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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人晋职、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我们汉语吗？” “一个外国人晋职、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我们汉语吗？” 武汉大学某教授在一次讲演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到，汉语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弱势语言、一种第二阶级的语言。在座的富有自由辩论精神的学子们一片哗然，纷纷以“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观点反驳。但在听了演讲者的“一个外国人晋职、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我们汉语吗？”的反问之后，全场寂然。 我不否认，今天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掌握其语言，了解其文化。但是，如果我们普遍陷入对外国语言（这里主要是指英语）的畸形崇拜，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生存前景的严重问题。 随处张贴的花花绿绿的考研英语培训班广告，已是当下大学校园风景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2002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刚刚结束，2003年的考研英语培训广告已是铺天盖地。广告上的授课“明星”近十年间换了一拨又一拨。这些来自皇城脚下的专家们，每年自9月份开始，便在中国的上空飞来飞去，给各大城市带去广告上所标榜的“来自当年命题组的消息”。一次串讲门票的票价往往高达百元以上，但听者仍有数千之众，盛况直追二流影视歌星走穴。 大多听讲者也明白在那种狂热的气氛里，是难以学到什么新东西的，但他们认为，即便花费时间、金钱换来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值得。因为，英语对于考研者来说，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它早已成为考研游戏的前提。而且，随着竞争者日众，它的难度也不断水涨船高。具体地说，一个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如果英语不达“国家线”的话，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相反，专业水平平庸，英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 这种游戏规则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都仰赖于西方的汉学，因而英语是应当掌握的首要工具。每一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结束之后，常常听到老师们十分遗憾地感叹：某某同学专业优异，此次英语稍差而无法招纳门下。即便有个别幸运者在英语距线一两分的情况下，经导师多方奔走“拉”了进来，但补那一两分之缺需数万元，穷学生背着沉重的债务，又如何专心学业？ 太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却凭借英语专业优势挤进去堂皇读之。而以我所见，这种情况在博士生招生中更是见怪不怪。在武汉这两年，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在没读一天中文的情况下，利用几本文学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他们都即考即中，甚至个别人中文专业课程只有五十几分，但凭“强大”的英语专业优势一样鹤立鸡群，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兀兀穷年者羡慕、嫉妒。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出身英语专业攻取任何学位，只要愿意，都如探囊取物一般。这一中国特色又如何叫人对英语保持冷静呢？ 然而，我们对英语的态度又是矛盾的。我们真的重视英语吗？2000年武汉大学博士生录取的英语线，划为：应届、往届的文科考生分别是55分、50分，而理科应届、往届考生分别只需50分、45分。也就是说大家同是博士生，在英语卷面分只有100分的情况下可以相差10分之巨。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一个研究空间物理的博士生与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究竟哪一个更需要英语？ 我不知道是否有专业人士，对我国的硕士和某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题产生过质疑。我真的很怀疑，卷面上那些卖弄似的找出的一些连老外们也早已不计较的语法问题和针对4到5篇断章取义的短文，设计一些谜语般的选择题这些考试方式，是否就是对培养专业研究者英语水准的一个合理测度。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一位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的副教授，在湖北省2001年度博士生入学英语考试中才取得了57分的成绩。可以想见，那该是一份怎样坚决要把人考“倒”的英语试卷! 我绝不是一个文化本位主义者，从不怀疑外语对于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我认为，把外语作为最重要的甚至几乎是惟一重要的录取标准则是荒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英语的门槛放低一点、实用一点，让考生多一些精力关注专业领域，同时也给导师多一点选择的空间呢？ 在一次研讨会上，福建的南帆先生在发言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前景表示深深隐忧。因为当代大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对汉语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冷漠。这种冷漠源于——在现今找到一个“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学好两项技能，那便是英语和计算机。我自己也曾在讲授现代文学的课堂上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质问：“老师，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在这个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时代里，她让我无言以对。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学校，纷纷实践中、英双语教学，以此自抬身价。我们对英语的态度终究又迈出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以前只是在英语课上老师教、学生学，到现在各科老师一齐努力，让中国学生有呆在英、美课堂上的感觉，多么良苦的用心！而双语幼儿园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喊了许多“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我认为只有“学英语从娃娃抓起”做得最令人满意。 与之恰成对比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冷漠，了解的浅陋。我参加过湖南省的高考作文评阅工作，在所阅过的近两千篇文章中，很少能看到字句完全通顺的，更无以奢谈文采，而太多“准大学生们”在文字中所体现出的对题旨把握的模糊、表达的幼稚、取材的单一和价值观念的混乱真是让人惊叹!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不可遏止的世界趋势。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我们知道其他民族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吗？多数时间在美国教书的法国人德里达来北京大学作演讲的时候，开始打算应学生要求用英语，但法国领事馆坚持要他用法语，因为他是法国人。几十年前，美籍华人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致答词时，这位英语远比汉语讲得流利的科学家，却坚决要讲汉语，就因为那是母语。据说在德国的讲台上授课，政府规定一律都得用德语。而在许多最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国际讲坛上，我们却听到了中国代表的满口洋话。最近惊闻武汉某著名大学也要实行双语教学，据说包括其中文专业也不能幸免。如果这消息确实，那么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使用英语讲授汉语言文学，将成为世界教育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观……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最后一课》。我想这篇体现一种语言命运的著名短篇小说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鸣，是因为那位老师在最后一课上，表达了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叹：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句话可以置换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最美丽的。遗憾的是，这种美丽往往只有在危及语言存亡的时候，才体会得出。我们非得扮演一回那个不成器的小学生吗？ 英语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狼来了”。来了一匹我们不能赶走也无法赶走的“狼”。但我想，即便我们没有气度、勇气、胆识、能力与之共舞，也不至于要把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身上的好肉都送到它的嘴里，任其撕咬吧？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他的勃然大骂，也不过是从反向维度对其成就的肯定---钱穆
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粉丝，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是抱着一种“鉴赏古董”的心态去对待日益衰微的传统文化，离信仰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余先生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桌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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