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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开《我所看到的秦家懿教授的一个侧面》
2009年05月23日 星期六 15:06
我所看到秦家懿教授的一个侧面
陈荣开
记得是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在厦门大学所举办的第二届朱子学国际会议上，我初次认识先师秦家懿（Julia Ching）教授（1934～2001）的。那一年，我还是日本广岛大学的研究生，陪同著佐藤仁教授一起出席会议，一方面就自己的研究范围作报告，另一方面为佐藤教授担任临时的即时传译。家懿教授是当时与会的少数北美学人中的一位。她对我特别亲切，还邀请我与她共叙午餐，问及我有否留学北美的计划。由於我早有想去的处所，也就很坦率地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家懿教授非但毫不介意，且一一为我分析几处可以申请的地方。会议结束，回到日本後不久，便接到家懿教授给我寄来多伦多大学研究院的申请表。 那时，虽然尚未认真地想过要去多伦多，但有感於她对晚辈的关怀与厚爱，我还是填了表格、提了申请。後来，很遗憾地，一直想去的那个地方并未申请成功。其他如哥伦比亚大学尽管已录取了我，经细心考虑后，我还是选择了多伦多大学为进修的去处。我之所以这样决定一方面固然由於自己相信“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说法，另方面也基於我对家懿教授的第一个印象。尽管远谈不上深入的认识，却总觉得她是位言信行果的长者，追随於她，当是个明智的抉择。 一九八八年夏秋之间，我如期地来到了多伦多大学。不久，我便发现当时的家懿教授已经是位国际上相当知名的学者。她是一九七二年澳洲国立大学的哲学博士，业师是著名的柳存仁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更应哥伦比亚的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和耶鲁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两教授的邀请，先后在两所大学执教。一九七八年来到多伦多大学，由於业绩卓著，三年之间便晋升为正教授。在我初到多伦多的那一年，她同时兼任宗教、哲学和东亚研究三系的教授，并且是《慎思录》、《王阳明》等三部专论和三部译著的作者。此外，还有六、七十篇学术论文。 从这大量的著作当中可知，家懿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督教的神学，二是儒家的智慧，三是两者间的比较。她对基督神学的关心可以远溯至她的家庭背景。然而，早年在上海和香港乃至於年青期在美国新罗谢尔书院（College of New Rochelle）和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所接受的教育，对她也有著极其重要的影响。熟悉家懿教授宗教背景的都知道，从新罗谢尔书院读书的年代开始，在上帝的呼召下，前後二十年间，她曾经是圣乌尔苏拉会（the Order of St. Ursula）的修女。可见，家懿教授对基督宗教的投入。至於对儒家智慧的兴趣，则是从她在花莲传教的一段期间才开始的。据家懿教授的追忆，那三年间，她读了不少中国文、史、哲学的书，当读到王阳明“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话语时，更加为所吸引。此後，便矢志探索儒家哲学的智慧。基於对中西两个伟大的宗教与哲学传统同感兴趣，家懿教授的研究还进一步发展为对此两传统的比较。上列一九七七年所出版有关儒学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她在此一领域里的先驱之作。此书後来翻译成德、韩、中三国语言，影响颇大。当然，家懿教授的研究业绩并不止此。实际上，作为一位异常精勤的学者，她研究的范围是不停地在拓展着的。这在我随师问学的六年间，尤见其如此。自一九八九年开始，至一九九四年止，她先后出版了八部专书。尽管其中两部是合编的，两部是合著的，这些著作，无论从质抑从量而言，不仅标志著家懿教授学术事业的一个丰收期，也显示出她的研究兴趣较前更为广泛。 有关西方的宗教与哲学，她的视野拓展至与宋明理学有密切关连或与之可相比拟的西方哲学家之上，如莱布尼兹、沃尔弗、怀特海和海德格尔等。有关中国的宗教与哲学，她的兴趣再也不限於儒家。从著眼於阳明与道教、朱熹与释道二教的关系开始，她的目光实已放大至整个三教之上。此外，还可以看到的是她将中国智慧的根源远溯至上古的一个倾向。正因为以上两个领域同时在拓展，她对中西宗教哲学的比较，也相应地扩大其范围。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象牙塔中的研究，家懿教授的关心直延伸至当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之上，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深切的关怀。 基於这丰硕的研究业绩和积极的社会参与，一九九零年家懿教授获选为加拿大皇家学院的院士，一九九四年晋升为多伦多大学的大学教授。这是多大给予其最优秀教研人员的最高的学术名衔。此外，同年并获北卡罗来纳州的圣安德鲁斯长老会书院的荣誉人文学博士。 那六年间，除了修读家懿教授所开的课外，还参与她家中所举办的定期性研讨会。随著声望的日益昭著，远近而来从学於家懿教授的研究生也显著地在增加。粗略估计，与我约略同期的博士生不下十人之多。由於数目已然不少，再加上经常来访的本地与外地学人，家懿教授乃倡议举办定期性聚会，相互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 除了学术活动外，我和另一位名叫Ray Dragan的同学还协助家懿教授和她的丈夫维尔（Willard Oxtoby）教授为第三十三届国际北非与亚洲研究会议筹措经费。此一会议於一九九一年在多伦多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学者达三千之众。为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会议筹募经费，其困难可想而知。在此过程中，我看到了家懿教授卓越的办事能力和那份耐心与坚持。 作为家懿教授的学生，我还很幸运地有机会分享她日常生活中的欢乐。家懿教授的家中经常有远来的访客，有的是她学术上的朋友，有的是她的家人和亲戚。由於我只身在多伦多，每有这些叙会，往往都被邀参加。除了这些场合，尤其值得记念的是一次与家懿和维尔两教授驾车前往纽约的旅程。那次的目的地是哥伦比亚大学，为的是参加狄百瑞教授荣休的庆典和学术讨论会。沿路上我们还到过一些别的地方，包括参观维尔教授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和探访住在疗养院内他的前妻的父亲。到了纽约，家懿教授还带我拜访了些她的朋友，如当时驻台国的新加坡的代表。回程的途中，我们有说有笑，高兴的时候还唱起歌来。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家懿教授与我始终是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这注定我们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张力。这张力在论文撰写期间尤其容易感到。由於自己所选择的题目牵涉到中日两位大思想家——朱熹和荻生徂徕——对整个的儒家传统的诠释，我一直觉得自己所知尚浅，不愿草率动笔。但家懿教授见我四五年间，论文毫无寸进，反而为我著急，并因此而向我施压。对於这种压力，我起初采取的是逃避的策略，连电话也不去接，深恐又是她的催促。到再无可避的时候，我便决定为自己的独立自主起来抗争，坚持不写。这样，师徒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 这种关系愈绷愈紧，快要破裂之际。一天，家懿教授把我叫到她的寓所去。在楼下的大厅里，师生俩对坐著，气氛异常紧张。家懿教授要我马上动笔，并声言若不从命便不再担任我的论文导师。当时的我，只觉得老师不但不能谅解於我，反而在威吓我。心想多年飘泊在外，难道还别有所图？不外为求学问的精进。见未真切，岂可草率成章！这是我当时所以坚持不让的理据。此外，求学过程中一些不很愉快的经历，也使我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偏见。孟子会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内中所表达的是一种教人钦佩的广阔的胸襟。然而，现实世界所见到的导师大都并不如此。他们所关心的与其是人才的培育，毋宁是门生弟子的唯命是从。更讽刺的是，这些导师往往以知识分子的尊严高自标榜，对於后生晚辈的自尊却丝毫不予爱惜。对於这种导师，我是决不屈从的。 由於偏见之成已非一日，加之以当天家懿教授所给我的压力亦实在太大，积压多年的不平乃至怨愤再也按勒不住，冲口而出便说：“您做了那么多的事，不外为要证明您是我的导师罢了！”我这样一说，家懿教授便也激动起来。“You are crazy！You are crazy！”连声指斥我的不是的同时，气得哭了起来。这样的场面，我从来没遇见过，一时间也不知所措。歇了会儿，师徒俩冷静下来后，家懿教授向我缕述她早年求学的经历——尤其对她身心曾经造成严重损害的一些“错误”的抉择，并说她之所以多次干预是因为她对我的关心。“I cafe for you！I love you！”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当时的我，虽仍将信将疑，却也接受了家懿教授的安排，搬往她的寓所，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 家懿教授在帕默斯顿大街的寓所除了地库之外，是一座楼高三层的独立房子，门前有一幅长了树的草坪，后面则是一个日式设计的庭院，环境非常的清幽雅致。三层楼房之中，家懿教授让我住在最高的一层，另外把二楼的客厅、厨房和阳台都拨了给我。她和维尔教授只用二楼的卧室和余下的一楼的空间。出入各以不同的门。只要二楼的卧室和客厅间的门不开，则俨然两个独自的世界。实际上，家懿教授和维尔教授平日也绝少过来。这无疑是把半所房子——而且是景观更为优美的一半——都让了给我。还记得那段日子，整天对著电脑，偶感困倦，从屋前的卧室走到屋后的露台，既可以游目於庭院中的翠绿，也可以远眺四周的景致，是我在多伦多六年间住得最为舒适的一段日子。当然，住在指导教授家中，而且给予如此优良的环境，心里的压力自不会轻。然而，正因有此，住在那里的大半年间，三四百页的论文终於大体完成。在与论文搏斗的岁月里，每天晚上我将当天写就的数张稿子放在通往二楼卧室的门边。翌日的早晨，这些稿子便都经过家懿教授的批阅，在三楼与二楼的梯间等我检回。如是者，除非家懿教授不在多伦多，否则风雨不改。 后来，家懿教授将家搬到查理斯街的寓所去，我也就迁出，住在她寓所附近的国际基督教中心，完成论文的最后阶段。尽管如此，直至论文的答辩为止，我还不断地给家懿教授以各种各样的麻烦。诚如她的自传所记述，答辩前夕，我留在维尔教授的办公室里作最后冲刺。那天晚上，原以为十一时前后便可竣工，岂料直弄至深夜三时始完成。结果让家懿和维尔两位教授在那里苦候，且要劳烦他们为我善后，并送我回家。当时的我，只觉得万分抱歉，甚么也说不出来。 家懿教授在她的自传里说得很对，介入学生不愉快的经历之中是件恼人的事，尤其当这些不快的经历非因自己而起的时候。孔子曾经称赞他的爱徒颜渊“不迁怒，不贰过。”我却莫名其妙地将在别处积压下来的不快一并发泄在家懿教授的身上。这不仅绝不应当，而且是种以怨报德的做法。然而，家懿教授始终包容了我。更教我感激的是，此事竟然记录在她的自传之中，尽管她并没有透露我的真实姓名，而代之以“chuck”的名字——一个家懿和维尔教授给我起的亲昵的叫法。无疑，这也是为了避免对我造成伤害的一种做法。 一九九四年的冬天，我完成了多伦多大学的学业。圣诞前夕，拜别了恩师，便离开加拿大，返港履新。由九五年初开始，一直至二零零一她去世的那一年为止，虽已无法再像过去一般，但还保持著与家懿教授相当密切的联系。除了时通音问，我们还有多次见面的机会。其中一次在多伦多。她和狄百瑞教授合办国际会议，我也应邀出席。又有两次她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邀请前来讲学，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亲自安排她的住宿，主持她的讲座。此外，家懿教授多次以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外委员的身份来港。像这样的正式场合，我都敬陪左右，供她差遣。不仅如此，由於家懿教授的妹妹秦家德博士和弟弟秦家骢先生都在港定居，他们姊弟叙旧，往往我都是座中的一员。家懿教授对我如此亲切，我心里既高兴复感激。 对於我在学术上和工作上的发展，家懿教授表面上并不著意，实际上却很关心。在我离加返港，前主香港科技大学履新之前，她便告诉我自己的妹妹秦家德博士即在那里工作，要我前去见她。秦博士异常亲切，初次见面便为我介绍她的一些对我写作将有帮助的僚属。尽管最终并没有麻烦他们，对於秦博士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谢的。此外，二零零一年初，我在科大的实任申请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那年的春夏之交，家懿教授刚巧来港，为了给我支持，她建议我暑假期间前去多伦多她的寓所那里埋首著书。这马上使我回想起多年前在帕默斯顿大街的岁月。所不同者，当年的我还不过为撰写论文而苦恼，此时此刻却不得不为自己整个的学术前途而担忧。当此人生低潮，来自家懿教授的一贯的支持与信任，无疑是格外可贵的。 虽然，因为正忙於婚事的筹备，我并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前去多伦多：然而，她用心良苦，我心里完全明白。岂料就在那个暑假，家懿教授的健康状况突然转坏，并在同年十月病重去世。遗憾的是，直至她去世前三天，我才知道她的病情。於是连忙致电多伦多。当时维尔教授告诉我，家懿教授已有好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殊不知三数日后便接到她过世的噩耗。非但如此，碍於礼俗与及至亲的反对，我连家懿教授的丧礼也没能出席。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参加了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纪念家懿教授的会议。与会人士除作学术报告外，大都各就亲身的经历讲述对家懿教授的回忆。作为她的学生，我也做了个见证。会后，我请求维尔教授带我到家懿教授的墓前献花。那天刚下着雪，阴霾密布，寒风刺骨，维尔教授亲自驾车，送我到乐山坟场。途中买了束小小的玫瑰，聊表对家懿教授的怀念与敬意。到了墓前，置放好鲜花，然后恭敬地三鞠躬，肃立默哀。临离开前，维尔教授把我紧紧地拥在怀中，我察觉到他的双眼正闪著泪光。他还对我说：“Charles， Julia was very fond of you. She wanted you to succeed.”意思是：家懿教授对我甚为钟爱，她渴望着我会成功。我听了十分感动！我相信这是家懿教授对我的心愿，在病重的时候，她还惦记起远方我这个不肖的学生。 家懿教授虽然长年生活在西方，外表上也相当的西化。骨子里，依我看，却始终是东方的。不仅在师、弟的关系上是如此。她对亲情乃至友爱的重视，所反映的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居多。有关她的家族，我了解得不多。然而，对於子侄，我所看到的是她像妈妈般的照顾他们；每谈及她的弟妹，尤以家骢先生为然，所感觉到的也是她作为姊姊的自豪。至於对维尔教授，我看到的比较多。家懿教授是位很有主见的女性，她们夫妇之间，往往是她作主导。 然而，在很多方面，她都需要维尔教授的支持与照顾。对於她的丈夫，除了爱敬之外，恐怕还有几分的歉疚。从结婚之初，家懿教授便不停地追问维尔教授：您真的愿意娶我这个患过癌病的人为妻吗？家懿教授所以再三追问，固然因为维尔教授的前妻因癌去世，但也因为家懿教授自己不仅患过癌，而且是两度的癌病患者。后来，很不幸地，果如家懿教授所忧虑，一九九一年第三十三届北菲和亚洲研究国际会议之后和她去世直前，她又一再地碰上了这个给她弱小的身躯带来过无限痛楚与折磨的癌病。在那两段期间，维尔教授不辞辛劳的看护与照顾，可以说是家懿教授与病魔搏斗的一个主要的精神支柱。 有趣的是，维尔教授对家懿教授却是千依百顺的。他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因为自己的太太体弱多病，需要份外的怜惜，更因为他对家懿教授有着更深的爱。这爱非但是情感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在纪念家懿教授的会议上，维尔教授作了个详细的讲话。这番讲话，我认真地聆听着，觉得是所有与会者讲话中最为真挚感人的一段。在讲话中，维尔教授述说家懿教授一生的行谊、学问与及和他相处的日子，说到兴奋的时候，笑得十分开心，说到哀伤的时候，神色直是凄然。从他的眼神里，彷佛看到的是他对家懿教授由衷的倾慕和无限的追思。不期然地，从心底里然而生又一份对两位教授的敬意。 的确，家懿教授既可爱又可敬。虽然在象牙塔中，对於人心的诡谲，她不是没有一双洞悉机微的锐利眼光；对於世俗的巧伪，也不是没有一对善於应变的练达手腕。然而，她到底是个真诚而坦率的性格，尽管她真率的程度有时使人有难以接近之感。作为一个学者，“精勤”二字，她可谓当之无愧。还记得在帕默斯顿大街的第宅里，一楼与二楼的梯间，挂了一幅字体俊秀的书法，上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两句。已经忘记了是谁写给家懿教授的，但句中所述却正是家懿教授的真实写照。 家懿教授去世的翌年，我和学长陈金梁教授合编了个家懿教授的著述目录，并於德国的一份汉学杂志《华裔学志》上发表。正如我们所强调，家懿教授并没有留下一份完整的目录，那里所收录的不足以代表家懿教授一生著述的全貌。尽管如此，里面所收的专书与论文分别已有十八种与九十五篇之多。然则，称家懿教授精勤，是毫不为过的。 自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的几年间，家懿教授的著述业主要表现於Mysticism and Kingship in China: The Heart of Chinese Wisdom（1997）和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2000）两书之上。此两书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家懿教授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的园地上辛勤数十载的晚年力作。此外，一九九八年她出版了她的自传。此书记录了她一生对意义的探索和对肉体与心灵上的创伤追求愈合的历程，得到了多方面的高度评价。 除了著述，晚年的她仍然积极参与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举例而言，在国际上，一九九七年四月，她出席了由已故日本首相福田纠夫所创立、并由前德国首相舒默特所主持的高层次专家会议，并参与了有关“人类责任的举世宣言”的起草。在地区上，她与多伦多的华人领袖紧密合作，推动社区的发展，并且是媒体在各种问题上的咨询的对象。 由於上述的成就，家懿教授在学术上和社会上的声誉益隆。一九九七年加拿大的一所著名大学Queen’s University授与她荣誉神学博士的名衔。一九九八年，她就任为多伦多大学“中国思想与文化利氏讲座”的首任教授。二零零零年，她更是加拿大勋章的得主。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前院长丁邦新教授在听到家懿教授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曾经向我透露中央研究院正在考虑提名家懿教授为该院院士的消息，并表达其不胜惋惜之意。这些都是广大的学术与社会人士对家懿教授所作贡献的肯定。正如《庄子》书中所言：“名者，实之宾也”，家懿教授所获得的各种荣誉，俱可谓实至而名归。 当然，对於家懿教授而言，名衔与荣誉不见得都很重要。用庄子的话语，这些都不过是些“陈迹”。家懿教授的自传也曾这样说：“蝴蝶转瞬即逝的美丽，给观赏它的人以喜乐。在某程度上言，这正显示出人生是值得我们去体验和经历的，纵使我们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快乐而作出的各种贡献都是短暂而不实在的。”可以见得，家懿教授所看重的并非所谓的贡献，而是在盼望与不安中上下而求索的人生的本身。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中，她尤其珍惜的是人与人间相交的——包括友情、亲情、爱与被爱所带来的——喜悦。写到这里，脑际不禁浮现出那次送家懿和维尔两教授返回香港大学柏立基宾馆途中，回头看到家懿教授对我展露出的一个充满欣悦之情的微笑。那是我所看到她的最後一次的笑容。 （写于2005年6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