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今昔对比

　　如果要找出今年中国政局方向性的热词，那就是“解放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阵地前沿广东省的动向看出来。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动用其特约评论员、评论员写了三篇文章，三论“解放思想”（有没有四论不知道，但好像这三论已经够多的了），考虑到《南方周末》新的定位性口号－－“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如此联想。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现在成了一位政界明星，他的言论对媒介发达的广东省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而广东媒介领全国之先，又使汪洋先生的言词放大到了全国，双方良性互动，使汪洋先生光芒闪耀。汪洋上任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解放思想”，以我个人的揣度，是想借今年改革开放30年的契机，重提这一使中国走出困境的口号，在全国领导新一轮的变革，这一“复辟”的思路和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广东的辉煌，给人一种新的希望，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各界的关注，如此一来，汪洋先生想不成为政界明星都难。

　　愿望是好的，但条件发生了变化。

　　我的年龄正好使我经历了那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变革，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切身的现实体会。想当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历史事件的发生，最早引起的是当时人们思想的混乱，“姓资姓社”问题是人们经过几十年的思想灌输和禁锢后的一个自然反应，说了这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一下子又改了，人们头脑中最多的是问号和狐疑－－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几十年都错了吗？我们要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东西彻底决裂吗？所以，当时年代的解放思想，是一场头脑风暴，而这场风暴是从上至下刮起的，而且越刮越猛。

　　以中国历史的积习和体制便利，从上至下的改革成本要小，取得的效果却是极大的。比如戊戌变法，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观察，也就是死了几个人，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所千万的损失则是难以估量的。

　　相反，此次以汪洋先生为代表、为发端的（不知能不能真正做到）第二次“解放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下位置的改革渴求程度变了，通俗地说，是上不欲变而下极想变，这就给一个地方主要官员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当然，改革无论是“上”还是“下”，其阻力都会很大的，如果汪洋先生能开地方之先，辟出一块试验田，对高层的触动和吸引力堪比当年，但是，问题的关键，用《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的话说：“领导干部带不带头最关键”，因为“改革就是要制约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不合法的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公仆’，只能做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事，而根本不能做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的事。”面对权力的丧失、面对个人利益的丧失，改革不是找死吗？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所以“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这就是不同的现实和历史条件。

　　换句话说，思想解放的对象不是群众，而是相反。

　　口号的提出真不错，但对象更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