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烧烧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又到一年清明节，这个中国节最壮观的景像是：烧纸！这就像春节放鞭炮一样普遍。但有的媒体对此又看不顺眼了，发出了一边倒的指责声。

　　其实，对于过春节鞭炮，我们不是没有禁止过，至今除北京没有开禁外，其他城市也没几家能禁止得了，有的城市“禁放令”虽在但实并不能止，官员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草民”们反倒觉得“大人”通人情、懂事理，只是自觉在大家睡觉的时间尽量不去放炮招骂，于是，官民两方相安无事。

　　唯独对清明烧纸，指责之声仍不绝于耳，且都会上升到“封建迷信”的高度。可是，不管报纸电视里怎么批，该烧的纸照烧，该卖的纸钱照卖，只不过“官家”查的严了，就回避一些，私下里偷着卖；查的松了，便跑到马路边上来卖，有些“肆无忌惮”，给人一种“叫板”的感觉。

　　今年，因把清明节定成了法定节日，于是卖纸钱、烧纸更名正言顺了，本来嘛，春节不过放假三、四天，春节放假干什么？不就是放炮嘛，依此类推，清明节就是烧纸了！清明这个节日的确定，给了人们某种暗示，于是烧纸也就有了“转正”的希望，只是天干物燥，容易引发火灾，成为最大的隐患。

　　这样一来，媒体有些尴尬，只能从道德观、从唯物主义上对烧、卖纸钱进行批判，我所在的媒体也干过这种事，可能是效果不佳，反而招来许多骂声，促使大家有所感悟，于是老记者对此不再进行笔伐了，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视而不见了，此类报道都转为“迎接清明，小学生古装诵经”、“家人大聚会，网上祭亲人”、“市民崇尚清明文明祭扫”之类的报道了。

　　其实，纸钱这种东西，只是一个象征，买的人信不信我不知道，但卖的人肯定信，只是他们不是相信这东西在阴间能成为真金实银，而是相信这东西能给自己带来现实生活中的钞票，正如春节禁放鞭炮使许多地方的经济少了好几个GDP的指数一样，于是“禁放令”就像鞭炮一样，震耳欲聋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能有人对我的说法表示反对，这没有关系，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持反对者相同的观点，认为世上没有什么鬼神，因我也曾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世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各人的想法也不是只有我一种，你没法统一，且“统一思想”这种提法我一直表示怀疑，因为从目前的世界历史来看，能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人物只出现过两位，一是希特勒，一是毛泽东。（把此二人并列没有恶意，只是进行客观分析）对此二人做法的后果我不便细说了，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变化：

　　夜班回家后睡不着觉，只能看书，随手翻开了《聊斋志异》，谁想被深深吸引了，蒲松龄的文笔太美了，终于体会到了父亲曾对我说的：“要想学古文，就看聊斋”。可是，对聊斋，一般学者只是对其文学性、思想性进行分析，但对聊斋的主体“鬼神狐仙”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只是“借鬼神狐仙说事”，说的其实都是人间事，但如果你细一想，这事先是鬼神狐仙之事啊，是蒲松龄从民间搜集来的，如果民间没有这事，《聊斋志异》从何而来？再结合自己所学的《易经》，以前总是认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谁想，《易传》中就有孔子的心得体会，从文字用语及行文习惯中就可以察觉，数往知来，“五十而喜易”的孔子，也像许多大科学家（如牛顿）一样，最终皈依宗教。所以对宗教，我们只是没有认识或不想去认识，但宗教所说的有没有道理、人死后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说：迷信有两种，一种是“迷”信，另一种是“迷”不信，这两种情状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批判最多的是“迷”信者，但在批判的同时，使自己进入了另一种“迷信”，也就是成了“迷”不信者。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两种“迷信”。不能完全支持“迷”不信者而打压“迷”信者，其实你真的以为“迷”不信者真的就不信吗？“不问苍生问鬼神”不只是古代大有人在，现在也同样，甚至在官员中有几人真的是“迷”不信者？

　　其实，信仰只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成为一种国家行为，任何人可以是“迷”信者，也可以是“迷”不信者，你可以“迷”各种信仰，也可以不“迷”任何信仰，两者是平等的，更是个人行为，国家、政权不能干涉，用朱学勤先生的说法是：国家不能把手伸向公民的思想领域。如有的宪政国家就规定：国会无权制定限制人们思想信仰的法律，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权力的泛滥，这也是宪政的重要原则之一。

　　中国人信什么？依我的看法：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他们相信来生，只是求今生过得好些，中国人是最现实的人。中国最希望“临时抱佛脚”能管用，这也是现在信仰危机、拜金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明节烧烧纸不是坏事，让阴间的诡异压一压阳间的变态，给阳间失意的人一点安慰，也算是一种“和谐”，也不失一种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