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特行独立的思想型史家——记金宝祥师 张邦炜 金宝祥先生出生于1914年2月，浙江萧山（今属杭州市）临浦镇人，家道殷实，3岁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儿时，母亲为其聘请当地名士、知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任启蒙老师。[1]在蔡东藩潜移默化下，先生从小便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深感兴趣。1934年，先生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先后聆听多位名师教诲，其中孟森、钱穆、陈寅恪、冯家昇等对先生的影响尤其大。先生后来回忆道：“论钱、陈风格，钱波涛汹涌，一泻千里；陈潺潺溪流，意境幽远。从表象看，前者博大，后者精深，实则殊途同归，博大中有精深，精深中有博大。”[2]先生当年曾选修《沿革地理》课，写下作业《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任课教师冯家昇大加赞赏并推荐发表。1936年8月，《迁徙》一文刊载于顾颉刚、冯家昇所编《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2期。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就有这样的成果是难得的，从而增强了先生日后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信心和勇气。当年先生以母校为荣，如今母校以先生为荣。先生的学术成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堪称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摇篮” [3]的例证之一。 先生在北大念书期间，正值国难当头。1935年，他与同班同学曹振之、孙思白、杨志玖、余行迈、詹瑛、高亚伟、王德昭、巫省三等一道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先生扛着大旗，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头。王德昭、巫省三曾一度被当局拘捕，全班同学欢迎王德昭、巫省三释放返校的合影保留在《从改革到革命》一书中。在这张合影中，先生青年时代的英俊身影仍依稀可见。上世纪80年代初，孙思白所作怀旧诗《题一九三五年冬北大同班照片》云：“负笈红楼忆少年，东西斋对汉花园。心期班马千秋业，呼号街头腊月寒。……” [4] 先生随北大南迁，经湖南长沙，1938年在云南蒙自毕业。他一度任职于《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此后始终从事教学工作。曾任四川大学讲师，英士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曾称甘肃师范大学，现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甘肃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五六十年代，曾任《历史教学》编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并被甘肃省政府特聘为终身教授。先生的代表作有《唐史论文集》、《隋史新探》以及《宋高宗南渡前后两淮及西北居民之南迁》、《南宋马政考》、《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唐史探赜》、《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等。他中年以后的论著“被视为学术精品”。[5]2004年2月，先生喜逢九十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联合发来贺信，称赞“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尤以隋唐史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当年8月，先生在兰州家中阖然仙逝，享年91岁。 大凡对金宝祥先生有所了解、有所听闻的学人都知道，先生在历史学界是一位特行独立、极具个性的学者。 先生服膺哲理。他说：“研究历史必须有一定的哲学作为基础。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历史学家必然是哲学家。”“读历史读不出哲学的意境来是可悲的。”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基础由文献资料、东方哲学名著、西方哲学名著三部分组成，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学生时代，笃信考据学，认为“有了史料便有了一切”，做学问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为楷模。第二阶段：大学毕业后，读佛经，为东方哲学所折服，认为佛经中蕴含极其精粹的哲理。第三阶段：建国后，反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使自己的思维功能扩展了许多”。先生感慨：“正是读了《资本论》，我才对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看法，即使对历史文献也有了新的认识。”先生又进而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他说：黑格尔的书“意味深长，给人以无限的启迪，使人浮想联翩”，“享受到无限的乐趣”。先生强调文献资料、东方哲学名著、西方哲学名著“这三部分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三部分合而为一，浑然一体，才谈得上研究历史。”[6]他将哲学名著特别是马、恩著作视为显微镜、望远镜，以增强自身的洞察力、抽象力。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单位在贺信中所说：“先生是一位思想型学者，在学术方面追求主客观相通、古今相通的境界，其理论修养称誉学界，其著作给人深刻的启迪。” 先生崇尚理性。他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弘扬理性精神。一个真正具有理性的人，不见得能成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必定具有光辉的理性。”什么是理性？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7]先生进一步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本质”，“纯粹至美”。他说：“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总有一些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先生高度评价西汉的司马迁、唐代的杨炎。他说：“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名垂千秋，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原因就在于司马迁具有一种理性思维。”赞扬杨炎“具有正义感、是非感”，“是最具理性思想的人”。先生同时又认为，理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活动反映在头脑中的正确认识；或者说，主观思维和客观本质相一致的认识，即理性，方可称为真正的思想。”强调“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探索出客观世界的本质。” 先生主张“学贵自成体系”。他认为：“历史的最终归宿集中到一点，所谓‘一点’，就是形成一种体系，但要达到这一点却非常难。”在先生看来，所谓“一点 ”，除“体系”而外，还指“历史的本质”、“最一般的关系”、“内在的规律性”。在他的常用辞典里，这些词汇近乎于同义语。先生研究历史，总是致力于不被假象所迷惑，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的最根本、最一般的关系。他追求“伟大的历史感”，始终深信恩格斯所说：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8]因此，先生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专家，而是一位高屋建瓴的学者。他强调贯通，认为通史姓“通”，通史贵在一个“通”字，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任何断代史都只是历史工作者的研究重点或突破口。先生50年代末所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一文[9]便体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先生中年以后虽然专门研究隋唐史，但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探索性的思考和心得并自成体系。 先生强调“读书贵能得间”。所谓“得间”，就是“看出问题”。[10]他认为：“读历史文献，要得间，要有新意；读经典著作，要得间，要有新意。”[11]先生读基本史籍，不是翻翻、查查、检索检索而已，而是细读、熟读、反复读。他对隋唐基本史料的熟悉程度，罕有其比。他说：我“不喜欢寻求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而是从常见的材料中找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在这方面，陈寅恪师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其实，以博学著称的余嘉锡又是一例。他自称“读已见书斋”，有《读已见书斋随笔》传世。[12]先生深信：“读书百遍而义自见。”[13]他读史料如此，读马、恩的书更是如此。先生说：“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读了足有二三遍。每读一遍都犹如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主张用《资本论》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一再强调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入手，我们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应当抓住人身依附关系这个要害，人身依附是封建社会“最内部的秘密”、“隐蔽著的基础”，[14]最根本、最普遍、最一般的关系。先生认为，人身依附与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封建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具有品级性、凝固性即非运动性。但封建社会自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漫长的封建时代并非一成不变，商品这一“革命要素”的前后变化特别值得注意。他认为：“在封建社会内，人身依附关系与商品货币关系是互相抵触的。当人身依附关系处于强化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便显得冷落。反之，当人身依附关系处于减轻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便显得繁茂。”[15]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单位在贺信中所指出：“由先生所倡行的以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变化剖析古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6] 先生潜心学问，无功名利禄之心。他说：“做学问本来就是一桩枯燥乏味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抛弃功名利禄等私心杂念，方能成功。”先生从不粗制滥造，论著皆有新意。“勤于读书，慎于提笔；勤于写作，慎于发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先生以此勉人并自勉。他说：“我每写一篇论文，总先考虑，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否掌握了比较精确的史料。如果有，就写，否则，决不写。”[17]先生从不急功近利，他1947年写成的论文《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到1958年才发表，一搁就是十余年。与时代有关，先生从未经受量化考核的困扰。在他的脑海里，没有“项目意识”、“获奖意识”，只有“学问意识”、“质量意识”。先生说：“文章要写，但切勿贪多，多必滥，而滥便保证不了质量。”他不知“核心期刊”、“权威杂志”为何物。70年代末，先生因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停留，《历史研究》杂志一主编专程前往索稿，先生当即将刚写成的《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一文交他。此文长达四万余言，主编读后，在称赞之余，仅请先生将《问题的提出》一节稍加压缩。先生一字不改，送本校学报刊载。先生独具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先生襟怀坦荡，有求真求是之意。他自中年以后，对前辈极少吹捧，对朋辈极少称许，对自己不断否定。如80年代初，先生在自我评论其1959年发表的《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时说：“对于作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均田制，也已看清只是从属于世族地主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我还没有认识，均田制的实质是国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18]正是因为先生不断否定自己，所以他的理性思维越发深邃，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先生开展学术批评，丝毫不留情面。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外国学者，也直言不讳。最典型的事例是，80年代初，先生在兰州主持日本学者藤枝晃教授的学术报告会，听众近千人。藤枝晃在报告中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先生在长达近一个小时的总结发言中对此直截了当地提出异议。他论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文物流失的历史，列举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就，纠正了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偏见，旨在说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先生的发言赢得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此事已经成为“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在学术界传为佳话。[19] 金宝祥先生称赞钱穆“博大中有精深”，陈寅恪“精深中有博大”，其实先生的论著正是以其师长为楷模，力图做到精深与博大相结合，即学人常说的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补。 先生善于从小处入手，如他具体而微地考察从割股供养到割股疗亲、从燃灯祈福到燃灯歌舞的演变，旨在揭示印度佛教风俗传入中国后，如何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演变为富有儒教内容的新兴儒教习俗的过程。又如先生搜集大量史料并经过仔细的辩证和思考，指出所谓“杨炎害死刘晏”纯属“谣传”，是“历史的错谬”。他并不止步于此，进而论证杨炎“创立两税法，实欲收回由宦官控制下的财政，按等第征税，再也没有其它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是具有理性的人”。 先生又注重从大处着眼，如他研究两税法，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作瞻前顾后的思考，指出“两税法的出现是我国中世纪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承上启下，影响巨大。”但先生的考察是从什么是两税这一具体问题开始。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两税是夏秋两季两次征收的户税加地税的总和。他通过考证，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即“两税仅是夏秋两次征收的户税而已，并不包括地税。 ”又如先生认为“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由强化而减轻是唐代历史的基本内容”，这一宏大而抽象的论点以若干具体的史实和考证作支撑。他以私家佃农而负担国家赋税、力役系于户税是两税的真正特色等来证实唐代后期人身依附关系确有减轻。 先生独到的见解还多。如从前研究者们总是认为唐代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倒退，而先生则指出这一时期正是商品货币关系的繁盛时期，货币的广泛流通、商品高利贷资本的迅猛发展等就是其例证，而关键在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又如唐代后期为什么形成藩镇割据，先生认为在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权力本应继续强化。形成藩镇割据的原因在于当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度脱节，具体来说是个财政问题，长安政府的财赋收入，既不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禁军，也不足以供养边兵和镇兵。一旦中央政府的财赋收入充裕，藩镇割据的局面很快成为过去。再如隋文帝父子、唐太宗父子为什么倾全国之力，三番五次攻打高丽，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读，认为是因为在隋唐帝国外围形成了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北方的强大弧形包围圈。隋唐攻打高丽的根本原因是中原王朝竭力消除这一弧形包围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这部《金宝祥文集》中得到了相当集中、较为全面的如实反映。 金宝祥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凡六十余年，学生不计其数，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学有所成，成就卓著者。先生自幼生长在江南水乡，后又毕业于著名学府，但他扎根西北达50多年之久，终生以他乡为故乡。先生并非没有“孔雀东南飞”，到名校任教的机会。出于对西北的感情，他始终留在兰州。先生生性好静，不喜活动。他读书在书房，写作在书房，吃住在书房，备课在书房，从早至晚，不避寒暑。先生的习惯是备课到凌晨，人们不知道他书房中的灯光什么时候才熄灭。先生始终站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讲自己的心得，内容充实，见解独到，充满激情。学生们“无不以受先生之教为荣，读先生大著为快”。[20]先生指导研究生，强调教学相长，重视师生之间的相互启发与互动，注重培养弟子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造性，告诫弟子切忌死守师说。先生将教学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教学需要选择科研论题，以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他的讲义别具一格，很有份量。先生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实属当之无愧。 2008年9月10日教师节时，写于成都外东四川师范大学。 附记：我师从金宝祥师，已是近50年前的往事。祥师离开我们，已达数年之久。值此教师节之际，写下这篇短文，或可表达弟子对我师的崇敬与怀念之情于万一。 注释： [1]蔡东藩当年在金氏家中创作《历代通俗演义》，如今金氏祖居作为蔡东藩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其坐落在钱塘江支流浦阳江边，称“临江书舍”。该文物保护单位标明，临江书舍业主金宝祥教授。 [2]据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田澍、李清凌、李宝通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北京大历史系尚小明教授在《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中说：“在傅斯年幕后主持北大史学系的几年中，有21名毕业生后来成为史学家。”其中包括 “1934级的王德昭、金宝祥、杨志玖、高亚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2－133页）。似应增加孙思白，原名孙兴诗。 [4]孙思白：《追念王德昭教授》，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第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金宝祥教授九十华诞贺信》，《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5－516页。 [6]沈颂金：《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金宝祥教授访谈录》，《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第3－10页。以下引文凡出自此文者，不再一一注明。 [7]黑格尔：《小逻辑》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2期第1－12页。此文由时任教研室主任的金宝祥先生总其成。 [10]金宝祥：《治史门径》，《兰州学刊》1984年第5期第73页。 [11]《金宝祥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9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余嘉锡论学杂著》第642－68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13《王朗传》裴注引《魏略》，第42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3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5]《金宝祥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5卷第10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等：《金宝祥教授九十华诞贺信》，《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5页。 [17]《金宝祥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92页。 [18]金宝祥：《唐史论文集·自序》第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参看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22页；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6－168页。 [20]李清凌：《陇原不息的智慧之光――金宝祥先生和他的史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