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不住的商业旋风(7)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长期存在。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这种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当时，方培林钱庄的尴尬处境，似乎给他的随行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进入到规范化的金融行业的大门紧闭着，可任何大胆的尝试——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认可——都将是被默许的。     　　于是，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不寒而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继而变成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特定含义的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来。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一位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用刺刀让他们后退。”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被人视为财神的会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叶三凤这样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第14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8)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３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     　　惊人的数据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温州人，各显神通，创造出各种各样惊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国大陆，温州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在以三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企业存款额、外汇存款余额三者相加高达1160.16亿元。此外，个人之间的互助性、消费性借贷，资金大致在300亿元规模。这样，汇聚在温州的民间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但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元；     　　2002年上半年，温州市外汇交易量达59.8亿美元，已成为国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第15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9)       　　2002年上半年，工行温州市分行完成单边交易量超过32亿美元，约占全国工行系统总交易量的80％左右；     　　2002年上半年，温州经济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2.5％。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2002年经济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温州是典型的藏富于民。     　　2001年，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该市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实现工业产值约2000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98％。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高达85％。温州的一位政府官员说：“温州的民本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这样的财富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这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就在全国其他多数地方还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样“不得罪”社会主义、又很资本主义地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神秘地积累起财富来了。     　　连省委书记的眼睛都骗过了     　　每小时，温州人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5亿～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     　　2001年，75亿支笔从温州人的手下产出……     　　难以想象，这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是小打小闹的、仿冒的、低价的、靠数量取胜的不起眼的产品，而今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占有龙头地位的产品，从低端产品走到中高端，这一变化仅仅用了十来年时间。     　　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温州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调查的结论是：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北渐，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温州，而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对我们讲：“什么是浙江经验？浙江经验就是温州经验。”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空闲时间张书记想买一些新疆特色小礼物，东挑西选之后定下一把做工精细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后慢慢欣赏，却意外地发现，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温州制造”。     　　如今的温州提出创建国际性轻工业城，建造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的口号。在从有形专业市场转向无形营销市场的今天，鞋、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锁、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已形成温州人积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在这些行业中，拥有７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     　　作为国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温州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     　　连五粮液厂的订单都是小意思     　　在“农民城”温州龙港镇，偏处一隅的批发市场“中国礼品城”外表普通，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宣传礼品批发中心。“光是青岛海尔每年3亿元的礼品采购，就至少有6千万元来到了这里。”“天一礼品”的一位缪姓经理满脸堆笑，他说，“连四川的五粮液也是这里的采购大户，一年几百万的订单只是小意思。”笔、雨伞、打火机……温州和周边省份制造的各类礼品，印上各种企业的名称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温州企业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第16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0)       　　温州人乐意自称“配角经济”。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场。     　　温州苍南县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纽扣更为典型。温州的服装其实较少用本地产的纽扣，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外地。按照各类纽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不起眼的纽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创造了5个多亿的产值。     　　金字塔经营模式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沿温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时左右即可见到路边一片气派的现代化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电器集团的厂房。     　　塑壳断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从四川长江电机厂被高薪挖来的李俐担任这里的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身后的流水线正以年销售额3亿元的速度运转。沿着参观的路线，我们注意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月供货量前5名和后5名协作厂的名单。后5名意味着被淘汰的危险。优胜劣汰，是“温州制造”成功的秘诀之一。     　　著名的电器镇温州柳市占有全国低压电器的一半产量。这里共生着一个庞大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正泰电器、德力西等几家大企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私营或家庭协作厂。媒体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正是这1200个企业群在整体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大生产的格局，大幅度节约了制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这种模式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据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与上游企业形成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流动资金占用量达到最小。近几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长率高速增长，年产值超60个亿。2002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说，放慢点速度，增长30％。     　　搞垮日本人     　　温州小商品的全球竞争能力，有一个让温州人得意洋洋的故事。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目前约有1300家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年产5亿～6亿只打火机，日产100万只左右，产值可达20多个亿。为300多家打火机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还有近1000家企业。“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     　　据估算，总共有近20万人就业于打火机行业。如今的温州打火机已经打败了原来的老师——日本、韩国、台湾，使得80％的老师关门，使得世界原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日、韩许多制造商转而变为贸易商，跑到温州去进行委托加工定牌生产。温州的金属打火机占国内市场95％，占世界市场份额70％以上，出口总量占国内80％以上。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一个地方民营经济的发达，必定和当地政府营造的良性市场氛围有关。“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人的戏言，折射出温州市政府一种独特的城市经营观。“农民城”就是政府一毛不拔建起来的。     　　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价创下了全国之最，一个“顶子”68万元！     　　市场的力量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称：“仅这两年我们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环境，已投资了140多个亿。这么多的钱哪里来？我们有三条：第一是概念性的资源货币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比如说，出租车的经营权，300多辆，我们就卖了两个多亿；第二是政府性的资源市场化，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第三是非产业化的资源产业化，比如教育、文化。         第17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1)       　　垃圾处理是非产业化资源产业化的经典案例。过去处理垃圾是政府出钱，要几个亿；而现在是温州老板拿钱去投资、去开发、去建设。靠民间投资来实现和完成的垃圾处理，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温州的垃圾处理项目已进入国家的863计划。     　　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是国内由民营企业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第一人。据称，其中已并网发电的东庄垃圾发电厂投资9000万元，日处理生活垃圾385吨，每年可发电900万度，预计12年就可收回投资。同时，投资1.8亿元、日处理垃圾600吨的温州临江垃圾发电厂也正在建设之中。项光明还将投资2.5亿元，建第三个垃圾发电厂。     　　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城市的各种问题，虽雄心勃勃却束手无策，没钱什么也干不了，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温州人却善用“看不见的手”，获得有效资源的最大化，难怪有人说温州人“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温州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有钱盖楼但不盖，不跟风、不务虚、不贪功，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冷静，不搞争论。”温州老板对当地政府给予肯定评价。     　　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     　　温州之外还有个“温州”，温州的经济其实是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是瞄准全球化大市场的流动经济。这是温州经济的精髓所在。     　　有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温州的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而在温州之外的160万温州人办了3万多家企业，86％从事商业流通，去年实现销售1600多亿元，其中销售温州商品金额超过900亿元。而在海外，还有50多万温州人。1600亿元相当于什么概念？有人估算，这足够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或0.8个三峡工程。     　　在外的百万温州大军所带来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使温州的资本完成了外迁与内送的膨胀循环，使温州区域经济具有了全球市场触觉。庞大的游商部落，让温州的民营经济站在了新的战略高度上。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温州人处于史无前例的战略最高点。     　　温州市长钱兴中这样评价温州经济的特点：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在全国有多少温州的商贸城和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方的商业网对当地经济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有关媒体曾作过很有意思的比较：“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是中小企业王国，没有重工业，工业品大多是瓷器、鞋帽、服装等日用消费品（但都是名牌），同样是家族特色，同样的特色园区（服装集中在米兰，陶瓷在佛罗伦萨……），与浙江差不多的人口，同样拥有全球的同乡人行销网络。”     　　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     　　西部最大商业城市成都，可以说是温州游商一块肥沃的栖息地。     　　据估计，在四川的温州人约15万，在成都的约8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人就为当地每年创造产值160亿元，成为创造财富最大的外来群体。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无疑更加惊人。官方消息称，2002年成都市的GDP可望达到1700亿元，其中70％左右为成都的民营企业所创造，这个70％中间温州商人又占了10％。     　　温州四川商会副会长贾银寿号称“运输大王”，是从温州到成都、重庆的最大铁路货运商。仅仅从他手中每年运到成都的温州小商品就多达2000个火车皮，运的最多的就是鞋、服装和皮革。     　　有23个交易区的成都荷花池年成交量达50亿元，是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近一半以上经营户来自江浙地区，尤其是温州，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温州商报》2002年7月份组织了一次“向西，追寻温州的足迹”西部行特别报道活动，主管外向型经济的成都市副市长何绍华称：“温州人是牵市场牛鼻子的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是成都人、四川人所欠缺的。”     　　记者问：“现在温州人对成都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不知道您对温州商人这个群体有什么具体评价？”         第18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2)       　　何绍华答：“一是他们善于发现商机。比如四川省贫困的广元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商人在此创业。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是‘温州商城’。要知道，广元位于西安与成都之间，陕西与四川交界之处，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有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第二是，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他们一路小跑到成都，吃尽千辛万苦，从商业起家，逐步走向工业。第三是，特别能经营。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温州人的经商理念给了四川商界许多启发。”     　　还有一个典型数据——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开的。     　　在重庆，历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解放碑、朝天门和石桥铺三大商业圈，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的品牌或听到温州话。据介绍，在“三圈”里经营扎根的人有80％来自浙江，一半是温州人。用重庆人的话说，重庆的主要商业圈被温州人“包围”了。由于温州人的出现，重庆中心城市的店价、房产价也大为提高。美特斯·邦威2001年以350万的天价租下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店铺，造就了重庆历史上铺面高租金之最。     　　在上海，温州人每年可以拿出63亿元给楼市。特别醒目的一个数据是，以温州资金为主力的外地人购买了上海楼市高价住宅的53.6％，超过了本地居民。据业内人士称，外地人购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来投资。他们通过大资金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囤积一段时间，抬高房价后再倒手售出。上海媒体惊呼“上海楼市出现了温州现象”。     　　在北京，仅2002年3月14日、15日两天，温州人买楼就花了3000万。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几乎垄断了北方的中低档服装市场。     　　在昆明，5万温州人至少拥有60亿元的投资资产，而这60亿资产可以产生200亿以上的经济效益。     　　在新疆，做边贸的温州人接近8万，每年撒入新疆50亿元。     　　在国内各省，温州人和温州市场比比皆是。     　　温州人的商旅足迹延伸到了国外。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拿马等十几个国家，开设了温州人的市场。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江指出，中国前往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实际上在整个欧洲，中国移民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意大利是温州移民在南部欧洲的主要定居地，据说，现在意大利的皮货制造一半以上出自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之手。而原来犹太人垄断的一些商业领域，不但被温州人渐渐蚕食，而且还让犹太人当了打工仔。     　　在美国纽约，温州籍华人约有10万。当地报纸以法拉盛商业区作为解剖观察的细胞：“许多老旧的华人杂货店、餐饮店，已换成多家浙江温州人开办的超市。经营者多是打拼的温州青年，开办的超市以生鲜蔬果鱼肉为主，规模与速度胜过许多老牌超市。”媒体惊叹：温州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的发展，短短10年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每人花680元买票听温州老板讲课     　　温州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温州人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与财富增长相辅相成的样本，从各地纷至沓来的取经人将温州变成了“热州”。     　　仅正泰集团去年就接待了4万人次参观。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全国每年到温州考察学习的县级以上单位就有300多个，在温州常设办事机构的单位已达200多个。光看还不够，许多参观者还邀请温州的企业家去讲课。     　　温州模式开始登堂入室。正泰集团、东艺的管理经验已被收入清华大学编写的MBA教材中。民营企业老板们纷纷到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授课。一场在上海举行的“温州民营企业为何能成为世纪大赢家”报告会，门票680张一元，上海人还是蜂拥而至。         第19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13)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世界上知名大企业的老总都是频频应邀外出讲课的。一个企业可以花很多钱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是如果企业的管理、文化等没有可供人家学习借鉴的地方，是不可能被邀请讲课的。”     　　2002年5月26日，温州两大电器王正泰的南存辉和德力西的胡成中同时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畅谈改革。这说明温州模式、温州的民营企业及温州人的创新精神正在全国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关注。     　　壮观的“温州热”     　　屈指数来，中国当代历史上至今已经出现了三次“温州热”，每一次都带来一股外来考察的热潮，每一次都意味着温州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权力圈中的地位变化，每一次都和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1985年，《解放日报》的一篇著名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奠定了温州模式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1986年随即被称为“温州年”。事实上，温州热的第一波浪潮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没有铁路和机场。参观考察团到温州，要沿着坎坷的国道线，一路颠簸到瓯江边，再等待数小时的汽车轮渡，方能进入目的地。但在这4年中竟有超过60万取经大军拥入温州，仅1986年一年就有副省级以上官员93人次到温州参观考察。新兴的农民城龙港镇，高峰时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24小时开餐，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温州的旅馆连走廊、过道、饭厅里都支起了临时铺位。     　　让温州人津津乐道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温州时发现，同天抵达温州的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他当即要求坚决制止参观现象的泛滥，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中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这仅仅是温州热的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戛然而止。到1994年，第二次温州热带来的参观大军达到50万人次。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召开，首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其后，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温州视察，第三次温州热在意料中来临，并持续至今。     　　“拷问”温州     　　专家学者时刻关注着温州。     　　在温州瑞安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上，王洛林、董辅、吕政、周叔莲、张维迎、樊纲、钟朋荣等著名学者同时会聚一堂，实不多见。正是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锐地发现、提炼和拷问温州，把新生民间经济的粒粒火种播撒到全国。     　　“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在1986年对温州模式的总结至今仍然是最精当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他两度重游温州，对比今昔，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吴敬琏说：“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之后国家经贸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后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贸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吴敬琏说，“支持地方中小企业群的发展，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增长级，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盘皆活。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却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他还称，希望各地也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大省。”         第20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1)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经济学家相继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比较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鸟一般在温州来来去去。在蔚为壮观的“温州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前去朝拜“民本经济圣地”的人们到底能学到什么？自1997年开始，曾经独具个性的温州模式被贴上了正统化的标签，全国的市场经济化浪潮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开始失去甄别价值。     　　“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经济学家钟朋荣说。思维无模式，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温州经济模式是难以简单拷贝的。但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却存在可以复制的可能。源于草根阶层的温州民本经济，其除旧务新、唯利是图、自力改革的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注财富、温州的历史断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强的自觉意识，对于民本经济相对弱小的西部诸省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在这里，勇气与信心是学习的第一要素。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突涌的地方，都会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温州是异端的，因为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异端的。800年前，叶适与朱熹、程灏齐名，都是儒学主流，但叶适是“异端”。儒家诸圣强调利义冲突，而叶适则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学。叶适说：“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了此说，内陆城市以讲究贵贱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在温州酝酿。温州社会的主流从来就是以财富为中心。财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殊途同归。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图，有钱者尊。     　　“养蜂部落”南征北战     　　温州人说，我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温州人的思想深处印刻着一个鲜明的观点，拥有财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而温州人则开始了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南征北战。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小商小贩只好打擦边球——虽然各地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尚有生存空间。于是，从温州涌出数不清的小商小贩、修鞋匠、长途贩运户。     　　当时，温州出了无数“养蜂部落”，上万温州养蜂人乘着火车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温州人真的在为养蜂事业这样居无定所地漂泊！秘诀是，当时国家政策重视农业，而养蜂属于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出了里面的市场空间，灵机一动，搬着几十箱蜜蜂赶火车奔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同时利用蜂箱偷偷搞紧俏物资的贩运，把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去卖，再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卖……     　　长途运送蜂箱火车票价格低得不能再低，温州养蜂人就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涨了起来。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异端”使温州一直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温州人至今称道的是，温州虽然历经上方“拷问”，但几任市委书记，无不尽显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8月正是台风季节。1981年8月，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轻车微服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级，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要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     　　多年以后，袁芳烈回忆说，那时他自己感觉好像是掉进了“敌占区”。     　　温州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没有“政治觉悟很高”的群众，到处都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和汗流满面的农民推销员……年轻的市委书记决定迅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第21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2)       　　随即，温州乐清柳市镇8个重要的个体户成了第一批目标。这就是民办短途邮电的“邮电大王”、做广告信息的“目录大王”、购销旧货加工的“旧货大王”、购销低压电器的“机电大王”等“八大王”。1982年初，借着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东风”，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把八大王抓了起来，其中7个被判了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     　　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温州仅有的一点国营厂矿更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年第二产业竟然出现负增长——割尾巴割得温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疑惑万分的袁芳烈开始深入实地调研：在瑞安塘下镇一间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间屋和5台简易机器，老板和工人就是一个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5台机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纯收入达6000元！     　　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个这样的老太太，温州的经济总量会增加多少呀！温州，就是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劝谏着它的市委书记。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场作坊、10万走南闯北的农民供销员、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机制，让袁芳烈彻底改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来温州不到一年，他就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     　　没料到，这个代表大会的请柬发到许多“两户”手中时，竟被视为又是一个“严打”信号，许多接到邀请信的专业户重点户心情悲壮，以为此去就是“鸿门宴”。有人甚至准备好了坐牢的行囊，与妻儿挥泪而别。但是，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温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来自温州各地的“赚钱英雄”。前来赴会的“两户”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的第一声长鸣！     　　从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温州民营经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同时袁芳烈也在用这种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错了。果然，经过公检法三家联合复查，发现“八大王”的经济活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一位温州老人告诉记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为他犯错误后敢于在任上自纠。平反“八大王”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温州模式”初具雏形。20年后，人们这样评价袁芳烈：温州不会忘记——他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助产士和吹鼓手。     　　“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临上任，省里领导特别找他谈话。重点交待的是：“你要把温州的国有企业搞活搞好，把温州的做法改变过来！”1985年12月，新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出现在温州的国企、村镇和家庭作坊里。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没有下车伊始就疾风暴雨式地来个下马威，而是开始深入调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座谈、一个个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可我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什么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仅仅几年工夫就让人家民营给超过了？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温州民营经济一方。难怪当时温州市民戏言，董朝才没把温州拉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反而被温州人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了。半年之后，董朝才发表了他的轰动一时、至今仍能算是经典文献的“温州考察报告”。他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众多决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的又是一个尴尬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