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季羡林先生的点滴小事 黃征 今天下午正在搜狐网上浏览新闻，忽然看见季羡林先生逝世的噩耗。震惊之余，想起与季老的几次见面和书信来往，尤其是季老给我的学术指点和提携鼓励，使我能够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走到今天，真是感慨良多，没齿难忘。 还是先来说明一下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吧。这不是我找季老拍照留念得来的照片，而是无意中被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用他的相机拍下的。当时季老作为会长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到会的基本上都是在京的诸位，就我一个远从杭州专程赶过去，但是当我早晨满头大汗赶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文津街分馆的时候，大家早已围坐一圈，只剩季老身边一个座位，柴剑虹秘书长带我走到季老面前，季老微笑着起身和我握手，让我在他身边坐下，寒暄几句，然后正式开会。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敦煌学会的发展与前途问题，因为当时全国的各级学会都陷入了困境，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比较费劲，学会的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定位。就在会议之中，我都没有感觉到，秘书长拍摄了一圈照片，事后冲洗出来一看，发现我与季老合影的这张拍得非常自然，效果极好，就专门用信件邮寄给我一张。我见到照片后，真是欣喜万分，从来没好意思拉名人照相的，竟然得到一张我最想得到的合影!因此我一直珍藏这张照片，把它作为我美好回忆的最佳纪念品。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天地非常宽广，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敦煌学研究，他对于中国敦煌学乃至世界敦煌学研究的组织于推进，无疑是最重要、最有贡献的。 在中国敦煌学的复兴之初，季羡林先生出面组织和申请，创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报告中央，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复，拨出专款进行敦煌学研究，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因为在当时，这个学术团体具有政府组织的性质，不同于现在的“松散民间组织”，在凝聚全国敦煌学研究者力量方面担当了主要角色。1983年8月15日至22日，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以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地区的汉、满、蒙、回、藏、维吾尔等六个民族的19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85篇，并就历史、遗书、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学科和专业分为6个小组，围绕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并聘请李一氓、周林、吴坚、姜亮夫等27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该学会顾问；选举季羡林、段文杰、唐长儒、张锡厚、金维诺等60名同志组成学会理事会，推举季羡林先生为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设址北京大学，下设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史、体育卫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染织服饰等专业委员会，并有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新疆吐鲁番学学会等团体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今天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敦煌学乃至世界敦煌学，都在季羡林先生的大智慧引导下，三十年来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既切磋琢磨甚至激烈辩驳而又友好合作、团结互敬的学术氛围，使得敦煌学研究者一直都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季羡林先生的跨越西东、高瞻远瞩，他的许多精辟深邃的见解，至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例如在思想理论战线重要期刊《红旗》1986年3 期上的《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季羡林先生精辟地总结道：“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对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来说，确实是再重要不过了，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敦煌吐鲁番学的真谛，鼓舞了研究者的信心，指引了研究方向，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地方组织的重视并给与积极支持。又例如，一直以来就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回归中国”、“敦煌学回归故里”之类的话，虽然也有一定得内涵，但是不够开通，积极意义不足，以至于学术界往往会有些无谓的争议。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的大会讲话中，季羡林先生则首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一下子消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敦煌学名分上的一个难解疙瘩。季羡林先生还在《群言》1987年第11期发表《要尊重敦煌卷子，但且莫迷信》，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发表《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看法》，以及亲自撰写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都对推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走向昌盛起来重要作用。当然，我们说季羡林先生的特殊作用，也是在我国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的。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我在《敦煌愿文集》编著成稿之后，希望有位年长敦煌学家给我写篇序言。除了导师蒋礼鸿先生，我也尝试着写信给季羡林先生，并通过好友荣新江先生把我的书稿情况汇报给季老，请他也写篇序言。没想到过了一周之后，季老就写了亲笔信，把序言邮寄了过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在信中用很自信的语气问我说“我的这篇序言写得怎么样啊”，让我读后都紧张得出汗了。原来，季老这年对于敦煌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有一个重要的评价，认为在国内大约有七八位青年敦煌学研究者值得表扬，其中有北京的，也有杭州的。这个评价我在此前也曾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直接听到季老说，季老在此前也没有写成书面文章。可是就在我们的《敦煌愿文集》序言里，季老完整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后来由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的序言中直接列出了八位年轻敦煌学研究者的名字，也包括我，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因为我既不是季老身边的人，平时又疏于结交，那是还只是个副教授，凭什么能让季老想到我，那么正式点名表扬呢？实在是既感激又汗颜，因为敦煌学界硕果累累的人还多着，我充其量只能算初出茅庐而已。季老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同一些在这方面的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起步显得晚一点。解放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少数几位先驱者做了一些筚路蓝缕的工作。他们的功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建国以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学研究的情况，没有多少改进。甚至受到域外学者的白眼。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一直到最近的十几年来，情况才有了改变。如果稍微夸张一点的话，应该说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有一批中青年的敦煌学者脱颖而出，他们业有专精，术有专务，融汇中西，通今博古。较之我们的先驱者，他们目光开阔，资料丰富，同并世的英、法、德、日、俄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同行们，关系紧密，互相往还，切磋琢磨，共同进步。俗话说：“长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古人诗又说：“雏凤清於老凤声。”这是一批新人，这是一批雏凤，他们是我国敦煌学未来希望之所寄托之人。 黄征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这一部《敦煌愿文集》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愿文”（还有一些别的名称）是敦煌文书中的一个大家族。但可惜过去注意的人不多，研究更谈不到。黄征教授研究这个问题，搜集如此齐全，分析如此深入，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实在值得我们同声祝贺。 有了这样一批前途远大的新生力量，行将见我们中国敦煌学繁花满园，辉煌无限了。连我这一匹并不识途的老马也为之欢欣鼓舞，引以为荣了。是为序。 季羡林一九九五·八·二十五 季老在《归义军史研究》序言中直接提到的八位青年敦煌学家是荣新江、卢向前、张涌泉、黄征、王素、赵和平、邓文宽、郝春文，这八位代表不同专业和不同地区，虽然不足以概括全部，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八位之外的“等等”则是一批人。季老在这个时候突然表扬一些中青年学者，是与当时的学术界形势相联系的，因为待遇低、难度大，很多同辈人都选择了出国或“下海”，能够“板凳敢做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季老对甘于寂寞的研究者极力表彰和提携。 更有一件小事，尤其见得季老平易近人、学术公平的高尚品格。我在早年研究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作品，其中遇到一些复杂问题，久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儿郎伟”三字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季老为此也专门撰写一篇论文，大概发表在饶宗颐先生主持的论文集中，怕我看不到该刊，特意让他的弟子王邦维教授复印了带到杭州，送到我手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季先生年事已高，加之多年参与社会活动，要再亲自撰写学术论文，显然会比较困难，这可不像写回忆录之类。作为著名学者，季老完全没有“国学大师”的架子，他写了论文只是说给我参考，而不是要来否定我的观点，这完全是在一种公平、公正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可是要真正做到这点，不居高临下，也不为尊者讳，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在季老和我导师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的影响下，我撰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也很少考虑这样的非学术因素，该指出错误的时候就是自己导师也无所避忌。我对于学生也是这样的态度。有个博士生不敢写商榷论文，说是怕得罪人，我就说不会写商榷论文就不是我的学生，你不敢得罪别人，你就专拿我开刀吧，不不找你算账。后来她果然发表了不少订正我著作的论文，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因此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其影响可谓深远。 季羡林先生漫步东西，博通古今，其成就与影响自不待言。然而，学者毕竟是学者，其影响不能总与娱乐明星相提并论。如果拿季羡林先生与饶宗颐先生相比，虽然著作不如饶公多，但是在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季羡林先生肯定要大一些。由于季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是非常专门的问题探讨，公众很少接触，一般学者也知之甚少，以至于媒体往往只列举出他的散文集之类。例如刚刚在搜狐上看到的一篇介绍，列举的季羡林著作书目有：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这就太不完整了，至少需要加上他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吧，那是我书架上季老著作中最主要的一本，厚达661页，末尾附录的主要著作目录有6页之多。凭着季老早年的这些学术著作，和他的巨大影响，称之为“国学大师”，当之无愧，虽然季老自己业已三辞。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季老做得学问都是梵文之类，跟“国学”搭不上，因此也就不应称之为“国学大师”。殊不知，佛经的汉译，或者说汉译佛经，乃是国学的重要内容，而季羡林先生钻研的梵文正是读懂读透汉译佛经的钥匙，许多疑难问题都要从梵文之类东南亚文字、西域文字中寻找根本。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已经汉译的佛经，那只能是浅表的研究，或者是做做佛教文化的普及。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公众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季羡林先生足以当得了“国学大师”之称。 顺便说一件小事。大概1990年后的某一天，我与师兄张涌泉一起去拜访季老。我们事先联系钱文忠，想请他帮助预约，但是未能联系上（听说他当时已去上海）。于是我们自己找到季老在北大校园的家中，经过李铮秘书的安排，季老接见了我们。我们向季老汇报了杭州方面敦煌学研究的情况，说了郭在贻先生逝世后我们继续进行三人合作项目“敦煌学三书 ”的撰著，希望得到季老的教诲，并请季老题写书名。季老对郭在贻先生英年早逝表示痛惜，鼓励我们继续合作研究，把“敦煌学三书”早日撰著出来。至于题写书名，季老说他不善此道，可请启功先生写。就在这交谈之际，季老家的大白猫走了过来，我看了非常喜欢，就上前要抱抱。季老说这猫比我还老了，最好不要抱，可是我忍不住还是抱了抱，季老笑笑，没有生气。后来告别季老，回到杭州，我跟家人说了季老家里有只大白猫很可爱。我儿子听了之后，说我也要，于是我夫人就带他去岳王路花鸟市场，果然看见有白色的波斯猫，花了150元买回家。这个猫虽然是我儿子买回来的，但是后来一直是我在照料，如今跟到南京也已10年了。 （附）黄征与季羡林先生在北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扩大会议上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