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留下的“酱缸”依然混浊

　　柏杨先生走了，留下了一本让人过目不忘的小书《丑陋的中国人》。我是看着这本书度过我的大学时期，可以想像，很自然地柏杨先生造就了一个“愤青”。现在，我本人已经走进了不惑之年，重新回想这本书，却发觉没有了当初读它时的激动，反倒是柏杨先生去世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本该在十年前就出现的长文引起了许多思考。

　　中国有许多次文化热，柏杨先生的“酱缸”理论给这一文化热增加了极大的温度，使之发酵。

　　其实，说到“酱缸”，比柏杨先生更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已有许多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鲁迅先生。相比而言，在剖析中国人的劣根性上，鲁迅先生要更胜一筹，为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先生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从学做医生改为从文，抛掉手术刀拿起了笔，写出了比《丑陋的中国人》要厚得多的书，但很遗憾，从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到现在，好像没有太多的变化。反观柏杨先生，20年前就引起轰动的书，到现在能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怕只有书名和“酱缸”这个词了。我自己的感觉，柏杨先生给我造成的影响是：我在不断地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印证柏杨先生的说法而已。

　　“酱缸”混浊依旧。为什么？

　　把中国人的陋习用“文化”来解释，怕永远也说不清。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用“文化”来说事？因为这是最省力的一种方式。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

　　有人用“文化”打碎了这个“酱缸”，可打碎后才发现，拿什么来“下饭”呢？我们还没有造出能替代“酱缺”里的物品。更要命的是，我们打碎了这个“酱缸”后，发觉自己早已熟悉了这个“酱缸”里东西的味道，甚至在我们的味觉基因中，这个味道已成为我们做为一名中国人的组成部分。

　　于是，“文化”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又从手握着的成为打碎“酱缸”的武器－－鎯头，变成了从中挖取宝物的勺子，人们发现，从“酱缸”中挖出一勺“酱”，烧开一锅水，把“酱”放进去调成一锅汤，一尝，啊！鲜美无比！于是就又有了各种“心得”、“讲述”，这一发现竟风靡神州。

　　困惑！这个困惑困挠了我许多年！

　　倒是早于柏杨先生五年去逝的李慎之先生给出了他的明确的答案：“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打着“文化”的旗号、为历代统治者死死坚守的“道统”，而后者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巨大的思想宝库。

　　同样是“文化”，其内涵完全不同！

　　柏杨先生揭开了“酱缸”的盖子，却难以区分两者的不同，只能用“气味”来分辨优劣。比如，他提倡“包容精神”，但他只能从外来宗教中找出依据，他说：

　　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

　　其实，这种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数不胜数，最耳熟能详的一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还有，儒家最看中的“中庸”思想，强调的就是一种调和、一种包容，但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却酿出了这么一缸“酱”？

　　柏杨先生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但即便如此，我仍尊敬他，是他用自己浅显易懂而尖刻的方式向我发出了呐喊，促使我去寻找答案。

　　我觉得我找到了。谢谢柏杨先生！谢谢李慎之先生！！

　　（副刊版主编梦扬约我写文章，关于柏杨的，而且是命令式的。我很懒，本不想答应，但他很执着，不好拂面，只得勉强答应下来，草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