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这是爱国诗人屈原《涉江》起首的文字。屈原一向以高洁出尘著称，一生都在歌咏香草美人，而他竟然爱慕一件衣裳若此，可见这件衣也足以与天然香草、绝色美人相媲美了。

这件衣裳便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汉服。《左传》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们华夏民族的名字就是从这华美的衣服而来。

其实不仅仅是屈原，我们翻阅任何一本古典文集，里面关于华美衣冠的描述都可谓俯拾皆是。“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说的是与自然交融的和谐之美，“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说的是盛大瑰丽的礼仪之美，“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说的是娉婷窈窕的少女之美……诗人们在描述美好事物的时候，为什么都不约而同选择了绫罗冠带？汉服之美，究竟美在何处呢？

我们都知道，常见汉服最主要的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隐扣等等，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宽袍大袖。汉服袖子一般都比手臂长，最常见的深衣规定要回挽至肘，而袖径最宽的可达四尺，垂下手几乎及地。这种设计相对人体而言，显然是过大了，但是当着装者屈臂时，这种大袖就会形成优美的流线，举手投足之间，临风屹立之时，不停地运动变化。也许你记得电影《英雄》里面飞雪以衣袖击落无数箭羽的镜头，长袖跌宕飘逸，如幻如舞，展现了极具冲击力的的艺术美感。衣与裳的设计剪裁也是同样道理，用料都远大于覆盖人体的最小需要，但一旦穿起来，便会依着人的身体结构，形成曼妙灵动的流线，使人的活动游刃有余之外，也显示出轩敞自然之美。

汉服这种行云流水般的设计理念与华夏文明的演化是分不开的。华夏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使汉族早期服饰工艺远远领先于周边民族，诸如纺织、印染、刺绣、裁剪等工艺技术的发展，都给汉服带来发展的动力。在中国的一些朝代，这些技术的发展将汉服工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例如高超的纺织技术在汉朝造就了素丝蝉衣，重量仅49克，虽轻薄但十分柔韧，足以满足日常使用的需要；唐朝更出现了仅重25克的汉服，将数十层丝绸套在身上，依然可以看到肌肤上的痣。

几千年的发展中，汉服在其宽大飘逸、流畅拔俗的基本风格之下，演绎出几百种款式，如汉代宫廷中女子爱穿的曲裾式，续衽后的曲边围绕人体转一圈或两圈，下衣的裙部层迭出优美的曲线，高贵、含蓄；唐代最流行的襦裙，是上衣下裳类汉服的代表，衣缘和下裙的花纹互相搭配，朴素里衬托着秀丽；由直领汉服发展而来的鹤氅，本是指用白鹤等鸟类羽毛捻绒拈织的贵重裘衣，后指宽长飘逸、长至曳地的外衣，其悠闲恬淡的风格颇受到中年男子的喜爱。再如直裰、褙子、比甲、半臂、襕衫这些只适用于汉服的名词，我们看上去已经十分陌生了，但是它们却见证了曾经辉煌并令我们自豪的历史。

汉服之美不仅体现在衣服本身，也体现在它的配饰中。例如妇女的发式，远古的披发、汉代的“倭堕髻”、北朝的“十字髻”、唐代的“灵蛇髻”与“飞天髻”、宋代的“朝天髻”、“同心髻”等等，都是相关朝代颇为流行的发式，与汉服的形制美浑然天成。另外的首饰、身饰、腰佩、足饰、佩剑等等，都与汉服有天然的搭配。

汉服追求的是浑然一体、天然妙和、由外及内的美，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御寒蔽体，它所有的形制特征、纹饰搭配都具有深刻的内涵。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而中国的政治历来被称做“衣冠之治”。《礼记－坊记第三十》中写道：“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汉族服饰与汉族的礼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都会对本朝的服饰制度做详细规定，规定其等级制度和应用场合等，这在相关史册中都有明确记载。

《易·系辞下》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一节，明确记载了中国最早的衣裳形制——上衣下裳。衣裳制后来发展成冕服，根据金文释读，冕服制度形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大盂鼎、毛公鼎、吴彝、颂敦等青铜彝器都有赐服的记载，这时冕服已成为法服（礼服）。它颜色方面要求上下协调，选用五种正色为佳：青、赤、黄、白、黑，总之应选用深色调，不能用翠、嫩、浅、花一类浅色。上苍下黄、上黑下红是经典组合，也是传统礼服的一贯配色方案。

文饰中除了龙凤、麒麟、玄武、翟鸟外，还有十二章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些都是有寓意象征的文饰，如：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一种雉鸟）取其文丽，宗彝（一种祭祀礼器，后来在其中绘一虎一猴）取其忠孝，藻（水草）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取其决断，黻（常作亚形，或两兽相背形）取其明辨。

在穿戴方面，要求女子插副笄，男子戴发冠。另外，蔽膝、绅绶、组玉、丝履不可缺少，如果有条件，男士还应该佩上宝剑，手执笏板。这些繁琐的要求，都体现了礼的需要。

    而汉服中最典型的深衣，则被明确其形制必须符合“规、矩、绳、权、衡”。深衣的下摆由十二片布组成，代表一年有十二个月，体现了强烈的法天思想；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成矩状以应方，这代表做人要规矩，所谓无有规矩不成方圆；衣带下垂很长，一直到脚踝，代表正直；下襟与地面齐平，代表权衡。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儒家思想，了解了衣服里蕴藏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如何做人。

如果说汉服洒脱出尘、宽博大气的直观感觉体现了它的外在美，那么与礼制的结合无疑体现了汉服的内在美。作家龙应台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

我想这位农妇可能并没有多大的学问，但是中华自古对于“礼”的重视已经潜移默化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被每个普通的中国人所承袭。这似乎也是先人智慧的体现，把礼仪教化融入到与人们最贴身的衣饰之中，才能真正造就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礼仪之邦吧。

但是汉服渐渐消亡之后，相关礼仪似乎也离我们越来越远，倒是在亚洲其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度，如韩国、朝鲜等礼仪则被很好的保存下来。礼仪随着服饰的消亡而旁落，这大概是命运和我们开的一场玩笑。不过我们也应该庆幸，我们丢失的东西至少在其他国度被保存了下来，说明它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至今，也只有中国人是古中国人的后裔，这个令人惊叹的现实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来源正是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自古就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服饰当然也不例外，最著名的可算是“胡服骑射”——即在宽袍大袖的基础上，吸纳了胡服简易方便的特点，重新设计，行成了改良型的短衣，后世不断发展，也成为古代劳动人民常见的衣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汉服吸纳了外族服饰的优秀元素，却并没有改变其最基本的特点，如交领、右衽、系带、隐扣，在对胡风的借鉴中，汉服的风格不是被冲淡了，而是使其形制款式更加多样。不仅如此，更多的时候，汉服给其他民族的服饰以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最典型的如中国南方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服饰以及韩服、和服等。

在日本飞鸟和奈良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唐朝时期，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文化影响进入最重大的时期。这时，中国古代吴越地区的宽袖、迭襟式长衫流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上流社会正式场合的礼服，甚至是朝廷的正规制服。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它小袖由内衣变为外装，袖筒变短变长，腰带变窄变宽，花纹图案不断翻新，染织工艺日益精制豪华……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和服的基本要素始终没有脱离吴服的定格，所以直至今日，仍然有日本人将和服称为吴服。

高丽服饰则学自大明。韩国宫廷中女性的服式，有许多华丽的装饰，与汉族服饰相似，但是裙子比较宽松，腰带系得较高，领口开得也比汉服要小，正在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也表现了韩鲜与大明的紧密关系。

今天在日本和韩国，穿着“类汉服”的传统服饰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婚礼、节庆等重要场合，和服、韩服都作为礼服而备受重视。但在中国，大部分的汉族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服装为何物，而市场上所能见到的中华服饰也只是经过改良的、西服化的满服，如旗袍和马褂。服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外族的文化符号和标志，在中华民族日益强大的今天，相信汉服也终将拨云见日，重新找回自信，同其他少数民族服饰一起展现在世人面前。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这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时代，所以在很多国际活动中，尤其外交场合，各国代表还是愿意穿着民族服装出席，以显示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不仅如此，在刚刚过去的56个民族共庆祖国56华诞的古琴表演上，汉族代表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而只能穿旗袍出场，显然使这场中华民族大团圆的盛宴失色不少。于是现代汉服体系的形成及发展，就成为摆在现代汉族人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恢复汉服并非复古，汉服体系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譬如日本的现代和服，是在古和服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熨烫法以及西式立体裁剪而形成的，其他民族的民族服饰发展轨迹也大体如此。因此，在传统汉服绝迹三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汉服也需要在体现汉服的民族传统性、制式文化基本取自古汉服的基础上，在用料、纹饰及一些细节上略加改良，从而形成现代汉服体系。

也可以这样说，今天世界各族怎样对待他们的民族服装，汉族人就应该怎样对待汉服。费孝通先生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这篇文章中说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内容’常常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会上升为主要的东西……它（形式）在一种文明、一种文化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想在各类文明的相互撞击中生存下来，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位，作为“形式”而存在的汉服，它的复兴与否不仅不应遭到置疑，反而是势在必行的。

2003年10月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2003国际小姐选美决赛中，代表中国参赛的王珊荣获“最佳民族服饰小姐”称号，她获奖的那套服饰就是根据唐代宫廷服饰设计而成的现代汉服。事后有记者采访她说：许多人都认为你并不是最漂亮的，那么你认为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呢？王珊自信地说：我是典型的东方女性，东方女性最吸引人的是“内秀”——就是那种内在含蓄之美。正是汉服所承载的这种成熟内敛、含蓄蕴藉的美，使这位身着汉族传统服饰的东方女孩折服了所有评委，捧得大奖而归。

有人说消亡的东西很难再恢复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语言史上的奇迹吧，那是上个世纪初，一名叫耶胡达的犹太青年把断绝了约两千年的希伯莱语复活了。如果一门两千年没有人使用的的古老语言都能够复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仅仅消亡了三百多年的汉服也一定能够复活，而且在它复活的背后，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找寻汉服的美丽，就是在找寻我们失落的文明。

记忆：

一个族群绵延千秋的记忆

                                   ——梳理汉服发展史

文/姚渊

    文明如何开始？历史在幽暗中被逐渐照亮，盘古开天辟地是其中第一次。但天地虽已开辟，人却仍不免混于兽迹之中，“羽皮革木以御寒暑”。世上分居各地的茹毛饮血的古人类，也都还没有显著的族群差异。盘古之后不知多少世代，人们终于想到了用以区分族属，也区分文明与蒙昧的，便是服装。

垂衣裳而天下治

照亮历史的火炬点燃了，我们在《易·系辞》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作为“天下治”的前提，“垂衣裳”这个意象显出强烈的象征性。

“垂衣裳”之后两千年，周公制礼作乐发生。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宣示华夏族文明时代及族群个性之到来，也因此成为汉服的起点。

“盖取诸乾坤”一语表明，华夏服饰超出了仅仅遮羞御寒的实用性，还体现出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乾上，坤下，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阴阳、天地、男女、父子、君臣等概念。上衣下裳之制，正用以暗喻先民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衣裳；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设置职务治理天下，才是《易》的本意。

由以上的意义，“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引申出垂下双手，无所事事的解释。意思是，只要合乎宇宙世界的秩序，并在人世复制这种秩序，天人合一，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上衣下裳之制，至周代发展出深衣，就是上下连属制的整长衣，得名来自掩蔽人体严实之故，且经过上古儒家的整理和意义赋予，其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深意，而“深意”的谐音即为“深衣”。出于对天人秩序的表达，也出于“完且弗费”的现实考虑，深衣得以“先王贵之”，并发展为超越阶层、职业、性别的大众常服，影响深远，成为历代汉服中最持久的线索。

如果没有管仲

夏商时期，农耕上升为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到周代，华夏族与以渔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有了明显的不同。而服装因其直观性，成为古代华夏族借以区分族属特征的主要标准。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渐认同，逐渐有了“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间而又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

西周末至于春秋，诸夏曾受到四夷严重的威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针对当时的农牧冲突，用一句话概括——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来保护，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挡不住犬戎而迁都雒邑的。这种现实刺激诸夏的民族情绪高涨，夷夏之辩兴起。危难之下，春秋五霸出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中就包括了“攘夷”的内容。管仲辅佐齐桓公“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齐国登高一呼，实际上代替周王承担了“天下共主”的实际责任，使诸夏从各自为战、各个击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来。

    这些成就的背后策划人便是管仲。齐国之后，强有力的邦国都以齐为榜样，于是霸主迭起，周王的权威不断低落，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整个华夏族。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

因此虽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赞赏说——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的评价是文化意义上的。管仲不仅维护了诸夏国君的国祚传承，而且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就包括了服装以及与服装密切相关的发式。夷狄服装左衽，与华夏汉服的右衽相反；夷狄被头髡发，华夏则束发椎髻，两者的形象很不相同。

有了管仲，汉服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继续以自身的逻辑发展。

胡服骑射之辩

    进入战国以后，诸夏纷纷进行了大改革。历数重要的变法，从魏国李悝开始，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秦有商鞅。这些变法都要求取消封建制，实现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以官僚制取代世卿制，同时不同程度地执行耕战激励，使国家机器尽可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列国变法中，尤以赵国“胡服骑射”最有个性。应当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并不是要将赵变成一个胡人国家，也不是华夏族向胡人的归化，实际情况正相反。

赵武灵王继位以后，赵基本不再参与中土战国争霸，其战略重点转向北方，经略诸胡部落。赵在北方的威胁并不在于胡（匈奴），而在于中山。就血统而论，中山虽是一个白狄人的国家，到战国之世，却已被视为中土战国之一，可知其华夏化的程度。同春秋时的中土夷狄一样，中山并不以骑射见长。骑射术实际上来自于胡。

诸胡部落对赵国边地的攻击没有达到需大规模出兵的程度，充其量袭扰而已。所以胡服骑射并不是出于对胡的惧怕，而是主动借助胡人军事技术的一种尝试，其目的在于“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

胡服骑射另一个目的，在于招徕胡人。赵武灵王曾以舜和禹的事迹自喻，舜舞有苗而有苗服，禹袒裸国而裸国化，武灵王以此类比，表明自己利用胡服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文化圈的心迹。事实证明这个预定目的达成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缩小，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两族归顺，为赵国提供了疆土和大量娴熟的骑射士，奠定了赵的强国基础。

实际上，骑士所穿窄袖短衣，是夏商以来华夏族的固有样式，并非来自胡人。“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提倡宣传的古礼制抬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解释说，“上层社会就和小袖短衣逐渐隔离疏远，加上短靴和带钩，一并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他进一步认为，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士的一般衣着，只是加入了一些胡服的元素。

战国时期的各国战士，就是穿着这样华夏固有的窄袖短衣走上战场。面对奖励耕战、君主集权、骑射作战的新华夏，四夷不堪一击。江统《徒戎论》描述说：

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经过五霸及七雄的讨伐，逐渐消灭或融入华夏，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趋于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孝文帝的理想

汉服的第二次危机，来自于五胡乱华。

自战国驱逐夷狄，尤其是汉朝压倒匈奴之后几百年间，汉人一直对四夷保持着巨大的威慑，直到西晋瓦解。为数众多的游牧民进入中土内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重现，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连同汉人的生活方式、汉人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受到大破坏。胡汉相攻，中土之地称为“陆沉”。

除南朝外，汉人社会向两种地方收缩。其一，世家豪族所建立的坞壁；其二，流民聚集的河西，经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汉服椎髻赖以保存。这时胡汉二元对峙局面遍于中土，社会严重分裂，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出于整合社会的目的，用夏变夷或用夷变夏必居其一。

这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鲜卑君王——他有一位汉族母后冯氏，她重用汉人、崇尚经学，更重要的是她给了小国君以汉人典籍和礼仪的熏陶，使他身为胡人却有了汉心。这就是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成长背景。冯氏执政期间曾设立皇宗学，使皇族子弟入学，孝文帝在这里被培养为一个以经为准则的君主，一批鲜卑贵族子弟，尤其孝文帝的兄弟们也成为日后汉化改制的得力助手。

孝文改制的目的，即在于选择用夏变夷之路，求得消除北魏国家的内部差异，进而消除同南方汉人社会的差异，为最终的大一统作好准备。

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后，汉化令开始颁行——

壬寅，革衣服之制。

作为一系列汉化令中最早颁行的政策，“革衣服之制”类似商鞅徙木立信，要借以宣誓决心和威望，也有试水的意图。这是最直观也相对容易的改革，只有贯彻“革衣服之制”，更艰难的改革才获得了前提。孝文帝为“革衣服之制”用去半年的时间，从一些细节可知其执行法令的苛刻：

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咸阳王禧等。

这样强制性的胡服禁断之后半年间，没有任何新的汉化令出现。从第二年6月开始，对于胡语、胡籍、胡姓的禁断才相继展开了。以服装为起点，汉化令逐渐深入，发展为对统治秩序的重构。胡姓禁断以及随后而来的定姓族，带来包括鲜卑在内的新的门阀士族之确立。鲜、汉士族之间由此取得了同质性，合流成为可能，新的统治序列在北魏社会形成。

就在太和二十年正月禁断胡姓之前数日，孝文帝进一步巩固了服装改革的成果：

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

经太和改制后迁洛而来的鲜卑人，除些许体貌特征外，从本质到形式都消除了鲜卑痕迹。他们穿汉服，说汉语，用汉人的世界观来思想，已是彻底的汉人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南部疆土因此整合为一个华夏国家。

但此后，北魏社会的二元对立却更加紧张了。留在北方的鲜卑，成为孝文迁都及改制的边缘人，最终导致反叛。太和改制的成果动摇了，但一系列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其后代尊崇古老周礼的北周。这个鲜、汉联合政权虽不像孝文帝那样要求彻底汉化，但汉人的力量不断增长，在北周国家政治生活中上升为主力，汉服、汉语、经术，甚至于复兴的汉人武力，都成为汉文明延续不坠的支点。

    北周对反汉化的北齐的胜利，本质上是汉人的胜利。胜利的北周正是隋唐大帝国的来源。孝文帝以华夏的北方统一华夏的南方的理想，终于曲折地实现了。

禁断、复兴与再禁断

朱元璋称帝的第二个月壬子日，他发布了一道制令：

诏衣冠如唐制。

此时蒙古君主还在北京城里，明军北伐，胡汉战争进入了最后时刻。军事讨伐的同时，文化讨伐也展开了，朱元璋执行对胡语、胡姓的禁断，其中胡服禁断成为这一系列制令中的第一条。

与北魏孝文帝不同的是，这次并不是胡人归化，而是汉人对自身的光复。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将10世纪前的胡人王朝，称为“渗透型”，因为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向中土“渗透”的漫长经历。这期间，他们对汉文明形成仰慕和认同心理，同时逐渐疏远甚至断绝了与原居地之间的联系，典型例子莫过于北魏。这样的王朝往往能接受汉人作为政权的合伙人，并过渡为一个华夏国家。

但朱元璋所接手的这份遗产，并非来自于“渗透型”王朝。从10世纪开始，契丹首先进占幽云，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女真占有江淮以北的中土之地，再往后，蒙古统治了整个中国，这样的王朝被称为“征服型”。因没有经历长期“渗透”的过程，他们始终将遥远北方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并作为本族认同的珍贵资源。合乎逻辑的是，这些胡人用一种压倒的征服者的眼光看待汉人，汉人只作为奴仆而受役使。

如果说从草原而来的契丹、蒙古役使了汉人的肉身，那么从东北森林而来的女真则要役使汉人的魂魄。契丹因其二元体制，容许南班汉人用汉服，各从其便而已；蒙古对于汉服也未见特别的禁止。女真则不同，两宋之际女真南下之时，他们就着手禁断汉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说：

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大金吊伐录》卷三《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

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

这纸改俗令主要针对河北、河东两路汉人。不久宋室南渡，淮北纳入女真统治，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人改从女真俗，措施也更为严厉。在“不如式者死”的威胁下，黄河以北的汉人，不得不“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惟妇人之服不甚改”。山西高平发现的金正隆间乐舞杂剧石刻，其中的汉人均左衽。卫绍王时，宋人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也左衽。

唐代吐蕃曾在汉人中强制推行蕃服、蕃语、辫发，实施范围不超过河西。而女真的改俗令则推行于中土之地，这是诸夏数千年不遇的危机。

女真的改俗令比以往任何一个胡族都更严厉，即便如此，他们仍没能阻止后代日益滋长的汉心。三代以后，女真放弃极北的都城，换上了汉人君王的冕服，禁断汉服束发的制令也逐渐解除了。

在地近南宋的河南，女真海陵王首先宽松了政策：

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引用金代煮盐图说明，“看不出一般劳动人民被强迫改服剃发情形，可知长江以北，金政权稳固后，即早已解除”。

即便如此，汉人经前所未有的征服和改俗之后，服饰礼仪风俗已不纯。明太祖在军事和政治上恢复汉人天下的同时，也想到服饰上的驱除鞑虏，正是针对了这个现实。在女真及蒙古统治200多年后，汉人终于有机会重整衣冠。他们心怀敬畏，参照古代周汉唐宋的服饰传统，在广泛搜集、整理基础上，用30年时间，重新厘定了明朝的服饰与礼仪制度，并推行于社会日常生活中。

当时的汉人不会想到，276年之后，女真以满洲之名竟然又一次兴起。这批人轻车熟路南下而来，这次，他们不仅占领中土，而且占领南方，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剔发易服”的更血腥的改俗令被推行，不仅如此，满洲历代君王再没有给汉服复兴的机会，直到这个政权的彻底失败。

10-12世纪，在契丹、女真相继统治的幽云地区，那里的汉人已习惯于被征服。女真称其为“汉人”，而中土汉人则被称“南人”。女真逐渐发现了他们的不同，金世宗说，“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之后又比较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金世宗描述的汉人形象，似与近几百年以来的汉人性情有几分相似。长久的奴役与阉割，使汉人的群体意识衰落了，所以“忠直者鲜”、“临事多避难”，代之而起的只是汲汲于家族和个人的自私利益。

汉服连同汉人的精神及汉人的天命，等待光复！

【中华崛起 汉服熠熠】

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

《视觉》里，艺术照、生活照、影视剧照，那宽袍博带、右衽交领、气度不凡的羽衣便是汉民族的传统服装，简称汉服；

汉服是否仅是故纸堆里记载的一件腐朽衣裳？

《品味》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汉服是一件鲜活美丽的衣裳，更是悠久华夏文明的流传；

汉服是否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记忆》里，从它起起伏伏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这个族群绵延千秋的记忆。是的，它曾经消亡了，但中华崛起，它等待复兴；

汉服现在是否还凝固在历史长河的某个角落？

《见闻》与《记录》中，一个个人，一群群人，他们是汉服先锋，纵然现实风雨，却绝难割舍与汉服的不解情缘。他们怀揣理想而热情高涨，研究汉服、制作汉服、穿戴汉服、宣传汉服；他们遭遇误解而倍感孤独，但无悔着、坚持着、壮大着，因为他们坚信中华民族的崛起是56个兄弟民族共同崛起，这其中，必然包括56件衣裳美丽绽放！

视觉：

汉服熠熠·艺术照

艺术照是一个梦，摄影师将你最美的梦定格为永恒。

汉服艺术照是一个复兴汉服的梦，汉服爱好者们不仅让这个梦定格了，而且让这个梦长上了翅膀，广泛传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为这个美丽的梦赞赏、追寻。

那气势磅礴而又朴实凝重的秦汉，那放荡不羁、追华逐彩的魏晋，那富丽堂皇、风情万种的唐朝，那清新儒雅，小家碧玉的宋明，风格各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世界上最美的服饰之一。想想吧，这件美丽的衣裳，屈原宋玉穿过，西施貂婵穿过，秦皇汉武穿过，李白杜甫穿过，如今它披上了你的身体，你是否觉得它不仅是一种美，也是一种骄傲呢？

汉服熠熠·生活照

再美再好的事物，如果仅仅停留在影楼画室，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点缀，是温室里的花朵，生命力是不强的。

致力于复兴汉服与汉文化的汉家儿女，凭着他们的勇气、智慧、才艺，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作，让我们祖先美轮美奂的衣裳从典籍、古画等等中走进了我们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游园赏月，汉服增添一份幽雅情致；吹笛抚琴，汉服增添一份水乳交融；赴宴赴约，汉服增添一份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穿着它祭祀我们的先贤先烈，能让我们慎重追远、不忘根本、延续文脉的仪式更显庄重，把汉服作为汉民族礼服复兴也是众多汉服爱好者的心愿。

不过，汉服宽袍大袖、峨冠博带的繁琐，与我们今日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并不很适应，有聪明的汉家儿女正试着改良，我们也欣赏欣赏吧。

汉服熠熠&8226;影视剧照

汉服其实一直生动存留于优伶间，如昆曲和京剧里的戏服。当然，它们为了便于表演，经过了改装。

近现代影视艺术兴起后，一些以古代生活为题材的影视剧，则以更加考究，更加贴近历史原貌的“古装”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不久前热播的《汉武大帝》的服装设计师侯云怡说她是“寻找现代考古出土的资料，特别是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了很多服装实物，得到了一些历史的片断资料”，再加以设计师的创意，“强调表现汉民族本源的淳朴大气的民风，高冠，长袍，大袖，特别是女性，我把汉服改为大领后扩，长裙方形拖尾，露出美丽的脖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古装历史剧受到人们的喜爱，应该也与荧屏上那些华丽、精美的古装有些关联，因为它们传达了我们先人的独有气质，展示了汉民族传统服装美丽的身影。

见 闻：

汉服先锋，不仅仅是勇气

文/阚金玲

汉服重现，感受一个汉族人的尊严

    2003年11月23日，河南郑州街头出现了一个身穿宽袍大袖独自行走的“怪人”，

他就是汉服回归生活第一人——郑州电力系统的普通工人王乐天，正是他这次里程碑式的壮举，让汉服从网络虚拟空间的热门话题，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存在。

回忆起第一次穿汉服的情景，王乐天语气中依然充满兴奋。然而，令他热血沸腾的汉服，对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前年6月，我在网站的一个链接上发现了汉网，这一下不得了，像到家了一样！在汉服论坛版块，我才知道汉族的服装是怎样消失的，才知道满清剃发易服那些残酷的史实。”

穿汉服上街并不是王乐天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汉服很华美，但真正打动王乐天，令他毅然穿起汉服走上街头的，却是汉族服饰所凝集的民族精神。“就是要通过汉服这一美好的形式，恢复起那久被荼毒的汉族文化，恢复中国主体民族应有的浩然正气，恢复中华人应有的自尊自强与自立。”他说，“穿汉服和穿普通服装的自我感觉当然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们华夏原生的，怎么能一样呢？穿汉服时坐姿走姿都要端起来，能感受到一个汉族人的尊严！”

特立独行的王乐天很快被一些媒体关注，人们对于汉服慢慢地有所了解，也不像最初像看文物或怪物一样感觉新奇，然而误解仍然存在。“胆量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具有的，你没有体会到，要穿汉服还要忍受人们无礼的嘲笑，现在我和网友一块出去，有时从你身边经过的人依然会很无礼地哈哈大笑。”

从第一次穿汉服上街至今的近两年时间里，王乐天每天穿着汉服上下班，汉服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民族精神的觉醒，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坚苦卓绝的苦行僧式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穿起汉服，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是要唤醒更多的汉人拣回自己的民族文化。”

汉服聚会，相伴中国传统雅俗文化

2005年5月15日，在北京怡青泉茶艺坊内，中国古琴协会举办了汉服与古琴专题雅集。著名古琴家高士涛先生在会长杨青先生的邀请下特地从河南赶来，为与会嘉宾做了讲解汉服与古琴的文化关系。

“衣冠是古琴礼节仪表的重要组成……这种仪表不仅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礼仪的规范，即‘琴仪’。”

这次雅集的主要嘉宾都是身着汉服参加的，众琴友谈琴作画，其乐融融。

这类雅集也常在汉服爱好者中举行，如浙江的西湖琴社等。很多汉服爱好者，不仅穿着汉服，而且喜欢在业余时间研习汉族传统文化，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历史中医等等。还有不少人提倡复兴以汉服礼仪为基础的汉族传统习俗，穿传统服装过传统节日，春节、中元、端午、七夕、中秋等等中国传统节日，各地的汉服爱好者通常都会举行小集会，穿汉服共度佳节，他们说：“这才喜气！”

汉服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和风俗习惯血脉相连，作为连接今日中国与传统文明古国之间的纽带，汉服的复兴必然伴随着华夏其它传统文化的觉醒与复兴。

汉服宣传，传达不该被忘记的民族精神

“坦荡君子，儒门贤生，临危受命，执掌兵戈……神州新立，人民共和，倡导正气，以德治国。德从礼出，衣冠为本，浩然正气，忠义为先。吾等青年，咸集八方，甲申周年，拜谒英灵。同倡礼义，共塑精神，正本清源，当仁不让。复兴中华，再造盛唐，华夏风骨，统御八方。”

——汉服爱好者撰《祭袁大督师文》

2004年十一长假期间，10名身穿汉服和22名穿着普通衣服的中国青年，齐聚北京崇文区袁崇焕祠墓，祭祀这位在374年前被中了后金（清朝前身）反间计的明朝崇祯皇帝下令凌迟处死的民族英雄。

“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汉服应该被复兴起来，重新注入生命的活力……汉服所承载的华夏精神，是祖先赠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发扬光大。我们炎黄子孙不能愧对先人，更不能愧对‘华夏’的称号！”汉服爱好者说。

“复兴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践汉服的复兴，进而推动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繁荣。让整个民族都能充分感受到民族瑰宝的魅力，进一步增强整个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这是很多汉服实践者的心愿。

怀着这一心愿，汉服实践者们举办了一系列汉服宣传活动，足迹遍及神州各地。他们将汉服宣传与纪念民族英雄、文化先师等活动结合起来，从北京的祭袁到浙江的祭祀西湖三杰(岳飞、文天祥、张苍水)，从山东的庆祝孔子诞辰，到纪念扬州十日大屠杀……汉服实践者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普通人讲述、传达汉服承载的不该被忘记的民族精神。

汉服复兴，将汉服融入自己的平常生活

汉服实践者们，除了自己穿着汉服以外，还希望汉服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同。所以很多汉服爱好者即是汉服复兴的倡导者，他们将汉服作为自己普通的服装常穿，既而影响了身边的一批人，杜峻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女士是较早的汉服实践者之一。她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不仅诗书琴棋样样精通，而且裁剪刺绣的手艺也十分让人佩服。杜女士是汉网最早上传改制汉服照的人，她不仅自己穿着自制的汉服参加工作、演出和集会，而且还非常热心地帮助其他朋友制作汉服。2004年10月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期间，她曾连夜为网友赶制了十几套汉服。在杜女士的带动下，现在，她的弟妹、丈夫以及西湖琴社的琴友们也纷纷穿起了汉服。

杜女士一家常常穿着汉服散步或旅游。今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她与丈夫和弟弟带着自己年仅4岁半的小女儿清清来到南京中山陵拜谒国父，全家人都穿着汉服。在中山先生的寝陵前，清清也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作揖参拜……或许这个小姑娘还不懂汉家礼仪真正的内含，但是从小受着如此传统文化熏陶的孩子，长大之后必然会对自己民族有更深厚的感情。

在汉服实践者中，像杜女士这样的宣传者不在少数，如北京的紫姬（网名），她说自己出差一般都要带上一两套汉服，让各处的人们都有机会看看汉民族美丽的传统服装；广州的白桑儿（网名）不但自制汉服，还试着自制改良汉服，让其真正与现代生活接轨；河南的宋豫人，自制了套减化冕服，还开了一个汉服摄影店……他们都在默默的为民族文化复兴贡献着自己的一份智慧与力量。

汉服报道，新闻媒体也担当起相关责任

汉服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关注，汉服这一遗失了300多年的文明已渐渐由网络走到网下，广播、电视、报刊相继开始关注汉服运动。

汉服在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是2003年11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以《汉服重现街头》为题报道了郑州普通工人王乐天穿汉服上街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媒体是2004年7月22日，《三湘都市报》以《穿深衣的守望者》为题报道了“儒学联合论坛”里网友信而好古对深衣与儒学的实践与理解，认为他“穿上的就不仅仅是一件记载于古典文献的汉族服装，也是中国延续了五千年的儒学传统”。后来，天津广播电台、新京报、京华时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等媒体，也对部分网友以及他们举行的一些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

2005年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则更深入，也更具影响了。如2月27日北京电视台、广东卫视、上海东方卫视联办的《城际特快》栏目播放了汉服专题片《谁人能穿汉服》，对京粤沪三地汉服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报道。7月27日《北京科技报》以《我们为什么加入汉服运动》为主题，对穿汉服上街第一人王乐天、街头宣传汉服的先行者宋豫人、少年老成的汉服理论家张梦玥、当代自制汉服第一人王育良、低调的职业汉服制作者邱锦超以及汉网的新闻发言人李敏辉做了较为详细的采访，并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彭永捷教授对汉服发表了以《彭永捷：真正拥抱传统，需要做到表象与精神合一》为题的“专家视点”。9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第243期，以《汉服先锋》、《“华”服之变》、《汉服复兴：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内容是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明）、《汉服：向后退，还是向前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发表了看法）四篇文章约8000余字进行了汉服专题报道，随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时间”节目读报报道了这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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