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科技处红蕾送来科研成果证书,我被评为2008年度学校优秀科研工作者。其实,更早的一段时间就知道可能获奖,原来科技处红蕾说过,又见到公示名单,自己是文科获奖中的最后一名。
自小到大获奖不多,现在有点印象的是高中阶段曾几次(好像是3、4次)获得全国硬笔书法比赛一等奖,当时觉得应该在校园中确乎引起一点轰动,现在想来更多的是自己对着证书的喜不自胜,生活没有因为几次获奖发生任何改变,就像以前一样,依然没有女生的青睐,依然吃着带壳的高粱米饭,依然上着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课,唯一有变化是自己对书法更加迷恋。到大学也获得过很多的优秀干部之类,至今能有印象的是大二那年自己获得省优秀师范生,当时全校有三人得此荣誉,记得还上了校内有线电视,糗的是当天中午和寝室兄弟喝了点酒,脸有些红,下午接到通知上电视,想来看到的同学还以为我是激动的脸红呢。当然获奖也就是获奖了,生活依然继续。
毕业后也获得一些奖励,学校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也没少得,省市级的也有几个,但科研奖励到今天为止则是第一个。虽然是个小奖,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至少我在做机关工作的同时,也还能做点科研,搞点学术。毕业后自己喜欢写点书法文章,与学校同龄人比较,自己发表的东西算是较多的,但“偶尔”示人的时候,没见人有什么反应,更谈不上重视。我这个人有点倔,心想你不没反应么,那咱就看看。于是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的发,发表了自己留着,也不给人看。硬笔书法的文章获过全国第三届硬笔书法研讨会的一等奖,论述颜真卿的文章获得过敦煌书法论坛的优秀论文奖,虽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奖,但敝帚自珍,自己还是很爱惜的。
这期间有两个人我不能忘记,一个是张世尊先生,一个是王登科先生。两位先生在我大学期间一个教我历史,一个教我书法。毕业后我留学校机关工作,在张先生主持的《鞍山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多篇书法文字,记得有一次张先生还将我的所谓“成果”印在学报的封三上,和学校很多知名的教授学者并列。现在再看那时的文字真没法看,所以我只能说那是文字或者文章,不敢也不能冠以学术,但张世尊先生对我的鼓励和扶持,是我坚定走上书法理论(文献)学习的主要动力。直到今天,张师已经是国内卓有影响的东北边疆史研究专家,但依然鼓励我进行学术研究,鼓励我写文章,甚至不嫌我的能力低陋,将我纳为他主持的学校重点扶持学科专门史学科组成员,经常鼓励抑或“命令”我要深入开展专业研究,让我不敢轻易懒惰,这份情义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王登科老师在我留校后就鼓励我考吉大研究生,应该说我早期的一些书法文章,有很多在王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而他也确实成为是我学习的目标,直到1999年在苏州识得张金梁师,更增加我了我考研的信心。经过几年准备,终于得以到吉大古籍所学习。
如果可以谈谈学术,那是在吉大读书之后。2004年到吉大读书,我虽然还保持着自己的谦虚和低调,但内心还是有些信心的,毕竟也发表了几十万的文字,也在《中国书法》上发了几篇文章,还参加过第六届书学研讨会。但是这些在入学后不久便被击的粉碎。这种打击来自我的同学和老师。同学中,陈国成兄住在校外,来吉大之前就是很有影响的书法篆刻家,咱佩服。而大多同学住在校内。当时我们寝室四人一间,按照年龄是我,赵灿良兄,王建新兄,刘传宾兄。对门的有解峰兄,斜对门的有张明兄,李宝兄,孔永兄,单育辰兄。隔壁的有张炎晓兄,关兄。听他们谈文论史,我懵了,我知道了我就是井底之蛙的那个浅薄近于无知的青蛙。从此,我开始了认真的向他们学习和请教。他们当然也尊重我,这种尊重是因为我年龄大,这个他们没法超越。现在毕业两年了,我很留恋那几年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上课,在一起抄资料,在一起喝酒,一起吹牛……。另外让我自信接近“崩溃”的是丛文俊师、张金梁师、彭励志师的学识,在他们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学术,我也慢慢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每听先生一次课,都有一种对学术的朝拜的心态。我为我在吉大读书感到幸福,我为我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学感到幸福,我更为有这么好的老师而幸福。吉大三年我没敢写文章,我那文章还是文章么?毕业前写了一篇《张旭书<严仁墓志>辨疑》,投在《中国书法》发表了,这篇文章或许还能和学术沾一点边,就是这篇沾一点边的文章也是在业师张金梁先生的几次修改后成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