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闹钟一只，历尽千辛万苦觅得，越看越爱，吃饭，睡觉，读书，写字，都搬在怀里，放在手边。

它丑，它老，它难听。它产于七十年代，上海，钻石牌，听听，多俗气的名字~~机械的，笨得要死，每天不上发条，便死活走的慢半拍。又娇贵的要命，发条上太紧，它就做罢工状。它过时而过气，一身灰蒙蒙的绿色，两只肥成一团的熊猫，相貌模糊的在表盘上呆板的吃着竹子。它毫不体贴，闹铃难听的就像旧时租界封锁的摇铃，铃铃铃，铃铃铃，每天清晨把你的甜梦给撕个粉碎。它彪悍非凡，秒针走的声音，听起来飞快，两个音节凑在一堆表示一秒的过去，比别的种起码快一倍，能听得你的小心脏加速蹦蹦跳，觉得时光飞逝触手可摸，吓煞我也。

但是我爱它的紧。我爱它丑，爱它老，爱它粗笨，我寻寻觅觅找到它，它是我从来的Dream Alarm Clock。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懵懂中母亲床头乍然作响把我吓哭的怪物，是它。蹒跚学步，满头大汗，突然传来一声怪响，母亲就赶紧跑开，给我端来一份热乎乎牛奶的东西，是它。我和我的小朋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时，隔壁纱窗里传来的叮当声是它。当我有第一把螺丝改刀，马上拿过来拆开肢解掉又还原拼回去，却多出来两个零件的倒霉东东，是它。我背起小书包，兴奋的提前很久出门，出门那一刻，笑着准点响起来的，是它。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去参加夏令营，当营长。早上孤独而自豪的撅掉闹铃按钮的那口钟，是它。搬家时找不见的是它，在灰尘中迷失掉的是它，再也在市场上买不见，被精美的石英表，准时的电子表，好听的音乐种代替掉的，是它。虽然已经面目模糊，但只要想想，它的面孔清晰可见。我一直在找它，找到这样一只钟是我的心愿，我要它陪我在我的家中度过，这样让我感觉，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钟表和时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契约关系，似乎是人与时间之间的灵媒，一种仪式。每当拿起自己心爱的钟表，心中就不可遏制的迸发崇拜的情节——拦不住，挡不了，推不进，钟表永远没有错 ，因为时间永远就没有错，人是刻度，有错只是人的错。快钟可能是提示，慢钟可能是嘲讽，它总有它的道理。此点钟非彼点钟，此点钟又同类彼点钟。《围城》的最后一段甚是精妙：“那只祖传的老钟当当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一，二，三，四，五，六。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 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简等鸿渐回家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 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读罢，心头感觉总似阅尽天下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