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书－－《思想操练》

　　昨天，我写了一篇小文：《“述而不著”背后》，是想说明：其实这个社会不是没有“有见识的人”，而是缺少发现，我就乐意做这个“发现”的工作，当一名“编辑”。

　　今天看到了一本不错的书，书名也挺有意思，叫《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人文对话录》。开始看时，没觉得怎样，但读到第三节时，发现要重视这本书，就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做了摘录，现在，我将这一节的摘录放上，一是备查，二是推荐，如果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能找到的。我这里提供一个网址（先要注册，然后才能下载）：http://book.fkzi.com:8081/read.php?tid=7165

　　《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人文对话录》摘录

　　第三次对话：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

　　谢泳：北大是革命的，清华是建设的。要说中国大学的传统，我们要北大，但更要清华。

　　智效民：清华大学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49年前的清华大学，一个是这以后的清华大学。看清华的历史，要分开看，北京大学也是这样。中国的许多事，都要分开看，不能一概而论。

　　丁东：今天人们怀念清华，其实主要是怀念老清华，不是新清华。

　　谢泳：如果真有清华精神的话，还是陈寅恪的老话：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丁东：历史有时真奇妙，老清华名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他的毕业生学成后几乎全部回到了中国服务，这些年清华倒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备学校，反倒没有老清华毕业生回中国服务的热情了。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事实上主要为别国培养人才，恐怕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失败。

　　高增德：过去总是说胡适如何与国民党妥协，很少说他是如何与国民党抗争的。胡适一生和政府的直接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
　　谢泳：上世纪30年代，《新月》因为发表了罗隆基批评政府的文章，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和国民党据理抗争。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过：“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不信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赵诚：陈布雷为此事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转告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这话不是软骨头可以说出来的。

　　丁东：在胡适一生中，还可以找出许多类似的事来。不能因为胡适曾和政府合作过，就对他的人格也不相信了。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赵诚：如果从胡适那一代人算起，钱（锺书）先生是第二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那一辈学者，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告别了20世纪。钱先生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沉默的十年，这十年中他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更不好的是他的心境。十几年前，他在《光明日报》上说过一句今天还让人难忘的话，他说“报纸开放是大趋势”。这可能是钱先生晚年最不超脱的一句话，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钱先生的话了。
　　谢泳：他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
　　丁东：钱先生的临终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最后说过的一句话，他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和钱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钱先生是一个智者，他的遗言也是智慧的最后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