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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　 2008年07月11日09:08 　 大河网　 邢军 等

昨日上午10时50分许，郑州市特巡警二大队接警称，在伊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东一家双汇连锁店内，抓到一个小偷。

报料人在第一时间将线索通知了我。其实，像偷东西这类事件，很多时候没有太多新闻价值。但这条却让我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不偷别的去偷肉?

三分钟后，中原巡逻4号民警白岩、朱林赶到了现场，那个被指为小偷的女子，穿着黑色短袖、灰色裤子，正站在收银台旁边。

看见民警，女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恐惧或懊恼，只是不说话。这时，有记者进屋采访，女子一看摄像机，立即捂住脸，坐在了地上。

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面，几乎每一次，小偷都是捂住脸不让拍照。

据店员讲，由于店比较小，店员比较少，女子进店后也没人注意她。她进店转悠了有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当她走出门时，我们一看她裤裆鼓囊囊的，就跟过去拉住了她。”店员还没说完话，女子就开口了：“我把东西掏给你们。”说完，就从裤裆里往外掏东西，保鲜的五花肉、火腿肠、牛肉干等，掏了一堆。店员计算了一下，有200多元。

女子掏完东西要走，被店员拉住。看见店员报警，女子也没说什么。

看着摆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大家都很奇怪，真不知道这些东西她是怎么装进去的?

看见拍照就以头撞墙

民警上前询问，女子还是捂着脸不说话，后又趴在了地上。电视台记者对着她摄像，问她为什么偷这些东西，女子没有回答，只说“别拍了”。

就在记者调转镜头，询问店员情况时，突然“咚”的一声，大家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扭头看时，女子双眼流泪，正用头撞墙。女子欲再次撞墙，被民警上前紧紧拽住。

我当时也被吓了一跳。干记者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女子撞墙，她嘴里说着：“别拍了，别拍了。”其实当时并没有人在拍。

看见这种情况，我们都很自觉地退了出来。在民警的劝说下，女子不再撞墙，同意跟民警去派出所接受调查。目睹这些，我放弃了单独和她对话的想法，我很担心她出意外。

民警带她去了林山寨派出所，我也跟过去了。只是想了解一下民警如何处理，这是采访应该做的。当时，在派出所5楼走道内，我看见民警白岩在里面坐着，正对着门口。我问他：“那人不在这个屋吧?”我指的是那名女子。因为一般情况下，嫌疑人移交到派出所后，派出所民警都要找个房间单独询问，巡警一般不再过问，只负责写移交情况。

但民警示意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女子正坐在墙角的椅子上。这时，摄影记者老邓也跟了进来。老邓还没看见女子，女子就已经看见了他斜挎在身上的照相机。

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她突然倒在地上，“咚”，又用头撞到了地板上。我第一反应就是从屋里出来，将老邓也拽了出去。

“你们先走吧，她要真撞死了咋办?”派出所民警也很紧张。

说实话，那时我突然感觉去派出所是个错误，虽然，从工作的角度我必须去。

“她要真撞死了，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我和老邓说，那时，我们已经离开派出所了。在派出所，我们待了不到1分钟，却听到了那声让人心惊肉跳的“咚”声。

事后，民警私下给我说，女子是南阳的，她儿子刚到郑州上高中，她怕上电视后，儿子看见了没脸生活。

她只是想让儿子吃好点

听见民警这样说，我突然很想知道，她的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能为她做点什么。

昨日下午，我给林山寨派出所一民警打电话时，他说已经让女子走了，只批评教育，不处罚。

在电话中谈起这事，他也是不住地叹气。他说，女子把孩子送到郑州上学，已经花了上万元了，她说已经两个月没吃过肉了，但又不舍得买，但还想让儿子回家能吃好一点，才会去超市偷这些东西。其实，她本质并不坏，很普通，仔细想想，还可以说这人有点傻，不然，就不会一下子在裤裆里装那么多东西，让别人看出来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民警根本下不了决心去处罚她。超市的人听说后，也很同情她，就表示，东西没有偷走，也没有损失，就不再追究了。

情节轻微、未造成大的损失，并且有了超市的不予追究，民警也很快对她做出了批评教育，让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做这种违法的事了。

在整个过程中，女子一直都不愿意多说话，民警也没有多问。虽然大家都很想知道她的家庭情况，但大家都担心她再撞墙。

【采访手记】 一次没有对话当事人的采访

民警给我说，有她留的一个电话，你要不要给她对话?

我说，算了，我宁肯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也不愿意让我的举动给她的生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肉这种东西，在生活中有它不多，没它，时间长了还真是想得慌。前段时间，同事曾写过一个稿子，一名男子说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弄点肉吃，就偷了肉店一块肉，结果被抓了。

这次也是和肉有关，不同的是，她没有多少话语，她真是将头撞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大包。也许在偷肉时，她想的只是让孩子能在长时间素食后吃到肉。但她被抓了，那种潜意识的屈辱感才会让她做出这种举动。无论是偷肉还是撞墙，都是为了儿子。

这种行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定性，荒唐?无知?还是可怜?我内心很复杂。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派出所也不知道，店员也不知道，我们都没有去问，没有去记录，只是希望她回去后能恢复正常生活。希望她的儿子在别人面前说话时，可以骄傲地说：“我有一个好母亲。”

河南商报记者 邢军 实习生 陈凤玲 通讯员 娄志广

近来,我有幸看到了<大家>栏目的主持人曲向东采访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大师丁肇中的场景.我收获颇多.

问及丁肇中的成功经验时,丁肇中是这样自己总结的: 专心,认真,刻苦,头脑清醒.

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独特的个性和过人的自信.

面对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他是怎么领导他们的呢? 采撷众人之长,但决不被任何人所左右.

宇宙到底来自于哪里?研究宇宙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 鲜明的研究课题始终萦绕着他们的追求路.

为什么能够募集到研究资金? 实践的成果最有说服力.

最欢迎什么样的人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 1,有浓厚的兴趣; 2, 头脑清醒.

面对外人的谣言,他清醒其中个就:很少接受采访吧.

平凡中的不平凡,鹤立鸡群的个性和视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中国历史上,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四股力量: 文官,武将,外戚和宦官.

如果文官掌权,国家比较安定和清明.

如果武将掌权,藩镇割据容易形成,如唐中后期.

如果外戚或宦官掌权,国家比较黑暗.

为什么文官掌权政治就比较清明呢?因为一套正确的价值体系已经形成,而这就是评判是非的标准.

西汉初期,汉武帝为什么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了呢?就因为1,加强了中央集权,君权神授的思想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2,文化思想上澄清了思路,服务于统一的大局;3,太学乡学等的兴起很好的开了选拔人才之路;4,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如服装等的改革. 这一些举措适应了时代和汉武帝的要求.

儒家思想的正面作用:

1,端正了人们的是非评判标准.

2,造就了一大批的儒家思想的文人官员,很好地服务于中央集权;

3,奠定了国家安定清明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

反面作用:

1,文化专制从此诞生,极端的教条主义从此开始了;

2,它在被运用时始终是披在法学思想的身上的外衣,所以更容易迷惑人.

3,民主的色彩成分从此换了颜色.旧道德,旧礼制就演化成了禁锢历史发展的紧箍咒.

儒家思想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现今人们的礼仪意识日益淡漠,功利意识日益加强.可叹儒家思想中可贵的核心部分也在日益被蚕食啊.

多极化的思想来自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多极化的思想造就了个性的多重含义.西化的权利先于义务的思维模式日益在影响着我国民关系化的思维模式.

寡廉鲜耻的人和现象比比皆是,并且有愈加严重之势.丑陋的中国人的人性的阴暗面被现实的残酷扩大了,被现实的日渐富裕冲昏头脑了.究其深层原因就是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动摇.物质功利的磁石已经使显出了另一种极性.

女人的语言暴力和男人的拳头暴力同样可怕.寡廉鲜耻和文化专制也同样可怕.

到底面对日益世界化的当今局势,怎样的世界制度才更合理?怎样的发展才更先进?怎样的世界格局才更合理?到底怎样的世界才是和谐的安定的应该继续的世界呢?我将思索之.

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是一个外化而内不化的人,即能把外在的随遇而安和内心的坚持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人.

道极于虚,虚即生白.

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必然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飞扬跋扈和骄傲自满就是水满则溢的具体体现.汉武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不该怀疑萧何的,可就是自信和傲慢让他模糊了双眼.当萧何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献出来充作军资时,"帝心乃大喜"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汉武帝对功臣的猜忌心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大的讽刺啊!所以,一个谦虚的人才有可能进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物质财富本没有错,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肯定物质追求正当性的人.

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如何苛守自己的内心安定? 共有七重境界:

1,外身;

2,外物;

3,外生;

4,彻悟;

5,见独;

6,无古今;

7,不死不生.

懂得了山高不挡风,水深不搁船的道理,能自觉地把适应和坚持很好的结合起来的人,心灵安定才有可能.

最近世界银行公布新数据，承认中国的ＧＤＰ被高估了40%。按购买力平价指数（ppp）估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是六万亿美元，而非过去估算的十万亿美元。

初一看新闻，还以为是搞笑。记得当年老外到秀水街的小摊上买东西，有所谓“拦腰斩断”之说。即小贩一件时装要价一百，你放心砍到五十，最后小贩还是赚了。如今堂堂世界银行，也活象个摆摊儿的。一转眼，中国经济缩水了40%。《纽约时报》评论说，缩下去的部分，大致相当于日本的ＧＤＰ（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

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低估了中国的生活费用。所谓购买力平价指数，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巨无霸汉堡”计算法：假设在美国的麦当劳买一个巨无霸汉堡是4美元，在中国的麦当劳同样的东西只卖2美元，那么一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就比在美国高一倍。所以，一些生活费用低的发展中国家，虽然ＧＤＰ按美元计算很低，但折算成购买力后就不低了。

问题是，世界银行估算中国购买力时，用的是八十年代的物价标准。最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物价自然也跟着上涨。现在中国已经不那么便宜了。最近国内一位访问学者，从美国中西部的大学打电话告诉我：美国的生活费用居然比上海便宜多了！甚至连食品也是美国便宜。

这一变化，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道理很简单：中国如果便宜得很，那么接受发达国家的外包就可以发展经济。比如几年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根据就在这里：中国人靠劳动力便宜，走低端的路，把生意都从美国人手里抢过来，甚至有了“中国比美国更有竞争力”之说。我批判这种“衬衫经济学”，则是因为看到这种低端廉价的模式走不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放慢，中国会贵起来。如果中国比人家贵，那就不可能在家里等人家的外包，而是应该中国把一些产业外包出去的问题了。中国经济必须为这样的前景作好准备。

这一点，我在世行“变卦”之前就已经观察到了。就在两个月前，我写了篇《“贵美国”，“贱美国”》，指出美国贵中国贱的说法似是而非。比如大约二百平方米(2200平方英尺) 独户住房，在加州的Beverly Hills平均价格是二百二十一万，在得州的Killeen则平均仅十三万六千多万，差价达到二百多万美元！（全国的平均价格是四十二万多美元。）实际上有两个美国：“贵美国”和“贱美国”。贵的美国比中国贵，中国要从那里接受外包。贱的美国则比中国沿海大中城市要贱，中国要外包给人家事情作。事实上，印度的公司就已经还是把从“贵美国”外包来的工作再外包到“贱美国”去。那里费用低还不说，而且基础设施良好、政府清廉有效率，行贿送礼的费用全省了。

我们被世行用二十年前的物价水平算出来的购买力平价指数ＧＤＰ忽悠了许多年，觉得中国按这个数已经是世界老二了，再过五年超过美国当老大，甚至连人均ＧＤＰ超过美国的话也放出来了。一些经济学家乐观到了喝醉了的地步，要一支“衬衫经济学”的歌唱到底，形势一片打好，“不能不看好中国”，当然也就再懒的居安思危了。然而，民工荒、物价上涨等等现象，无不证明我几年前的预言：中国不能单靠便宜来进行国际竞争。靠剥多劳动者权利、占民工便宜的低薪发展战略，惯坏了中国的企业，使它们缺乏压力在管理和技术上创新，如今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着走出去的前景，却没有走出去的能力。

其实，即使世行调整了对中国经济规模的估算，这种购买力平价指数的ＧＤＰ还是一种忽悠人的估算。常规的ＧＤＰ估算，是以货币面值为标准的。这种标准，虽然对生活费用问题照顾不足，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把世界各国ＧＤＰ的排名从常规估算法转化为购买力平价指数估算法后就会发现：那些生活水准高、制度健全、环境良好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等等，实力都有大规模的缩水。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则实力大增。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购买力平价指数的估算法忽视了社会综合环境的价格。从表面上看，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在北京和在美国吃都是一样的。但不要忘记，人们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且是为了生活。在北京生活和在美国生活即使都靠巨无霸汉堡来提供卡路里，质量还是非常不一样：你除了卡路里的摄入外，还要考虑呼吸什么样的空气，头顶上的月亮到底有多亮，邻居是否友善厚道，警察法院是否公正，办事是否必须请客送礼行贿。这些都是有价的。更形象的例子是不久前我去波士顿近郊找房子。到一个小镇，人家实行的是一英亩制度，即一栋房子的占地必须是一英亩（将近一个足球场大小）。这样就保证了房子周围的园林面积，保护了环境。结果当然是把房价推上去了。表面上看，这样高的房价说明你手里的美元购买力低，实际上则说明人家愿意用钱买环境。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总量的“拦腰斩断”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我们再不能被ＧＤＰ主义忽悠下去了。

我第一次耐着性子看完了这部由张艺谋和巩俐主演的所谓大片，说实在的，我的心情很低沉。我很感觉悲哀！因为

1，这部电影纯属粗制滥造之列。错误百出，堪称拙劣之作。

2，最致命的弱点是形象刻画太单薄，毫无大片的历史凝重感和强烈震撼力。相反，我更加领会了纸片人的概念。的确，人的性格刻画太无力了，程式化空洞化虚幻化毕现，拿观众当傻子了！悲哀！

3，孟天放和冬儿的爱情让人感觉可笑可怜之感；白云飞和朱丽丽的分分离离分明在追求虚幻！由于形象刻画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一切已经改变了颜色。结尾的似乎强化主题已经变成了一种嘲笑色彩了。

4，秦始皇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九十年代三个时代的跨度综合看来象是昭示爱情的虚幻和可笑，幼稚和无力。

5，相比以前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我的感觉是它们简直存在着天壤之别。

6，可能是张艺谋的梦游之作！我感到很是费解。

7，联想到媒体上泛滥的名人广告，国家明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观众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之时当然也是明星的黯然失色之时，所以华丽的外表只能取悦一时，并且很容易导致相反的结果。慎之吧！

何谓感动？

心灵的共鸣和反馈升华。它是一个提纯和蒸馏的过程。

世界上最感动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1，只有正义的东西才能唤起绝大多数人的感动；

2，只有能够让人发出呼唤正义的呐喊的内容才最感人；

3，最感人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太缺憾的东西；

4，感人的往往是那些容易被人熟视无睹的小事情，小细节；

5，最感人的往往能够触及人灵魂深处的东西，当然很能够伸展出相关哲学话题的东西。

譬如：

1，裸奔，同性恋，个人主义自私心很重，属于偏离正常行为规范；

2，卖淫，吸毒，犯罪是正义的反面；

3，眼中只有钞票，丧失为人的底线，从而用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谋取一己私利，就是正义的丧失；

4，缺少了道德感，社会责任感的行为肯定与正义无缘；

5，指鹿为马，掩耳盗铃，颠倒黑白的行为就属垃圾行为；

6，情感上的忠贞最能打动人，就因为现世上的逐渐缺失；

7，为什么孜孜努力的耄耋老人的行为很容易感动人？因为它太能启示世人生之价值了；

8，感动毫无地域年龄生活阅历能力的限制，它就是一个精华的荟萃之地。

呼唤正义，不妨从我们自身做起吧！

新快报讯（记者 陈琦钿 通讯员 钟鸣)“孔子原是私生子！”前天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朱维铮在广东省档案馆的“名人名家讲堂”上语出惊人。

71岁的朱维铮开讲不久就抛出一个“炸弹”：孔子是私生子。“这点我以前就说过，也被很多人骂，但这是司马迁说的。说孔子是私生子，并不是对孔子的侮辱，只是根据可以获知的史料讲了一个事实”。

朱维铮表示，据称目前山东一带孔子家族已经延续到第70多代，而有关专家考证认为，孔子家族中间断了好多代，而现今很多自称是孔子后代的人其实是“假子孙”！

朱维铮同时就目前流行的“国学”给出了批评：这些“国学”到底是哪一国的国学？

朱维铮表示，讲国学，一定要先弄清它的历史，其次确定它的范围，然后才去解决讲什么的问题，千万不能浑讲。现在人们一说到国学，就只认为是儒学，“所谓的国学其实是一篇之学，只有汉人讲的东西，才叫国学”？中国很多民族并不相信孔子并不都是信奉孔子，或者说儒学，而是有自己的信奉、宗教，“要承认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存在，就不能说只有儒学是国学”。“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敢‘吹牛’的人物。”说到历史上从广东出发又影响到整个中国的事件时，朱维铮又抛出了一个“新鲜”话题。

朱维铮说，康有为本身有很多毛病：自大狂，自诩是中国的救世主，敢吹牛。

他举例说，1898年10月以后，康有为成为政治流亡者，却还以被囚的光绪皇帝的不幸境遇作为政治资本，甚至发行股票。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组成“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会。正是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康有为发行股票，鼓动人们购买，“将来光绪皇帝救出来，复辟了，股票价值不知道会翻多少倍”。

2007年05月17日05:26 　 新民网

李零

新民网日前接到网友报料，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些媒体在宣传时称此书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李零在书中称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这一观点在网上引起极大争议。有网友在天涯关天论坛发帖，称人民大学国学院把《丧家狗》列作必读书一举“丢人”。

新民网１６日连线人民大学国学院，院方否认将《丧家狗》一书列作必读书。国学院一位老师向新民网澄清，国学院并没有推出“必读书目”，只有一份推荐学生阅读的书目，推荐的都是历代典籍，不会将《丧家狗》这类畅销书列入其中。

至于外界误传的原因，该老师向新民网表示，3月29日的“国学论坛”邀请了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来做关于论语的讲座，由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教授主持讲座，并介绍了李零教授的学术方向及著作，当时提到了新书《丧家狗》，但并没有向来听讲座的学生和其他人士作出“必读推荐”。后来不知怎样以讹传讹，变成了“人民大学国学院把《丧家狗》列作必读书”。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来源：中国国防报

考古学家发现惊天之迷，最新的证据最终证实罗马帝国于公元前625年8月13号的日落之前开建并完工。当记者问他们在哪里找到这些证据，考古学家们出示了一个卷轴，也就是一份由朱利叶斯-凯撒本人亲自签署的文件、合同。
     
     这份拉丁文的合同的其中一部分翻译过来是说：我们巴比伦AlJeida建筑公司同意在公元前625年8月13号这一天开始动工并完成罗马帝国建筑的修建，如果我们不能在帝国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凯撒大帝可以砍下我们的脑袋去喂狮子。
     
     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一证据绝对有效，工匠们一定是在一天之内完成了罗马城的修建，因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被吃掉的脑袋的残渣的化石。
     
     实际上，这份凯撒大帝的文件就和都灵的裹尸布一样，可信又可疑。现在科学家正在使用碳定年的方法估算这份卷轴的真正年纪。
     
     人们从学校的课本上得知，罗马帝国覆盖了28万平方米的土地，其中包括数个城市、小镇，数条河流，多座山，多个大剧场，许多导水管、排水沟、拱门、博物馆、镀金大教堂以及比萨小屋......等等这一切要在一天，也就是12个小时之内完成，绝对超乎想象。
     
     建筑师弗雷德说：“在一天内，我的工程队连一垛清水墙都完不成。根据这张罗马城的模型图来看，我的公司要花上数百年才能完成整个罗马帝国修建工作。”
     
     如果文件上所述的情况属实，今天的科学家、建筑家又将陷入新的迷宫，他们无法解释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在12个小时里完成了28万平方米的罗马帝国的建造的。
     
     历史学家罗杰斯认为这些就和金字塔一样，是千古之谜，只能想象是那个时代的人所掌握的一些东西失传了，我们现代人的技术无法跟进。首先他们修建了金字塔，接着他们又修建了狮身人面像，而后他们又建造了西尔斯塔等等，不胜枚举的奇特而神秘的建筑。就算假设那时他们使用了8百万之众的埃及奴隶，但我们现在也有这些不再被称做奴隶的雇工，可我们很难而几乎不能做到。...   

无论是“经济投机”还是“政治投机”，当它们的发展达到社会的泛滥程度时，就会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综合造成社会危机，就会严重地危及社会安全，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军事冲突或爆发战争，最终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崩溃。“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之一种危机本身也属于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产生必然会造成“政治危机”的产生，但“政治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完全来自于“经济危机”，一些“政治危机”往往来自于对权力的激烈争夺——即“政治投机”。“经济危机”的产生动摇了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必然触及到上层建筑中的权力争夺，甚至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战争，而产生“政治危机”；但是，产生“政治危机”的另一些问题就是来自于思想混乱、权力泛滥和权力腐败。“政治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则是长期的，其中也存在着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如：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政治危机所造成的苏联各联邦国家的经济衰退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1920年到1921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除英国处于相对的弱势之外，美国的经济发展最为快速，德国、日本、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快速的经济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广泛推行，资本主义国家推广应用了新技术，推行机械化和电气化。到了1929年，美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31亿美元；仅美国的工业产值就占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8.5%，美国的同期对外贸易所占份额达到14%，夺得了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中的首位。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在这个繁荣过程中，出现了地产和股票投机的“经济投机”狂热。金融寡头们操纵股票市场，使得1929年9月纽约股票市场的平均价格比5年前同期提高4倍，绝大多数市民挤入股票交易所疯狂地买进卖出。同时，20年代工业平均利润增加9%，工人的产量增加3.5%，可是工人的收入仅仅增加2.4%。社会购买力与大量生产的不平衡愈来愈严重。使得美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汽车、钢铁和建筑业出现了生产停滞状态，农业地区的数百家银行宣告破产。
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初的这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危机，以美国纽约股市大崩盘为契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它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几乎使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陷入一片混乱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14%，损失额达2500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战争费用多出近700亿美元。这次危机使得大量的金融、工业等行业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人数最高时期达到3500万人。这次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劳资矛盾、生产与消费等等社会矛盾，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大和激化。这次危机还彻底打破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赔款制度和债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3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化，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并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造成了国际政治危机。
赫鲁晓夫的“政治投机”言行最终埋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
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奴颜婢膝地宣誓永远效忠斯大林。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仅仅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曾这样宣布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将带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去描写和谈论他，而劳动者的敌人们也将带着疯狂的恶意去描写和谈论他。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把斯大林同志看作自己的领袖，看作自己的资本主义桎梏的解放者。而我国的劳动者则把斯大林同志当作自己的导师、朋友和父亲。” 1949年斯大林70寿诞时，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写道：“千百万人对斯大林怀着最深厚的热爱和无限忠诚，因为他同列宁一道创建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但是，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时， 马林科夫位居高层领导之首位并首先提出了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这时的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无足轻重，它附和着马林科夫，在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对立中玩弄着政治骗子的两面派手段，暗地里策划着击败贝利亚的阴谋，胁迫马林科夫提议自己出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就在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之前的5个月里，已经担任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的赫鲁晓夫隐藏着自己的险恶用心，并在重要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更多地干涉党政工作。他在苏共中央总结报告的文稿中假惺惺地表示：列宁和斯大林“使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 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以客观机械唯物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主题，用谎言和仇恨对斯大林进行恶毒攻击。赫鲁晓夫曾恬不知耻地说：“当年列宁曾为自己的兄弟而报复沙皇家族，而我现在则要为自己的儿子报复斯大林，哪怕他已是个死人。” 赫鲁晓夫为了彻底消除斯大林在苏联人民的伟大形象，丧心病狂地采取了极端恶劣的具体行动。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中诬陷斯大林违背列宁遗嘱和列宁主义原则，在1937年至1938年间以“排除异己”为目的搞大清洗运动，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之前疏于备战，战争中惊慌失措、指挥不当，并在民族政策、国际关系、农业指导等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大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才是杀害苏联一些党和国务活动家的凶手，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错误的唯一责任者，并且应该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军事失败承担个人罪责； 赫鲁晓夫号召从一些州和市、企业和机构的名称中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禁止出版斯大林的著作和有关斯大林的书籍，禁止发行有关斯大林甚至在某些镜头中出现斯大林形象的影片等等 。1961年10月，苏共22次代表大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形成了一个关于将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的决议，后来遗体在夜色的掩护下被悄悄地埋葬在红墙旁边。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定性结论是：“斯大林曾经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它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赫鲁晓夫虽然大批大反“个人崇拜”，但他根本不懂得“个人崇拜”的实质是什么；他虽然讲了许多发扬民主和坚持集体领导的话，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做，他依然压制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炮制秘密报告的过程就充分说明它独断专行。这也被后来他大权独揽时的恶劣表现和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事实所证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就是在宣扬他所说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只不过是另一种个人崇拜——反过来的“个人崇拜”。比如：勃列日涅夫集团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对赫鲁晓夫所定的“缺点和错误”的第二项就是：“苏联报刊沉溺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年一年全国性大报上共刊登了他的120幅照片，1964年头9个月竟达140幅。”而第一项“缺点和错误”则是说赫鲁晓夫攫取权力：“他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的工作，由于他犯下的重大错误而受到严重损害。他经常做出仓促草率、考虑不周的决定，鼓励任意扩大行政管理机构，致使等级层次繁多。在前二三年时间里，他手上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开始滥用权力。他还贪天功为己有，把全国的成就功绩都记在自己名下。”赫鲁晓夫的第四项“缺点和错误”则是政治错误：“赫鲁晓夫把州委划分成两个平行组织，一个工业州委，一个农业州委，这种做法在管理上引起了极大混乱，结果致使两个孪生性政党的出现，一个是工业党，另一个则是农业党。”等等大小15项“缺点和错误”。历史就是这样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开了一个真实的玩笑。因此说：赫鲁晓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所制定遵循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争”方针就是客观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实践。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崇拜别人，就是崇拜自己。这就是辩证法的结论。赫鲁晓夫竟在秘密报告中假惺惺地说：“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既然赫鲁晓夫“知道分寸”，不亮“家丑”，“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并说“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试问：所有的与会代表都能够保守住这个“秘密”而不向外传播吗？！分明是在对外传播又何必掩耳盗铃呢！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大动荡，并把“炮弹”送给了敌人，使得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斯大林模式中被解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葬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于20世纪末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的政治投机行为就是他自己的客观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导致形成的。

经济投机者和政治投机者的出发点都是“自私”，其目的则是“自利”——其中包括着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意识利益，并利用各种投机手段进行掠夺和占有。他们总是割断各个“物质构成体”之间的联系，总是割断“物质构成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孤立地看待“物质构成体”的发展变化，抓住“利己”之“机”，投机钻营。由过度的“经济投机”与“政治投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就形成为“社会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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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哲学体系——主观四维唯物主义之评判》约计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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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哲学•李溪贵
2006年 秋

吴晓波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曾经如此描述：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和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他只要再学习一些管理的技能，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业领导。

     用这条“定义”去衡量毛泽东，将得出一个有趣的答案。

　　如果真的去做一个企业家，毛泽东一定不是一个安分的职业经理人。他个性飘逸、志向远大，绝非套驾之马。他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会拉支人马，独闯天下。毛泽东的一生中，最迷人的是他那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永无穷尽的叛逆精神，几乎与格式化的、商学院流派的商业思想无关，它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那股莫名的创业亢奋和青春骚动。

　　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企业家没有读过商学院一样，但这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棘手，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阕《沁园春•雪》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在宏观谋划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这又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如果去经营一家企业，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获得多少先机。

　　毛泽东还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似乎从来不能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所以，他的企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

　　毛泽东这些复合型的独特魅力，即使把他放到现代商业中来，也依然会熠熠生辉，也因此故，毛泽东一直是中国企业家心中的偶像，他的治军、治国、治党理念，即所谓“治军以严，治党以忠，治国以强”的思想精髓，经常能在中国商业史上的某些时刻闪现。

　　在知名的企业家中，柳传志和任正非大概是最出名的“学毛标兵”。大学时代，柳传志当过造反派的领袖，他对《联想局》的作者迟宇宙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在创办联想前，他始终对科学研究提不起兴趣来，倒是对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兴趣，他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躲在一个空房子里讨论林彪的坠机事件、“四人帮”的猖獗、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等等，跟沉闷的计算机相比，这些政治话题才能让他满脸通红，激动不已。

    柳传志治理联想，颇多权谋之术，其中与倪光南之争、制衡郭为、杨元庆关系以及收购IBM等等，不乏看到毛式风格。

　　当兵时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他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掠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

    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任正非还仿效《鞍钢宪法》搞出一部《华为基本法》，他在公司内部开民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行迹具有强烈毛式痕迹。

　　如果说，那些年过50、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企业家们怀有深厚的“毛氏情结”还可理解，那么，年轻的企业家们也对之痴迷则让人颇为好奇。

　　几起几伏的史玉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是痴迷，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试图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其广告词便是“请人民作证”。这种“人海战略”和人民战争模式一度竟非常有效。

　　年轻而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陈天桥据称对毛泽东也十分崇拜，他曾经模仿毛式语言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文化运动”》，在盛大公司内部开展文化整顿。据称，他聘用唐骏为盛大CEO，也与这份喜爱有关，他们两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骏在微软中国公司时，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员工浩浩荡荡上井冈山。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虚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绘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鸿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池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透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摘编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