加写，当然这意思是要我也来参加一下。其实当时我跟季先生并不熟，好像没怎么说过话，而季先生对年轻人却记得很清楚，且主动跟你讨论。在这之后，记得有一次，季先生秘书李玉洁对我说，“季先生一阵子没看到你和陈平原的文章，就会念叨”，像这样关心中青年学者的老先生，恐怕很难举出第二个了。1994年，北大学报为宣传北大学人，开始在学报封二刊登北大学人介绍，每期一位老学者，一位中青年；开始的第一期，介绍的是季先生和我，封二的上边是季先生，下边是我，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995年，我写完了《古代宗教与伦理》，交三联出版，收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按丛书的规定，需要先请专家推荐，赵一凡为学术委员会常务，一凡兄就要我就近送季先生写推荐。季先生是老先生，也是此丛书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本来是不好意思请他的，但一凡如此说，我就只好带了两章稿子去找季先生（也不敢多带，怕太劳动他）。见面后，季先生说：“有的稿子，看了也不敢写；你的稿子，不看也敢写。”这个“敢”字用的特别传神，把季先生的朴实无华和对后辈的提携，全都表达出来了。
季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书全文如下：

在北大中年学者中，陈来教授是一个佼佼者。
据我个人的观察，研究中国国学的老一代学者中，博古通今而有卓越造就与贡献者，颇能举出一些人来。但既能博通今古又能融合中西者，则极为难得。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
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引人瞩目，备受赞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他的新著《儒家思想的根源》（据他来信说，这可能还不是最后敲定的书名），正表现了我上面说的那个特点。我虽然只读了一部分他的原稿（因为全书还没有写定）。但是，仅从这一部分中，就能够发见，他对过去对许多中国大学者，比如胡适等都探讨过的问题，确有新的而且是言之成理的见解，可以称之为真知灼见。
我们丛书中收入此书，不但弥补选题方面的不足，而且对中外学术界也是一个新的贡献。用特郑重推荐。

季羡林
1995. 5. 10

季先生关于国学研究要博通古今与融会中西的主张，非常精当，我也深为佩服，但季先生的表扬，我实在不敢当。由于推荐意见要登在书的封底，于是我和三联的老编辑许医农商量后，她把其中的一句改为“是一位沿着博通古今、融汇中西之路奋进的学者”，这才觉得安心一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季先生对中年学者不遗余力的表扬和大力的提携支持。
1996年，三联书店把我也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此后，凡遇学术委员会开会，我就到三联跟季老、李慎之、王蒙等前辈一起讨论丛书书稿，这对本来不太了解出版编辑工作的我，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而每次开会，都是季羡林先生要我坐他在北大要的车一起去开会。而且，每次都是季先生特别要李玉洁同志通知我，安排要车先去燕北园接我，然后到朗润园接季先生一起去。从这一点，很可见季先生对后辈的细心关心和照顾。而回来时先送季先生到家，季先生下车后每次都站立挥手、等车开走，才转身进楼门。这是对人的尊重，司机师傅对此总是感慨无已。
自从我搬到蓝旗营后，因为出去讲学时间较多，到三联开会的次数也就很少了，但有时过年到季先生家拜个年，跟他要本《牛棚杂忆》什么的，总之见面机会很少了。最后一次是2002年10月下旬，在北大一院小会议室开“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那天季先生、张先生都来了，我就坐在季先生左边。（见照片）汤一介先生主持，我先发言，其中说“ 北大最有条件来编儒藏，因为我们有季先生、张先生这些国学大师，……”，我说到“国学大师”，就看到坐我右边的季先生摇头，我就说“虽然季先生摇头，可是这些大师确实是我们的依靠……”等等。季先生发言时，提起我的话，说“我支持国学，可我不是国学大师”。可见，虽然我们出于尊敬他，常常称他和北大其他老先生一起为“国学大师”，但季先生自己并不同意这个称呼，并不是到最后这两年才辞谢这顶帽子的，我所说的就是一个例子。
季先生因病住301医院后，我也曾想去看看老先生，但多次听人说季先生很难见。大概要见他的人太多，医院为了他的健康，故管控较严。因此之故，想想老先生反正也不寂寞，也就放弃了。直到今年春天，因为要调往清华，很想找季先生一次，跟他报告，得到他的支持，而且我也相信，季先生一定会无保留地支持我去清华做国学研究院的事。可惜这期间出了丢画的传闻，一时间季先生那里更不容易去了，心说只好等等再看吧。不料，这一等，他老先生就遽然谢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
季先生虽然辞世了，他的朴直、亲切、平易的音容笑貌，他那敢言人所不敢言的率直风骨，他始终如一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他对后辈无保留提携的大师风范，将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中，不会磨灭。

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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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自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08日 星期四 11:30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a0516809fadde9a52fddd4d0.html 斯人已去，音貌永在——怀念卞孝萱先生

张剑光

今天上午，南师大的刘进宝教授给我来电，说明天他要到我们学校来参加古代史的学术会议，我们先一起碰个头。他说本来明天是早上来的，但明天上午要参加卞孝萱先生的告别仪式，所以要下午来。我大吃一惊，卞先生不是身体很好吗，怎么会呢？听到这个消息，内心一阵阵疼痛，真的很难过。我托刘教授为我和俞钢兄送一个花篮，表达一下我俩的哀思。

卞孝萱先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著名教授，擅长文史，尤其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为学术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85年读的研究生，约在86年的时候，学校为我们请了卞先生来为我和俞钢两个人讲课。当时古籍所所长是朱瑞熙先生，朱先生以前在近代史所和卞先生共过事，所以事前朱先生为我们介绍说卞先生是范文澜的助手，曾协助范文澜先生编《中国通史》。只要进历史系，第一门课上的就是中国通史课，老师都会介绍几种通史课本的优缺点，范文澜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后来自己查了一下书目，知道卞先生对唐代刘禹锡、元稹等文学家都有专门的著作。当时卞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发表了篇关于度支使和支度使的论文，我恰巧是认真地读了，发现他对资料的考订功夫十分了得，令我十分佩服。卞先生人还没来，我和俞钢兄对他的尊敬已油然而升。

卞先生给我俩的讲课有两个星期，连轴转式的。也就是说他上了两个星期，我俩听了两个星期。当时的卞先生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已经花白，但精、气、神十足，讲话的声音很响亮。由于我们刚接触唐代原始资料不久，才进入史学领域，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看法，所以很需要名师的指点。记得卞先生说陈寅恪是“以诗证史”，受他的启发，从当时开始他的兴趣从诗转到了传奇小说上，他是反过来，用传奇证史。他给我们详尽地讲授了唐代小说和政治的关系，记得他逐篇谈了《枕中记》、《任氏传》、《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莺莺传》、《李娃传》、《续玄怪录》之中隐含着政治史的内容，从作者着手，谈到小说的人物，往往要么是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思想，要么是有原形的。他层层剖剥，最后与某段政治史联系了起来。说句实话，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先生的授课内容，因为当时我只简略地看过《太平广记》，对其中的一些篇目有点大概了解，但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思考。看的时候，也只是想从小说中找点资料用到作业中。先生的研究方式，真令我们大开眼界，知道学问还可以这样来做。

卞先生当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所以我和俞钢一直到他的房间里去闲聊。一个著名的教授，和两个刚才史学大门的小青年很平等地对交谈，令我们欣喜异常。先生从他个人的经历谈到学术研究的贵在坚持，谈到他在扬州和南大的工作经历，鼓励我们在学术领域要不断有新的想法。我当时给他说，我有两篇作业寄给了一本刊物，刊物说准备刊用。先生很高兴，听了我述说的文章大体内容，连说好，还让我发表后寄给他看看。

先生回南京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先生是我加入唐史学会的介绍人，当时我给他写信说我想参加学术研究会，先生马上给我寄来了表格，并写了推荐意见。我也是将平时发表的一些文章寄给先生看，先生来信加以鼓励。1998年，我出版了平生的第一本书，寄给了先生，先生很快回信，说书中研究的领域很好，选题不错，研究十分有意义。如果想要书评的话，先生可以为我写。可我当时知道先生七十多岁了，怎敢劳他大驾啊，所以我并没有向先生提出这个请求。

前年，我们学院的文学学科点上请卞先生来讲课。在院长办公室，他对陪他的人说要找我，问我还在学院工作吗。陪他的人一脸茫然，不知我和先生究竟有什么私人关系。见到先生，十分激动。二十年不见了，先生还是那样健康，笑声浪浪，声音如钟般宏亮。谈他这些年退休后怎样走到学院资料室去看书做学问，怎样坚持绘画作文，令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人惭愧不已。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中年人，学术上已经缺少了当年的钻劲，更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先生面前，真是难为情啊。先生送给我们他的新作《唐传奇新探》，并题“剑光教授雅正”数字，令做学生的实在不好意思。

最近两年，一直听闻先生仍在学术界活动，对江苏六朝史研究会仍有不少指导，而且继续有作品发表，但我已不敢再去打搅先生了，因为先生尽管身体很健康，但年纪上去了，我们是不应以俗事去麻烦他的。

先生走了，没有太多痛苦，到了一个纯洁的学术天堂，继续着他的毕生的事业。先生将永远是我心中的高山，我将一辈子仰望着你。先生，你永远活在学生们的心中，你的精神你的气息你的声音将永在我们的周围。

『转载自张剑光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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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自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05日 星期一 23:49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f73ccf58276a538b810a18fa.html 李锦绣女士的气度

于赓哲

近日《唐史论丛》第十辑出版了，内中有拙文一篇，题为《唐代人均食盐量与盐的使用范围》，内中主要就妹尾达彦和李锦绣研究唐代盐业时的几个数据提出了质疑。算起来这是我第二篇与李锦绣女士商榷的文章了，看起来我似乎总是和李女士“过不去”，其实这一切都是李锦绣女士的大度对我的鼓励使然。

我的第一篇与李女士商榷的文章是2002年第3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发表的《对<“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见》，李女士本人及其所撰《“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当时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而我当时正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却斗胆写下反对意见，除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蛮勇外，李女士的名气大约也是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李锦绣女士1965年生（不好意思，泄露了女士年龄），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王永兴先生，为罕有之史学奇才，听说李女士中学时就能将整本《左传》背下来，二十多岁时就已崭露头角，于唐代财政史、政治史、制度史、敦煌吐鲁番学、学术史等均有卓见，1995年出版煌煌巨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轰动一时，国内外均有令名。业师冻国栋先生上课时也经常对李女士的成果表示赞赏，这也就是促使我找李女士著作仔细拜读的原因。李女士对史料掌握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观察问题之敏锐、对国内外学界动态之熟稔令人惊叹，惟有《“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我觉得观察视角很好，但是结论有些勉强，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实际上也是论文格式的，寄给了李女士，里面列举了《唐休璟碑》和《册府元龟》里有关朔方军大总管任职时间等史料，结合唐代食盐供给体系等问题对李文结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太平公主在与李隆基的斗争中并没有利用蒲州盐池作为经济武器。

信件寄出后心想结果大约也就是石沉大海吧，至于发表之类的事情想都不敢想，只是打算把这当作学期课程论文递交上去，内部消化。众所周知，学界现在已经是遍地老虎，大多数都摸不得，只能听好话，听不得反面意见，更何况还是一个未毕业的研究生提出的反面意见，李锦绣女士纵使不会指斥我狂妄，至少也会不予理睬。未成想过了不久就接到李女士回信，言辞热情，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并认可我的部分观点，信中最令我惊讶的是——李女士主动提出将拙文推荐到正式刊物上发表，现在研究生发表论文之难众所周知，一篇学期课程论文，竟然能获得推荐，而且推荐者是被批评者，足令我为之感动。以前读硕士的时候听黄永年先生说他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写信给陈寅恪先生，对陈先生《胡臭与狐臭》一文提出质疑，陈先生当时已是瞽翁，仍由夫人执笔，口述回信，盛赞黄先生，黄先生日后能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想必与年轻时受到陈先生鼓励分不开。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斗胆拿黄先生自况，想必李锦绣女士也不会赞同我把她和陈寅恪相提并论，我只是觉得，李锦绣女士身上还保留有古风，有些飘逸潇洒的名士风范，在如今这个浮躁而充满火药味的社会里，李女士的大度为她自己，同时也为我们这些学界后进保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天地，一块学术就是学术、让诤声也能成为曼妙乐曲的自在天地。

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了陈明光先生的来信，告知《对<“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见》一文将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这是我平生第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我一直珍藏着这本论文，可以说它是我学术生涯开始的象征，也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来说，在他最初的稚嫩的学术活动中所受到的鼓励大约堪比牛顿所说的“原动力”，足以影响他的人生轨迹。

拙文《唐代人均食盐量与盐的使用范围》其实与《对<“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见》基本上是同时诞生的，只是所谈问题属于枝蔓，故另外立文商讨之，就在此文付梓前后，闻听有某教授将其批评者回敬以“屁眼教授”之雅号，惹得社会上众多好以全称性称谓评价时事者哀叹学界之不堪，谨以此小文报之，以志雅士之气度犹在，以明学界之风骨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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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自述 查看评论]]> 2009年10月02日 星期五 10:44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19355910ab15fff6c3ce79ab.html 一位特行独立的思想型史家——记金宝祥师

张邦炜

金宝祥先生出生于1914年2月，浙江萧山（今属杭州市）临浦镇人，家道殷实，3岁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儿时，母亲为其聘请当地名士、知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任启蒙老师。[1]在蔡东藩潜移默化下，先生从小便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深感兴趣。1934年，先生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先后聆听多位名师教诲，其中孟森、钱穆、陈寅恪、冯家昇等对先生的影响尤其大。先生后来回忆道：“论钱、陈风格，钱波涛汹涌，一泻千里；陈潺潺溪流，意境幽远。从表象看，前者博大，后者精深，实则殊途同归，博大中有精深，精深中有博大。”[2]先生当年曾选修《沿革地理》课，写下作业《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任课教师冯家昇大加赞赏并推荐发表。1936年8月，《迁徙》一文刊载于顾颉刚、冯家昇所编《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2期。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就有这样的成果是难得的，从而增强了先生日后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信心和勇气。当年先生以母校为荣，如今母校以先生为荣。先生的学术成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堪称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摇篮” [3]的例证之一。
先生在北大念书期间，正值国难当头。1935年，他与同班同学曹振之、孙思白、杨志玖、余行迈、詹瑛、高亚伟、王德昭、巫省三等一道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先生扛着大旗，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头。王德昭、巫省三曾一度被当局拘捕，全班同学欢迎王德昭、巫省三释放返校的合影保留在《从改革到革命》一书中。在这张合影中，先生青年时代的英俊身影仍依稀可见。上世纪80年代初，孙思白所作怀旧诗《题一九三五年冬北大同班照片》云：“负笈红楼忆少年，东西斋对汉花园。心期班马千秋业，呼号街头腊月寒。……” [4]
先生随北大南迁，经湖南长沙，1938年在云南蒙自毕业。他一度任职于《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此后始终从事教学工作。曾任四川大学讲师，英士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曾称甘肃师范大学，现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甘肃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五六十年代，曾任《历史教学》编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并被甘肃省政府特聘为终身教授。先生的代表作有《唐史论文集》、《隋史新探》以及《宋高宗南渡前后两淮及西北居民之南迁》、《南宋马政考》、《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唐史探赜》、《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等。他中年以后的论著“被视为学术精品”。[5]2004年2月，先生喜逢九十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联合发来贺信，称赞“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尤以隋唐史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当年8月，先生在兰州家中阖然仙逝，享年91岁。

大凡对金宝祥先生有所了解、有所听闻的学人都知道，先生在历史学界是一位特行独立、极具个性的学者。
先生服膺哲理。他说：“研究历史必须有一定的哲学作为基础。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历史学家必然是哲学家。”“读历史读不出哲学的意境来是可悲的。”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基础由文献资料、东方哲学名著、西方哲学名著三部分组成，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学生时代，笃信考据学，认为“有了史料便有了一切”，做学问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为楷模。第二阶段：大学毕业后，读佛经，为东方哲学所折服，认为佛经中蕴含极其精粹的哲理。第三阶段：建国后，反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使自己的思维功能扩展了许多”。先生感慨：“正是读了《资本论》，我才对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看法，即使对历史文献也有了新的认识。”先生又进而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他说：黑格尔的书“意味深长，给人以无限的启迪，使人浮想联翩”，“享受到无限的乐趣”。先生强调文献资料、东方哲学名著、西方哲学名著“这三部分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三部分合而为一，浑然一体，才谈得上研究历史。”[6]他将哲学名著特别是马、恩著作视为显微镜、望远镜，以增强自身的洞察力、抽象力。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单位在贺信中所说：“先生是一位思想型学者，在学术方面追求主客观相通、古今相通的境界，其理论修养称誉学界，其著作给人深刻的启迪。”
先生崇尚理性。他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弘扬理性精神。一个真正具有理性的人，不见得能成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必定具有光辉的理性。”什么是理性？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7]先生进一步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本质”，“纯粹至美”。他说：“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总有一些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先生高度评价西汉的司马迁、唐代的杨炎。他说：“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名垂千秋，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原因就在于司马迁具有一种理性思维。”赞扬杨炎“具有正义感、是非感”，“是最具理性思想的人”。先生同时又认为，理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反映在头脑中的正确认识；或者说，主观思维和客观本质相一致的认识，即理性，方可称为真正的思想。”强调“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探索出客观世界的本质。”
先生主张“学贵自成体系”。他认为：“历史的最终归宿集中到一点，所谓‘一点’，就是形成一种体系，但要达到这一点却非常难。”在先生看来，所谓“一点 ”，除“体系”而外，还指“历史的本质”、“最一般的关系”、“内在的规律性”。在他的常用辞典里，这些词汇近乎于同义语。先生研究历史，总是致力于不被假象所迷惑，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的最根本、最一般的关系。他追求“伟大的历史感”，始终深信恩格斯所说：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8]因此，先生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专家，而是一位高屋建瓴的学者。他强调贯通，认为通史姓“通”，通史贵在一个“通”字，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任何断代史都只是历史工作者的研究重点或突破口。先生50年代末所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一文[9]便体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先生中年以后虽然专门研究隋唐史，但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探索性的思考和心得并自成体系。
先生强调“读书贵能得间”。所谓“得间”，就是“看出问题”。[10]他认为：“读历史文献，要得间，要有新意；读经典著作，要得间，要有新意。”[11]先生读基本史籍，不是翻翻、查查、检索检索而已，而是细读、熟读、反复读。他对隋唐基本史料的熟悉程度，罕有其比。他说：我“不喜欢寻求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而是从常见的材料中找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在这方面，陈寅恪师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其实，以博学著称的余嘉锡又是一例。他自称“读已见书斋”，有《读已见书斋随笔》传世。[12]先生深信：“读书百遍而义自见。”[13]他读史料如此，读马、恩的书更是如此。先生说：“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读了足有二三遍。每读一遍都犹如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主张用《资本论》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一再强调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入手，我们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应当抓住人身依附关系这个要害，人身依附是封建社会“最内部的秘密”、“隐蔽著的基础”，[14]最根本、最普遍、最一般的关系。先生认为，人身依附与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封建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具有品级性、凝固性即非运动性。但封建社会自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漫长的封建时代并非一成不变，商品这一“革命要素”的前后变化特别值得注意。他认为：“在封建社会内，人身依附关系与商品货币关系是互相抵触的。当人身依附关系处于强化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便显得冷落。反之，当人身依附关系处于减轻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便显得繁茂。”[15]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单位在贺信中所指出：“由先生所倡行的以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变化剖析古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6]
先生潜心学问，无功名利禄之心。他说：“做学问本来就是一桩枯燥乏味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抛弃功名利禄等私心杂念，方能成功。”先生从不粗制滥造，论著皆有新意。“勤于读书，慎于提笔；勤于写作，慎于发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先生以此勉人并自勉。他说：“我每写一篇论文，总先考虑，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否掌握了比较精确的史料。如果有，就写，否则，决不写。”[17]先生从不急功近利，他1947年写成的论文《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到1958年才发表，一搁就是十余年。与时代有关，先生从未经受量化考核的困扰。在他的脑海里，没有“项目意识”、“获奖意识”，只有“学问意识”、“质量意识”。先生说：“文章要写，但切勿贪多，多必滥，而滥便保证不了质量。”他不知“核心期刊”、“权威杂志”为何物。70年代末，先生因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停留，《历史研究》杂志一主编专程前往索稿，先生当即将刚写成的《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一文交他。此文长达四万余言，主编读后，在称赞之余，仅请先生将《问题的提出》一节稍加压缩。先生一字不改，送本校学报刊载。先生独具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先生襟怀坦荡，有求真求是之意。他自中年以后，对前辈极少吹捧，对朋辈极少称许，对自己不断否定。如80年代初，先生在自我评论其1959年发表的《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时说：“对于作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均田制，也已看清只是从属于世族地主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我还没有认识，均田制的实质是国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18]正是因为先生不断否定自己，所以他的理性思维越发深邃，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先生开展学术批评，丝毫不留情面。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外国学者，也直言不讳。最典型的事例是，80年代初，先生在兰州主持日本学者藤枝晃教授的学术报告会，听众近千人。藤枝晃在报告中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先生在长达近一个小时的总结发言中对此直截了当地提出异议。他论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文物流失的历史，列举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就，纠正了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偏见，旨在说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先生的发言赢得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此事已经成为“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在学术界传为佳话。[19]
金宝祥先生称赞钱穆“博大中有精深”，陈寅恪“精深中有博大”，其实先生的论著正是以其师长为楷模，力图做到精深与博大相结合，即学人常说的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补。
先生善于从小处入手，如他具体而微地考察从割股供养到割股疗亲、从燃灯祈福到燃灯歌舞的演变，旨在揭示印度佛教风俗传入中国后，如何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演变为富有儒教内容的新兴儒教习俗的过程。又如先生搜集大量史料并经过仔细的辩证和思考，指出所谓“杨炎害死刘晏”纯属“谣传”，是“历史的错谬”。他并不止步于此，进而论证杨炎“创立两税法，实欲收回由宦官控制下的财政，按等第征税，再也没有其它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是具有理性的人”。
先生又注重从大处着眼，如他研究两税法，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作瞻前顾后的思考，指出“两税法的出现是我国中世纪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承上启下，影响巨大。”但先生的考察是从什么是两税这一具体问题开始。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两税是夏秋两季两次征收的户税加地税的总和。他通过考证，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即“两税仅是夏秋两次征收的户税而已，并不包括地税。 ”又如先生认为“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由强化而减轻是唐代历史的基本内容”，这一宏大而抽象的论点以若干具体的史实和考证作支撑。他以私家佃农而负担国家赋税、力役系于户税是两税的真正特色等来证实唐代后期人身依附关系确有减轻。

先生独到的见解还多。如从前研究者们总是认为唐代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倒退，而先生则指出这一时期正是商品货币关系的繁盛时期，货币的广泛流通、商品高利贷资本的迅猛发展等就是其例证，而关键在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又如唐代后期为什么形成藩镇割据，先生认为在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权力本应继续强化。形成藩镇割据的原因在于当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度脱节，具体来说是个财政问题，长安政府的财赋收入，既不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禁军，也不足以供养边兵和镇兵。一旦中央政府的财赋收入充裕，藩镇割据的局面很快成为过去。再如隋文帝父子、唐太宗父子为什么倾全国之力，三番五次攻打高丽，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读，认为是因为在隋唐帝国外围形成了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北方的强大弧形包围圈。隋唐攻打高丽的根本原因是中原王朝竭力消除这一弧形包围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这部《金宝祥文集》中得到了相当集中、较为全面的如实反映。
金宝祥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凡六十余年，学生不计其数，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学有所成，成就卓著者。先生自幼生长在江南水乡，后又毕业于著名学府，但他扎根西北达50多年之久，终生以他乡为故乡。先生并非没有“孔雀东南飞”，到名校任教的机会。出于对西北的感情，他始终留在兰州。先生生性好静，不喜活动。他读书在书房，写作在书房，吃住在书房，备课在书房，从早至晚，不避寒暑。先生的习惯是备课到凌晨，人们不知道他书房中的灯光什么时候才熄灭。先生始终站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讲自己的心得，内容充实，见解独到，充满激情。学生们“无不以受先生之教为荣，读先生大著为快”。[20]先生指导研究生，强调教学相长，重视师生之间的相互启发与互动，注重培养弟子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造性，告诫弟子切忌死守师说。先生将教学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教学需要选择科研论题，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他的讲义别具一格，很有份量。先生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实属当之无愧。

2008年9月10日教师节时，写于成都外东四川师范大学。

附记：我师从金宝祥师，已是近50年前的往事。祥师离开我们，已达数年之久。值此教师节之际，写下这篇短文，或可表达弟子对我师的崇敬与怀念之情于万一。

注释：
[1]蔡东藩当年在金氏家中创作《历代通俗演义》，如今金氏祖居作为蔡东藩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其坐落在钱塘江支流浦阳江边，称“临江书舍”。该文物保护单位标明，临江书舍业主金宝祥教授。
[2]据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田澍、李清凌、李宝通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北京大历史系尚小明教授在《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中说：“在傅斯年幕后主持北大史学系的几年中，有21名毕业生后来成为史学家。”其中包括 “1934级的王德昭、金宝祥、杨志玖、高亚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2－133页）。似应增加孙思白，原名孙兴诗。
[4]孙思白：《追念王德昭教授》，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第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金宝祥教授九十华诞贺信》，《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5－516页。
[6]沈颂金：《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金宝祥教授访谈录》，《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第3－10页。以下引文凡出自此文者，不再一一注明。
[7]黑格尔：《小逻辑》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2期第1－12页。此文由时任教研室主任的金宝祥先生总其成。
[10]金宝祥：《治史门径》，《兰州学刊》1984年第5期第73页。
[11]《金宝祥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9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余嘉锡论学杂著》第642－68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13《王朗传》裴注引《魏略》，第42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3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5]《金宝祥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5卷第10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金宝祥教授九十华诞贺信》，《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5页。
[17]《金宝祥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92页。
[18]金宝祥：《唐史论文集·自序》第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参看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22页；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6－168页。
[20]李清凌：《陇原不息的智慧之光――金宝祥先生和他的史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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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综述 查看评论]]> 2009年09月28日 星期一 15:27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fa31beec8c3f7c37279791ea.html 什么是优秀的学术论文

王瑞來

什么是优秀的学术论文？评价的标准有多种多样，并且因评价者的价值标准而异，因评价者的审视角度而异。这都毫不奇怪。不过，我这里想讲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标准。

优秀的学术论文，让人看了眼睛一亮，那璀璨之光眩目。不过光芒之下，必然会有阴影。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正常的世界是由阳光和阴影组成的，没有阴影的世界，大概只出现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优秀的学术论文，也有缺陷，甚至是明显的缺陷。但那是白玉之瑕。无妨大体。重要的是，论文的新意，道前人所未道，有所发明。这，就是贡献。学术进步是由这样的论文推动的。

在最近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感言中，我还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历史就是一片片碎布，历史学家就是裁缝。在引用之后，我接着说，没有人会做得天衣无缝。

天衣无缝，就像是虚幻的终极真理，并不存在。

人无完人，有了便为非人，便是神佛。

金无足赤，完美便无生气。

如果追求这些,学术就不再会进步。

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甚守规范，合乎范式。如此这般的论文比目皆是。不过,大多了无新意。

河卵石圆润，没有棱角。

时下，国内的学术杂志亦多规范化，请专家外审，我也时为所托。多年媳妇熬成婆。每当此时，我常在想，当了婆婆，应当时时回想做媳妇时的不易，常含宽厚宽容之心，提携奖掖之意，凡有一得之见，便当鼓励。因为这多年的媳妇，已经熬成了职业匠人，有着敏锐的挑剔，一搭眼，便可以找出不少毛病。如果专以苛刻为事，一顿乱棒，尽管是打杀一篇论文，实际上扼杀的可能是，一片心血，一种自信，一棵新苗。不慎之又慎，可乎？

学术进步的希望在新秀，不在匠人。学术界的刀笔吏，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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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论述 查看评论]]> 2009年09月23日 星期三 21:00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68f166f0a0468ec97831aa5d.html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学术与人生——记乔幼梅先生

王学典

无论是在人材济济大家林立的宋辽夏金史学界，还是在中国教育界的文科领域，乔幼梅先生都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至于在山东社科界尤其是在山东大学，她的声名就不仅是耳熟能详的问题，有时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她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杰”，但她的意义绝不限于山东大学！
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她是一个生来似乎注定要有一番作为，甚至只要历史能提供机会她就能在历史上留下声响的人；
她还是一个有棱有角、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在这方面，你可以责备她的某些具体做法，但她那我自岿然不动的做人原则却无可挑剔；
她不是一个能轻易被人遗忘的人，甚至是一个被人长久关注的人，即便是在她卸任和退休之后；
很少有人像她的经历那样丰富：品尝过大喜与大悲，获得过大荣与大辱，被时代眷顾过，也被历史抛弃过；
她总是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不留遗憾，然而世事并不是她手里的面团；
这一切都来自于她那理想主义者的气质与追求。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也可以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这丝毫也不奇怪，“血气方刚”嘛！然而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人老气衰”之后，仍不愿成为一个与俗浮沉者，那就不得不说是有“异禀”了。“杰出”者何？“异禀”之谓也，“不凡”之谓也。乔幼梅先生就是如此！

一

她已走过七十年的人生行程。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求学并工作于山东大学，是她一生主要的轨迹。
早在1947年在上海读初中时，她就是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了。她像那时的一代热血青年一样，走上街头和广场，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后又敲锣打鼓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这时，作为所在学校积极分子的她，出任了学生会的妇女部部长，并出席了随后举行的上海市妇女代表大会，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见到了她所景仰的宋庆龄。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理想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那时你不想“沸腾”不想“燃烧”也不行，而这也恰好是乔先生可塑性最强的一段时光。她就这样在最好被融化的时刻被时代所融化。
1952年可能是她一生中有标志性的若干年份之一。还在读高二的她，这一年被接纳为中共党员，这一年她18岁。一个在高中二年级就被批准加入中共的人，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绝对代表着“未来”，斧头和镰刀这时绝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荣耀，更意味着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时代用它最好的礼品就这样酬报了一个天性好动的热血青年。
头顶着这些光环，乔先生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1953年，她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一所声誉日隆的大学，一个正在崛起的历史系。正是在这里，她收获过辉煌，也饱受过伤害。
凭着她的学生党员身份，更凭着她卓越的协调组织能力、火一般对生活的热情和旋风般的工作节奏，入校不久，她就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成为学生中的“No.1”。这个时期的校学生会主席可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做的，那首先是一种组织上的信任。对一位20岁左右的大二女生来说，没有非凡的胆魄和一往无前的精神，那将是不可想象的。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胆小怕事，从来都与她无缘，何况当年！她当年和校学生会同事们所组织的那些生气勃勃、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至今还为人所津津乐道。
50年代的校园不但鼓励你奋发向上，还推动你走向轻信、单纯甚至盲从。乔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也就是毕业前夕便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那是一场政治上的“六月飞雪”！即使那些长胡子的人事后也难免惊呼上当，何况那些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天真学生！根据组织的安排，作为一号学生的乔先生参加了“鸣放会”。这次“鸣放会”当时还被作为“和风细雨”的典型在全校推广。但在“工人阶级说话了”之后，据揭露，她在“鸣放会”上曾发言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官僚主义。”于是，一夜之间，她便从一号学生成为一号学生“右派”，而且定性为“极右”。举得越高，被摔得就有可能越重。转不过弯来的乔先生可能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天上地下的落差，——从大喜到大悲之间甚至连一点过渡都没有，如何接受，如何适应！据说一年之内，满头青丝就因此而变成了一蓬白发，那一年她才22岁！
如花似锦的前途消失了。尽管得到了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余修的帮助，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办公室”工作。但一年之后的7月1日，她还是被作为“右派”发配到广北农场（今天的胜利油田所在地）去“劳动改造”了。此后，她经历了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当年的“劳动”强度相比，今天所谓的“劳动”简直就是田间游戏！但她熬过来了。1960年底，她从广北农场转入济南西郊园艺场（山东省政府机关的劳动基地），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才得以真正回到原单位（已易名为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做一名资料员。但好景不长，“文革”大劫难又开始了，一个摘帽右派的景况可想而知。她一家人被下放到冠县，乔先生在该县农业局种子站做仓库保管员。在这里与在农场一样，即使是干体力活，乔先生也不甘为人后，也很认真要强，和男子汉一样扛麻袋，有几次累倒在现场。“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乔先生调入山东工学院，在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直到她奉调回山大为止。
“文革”结束之初的几乎所有的社会“边缘人”的确都应该感谢“邓大人”：从“走资派”到“臭老九”，到“右派”，是他让大家重新“翻身得解放”。走上正轨的山东大学这时也记起了它这位落难的学子，主政的孙汉卿书记、吴富恒校长和历史系主任王仲荦教授向乔先生发出了“归队”的召唤，乔先生却延迟了整整五个月。尽管星换斗移、物是人非，但触景生情，她可能仍担心自己无法面对这个曾让她“一夜白发”的地方。最后在师长们的恳劝下，她才于1978年10月重返山大。
“乔幼梅回来了！”当时“归队”的有一大批人，但没有一个人像她的“归队”那样富有象征意义，——她可是学生中的第一个右派呀。所以，从她“归队”的那一刻起，她就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关注，而她此后的被重用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回校不久，她就被任命为科研处文科科科长。1984年，在众多老教授、老干部的推荐下，她走上了校级领导岗位，先任党委副书记，1987年调任分管文科的副校长，直至1995年她年满60岁卸职，在校级领导岗位上，她服务了12个年头。而这12年恰好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多事之秋。离开校领导岗位之后，她作为教授和博导得以潜心研究宋辽金夏史、指导博士研究生，并以更多的精力投身于“二十一世纪山东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探索大学文科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途径。将近10年之后，她又办理了教授、博导的退休手续。2005年3月15日，她的弟子们为她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七十岁生日寿宴，她就这样微笑着告别了讲坛。
“质本洁来还洁去”，乔先生目前已开始了她的轻松的专一的还童似的读书生活。但作为山东省教育厅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有时还要参加一些教学评估活动，因此，仍然在关心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

自返回母校之后，先生可以说一直处在事功与学问的冲突之间。她早在学生时代所显露的组织才华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她自己对此可能也比较自负，但她本质上是一介书生，是个读书人；读书做学问，甚至做大学问做大学者才是她真正向往的人生境界。这种追求可能部分源自她的家庭。
先生祖籍江苏盐城乔家庄，声名赫赫的乔冠华是她的堂兄。章含之在《我和冠华》的书中曾披露说，乔冠华在留学德国时曾得到族叔乔耀汉的资助。这个“乔耀汉”就是先生的父亲乔国章公。国章公20世纪30年代初期毕业于国学重镇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在北京谋职，后到崇明县任教育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解放后院系调整时曾来山东财经学院执教，后调入南京师院并在那里退休。先生的母亲顾漱薇女士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为追求进步加入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后任太仓县教育局督导，解放后在上海一所著名中学任教。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里，读书治学成为先生的基本价值目标。
从中学时代起，先生就以拼命读书知名于学校。入读山大后，先生虽身兼学生会主席，但做学者的人生理想已经确立，而且，研治“民族史”的具体目标也已在形成之中。对此，先生在她的一部著作的“后记”中曾记述说：早在50年代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出于好奇，我即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毕业后学习和研究少数民族史。这个想法，被我的老师、当时的系主任杨向奎先生知道后，即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并推荐我于毕业后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不料，1957年那场斗争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甚至连杨先生的那番好心也成了我“破坏人事制度”的罪状。即使在那种恶劣景况下，我仍然要求把我分配到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一则想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二则想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直接调查当代少数民族的情况，为日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史打下基础。这个想法和要求，出自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未免有点天真幼稚了，尤其是在划为“右派”之后，更显得不自量力。这一要求自然也就如石沉大海了。（与漆侠合著：《辽夏金经济史·后记》）整整20年后，乔先生却又执拗地回到她当初所确立的治学志向上来了。
1978年10月，先生回到山大历史系，1979年冤案得到改正，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学生时代研治少数民族史的愿望还能否变为现实？当时恰好国家教育部决定在若干个高等学校开设十个师资培训班，为期半年到一年，主要培养高校讲师、副教授以上的师资，以解决当时的人才断层问题。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那里就设立了一个“元史培训班”。在韩先生的老朋友张维华先生的推荐下，乔先生以44岁的年龄，毅然舍弃了刚刚获得的稳定生活，来到了南京大学，师从韩先生学习元史。韩先生治学谨严、奖掖后进，为我国有数的研究蒙古学的专家。在这位长者的教导下，乔先生不仅阅览了许多基本资料，而且还在茫无涯际的学海中找到了一条治学的途径。但短暂的元史培训班并没有满足乔先生这位老学生的求学渴望。这个培训班结束后，在学业上遭受了20年饥渴的乔先生，听说河北大学将举办宋辽金元史师训班，于是南京学习甫定，即又风尘仆仆来到了保定参加学习。在这里，乔先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稳定的治学方向：以金史为主，从事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在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乔先生日以继夜地埋首苦读相关资料，争分夺秒，力求找回白白失掉的那些光阴。不但苦读，她还苦思，并从阅读中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河北大学的师训班上，乔先生还找到了自己的业师、名满海内外的宋史大家漆侠先生。应该说，漆先生对自己的这位老学子十分欣赏也十分同情。在师训班结束的十年之后，漆先生在为这位老学子的论文集所写的“序”中指出：“对于乔幼梅同志的遭遇我是至为同情的。”下边的话可以印证漆先生当年的同情心有多重：“也许是出于造物者的嫉忌吧，乔幼梅竟没有逃脱1957年的厄运！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摧折，无时无刻不郁结于心，以至不出365天已是满头白发。此后20年的岁月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磨过去了。”正因为有这样的同情心，他才竭力地指导和提携这位老学子，并在很短几年之内将乔先生推到学界注目的前沿位置上。乔先生则将漆先生称作自己的“恩师”，她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这本文集得以面世，特别是要感谢十几年来一直无私无倦地教诲、指导和帮助我的恩师漆侠先生。文集中的每篇论文都是和先生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有些论文的题目是先生出的；有些论文的图片和资料是先生无私地提供的；许多论文先生都曾仔细审阅，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连论文的发表，先生也总是热情推荐，关怀备至。有了大名鼎鼎的漆先生的这种支持，乔先生看来想不出名都不行了。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乔先生在学术界就要出手了。《历史研究》，这个历史学界的老牌期刊、权威期刊，在1982年第4期推出了乔先生生平第一篇学术论文：《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这篇论文一面世，就获得了同行们的喝彩和重视。这篇长达17000字的力作，写于河北大学师训班期间，据漆侠先生说，这篇论文前后六易其稿，最后发表出来的是第七稿，从保定一直写作修改到回到济南期间。这篇论文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宋朝与金人的漫长的边防线上所从事的贸易战中，中原地区所铸造的“铜币”为什么会发生先“北上”后“南下”的现象？这一现象昭示了什么？乔先生此文在占有所可能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基础上，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篇论文以其重大的学术含量让乔先生一举成名：此文获得了《历史研究》杂志1980—1983年的优秀论文奖。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奖项，第一，这是《历史研究》这个权威杂志在它50年期间所设置的唯一一次评奖活动；第二，这也是建国以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举行的最早的一次评奖活动；第三，评委的权威性之高，评奖活动工作之认真，评出的论文所获公认程度之高，也是后来几乎所有评奖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因此，获奖论文的作者大都因此项活动而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初次出手就大获全胜，这极大地鼓舞了乔先生，使她在此后不长的时段内抛出了一篇又一篇重磅论文。这些论文不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就是再次刊发在《历史研究》上，或者刊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哲》等著名专业期刊上。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是率尔之作，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但完全可以说篇篇都乃心血的结晶，篇篇都掷地有声、引人注目。后来，也就是1995年，乔先生将这些论文结集，以《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为名在齐鲁书社出版。权威学者认为：“乔幼梅教授的这本论文应当属于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这一类的。”并认为此部文集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类拔萃：一、视野开阔，知识涵盖面广，称得上是“博学高识”。宋史研究的泰斗邓广铭先生曾指出：治宋史者必兼及辽夏金史，治辽夏金史者，要兼及宋史，这就是所谓的“大宋史”的治学路数。论者认为，“乔幼梅教授的研究，就是遵循大宋史研究的这条路子的，她虽然立足于金史，但她对于宋辽夏元的研究也同样精湛，同样有许多精彩之论”。二、金史固然是她的重点，但她在货币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值得称道。论者认为乔先生的一系列相关论文“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精确见解”，并认为这些见解“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必将在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中留下自己深刻的痕迹”。三、论者指出，乔先生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谨严的学风最值得人们学习和赞扬。严谨厚重、细针密缕、史论结合、高屋建瓴，几乎是乔先生所有论文的一贯风格，这些论文篇篇都显示出治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侧面：深厚的实证功力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高度互动。她的论文之所以几乎每篇都掷地有声，秘密可能就在这里。在这方面，她堪称包括笔者在内的后学的楷模。
乔先生先后出版过三部学术著作：与漆侠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与陈智超联合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宋元卷》和上面所述的那部论文集。其中，《辽夏金经济史》一书可以说为作者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本书是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出版后深得同行认可。李锡厚和王曾瑜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上联合著文指出：“过去曾有人分别就某个王朝的经济或个别问题撰文著书，进行探讨。本书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从而为辽夏金史、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范例。”此书1994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4月修订再版；1995年获台湾省文化贡献奖，1996年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等。在将来的学术史上，大概会有这部著作的位置。
笔者是治学术史的，从学术史的视野看，乔先生日后在学术史上的不朽贡献恐怕主要将由她的货币史系列论文来提供。这批论文目前共有七篇，涵括宋辽金三朝，并初步形成了一个框架体系。其中，第一组五篇，主要探讨了两宋货币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它们是：《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论南宋的钱荒》、《论宋代物价与货币的关系》、《宋代的金银币》、《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等；第二组两篇，侧重探讨了辽金两朝的货币制度，它们是：《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上述七篇论文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探讨不同时期各种货币现象的产生的社会原因上，即把货币放在政府政策、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把握，而不是单纯地考证研究货币本身的形制、质量、数量等的变化上。这是乔先生在货币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下面几点则是乔先生在货币史研究中的主要心得：（1）从唐中叶到北宋之所以出现钱荒，是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2）钱荒在各地区是不相同的，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钱荒越是严重；（3）经过北宋政府不断增加对铜钱的铸造，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投放各种形式的货币，钱荒有所缓解；（4）由于宋对西夏用兵，陕西路实行铜铁两种币值，加上元祐党人货币政策的错谬，以至铁钱大量壅滞，造成西北地区物价的腾踊；（5）主要由于人谋不臧，加上南宋政府货币政策的错谬，不仅使南宋地区钱荒日益严重，而且在宋金贸易中，造成铜钱的滚滚北流，使经济落后的金国在这场斗争中战胜了经济上先进的南宋。上述诸点，大都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受到钱币史学界的普遍重视，被收录到几种钱币史专业论文集中。权威经济史专家因而认定，上引论点“是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因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前面说过，当乔先生在学术界首次露面推出自己的第一篇专业论文时，她已47岁。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年龄的人肯定已经成名，或正处在事业的巅峰状态。以如此晚的起步，竟能获得如此令人骄傲的业绩，以至把许多一直幸运地留在高校的同龄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乔先生参与承担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课题；有三项重要成果先后四次获省部级奖励；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选为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就是在完全正常的治学条件下获得上述殊誉也颇为不易！还要看到，上述学术业绩又大都是在学术与行政“ 双肩挑”的情况下取得的，用漆侠先生的话来说，这些成果大都是她“充分利用寒暑假等各类假日以及在侍侯老母的病榻之前完成的”，换句话说，“她是靠高度剥夺自己正常休息和拼命消耗自己的体质来完成的”，漆先生认为，这“不仅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也值得后来者学习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其实，这一切都与她的理想主义者的气质有关：总想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总想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如果在这种境界下做学问的话，那就要做便做大学问，——即使为此缩短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尽管在不少人看来，她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乔先生心目中，却仍留有不小的遗憾。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平庸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差异！

三

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的做人做事风格，不仅体现在她的治学上，也体现在、甚至更体现在她所承担的行政工作上。所以，她比许多人活得都要累，——有的人仅挑一付担子还得过且过，而她同时挑两付担子还想步步不差，当然会力不从心了。1986年春天，她病倒了，病得还不轻：患一过性脑缺血。好在救治及时，在治疗休养近一年之后，她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乔先生是在1981年由普通教师出任科研处文科科科长的。——“文科科”可能是山大漫长的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管理机构，尽管山大的文科在过去很出名，但以往并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设置，乔先生就这样与山大的文科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个刚刚告别“文革”所代表的极“左”路线的特殊时期，在此之前，“文科”是众所周知的重灾区，在乔先生任科长的这个时期，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在从无到有地重建。此后数年间，她一边从事科研和教学，一边调查了解文科教师队伍和科研状况，为校领导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山东大学文科日后的复兴，踏踏实实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她的细致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文科教师的普遍好评。在这个基础上，1984年，她这个曾经的摘帽右派被选拔出任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学生工作。
可能是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学生会工作的缘故，也可能是她天性活泼率真的缘故，乔先生对青年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那个时候，她经常和学生在一起，经常深入学生和研究生宿舍，了解情况，与学生们谈心；学生们也大都把她看作知心朋友，乐于与她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她做起学生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当然就显得格外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那个时候，她还经常针对学生们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举办“学术沙龙”，传道授业，释疑解惑，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应该承认，那一段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红红火火、人心舒畅、蓬勃向上的。乔先生在她副书记任上所做的一件动静比较大的事，就是发起了闻名全国的“双心活动”，这一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开创了山东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85年2月，她及时发现并抓住生物系八位女大学生绣制锦旗，慰问前线战士的典型事例，敏感到其中包含着非同小可的思想政治意义，于是与党委一班人和济南军区共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战士在我心中，祖国在我心中”的“双心活动”。1986年春节期间，她又亲率以八位女大学生为主组成的山大慰问团赴老山前线劳军，和前线战士共度春节，使“双心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从而成为以爱国、成才、奉献为主题的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一种极好形式。这一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且在校内外、军内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中央军委和团中央的书面表彰，高教部当时也指出：“双心活动”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闯出了一条新路。乔先生就是这样，无论干什么都会弄出点声响。  
可能天生就不是一个政治中人，而是一个学问中人的缘故，与搞思想政治工作相比，让乔先生从事与学问有关的学术管理工作可能会更拿手。于是，在那场大病之后的1987年夏，她调任副校长，主要分管文科科研工作。这是她人生中的又一次“归队”。在这一位置上，一直工作到1995年她满60岁时为止。
乔先生主管文科这一段时间，可能是自“文革”结束以后文科所受到的冲击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文科的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先是政治的冲击，接着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再往后则是所谓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的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乔先生似乎主要在思考和处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怎样在既保持和发扬山大文史见长的特色的前提下，又解决好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她强调：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根基，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现实体现，两者不可偏废，当前尤应加强应用研究，支持边缘学科的发展。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应用学科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进步的。她在支持应用学科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建了“二十一世纪山东发展研究中心”并亲自兼任这个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是为适应山大与山东省共建“211”工程的要求，由山东大学牵头，与山东省计委和中国纺织机械集团联合组建的高层次、开放型科研实体。中心设立以来，充分发挥山大文科的优势，在战略决策的层次上为山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尽了应尽的责任，一时起到了智慧团的作用。与省计委、济南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中心”做了《强省战略》、《强市之路》等多项课题，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获得吴官正、谢玉堂等当时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在从事这些工作时，乔先生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指导思想的：“作为学术理论研究部门，怎样加强与实际部门的联系，使理论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给予指导，产生社会效益，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是我们的使命。”这些意见至今似乎仍有价值。
乔先生在她文科副校长的任上用力抓的另一件事，就是科研队伍的建设，在当时也就是如何对待老中青三代教师的问题。高度尊重老教师的挂帅作用，充分发挥中年教师的骨干作用，提倡保护青年教师的先锋作用，是她当时的基本做法。由于切合实际，加上工作细致周到，所以她得到了那时老中青三代的拥护，大家都认为有话可以同她讲，同她沟通和对话。其中，那个时候的青年教师群与她的关系可能最为密切。那个时候的青年教师大都是七七、七八、七九级三届留校的，年龄大都在30至40岁之间，正是意气风发、充满探索欲的时候，怎样既保护这部分人的探索精神不受伤害，又不影响他们的顺利成长，她为此可以说费尽心血。从那一阶段走过来的，今天50岁左右的文科教授，很少有几个没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过她的关心和支持。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处境站出来保护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把她称为这批教师的“保护伞”并不为过。而这批教师正是目前山大文科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大都卓有建树。
其实，乔先生以她的教养、待人的诚笃、天性的淳厚、所怀抱的的道德理想主义等，只要有可能，她会善待和帮助所有的人。只是上边所说的那批当年的青年人，在那些多事之秋需要她格外关照而已。乔先生与至今健在的一批老教授的关系之融洽那是人所共知的。他（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乐意向她反映问题，谈自己的苦恼事，甚至对校务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这时，乔先生有令人惊叹的足够的善于倾听的耐心和热情。乔先生始终有一个执拗的看法指导着她的待人接物：学府不同于官府，校园里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师生关系，不是你的老师，就是你的学生，或是你的同学，所以尊师重贤、礼遇学者，在她看来，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青年教师的呵护，那就是对自己的学生的呵护；对老教授的尊重，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师长的尊重。所以她平素的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除了出自天性之外，那绝对是教养和认识的境界所致。
乔先生在山大有口皆碑的另一点是：勇于任事，工作有魄力，富有开拓精神，很少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当学生会主席时如此，当副书记副校长时仍然如此。而且办事认真，讲求实效，从不马马虎虎和得过且过。至于她的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作风正派，那在大家看来，是自然而然不用多说的。清者自清、污者自污，泾渭分明。日常生活中的先生，待人甚宽，律己至严，磊落坦荡，正大光明。如今，虽已年过七旬，先生仍精神饱满，风采依旧，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享受着退休后的平静和安详。先生体验了太多的人间苦难，品尝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我们衷心祈愿她灿烂柔和的桑榆晚景足以补偿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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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他述 查看评论]]> 2009年09月15日 星期二 10:48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da8b2dfaa42bad14a9d3110c.html 纵横“三学”求真知——来新夏先生访谈录

来新夏  夏柯  刁培俊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训，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丰富：历史学方面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北洋军阀史》、《天津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述从》等；在方志学方面有《方志学概论》、《志域探步》、《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在图书文献方面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人笔记随录》、《古典目录学》、《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籍整理讲义》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另撰有大量随笔散文，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一苇争流》、《且去填词》、《出枥集》、《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邃谷师友》和《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等十余种。

专与博、冷与热、学与用是我们在治学中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位横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成就之突出，在学术界中是很少见的。更可贵的是，来先生一直提倡和实践“为人之学”，如今，年逾8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还撰写大量随笔杂文，并将此作为普及历史知识，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来先生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常开新境”的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来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学界称誉您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大概也就是说，您在历史学、文献目录学、地方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您能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概况吗？
▉：好的，先谈谈我的本业历史学吧。我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1942~1946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受过传统史学的科班训练。当时正是抗战时期，燕京关闭，北大成为伪大。辅仁作为德国教会学校，受日寇干扰较少，故而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愿任伪职的学者纷纷加盟辅仁，一时名师云集，文史方面就有陈垣、余嘉锡、朱师辙、启功等名家。当时辅仁的学生较少，师生关系也很融洽，所以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悉心指点。在这一环境熏陶下，我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大学期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国历史，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汉唐年号变化与政治关系的题目。1949年参加革命以后，我到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培训，后来，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师从范文澜先生，开始转向近代史研究。一年以后，我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鸦片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和北洋军阀史等课程。虽然学术方向有所转移，但我并未放弃古代史。我一贯主张学术不但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贯通，反对学问越走越窄，这个我们下面再谈。北洋军阀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点，这要追溯到跟随范老学习的那个时候。当时研究室（建国后改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那时的工作条件很差，每天在仓库里弄，尘土飞扬，每人只发一件灰布制服，一个口罩。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了。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这是第一步，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1957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没有人写相关专著，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写成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反响强烈，日本还出了两次译本。我当时自认为这是以马列观点写就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1957年以后至70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进入八十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史略》。1983年面世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写就100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科研成果奖。当时我自信心很强，认为50年内很难出现其他北洋通史，因为这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述。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 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与反动派气息相通。可我觉得，历史是丰富和多样的，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那历史的另一面谁来研究呢？这样的历史不就成了片面的，而不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了吗？
以上是我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情况。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目录学。我们读大学时，允许跨系选课，我就选了中文系的目录学课程，师从余嘉锡先生学了几年。目录学难度较大，比较枯燥，要教好学好都不容易。作为老师，如果涉猎不广，积累不多，没有旁征博引的功夫，要讲得新鲜生动、引人入胜是不可能的。在极左时期，目录学属于“三基”，受到了批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八十年代时，我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目录学的课程，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讲了两年多就没继续。我学目录学，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读通了这本书，就掌握了2000多种古籍的大致情况，心中就有了作学术的纲领，无论你做那个领域，都可以大致明了该领域内的基本书籍，再接触其他的书，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补进这个体系中去。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明年中华书局将出版我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我在攻读目录学时，曾经做过《书目答问》索引，一种是从人名到书名，先列出作者，字号，属于哪一家，再列出著作；另一种是从书名到人名，先列出作品，属于四部中哪部，再写出作者。通过制作这两种索引，就等于将《书目答问》拆散了又重组，学问就应该用这个做法。你们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书目答问》，那时我就用了这个办法。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地方志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我的起步较早，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萧山县志》的独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学渊源，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四五十年代之交时，我阅读了大量旧志。我国的方志有2000余年的历史，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没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号召各地编修自己的“地情书”。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的原因，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我担任第一助手，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书外，还做了四点工作。首先，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第二，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给几百个县市区的地方志写序，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第三，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1982年时，我担任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第四，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是个志书大国，解放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不但存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江河山川志、行业志种种。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以为现在社会所用。当时，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资料分类、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
上述三个部分构成了我的学术体系，也就是别人讲的我的“三学”，所以我入选《南开史学家论丛》的集子就取了《三学集》的名称。到晚年后，我又想，干了一辈子学术，一辈子得到民众供养，如果只写了几篇供专业人士观看的文章，意义有限，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和才学还给民众。因此，从80年代以后，我开始了学术随笔的写作。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随笔，与作家随笔不同。我的随笔是以学术为根柢的，目的是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与信息，就算是针砭时弊，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写随笔，已经出版了十余种随笔集。最近的一本，是中华书局出的《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所以，我觉的在我的“三学”之外，还有一学，就是学术随笔。以上就是我的学术研究概况。

◆：来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您在图书馆学的建设方面体现了史学家的通识，您能补充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好的。我是历史系的教授，按照学校的安排，1983年，我离开历史系担任了南开图书馆馆长。1979年我曾创办了南开大学分校的图书馆学专业，1983年又组建了校本部的图书馆系。在办学过程中，我提出了编写教材和引进人才的“两材（才）方针”。首先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原先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这三门课程在谈到图书的源流、分类、编目时都要涉及刘向、刘歆父子，所以，当时有学图书馆学要“七见向歆父子”的说法。于是，我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我就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承担章节编写和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为了建立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我还组织编写了一套有七种专业课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涉及图书馆学、文献检索、情报工作、国外图书事业等方面，使南开的图书馆学专业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另外，我还增添了“中国书法”一课。有些人不理解，我的想法是一个图书研究者每天和书、文字打交道，也要做一些书写工作，所以，掌握书法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门课开设后的情况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来先生，能谈谈您治学的心得体会吗？
▉：好的，我想大致谈四点体会。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我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的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我研究近代史，首先读的是《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因为近代史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关系。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做笔记，要会做笔记，不要怕麻烦，怕慢。读书快，但记得不牢，体会不深，快就等于慢；反之，细细研读，做了笔记，慢就等于快，这就是读书的快慢辩证法。年轻人不要自恃年轻聪明，记性好，一定要记得人总有老的时候，得来太易，失去也会太快。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曾有一个“偏见”：没有“废话”的论文多是伪造，那都是靠电脑下载拼凑的“学术百衲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价值。电脑下载是为秘书们伺候长官准备的“急就篇”，做学问不是攒书，不要搞这种“奶妈学术”，要注重根柢，不要做无根之木。
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什么是好文章?能说清楚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的就是好文章，10万字的是，500字的也是。现在设立许多数量的杠杠，这是不合理的。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不要光看，而要调动多种途径。学英语有所谓“快乐英语”，不但要看懂，还要嘴巴喊着，耳朵听着，调动各种感官，才能有效果，做学问也一样。一定要善于写杂记，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看书积累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抓住那些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要马上记下来，否则过后即忘，就是狗熊掰棒子，一无所得。我所说的“积”，就是广泛地搜集，“累”就是不停地增多。每天都要抄一点，记一点，这样“日积月累”，学问才能不断进步。你们一定要重视我国的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都是方法的总结，智慧的结晶，要深刻体会其中的精髓。抄书什么时候最难？打开书，抄第一条的时候最难。一定要沉住气，才能坚持下去。抄书不是盲目地抄，不是做印刷机、复印机，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首先是点读，其次是分析，然后是记录思维的火花。所记的东西不一定很完善，但一定要把思想记下来。在此基础上，将同类的资料和看法归结成小堆，整理以后，写出三、四百字的小杂记。小杂记写多了，再进行分类集合，就可以写出小文章。小文章积累多了，再加以整理，就可集合成一部小书。在小书的基础上，再搜集，补充资料，就能写出部大书来。我的文章和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写成的。所以说，读书研究一定要掌握“分合法”，先把读的书分开，再把它们合并，先分，后合，先有灰石砂土，才有高楼大厦。学文科的人一定要勤于积累。文科是很养老的，年轻时多积累，年老时就足够所用。二十、三十岁时一定要想到有一天会老，脑力体力不会永远旺盛，记忆也不会永远的过目不忘。你们不要被古人所欺骗，我非常反对“一目十行”的说法，这不是效率高，而是肤皮潦草。读书应当“十目一行”，一定要把书吃透。从“一目十行”到“十目一行”的转变很痛苦，但这是真有所得，而不是夸夸其谈。
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决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我一直觉得，读书要做善举，我编著《清人目录提要》、《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成书的《书目答问汇补》，汇总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方便了他人，免去了后来者奔波于图书馆的劳累，延长了他们的学术生命。现在的文史研究之所以进展不快，跟很多学人不屑于为人服务有关。大家都想着尽快搞出自己的一套，默默为人奉献的就少了。“为人之学”必须要有耐心，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成就的。我写《清人笔记叙录》，积累了几十年，到晚年才出版。我现在担任的国家大清史项目“清经世文选编”总共200多万字，没有多年阅读积累，也不可能承担得起。此外，我现在一两年出一本随笔集，工作量也不逊于你们年轻人。总之，任何时候，心中都必须存有一念，即“为别人所用”。“天增岁月人增寿 ”，只有“为人之学”方能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讲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现在流行“国学热”，我在《中国文化》上发文，说赞同国学，但不赞同“国学热”。现在问你国学是什么？你能透彻讲明白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国学。国学应当提倡，但不是拿国学作工具，谋一己私利。现在的“国学热”不是真正学习和普及国学，而是炒作，是商业行为。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说，于丹的心得是于丹的，不是你的心得，你应当回到经典去求你的心得。学术有“显学”，也有“晦学”，不要光顾“显学”，也要注意“晦学”，不要什么都赶时髦，而要坚持做好选定的方向。比如你是做清史的，清史有很多领域都值得研究，比如清承明制问题，清代国史问题，清代的吏治问题。为什么有了养廉银，却养不了廉？陋规又加陋规，层层相因，这对现在治理腐败很有启发意义。另外诸如漕运、河工、铜政、盐务等问题对当前都有借鉴意义，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只要选中其中一个领域深入研究，踏踏实实地干，都会有成果。等研究有所得时，依然要保持一个“冷”的态度。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坐“冷板凳”与吃“冷猪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学者，只有持有这样的态度，学问上才能有建树，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为百姓所铭记，才能到文庙里吃冷猪肉。做学问不是求荣华富贵，要发财，要当官，就不要走这条道路。当然我讲这点，并不是完全反对当下的学术炒作热潮。炒作也有一定作用，能引起社会关注，扩大学术的影响力，问题是对大众应当予以引导，而不是误导。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误导甚于引导。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国外史学的看法吗？您认为在借鉴他们的研究经验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对国外史学，我了解不多，但有一点感触很深，就是国外学者能从基础做起，从关键点切入的治学风格。国外真正史学家的作品都是求真求实的。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著述，也很佩服他们的治学精神。我和一些美国、日本的史学家交流，他们都很羡慕中国的文献储藏量，既有档案，又有载籍，还有地方上的金石碑刻，他们认为中国是“无处没有史料”。不过同时，他们也比较委婉地批评了中国人不太珍惜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一些学者的急于求成，不是自己去源头挑水吃，而是从人家水桶里舀水吃，常常使用二手资料，而不重视去掌握第一手资料。有些外国学者来中国一二年，就泡在档案馆，从源头做起，从最基础的史料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史料功夫很切实，也很注意历史的细节，擅长抓住研究的切入点，比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这一瓶颈期、转型期做文章，所以能有创见，也很有学术价值。另外，我觉得国外学者“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格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搞“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见，经常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求同存异，寻求合作。他们的“和”是从不同中求得的，就像乐队演奏，黑管是黑管，大贝司是大贝司，决不会混淆，但是合起来呢，又能奏出优美的旋律。所以说先得有不同，才能有“和”，这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另外，在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方面，也要多加借鉴。中国传统史学也有实地调查的传统，但主体上仍然是文献编撰学。历史学应当吸收社会学注重调查研究的方法，应当加强田野工作。我的一个老学长李世瑜是研究秘密社会的，他通过调研美国一个小镇，发现了裂教的160余个教堂，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个专门的口述历史研究馆，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虽然不一定都完全真实，有避讳和避重就轻现象，但毕竟是第一手的材料，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重视实地调查还有助于从现实中找寻问题。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为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迁徙、流量、生息等问题，就选择浙江萧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带着助手，并邀我这个萧山人参加，亲自到萧山实地考察，并就地扩大资料量，从分析当地姓氏宗族入手，寻求人口迁移变动的真实原因。这种深入实际，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就比较接近真实，值得我们吸取借鉴。比如我们研究清代的“堕民”问题，光从文献中爬梳还不够，必须实地去考察。浙江慈城有很多“堕民”后代存在，通过对他们的走访调查，就可能得到史书上未记载的资料，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总之，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关注，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而是要择善而从。我是主张融合的，光抱着乾嘉家法不放，并不是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要一味接受，而是要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

◆：来先生，南开历史学的精神是“惟真惟新，求通致用”，在致用方面，除了专业研究外，您主要是通过杂文的途径把学术返还给民众，服务于社会。您能谈谈历史知识传播的问题吗？
▉：我之所以写杂文，也是从“为人之学”的角度考虑的。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文献到文献。这点从专业本身来讲没错，但是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就不免有空对空的嫌疑了。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就是个自我愉悦的过程，是一个人在“独乐乐”，看了许多书，发见了一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就是给学术圈子里的千百十号人看看，大家一块高兴高兴，乐和乐和，而没有去想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无数倍于圈中人的更多人去了解、去接受。历史学家对这块阵地的拱手相让，正好给那些投机热炒者提供了空间。所以，我是赞成学者去讲历史的，也是赞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媒手段传播普及历史知识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底线，就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态度，提供给大众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打着专业的幌子，拿历史作工具，故意迎合大众的不正常心理，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这是我坚决反对的！这样做比原来的自我封闭和稗官野史戏说的流毒更广、贻害更深！
总之，历史学家不但要求真，也要求新，不但要务实，也要致用，不但要自适，也要为人，不但要研究历史经验，也要紧扣时代脉搏，不但要坚守学术阵地，也要开辟新途径，耕耘新天地。如果还是囿于一隅，抱残守缺，光在爬梳文献中打圈圈，那历史学就不仅仅是面临困境，怕是要走向绝境了！

◆：来先生，您在专业史家和杂文家间的角色递换如此自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您出色的文笔，您能透露下历史写作的秘诀吗？
▉：好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在历史系开过一门写作课。我觉得写作是个技巧活，除了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程序。程序过了，就是八股，没有程序，就成不了文。所以，我开写作课时就讲了各种文体，讲如何取材，如何论述，如何写景写人，使学生了解写作的基本规范。任何一个学历史的人，心中必得存有一念，即兼融文史，同时掌握文献和文字。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字是把知识传给第三者和更多受众的重要工具，所以必须予以重视。那么，如何写好文章呢？我觉得首先要有积累，要多读、多背、多记名人名篇，丰富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其次是要从小处着手，要学会写小文章。我在辅仁读书时，陈垣先生教我们写文章，就定了个规矩，超过500字的不收。我当时还耍了个小聪明，写小字，一行当两行。陈先生发现后就把我喊去，教导我说只有会写小文章的人，才能写大文章，才能真正放得开。这话我一直牢记于心。另外，写文章切忌一挥而就，要保持冷处理的态度。思考主题时要冷静，写完后不要急着发表，先放放，让思想有回旋的余地。发现了问题，要不怕麻烦地修改。要让三种人给你提意见，一种是比你强的人，一种是和你同水平的人，另外一种是不如你的人。这样不但得到教益，也了解了各种层次的人对本文的接受程度。提完意见后要继续修改，字斟句酌地改，特别要注意虚字，这是最不好用的。最后一点，写文章一定要善于触景生情。文献也是景，看书就是进入到场景中去，但更重要的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定要多接触群众，多观察世态。世态是最激发思想的，多听多看，就有了内容，就会思考。比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看到许多家长背着提琴盒，背着画板，领着孩子去上培训班，大热天，汗流浃背，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叫《饶了孩子吧》。我看到一些教授热衷于念博士，就写了篇《我好想考博哟》。我写《且去填词》，给宋仁宗翻案，认为宋仁宗让柳永填词，不是狭隘，而是知人善用，要没有他的谕旨，就成就不了柳词的光辉。我之所以有这个观点，就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次我听到楼下的小贩吵架，有人就说：“吵什么吵？该干嘛干嘛去！”这句话就给了我启发，令我思考，现实生活中不就经常有不安本分、一肩多挑、越俎代庖的事吗？有些学者为了行政工作，把学术给耽误了，学者嘛就且去研究嘛，有些文学家担任了社会兼职，何必呢？文学家且去写小说嘛，如果人人做好本职，工人把工做好，农民把地种好，当官的把官当好，经商的把生意做好，学者把学问研究好，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能和谐得多。
总之，写好文章的秘诀就在于九个字：“背得多，看得多，写得多”，要勤于写，笔头快是练出来的，不是什么人都是生来倚马可待的。

◆：来先生，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常面临博和专的矛盾，能谈谈您对此的看法吗？
▉：我的意见是不要怕杂。杂不但有助于开启思路，还可增加见闻。做学问太纯容易闭塞思路，所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并不可取。有些人认为战线不要拉得太长，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量必须得大。金字塔屹立千年不倒，就在于底部宽大。我有个看法，一人一事不宜作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样会束缚自己的学术道路，也不利于将来教学研究。我任南开校务委员时，曾提出学生住宿应当文理相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念大学时读的《中国史大纲》，跟现在按朝代论述的中国史教材不同，它是按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分章节，按时代论述，这就有利于突破朝代的框框，形成通贯的认识。像我写的《书文化的传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总之，不要怕杂，杂而后才能显正。当然也要注意杂而不乱，我提的杂是博杂，而不是驳杂。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学术界和青年学子的期许吗？
▉：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特别注意避免浮躁之气，要读好书，做好人，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想走捷径的人，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不是靠走捷径求来的，而是靠坐冷板凳，靠积累所得。在这里，我想对你们提八个字：“博观约取，好学深思”。这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治学的方法。“博观”和“好学”是一个范畴，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只有读书多了，涉猎广了，你的视野才能打开，才懂得比较。比如学明清史的人，就应当懂点汉唐的历史，以此作背景，才可以比较，才能明白明清的历史地位。历代的典章制度对前代都有追承和借鉴，所以必须往上追寻，比如明代内阁制对清代的影响，六部理事与南北朝六曹理事的关系，摊丁入亩与一条鞭法的关系。除了古今比较，也可以作中外比较，比如清代与朝鲜李朝在各方面的关系和比较，都可以启发思维。有了博观和好学的基础，还要懂得深思与约取。学而不思则罔，不懂得思考，就认识不到事物背后的实质。约取就是提炼，一块废铁可以熔化成钢，关键就在于掌握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方法。我们研究历史，就应当抓住史料中蕴藏的精神实质。比如清代笔记中记了一个大雷雨后在庄园里留下大脚印的故事，说某地的一个地主，为富不仁，欺压乡民，有一次下大雨，电闪雷鸣，地主家遭到雷劈，夷为平地，现场留下一个大脚印，而其他村民家却安然无恙。这样一个表面荒诞的志怪故事，却蕴含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和期许。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挖掘出来。历史是讲究细节的，往往不是桌面上的事，不是太大的事，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就是要从这些问题中约取、提炼、归纳出精神实质来。

（夏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刁培俊，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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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对述 查看评论]]> 2009年09月13日 星期日 20:30 http://hi.baidu.com/shixuerizhi/blog/item/37de2aa848cd85bbcb130cb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