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系列之八　

可以理解的“百家讲坛”　不可理解的于丹

　　机缘巧合，一天之内，我完成了两大“工程”，一是看完了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先生的《玄奘西游记》36集讲座，二是一笔一画地抄读完了《庄子》内篇的七章。这两项“工程”几乎是同时“开工”，也几乎是同时“完工”，两项“工程”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工程”所涉及的都是中国的古典文化，而且都涉及宗教，与此同时，我还在读《易经》，几管齐下，搞得自己也很疲惫，但内心很充实，也很快乐。

　　为什么扯起这个话头？因为我常常是利用博客来整理自己的所得，所以对自己曾说过的话是常常反思的，用玄奘的话说是“印证佛法”。

　　对“百家讲坛”，我在博客里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觉得“百家讲坛”做得不到位，或应做得更好，但现在，我好像有些能理解“百家讲坛”的处境了。

　　做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一个知名栏目，它主要受两个方面的控制：一是“国家电视台”的性质，不能唱反调；二是节目收视率的控制，做得不好就会下课，在这两种相悖的处境下，真难为了节目的制作班子。

　　在听完于丹先生讲《论语》后，我有些愤愤不平，凭什么让她在国家电视台上这样来支解孔子、支解《论语》？后来，一些朋友对我所发表的对于丹的微辞出乎意料地表示不满，不好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使得我停下来反思自己。但反思之后，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对于丹所讲的《论语》，在社会上形成了两大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一边是广大的“鱼丸”，一边是“倒于”的学者，双方对打口仗，场面颇为壮观，公开的战场与我这井底之蛙所在的小小天地里的微澜相比，不免让人哂笑。但我却又认为，我这里是全息社会的一个全息分子，虽小却还是能够体现出问题的，就像一个细胞能造出一只“多利”克隆羊。

　　罗嗦了许多话，想说什么？

　　其实，我总觉得，于丹这么讲《论语》，这样子把《论语》制成了“鸦片”，好像不应该是她自己的本意，因为我有一次与我的好友在谈起这个话题时，分析出于丹应该是己巳年事件（只能用此种方法来表述了，直言会招来灾祸的）的受害者，她大学毕业后被“成建制地下放”到基层接受锻炼教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她这么讲《论语》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改造”好了，二是不得如此。而做为国家电视台让她这样讲《论语》，就只能有一种可能了－－不得如此！这好理解！

　　从于丹、从央视的做法，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控制已深入到各个领域，所采用的方法也越来越高明了，以至能在于丹讲完《论语》后，产生出一批铁杆“鱼丸”。所幸的是，还有一批（一些）学者看透了其中的把戏，利用合理的渠道、采用合法的手段奋起抗争，但让人悲哀的是，现在的社会状况却让一般人对批判于丹的学者生出了另一个误会－－想借于丹的“火”也出一回名、分一杯羹；或者是：看到于丹出名，得了“红眼病”。

　　“红眼病”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心理，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我敢肯定的是绝不是全部！

　　下面我再摘录些文字来说明我的观点。

　　（以下所摘文字来自《书屋》2007年第7期，文章题目是《往哪里去？！》，作者：李木生。所摘文字用黑体字标出。）

　　李木生先生先对于丹先生的作品进行了解剖，取出了以下的样本：

　　于丹先生当然是善解人意的，她不仅给我们指出了快乐的方向，还教给我们如何获得快乐的方法。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能不能“举直措诸枉”无关，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无关。譬如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接着，李木生先生开始发问：

　　那位在坟边痛哭的泰山妇女，公公、丈夫与儿子都已被虎吃掉，却仍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其原因就是因为深山里没有“苛政”。当孔子为此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叹息时，孔子与他面对的这位泰山妇女，会快乐吗？难道还要这位妇女“苛责内心”，责怪自己的苟活于世吗？还有那个第一个写下了孔子传记《孔子世家》的司马迁，当他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霸道的汉武帝施以宫刑的时候，快乐的恐怕只会是汉武帝吧？当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要让他“苛责内心”，在他那亘古奇冤的侮辱里，再增加一分“苛责”的痛苦吗？

　　最后，李木生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于丹先生的《于丹＜论语＞心得》，存在着两个背离：背离了孔子的历史真实形象，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的或曰质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