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摘录

－－兼谈“人民”与“公民”的区别

　　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当然不一定）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

娱乐泛滥之后将是政治的反弹　之二

　　中国媒体业人士对市场化有一段精确的描述，那就是：在不放松新闻管制的情况下迫使媒体下海（即市场化），有如先捆住一个人的手脚，再一脚将这个人踢下海，在禁区多多、新闻来源相对单一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为了在市场立稳脚跟，只好被迫在声色犬马上做文章，中国网路媒体上的色情内容早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各国。而中国政府也乐意将国民引导到放纵物欲，不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最反动的一个口号

－－看朱学勤谈文化革命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一书很久以前读过，印在我脑子里的是他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变革与分裂的分析：西方文化和所走的路其实是两条，一条是英美之路，一条是法俄之路，这两条路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格局中。其他的印象不深了。后来，看唐德刚先生的书，他也提到过类似

有话说

　　又有几天没写博客了，其实，并非没写，而是这回写的博客死活也发不上去。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将其中的几个看来有点危险的词做了处理，就能发上去，可这回却不行了，也许涉及敏感的东西太多了，没办法，只能存下来再慢慢处理了。我觉得，这篇发不出去的文章是我这些博客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但只能自己留着看了。

　　用了两天的业余时间，看完了都梁的《血色浪漫》。之所

我的博客公开了

　　本来我不想写博客，但是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特别是爱赶时髦的读书人，没有博客好像就不配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为了“生存

看《大明王朝》知道了“家”和“国”的不同

　　以前，“国家”在头脑中一直是一个词，从没有想过这是两个名词的集合，看完《大明王朝》后，才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般的老百姓就不说了，他们是难以模糊这两者的界限的，能模糊“国”和“家”的只有皇帝，具体到《大明王朝》中，就是嘉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嘉靖自己也这样认为，其

《大明王朝》会告诉你“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从地摊上花10元钱买了两张盘，是《大明王朝》全集，没有广告，没有片头、片尾，只是一集接一集的剧情，昏天黑地的看了好几天终于看完了。

　　先给个评价：我很少看电视剧，这是我看到的不多的电视剧中的精品。

　　我以前写过一篇博客，对“法制”与“

娱乐泛滥之后将是政治的反弹

　　现在，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娱乐泛滥－－铺天盖地的八卦新闻、明星绯闻；电视里以超女为标志的大众化娱乐的兴起；报纸上大篇幅的娱乐报道；网络上的各种“恶搞”；包括街上几乎人手一个的mp3、mp4；网络游戏成了各大商业网站的主打赢利点等等。

　　为什么？

　　为什

为什么阅读？

　　这也是困扰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我总是把自己搞的很疲惫：一天之中，同时在读好几本书。

　　比如：最近几天，在读－－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这是读的第二遍；在读－－《李慎之徐友渔：后极权研究》，这本书比较涩，不太好读，要全神贯注，是一种需深阅读的书，而这又是一本禁书

以前当贵族，只需一本书

　　以前，一本书就能让你成为贵族，这不是瞎说，是真的。

　　为什么说起这种疯话？因为我一直有个疑问－－思想、文字是怎样传播的？

　　这个问题的强化是最近喜欢上了网络电子书。看着自己从网络上搜来的各种各样的“书”，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网络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最好的礼

孩子是上帝寄养在你家的天使

　　女儿开学了。

　　昨天，我在单位，打开QQ，同孩子聊天，我问她：“你到家了吗？”因为我知道，昨天是她开学报到的日子，我以为，孩子报完到就没事了，该回家了，谁知她答到：“都该走了！”我的心一紧，意识到：她是住校生，报完到，就该到宿舍收拾东西，准备新学期的生活了。漫长的几个月的在校生活开始了。

写博客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经常听说，某某某的博客一个月内或短时间内点击率超过多少多少，看了让人害怕。要我说，其实，写博客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妻子问我：“你的博客不常更新，为什么？”

　　我说：“其实我差不多每天都更新，只不过许多文字是只对自己开放的，别人看不到。”

终于过完年了

　　终于过完年了，每年都是相同的程序，多少年了，没有变化，只有孩子一年年长大，父母一年年变老。

　　因为过年时，没有条件上网，所以博客没能更新，只能等到年后来到单位，这才抽出一点时间，写自己的博客。今年最大的收获是，到岳母家，闲来无事，逛县城，来到一个书摊，让我大感惊奇：在这里，竟找到一套唐德刚的《晚清

童话为什么是童话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一个政治童话》。今天看到学者邵建的文章，知道了童话为什么是童话。

　　邵建的《后极权时代的自由主义策略》一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2期），其中有段话无意中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在文章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