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四次 越搬越好

   1，上世纪50年代旧居右母亲。    2，70年代二次搬迁和女儿合照。   3自己安装14寸电视机3岁儿子           

                  
4，70年代末开放改革初期的家庭                        5，84年搬进单位分配新居女儿笑逐颜开

                    

6，安装了电话。                                       7，与弟妹合影。

           
    7，2000年第四次搬进天河区花园小区

    8，有了自己写作的空间。

         广州解放60周年，我家乔迁了4次，每迁一次，带来了人生的新发展，就像广东音乐“步步高”那样欢愉。

解放前，我的老家在大南路柴栏巷（现址是大南路灯饰城），租金是按当时白米价计算，每月30斤。小巷呈曲尺型，长约20米，宽3米，有两盏街灯，墙边挂着警局上锁的意见箱，门前有一口水井。还有两间古老大屋，住着多户回族人家。小巷东面围墙是广州宪兵司令部大院，院内大树婆娑，伸出的枝叶遮盖着民居。

那时，家里弟妹7人挤在20平方米居室，外婆和我做“厅长”，晚上小厅成了卧室，木板与桥凳合成床，街坊们称“晚行朝拆”（睡床白天消失）。酷热的夏天，家家户户晚饭后必清洗街道，将床板、凉席铺在小巷石板上。入夜，小巷热闹象个墟，数家人有的躺在凉席上，有的坐在门前的石板，谈时势，倾米贵（议物价）。外婆蒲着葵扇娓娓吐出劝世闻，十多个细佬哥洗耳恭听。故事声、说笑声、井旁冲凉声在小巷回荡。街坊们多年露宿习惯在文革动乱时结束。

因居屋狭窄，家人对来访者直言不讳说，“唔该！招呼食，唔招呼住”又称“留食不留宿”。因潮湿多蚊，又靠近玉带河，下雨时常水浸街。记得有50年代初，木虱泛滥，芝麻大小的虱子叮得人们日无安宁，夜无安睡，“虱患”一时满城风雨。阳光猛烈时，只见人们将家具和床板往街上石板撞击，响声像春节烧炮竹似的，从木缝里掉出密密麻麻虱子（广州人称木虱），人们用脚踩，溅出鲜红血迹，有的烧水烫衣服。灭虱之风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年代生活虽艰苦，但民风纯朴，转眼渡过了20年。

70年代初转业，第二次乔迁西关十八浦北11号3楼，环境比旧居好，新家空荡无物，商店出售的铁钉、铁丝、一小块木板都要凭证限量。要添置家具不是易事，我记得那年代物质匮乏, 买床上用品比登天还难。亲友四处奔忙, 打听了中山六路一间国营家具店有大床供应, 要凭结婚证。凌晨3时与弟弟步行到中山六路, 在寒风刺骨天气，只见店门站着四个人, 冷得发抖, 原来他们也是来排队买床的。店家开门了, 职工手拿语录本, 向着毛主席像大唱语录歌, 接着郑重宣布: “今天供应大床8张, 来迟者明天请早”，数十市民听后不欢而散。我幸运地花73元买了一张西式大床，请来三轮车运往家里, 车费才两角，母亲又花25尺布票给我买一床被套 (市民一年仅五尺五寸布票)，还伸手要“工业品票”买毛巾、瓷盆、香皂等。

虽大床解决了，但台椅板凳仍需动脑筋。当时自己动手做家具风气方兴未艾，大街小巷遍地是工场，因文革后提倡“斗私批修”，市民戏称做木匠活为“斗私”。

一周日，我通过战友机床厂党委书记老郭搞到了批条，在永兴街花了30多元（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一大捆拆船的旧木料，用15元买了一套木工工具，又托战友在广州木材厂买到了处理的防火板（木纹纸）。接下来就是开动脑筋设计家具图纸，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斗，一套多功能的家具终于在客厅诞生。电机厂工作的外甥又弄到1角钱一个的6个木线辘，我灵机一动，将直径30厘米线辘一分为二做凳面，用木柴做凳脚，再贴上木纹纸，一张张别具一格的圆木凳呱呱落地了。用一个多月工资做出一套崭新的家具，人们都说我会当家，是一位能工巧匠。接着又花了150元安装了一台14寸电视机（除显像管、电子管外，其他部件全部自制），还装了音响。用转业费780元在南方大厦凭证买了一台北京产“雪花牌”130立升单门电冰箱。这些高级家电，超越了普通的家庭，后来成了运动对象。为了改善生活，自己动手在灶台下方养鸡，每天能拾到蛋，还在天台种菜，日子过得蛮不错。

因落实侨房政策，1984年春节迁入新港西路54号301，大楼坐北向南，（是工厂设计施工的），首层是工商银行，居室有两房一厅50多平米，设有阳台厨厕，楼下是公交车站，居住的环境比西关老屋更胜一筹。旧居的餐柜、高低柜已显老土，取而代之是新潮电视饰柜、沙发等，地板时兴马赛克，第二年还装上了电话，轰动一时。数百户职工迁新居装修时，需要的资金、水泥等建材，工会伸出援助之手，向职工借款，派出师傅支援。那年代干部不搞特殊化，职工团结互助颇有口碑的。令我记忆犹新是，邻居刘姨是人事、教育部书记，两户人合计，为节约开支不在酒楼摆入伙酒，两家人统一采购，费用平分，烧出菜式各两席，各自款待亲友。这种别开生面入伙酒，令职工们刮目相看。第三次迁新居带来了好运，偶然巧合儿女随缘出国。在90年代在教育工作上更上一层楼，多次荣获全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住了十六年的大楼被征用拆迁，花时3个多月时间，我从河南到河北，从西关至东山睇楼近百套，终选上了天河区，在花香鸟语体育东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南北向，实用面积达80多平方米。为了节约开支，自已动手，从设计到水电布线，亲力亲为划出效果图，还选购时尚装修材料。2001年60岁生日那天乔迁新居，入伙酒席设酒家，老师亲友来庆贺时，对家居布局赞口不绝，如今我拥有自己小天地，在书房发出了数千条图文，刊在《羊城晚报》上，被转载各大网站，连续10多年被评为最佳、金牌通讯员。儿子20年前入了巴西籍，服过役，毕业在巴西军事外交学院，如今在国会任要职，女儿定居香港。

广州人称搬家 “上屋搬下屋，唔见一萝谷” 劳民伤财确实是不假。我已68岁，解放后搬了四次屋，有得却无失，居住环境和人的精神面貌越搬越好，这真系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