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字，如水般在心底涌出，留在这里。

羽毛·山

羽毛
被风卷到了高空
对山说
你太矮了，应再高一点
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山，沉默不语

落花·流水

花，对阳光热情了一生
最后才发现
她的爱只能给大地
风开了个玩笑
溪水拥抱了她
狂喜的说
我能给你整个大海

绿叶·落花

绿叶对花说
你要放下
花静静地回归大地
叶在枝头兴奋地颤语
真好，真好
却对自己的执着
浑然不觉

树·树

秋风
凋零了全部的叶
两颗树失去了
彼此拥抱的姿态
剩下孤独的躯干
已经忘却
他们的根紧紧连着

石·溪

石头对溪水说
你要镇定
溪水哈哈笑着
继续跳跃在自己的生命里

灯塔·浪花

灯塔孤独的守望
是为了远航的船
浪花却喋喋不休的说
爱我，爱我

雾里看花，花非花，那又是何？

水中捞月，月非月，那又是何？

作者:许知远

来自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824?page=1

    在此刻的中国，你可以读到任何东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但它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

    戴晴这样说。二十年前，她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勇敢、富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不懈的社会活动家。她对寻求真相抱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她追寻王实味、储安平的命运。他们都因拒绝在意识形态面前放弃个人的正直和独立的思想，而被淹没在扭曲的历史烟尘中。她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们注意它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也体验过牢狱之灾。

    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奋写作，投身环保活动，但年轻一代已经很少知晓她了。她最近出版的关于张东荪的传记，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发行。她当年倾力反对的三峡工程，则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成为现实。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信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三峡工程再恰当不过反应出这种新的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义的学者们仍极力表明自己的反对，即使一向被视作像皮图章的全国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场。但引人争议的工程最终还是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通过了，不同意见的专家被剔除出顾问名单。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环境的隐患，吸引了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见证、描述了大工程下的个人悲剧。他们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当初计划得要多得多，带来的经济前景则不似当初描绘的美好。但工程已经开始，它有了自身的逻辑，很多组织和个人，都依赖它获取现实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终止它则意味着某种政治决策的失误。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愿意冒险去否定上一代的遗产，也不愿意承担未来的历史责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当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时，没有一位高级别的官员出现在现场。

    三峡工程不也正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隐喻吗？所有的异议声音，都将被某种方式吞噬和挤压掉。这个过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之后的万马齐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肃杀冷漠，而是让你缓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药地被边缘化。

如果说戴晴仍因昔日名声和活跃，仍因居住在中国，而被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中与她同时倍受争议的贝岭，则更少为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条小巷中的一间咖啡馆里发呆。临桌一个瘦弱的男子正从书包里拿出那几本书，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说服咖啡店的老板能够代卖，这多少有一点点风险。我记得当时随手翻阅过，却没有购买。我和朋友们在兴致盎然的谈论去做一个网站。对我们来说，硅谷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即使你热爱写作，也该去思考数字年代的商业规则，或是创办一本像《连线》这样的杂志。《倾向》仍在谈论思想、文学、甚至是流亡作家，它显得太陈旧了，似乎和这个充满希望、机会蜂拥而来的中国社会脱了节。我们都还年轻，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爱，从硅谷到中关村，一些青年人已经展现了他们直线式的成功奇迹。谁想成为一个愁眉苦脸的流亡作家？

    这六十年的中国真是个奇妙历程。前三十年，人们经历了奥威尔的噩梦。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信息被掩盖，真理被隐瞒，文化受控制。如今奥威尔的噩梦尚未完全醒来，赫胥黎的梦魇又叠加了上来，不需要努力的禁书，没有人愿意读书，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们的思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我忘记是怎样逐渐知道贝岭的，或许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力让自己在新经济浪潮中变得成功和富有。我买到了能买到的所有《倾向》，还找到了他编辑的哈维尔的文集。我喜欢他语言的紧张感，尽管这大有模仿苏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创办的中国流亡作家的笔会，我的几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会员。但对于他们，我似乎总保持着某种距离。似乎是在潜意识里担心自己也会被驱赶到一个边缘地带。他们用中文写作，声音却无法被中国公众听到。与画家或是电影导演不同，他们的语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机会被翻译成别的语言。读一首北岛的英文诗，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张艺谋的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唯一抵达中国公众的方式是网络，但这经常变成了一个滑稽剧场。对中国现状的批评，经常滑向了习惯性的嘲讽。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多了，所有的问题似乎都遵循同样简单的逻辑，而它们很难因为批评而改变，所以这些嘲讽和批评就不得不一次次重复，直到有一天变成了烦躁的谩骂。

    对于一个异议作家，这真是个让人沮丧的游戏。最初你持有对现实的批评态度，是个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无意触碰了某个敏感边界，然后你被贴上了“异议”的名称。然后你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仅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也因为出版社与媒体的自我审查。他们只能寻求在海外华人的出版物或是网络上表达意见。它感觉自己的表达空间被迅速压缩和抽象，然后不由自主焦躁和压抑，还有一个作家被读者遗忘的恐惧。只有很少的人能在这新的现实中，重新寻找自我，探索写作的意义。大部分人则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网络空间上，加倍表现自己的愤怒，他们开始沦为自己姿态的俘虏，他们原本的丰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干了，他们“异议”的身份逐渐强烈，而“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们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机，于是很多人转而寻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过去的十年中，异议知识分子大规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反应。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国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十年里，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最热衷的活动是登山，而且是集体性的，倘若一场雪崩到来，很多企业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国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的十年里，自由知识分子则大谈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达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中的潮流，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拥抱，是另一种背叛吗？

    用背叛似乎太残酷了。在中国成为一个异议者从来充满风险。“在我们的文明中只有两种异议者：天真的英雄和标新立异艺术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曾写道，“他们都注定变得无关紧要。”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这里有可口可乐、牛仔裤，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这里甚至还有摇滚乐演出。

木心《诗经演》注释后记

    来自:http://www.wansongpu.com/wsp/show.asp?id=23965

《诗经演》与《诗经》，各三百篇，相隔三千年——《诗经》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世纪间，迄西周至春秋，以周公制礼作乐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止，此五百年，中国文化奠其基，完成了第一番轮回。
    钱穆先生说及春秋时代，“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 。范文澜先生谈《诗经》，以为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达于最高点，“常为后世所想慕而敬重” 。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贵族文化”一词，无如说是文化的“贵族品格”更为允当。
    《诗经》孕于其时，虽有国风出于民间的考论，相当部分乃为文人创作无疑，此可据文本所述仪式、器物及语感中得以体认，近人朱东润、李辰冬等先生有所论及。昔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读《诗经》文本，王者之迹历历可鉴，即便出    于匹夫匹妇，经三千年的阅读和淘洗，早已尽作亦风亦雅的“君子”与“淑女”了。
     木心先生曾说：“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这是现代诗人的语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写成了《诗经演》。
    中国诗最初的格式成熟于《诗经》：五、六、七句者有，八句一首者多；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句，散见各篇；十四句者《周颂•执竞》一篇；《大雅•抑》《大雅•桑柔》乃长篇，最长者《周颂•闭宫》，百二十句。
    《诗经》总句数七千馀，句型以四言为主，占九成，其他为杂言。挚虞《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自秦汉至宋，尝有四言之作的诗人，相继为傅毅、张衡、曹操、曹植、王粲、嵇康、阮籍、陆机、陆云、潘岳、孙绰、傅玄、陶潜、韩愈、柳宗元、苏轼等。
    “四言诗三百篇在前，非相沿袭，则受彼压抑。”这是王夫之的话。王闿运曰：“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繁弦杂管。”——如伯牙之有待于子期，二十世纪末有木心先生忽起四古之作，出入风雅颂之间，别立枢机，遥对古人。
    顾颉刚曾列举《诗经》的四项厄运，大意是：其一，因战国诗失其乐，后人强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去。其二，删《诗》之说起，使《诗经》与孔子发生关系，成为圣道王化的偶像。其三，汉人把三百五篇当作谏书。其四，宋人谓淫诗宜删，许多好诗险些失传。
    此外，顾氏认为《诗经》另有四项幸运：其一，有了结集，不致亡失。其二，《汉书•艺文志》许多诗歌完全亡失，而《诗经》巍然仅存。其三，宋代欧、郑、朱、王辈肯求它的真相，不为传统解释所拘。其四，现代人终能无所顾忌，揭示《诗经》的全部真相与价值了。
    顾氏这番议论，时在二十世纪初，着眼于《诗经》的接受与阅读，而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之于《诗经》，莫不熟稔，稍有教养的人家为子女取名，多从《诗经》选取字词；以《诗经》之目、之句、之韵作成流行的谜语，也是明证。譬如：
    四红，四红，如何说不同。（赫赫炎炎）
    到老无封。（汉之广矣）
    当侍东宫。（君子所依）
    八十多年过去，顾氏不可能预见《诗经》将添加“第五厄运”：时下读书人之于《诗经》，普遍隔膜而生疏，遑论赏悦。经典的厄运，莫过于被忽视、被遗忘：多少作家、诗人的写作素养，无涉《诗经》，泱泱时文，罕见接引《诗经》的言句。如此，间接领受《诗经》之美的路径，几告不存。顾氏当年谈及《诗经》的种种“幸运”，即或施惠于学术研究，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实践中，委实无从谈起了。
    《毛诗正义•诗谱序》：“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诗经》而后千馀年，汉魏诗人绍其流风，多有四言诗作，雅颂之音未绝，迄唐诗出五、七、律、绝，及于宋词，中国诗的格式与节奏越来越多样，除却少数诗人偶作四言，《诗经》一脉诗路遂渐渺远。倏忽二十世纪，中国的诗歌创作何尝有人专以《诗经》古语为材料而大肆演绎情史与政怨，达三百篇之多者？木心先生以他的《诗经演》，悄然贡献了第五个“幸运”。
    昆德拉以“下半时”与“上半时”作喻，划分欧陆十九世纪之后与之前的文学，意指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运动并非十九世纪的延展，而是上溯十六至十七世纪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辈的文学路径。反观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传统汉语的普遍失落、失忆、失效，唯木心先生忽有《诗经演》，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现代诗从汉语传统返本探源的一则孤例。
    《诗经演》循《诗经》例，以四言为主，杂三五等句，皆十四行，双句循环而顿，结句偶有命题，语感节奏粗拟商籁体。一九九五年，这本诗集先于台湾出版，当时题曰《会吾中》。作者在扉页写道：“诗三百，一言蔽，会吾中。”并解“会”与“中”二字：
    会——合也见也适也悟也盖也预期也总计也；
    中——和也心也身也伤也正也矢的也二间也。
    “思无邪”原乃圣人定论，属于道德判断，仍为诗教；木心先生易为“会吾中”，则出以个人的创造性阅读与创造性书写，俨然转为审美的判断。
    朱熹释“思无邪”：“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木心先生解“会吾中”，“吾”字未作交代，如空白，期许读者与识者的“会”与“中”——以下，试来诠释此一表述：
    “会——合也见也适也悟也盖也预期也总计也”：“合”与“见”，易解；“适”，偶然曰适，恰如其意曰适，视作当然曰适，嫁人曰适；“盖”，覆盖、遮蔽之意，亦作“害”解，或作传疑之词，承上而接下，其含混，近于阅读经验的不可确定性；“盖”亦读he，同“何”，亦作户扇解；“预期”，能否实现及难以逆料之意，暗含诗人的预期，及对这预期的精微反思，兼以文体和语言的种种限度，构成“总计”——诗人的分身、化身、隐身、变形，俱在诗中，期待读者于阅读之际，相与会合。
    “中——和也心也身也伤也正也矢的也二间也”：“中”，在此指“命中”；“和”，意谓读者的响应；“心”与“身”，指双方的响应，属灵智的、想象的、身体的；“伤”，创之浅者，忧思、妨害、触冒，都是“伤”字固有的义项，有心则伤其心，无心则伤其身，既命中，岂无不伤乎？“正”，方直不曲曰正，矜庄曰正，命中曰正，纯一不杂曰正，以物为凭曰正；“矢的”，箭靶也，意指读者的诗心乃作者的箭靶，反之亦然；“二间”，则破除主体客体之“执”，写作与阅读，无须厘清，作者与读者，两相构成。
    从《会吾中》到《诗经演》，可见作者为三百首诗的命题赋予新的认知，其关键，是一“演”字。
    《诗经演》如何演？试以《肃肃》一篇解析。此诗典出《唐风•鸨羽》，原乃控诉征役之作。《诗集传》曰：“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以下是木心先生的新作：
    肃肃鸨羽
    集于茂梓
    世事靡盬
    艺不得极
    骐子何怙
    曷其有所
    肃肃鸨羽
    集于茂桑
    生事靡盬
    为谋稻粱
    骐子何尝
    曷其有常
    亘太平洋
    在天一方
    原诗二十一句，七句一节，三节。鸨，鸟名，似雁而大，无后趾，故不能稳栖于树端。《毛诗正义》曰：“鸨鸟连蹄，性不树止，树止则为苦，故以喻君子从征役为危苦也。”梓与桑，落叶乔木，《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原诗以“王事靡盬”出以三叹，木心先生一改而变为“世事靡盬”“生事靡盬”，易二字，大变。“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三句，改为“骐子何怙”“骐子何尝”，青黑斑纹马是为“骐”，骐子乃谁？
    原诗的“曷其有所”“曷其有常”，作者保留了，但上下文意义有变；“不能艺稷黍”“不能艺黍稷”“不能艺稻粱”，则新诗改作“艺不得极”与“为谋稻粱”，意思很清楚：古人欲莳稷黍而不得，欲事父母而不能，盖因“王事靡盬”，“王事”改为“世事”，一字之易，古意去尽，转入现代，暗指苛政。因苛政而“艺不得极”的痛楚——即艺事不得施展、不能达于极致——全然基于现代人的价值观，其感触迥异于古人；一位诗人不但“艺不得极”，还因“生事靡盬”而不得不“为谋稻粱”，相较古人不得事亲的痛感，尤为深沉。
    我们注意最后两句：“亘太平洋∕在天一方”。全诗至此，立意为之大变，境界全出——原诗因“鸨”不能稳栖于“梓桑”而为之三叹的“悠悠苍天”，在《肃肃》中被弃除，易为现代词语“太平洋”，适切而坦然。“亘”，谓事物之绵长，由此端穷竟彼端，一说指月升当空，人处两地（《小雅•天保》：“如月之亘，如日之升”），因“太平洋”句嵌入古语终嫌突兀，置一“亘”字，既葆全四言，字面、字意、音节、意境，旋即相谐——《肃肃》因这最后两句，豁然呈示诗人不惜远隔家国的理由和气度。梁启超《太平洋遇雨》曰：“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馀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统观《肃肃》全诗，亦为三节：前六句一节，无韵；后两句为第三节，中间六句为二节，两句为断，与商籁体节奏共鸣；二三两节同押ang韵，流利连贯。全诗计十四行，五十六字，其中三十五字为《鸨羽》原字数，新置二十一字，成为一首新的“古”诗。
    读《诗经演》三百首，同样的例，密不可察，随处皆是。
    《诗经演》三百首而一律十四行，除“偶合”商籁体外，曹公十四句似亦可视为其端绪：沈德潜曰“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 。事指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桓乌归途中，以古乐府旧题作四言古风：《观沧海》《龟虽寿》《冬十月》与《土不同》，每首均十四句。倘若留意诗人另一部诗集《伪所罗门书》每首行二十七，对应《诗经演》十四行，两相并置，正与诗人的生年与生日暗合，人生际遇，置身中西？
    商籁体，源出普罗旺斯语Sonet，世称十四行诗，中世纪民间短小诗歌，伴以奏乐。意大利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是第一位使之格律谨严的诗人。文艺复兴期，彼特拉克写就十四行诗三百首，故意大利十四行诗又称彼特拉克体。法国诗人马罗将之移入本土，其后有拉贝、龙萨、杜倍雷等人作十四行诗。十六世纪初，萨里、华埃特介绍商籁体至英国，为莎士比亚所善用，故莎翁的十四行诗又称伊丽莎白体。德国诗人奥皮茨于十七世纪初率先书写十四行诗，此后歌德与浪漫派诗人的商籁体诗，皆有新创。一九二四年，诗人冯至出版《十四行集》，明证商籁体于二十世纪入传中国。
    现在，《诗经演》三百首十四行，使中国诗与欧陆诗全般无涉的格式妙然合一。熟悉木心先生的读者，自会从《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巴珑》《伪所罗门书》等诗集中感知作者长期秉承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观念，而文艺复兴与春秋时代，原是木心先生神往的两个源头。倘若将《诗经演》戏称为“古汉语的商籁体”，则我们可以说，出于驾驭语言的才华和雄心，《诗经演》相较作者大量自由诗白话诗，尤其独异，也走得更远。
    赏鉴《诗经演》，懂得词义是第一步，这一步之难，非仅通晓古汉语而能承当。《诗经》的历代注释，歧义繁多，意旨交叠，《诗经演》依据哪些注释？是否必要注释？先已两难。
    词有虚实。辨实词，古称“明训诂”；解虚词，则曰“审辞气”。古字词来源广深，义项驳杂，读解《诗经演》，语言根底自是一重难关，更期待于诗学、诗意、诗史、诗论的多重涵养。
    而《诗经演》的注释过程，几乎形同“解释学”的再解释，其难度，不仅在学术，更是对智力的挑衅。《毛传》《郑笺》《诗集传》《毛诗传笺通释》等历代注释，固然有助于《诗经演》词义的破解，新造字词的化变之处补入相应诗文互为映证，也不失为有效参照。然而，犹如揽词章之兰舟而无以登岸，通古语之精要而失所依傍，传统注释不断受阻，甚或迷失于《诗经演》设置的语言陷阱，不得其解——运用全套《诗经》古语写诗，当代唯木心先生，因此这份注释工作也成为无例可循的个案。
    新诗三百首与旧经三百篇，通体同质同构，词句相与吞吐，被作者精心编织为同一文本。在阅读之际，但凡察觉其中一字一词的剔除、变易、置换、衔接，即要求读者随时跳离传统注释，据以新诗的上下句，自行领会。由此可鉴：作者随机嵌入而意涵深藏的古语新用——确切地说，是种种新意的古语化——乃是《诗经》的借用、反用、大用，其命意所在、旨趣所及，并非与《诗经》对接，而是《诗经》的蝉脱与间离。郑卫之风，淫奔之语，圣人不易，才有今日之睹。婉娈之情，肢体之舞，诗家落笔，乃成旧时之忆。今时之读者既须参酌、又须扬弃《诗经》既有的种种读解，易注为释，以释入注，始得窥知《诗经演》之斑斑用心。要之，“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才是破解《诗经演》之谜的前提。
    《诗经演》的注释，牵延经年，后期始得恍然：《诗经演》的“演”，便是对《诗经》逐字逐句的“注释”——古老的《诗经》，也竟因之转成历历注释《诗经演》的学术文本——诗人依据而改篡的分明是同一句诗，换言之，他所改篡者，正是他的依据，这种不着痕迹的自反自证，岂非注释的“注释”？既启示语言，亦是语言的启示。时代与语言的递变，创作和学术的分殊，均告弥合，以至消融。作者工致而机巧的文字游戏，假语言学路径，刷新诗学，以经典的重构，而寄托对于经典的高贵敬意。《诗经》经此演化，相形陌生，《诗经演》的字面则仿佛熟悉的经典：原来新诗可以如此之古，而古诗居然如此之新。
    每一汉字，原是一部文化史。可能没有一种文字像汉语这样，蕴涵如此精审而渊深的书写经验。德里达曾接引维尔曼《大学词典前言》的一段话：“在永恒的东方，一种达到其完美状态的语言，会根据符合人类天性的变化之道，从内部自行发生解构和变化。”——《诗经演》的百般化变，即在出乎语言的“内部”，泛滥而知停蓄，慎严而能放胆，擒纵取剔，精翫字词，神乎其技，而竟无伤，俨然一场纵意迷失于汉字字义、字型、字音的纷繁演义，也是一部赏玩修辞与修辞之美的诗章。以近乎文字考古学的能量，《诗经演》为现代汉语实施了一场尚待深究的实验，也因此明证诗的语言何以不朽。现在，一部久经注释的《诗经》，在木心先生这里成为可注而不可释、可读而不可解的《诗经演》——本人相信，这份勉力而为的注释工作，仅仅是解析《诗经演》的起始。

   太极之拳，其形、其意、其象皆有其规范。然初习者，拙力之体，非松圆之体。以非，何以达彼是？拘于彼是，则不至于彼是也。如何由此岸及彼岸，其中端倪值得深究也。世间习拳者，多拘于彼是，而不得彼是，欲至于规矩，而不得规矩。以此为根？或是以彼为根？何为其道？

   欲正，先散。欲大，先小。欲小，先大。欲规矩，先不规矩。为其道否？吾偶然感知，窃以为是。随心所欲，自然行之。以形感意，以意取象，以象领形，以形得意，周而复始。不求形似，但求意得。先得其意，以意感形，而后求其形也。得其意，形可万般变化，自由而为。是与非，彼与此，自由与规矩。为其一也。

   佛袓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然不以有为法作基，何以至无为之境？不借其假，何修其真？但又有执于有为者，执于无为者，皆是执于有为者也。执于两端，实为一端也。何以至此？不以本意本心为根也，空见大道诉之为言，不以明道。是以自知者，难以明他也。

   以此观天下之事，国之事，家之事，人之事。其理一也。反者，道之动。习拳焉？习道焉？一也。过程之理，不可不明也。克氏空其心性之言，西人内心为通向世界之路，亦合此理也。只是角度有异，思维方式有异也。再借佛袓一言：天上地下，为我独尊。不尊其我，何得其无我？

十字街头
拐杖
伴着她步履蹒跚

锦江楼上
孩子
依偎着母亲的肩

青城山下
孤寡
与千年古柏相伴

悠远天里
雪山
被晨光镀上庄严

落地窗外
夜灯
似红尘的媚眼

春风里
长发
卷起层层波澜

秋夜中
满月
听见声声轻叹

娑婆世界
缘深缘浅
斯人
如闲云般悠然
那眼
看见
每一瞬间
皆是永恒在呈现

       回成都后，和弟弟、静远，去拜访了赵堡太极的传人戚老师。他已经七十左右了吧，说话中气十足。或许是因为过去是工程师，又研究太极和道家的理论近二十年，讲出来的东西自是与众不同。还好我有点道家的常识，能够和老先生有一点点浅薄的共鸣。不巧的是，他近日要和老伴出门旅游，叫我等着，月底回来。期间他让得意弟子胡师兄教我们一些基本的东西。

       昨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胡师兄。一看外表和气质，就知道是修练多年的人。他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我们讲一些基本的原理。凭着他说话的内容，我知道他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内家拳都是一样的。所谓殊途同归，只是说法、词语、练习的过程有些不同。大成拳完全可以和赵堡太极互参互学。他讲出来的东西，更深刻而真切地印证了我对道家的理解。在太极拳这样的传统武术上，仓颉造字时就具备的形意互动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所谓以形取意，以意象形。不过这个形不再是字形，而是身形。但其中的意变化并不大。所以，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在内里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思维模式表现在古典的诗词、音乐、绘画、戏剧等等诸多方面。一般的意义上，我们说思维的时候，以为仅仅是大脑的问题。可是，最前沿的脑科学告诉我们，所谓的脑是包括整个身体的巨系统。那么，思维就不仅仅是大脑的问题了，而同时也是整个身体的问题。所以，身心意是一体的。这与基于逻辑分析思维模式的传统西方医学和心理学的有着特别的不同。也正是这样的不同，让道家的老子之言有了内明身心，外明世界的力量。这古代的、现代的，哪一个更现代？

       老子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於乡，其德乃长；修之於邦，其得乃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我们日常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谓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之至也。”

       这些文字里，揭示着最根本的人与自我，自然，社会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全息性空间关系。而不止于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说白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对付好了自己，就能对付好外在的一切。面对自我，认识自己，也不简单地仅仅是自我意识和思考的问题，而是整个生命系统的问题。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果能做到这份智与明，那就非常非常地不简单了。一是一切，明一者，能明一切。苏格拉底也说过：“认识你自己。”，但我以为他们的意思并不真正相同。

       纯正的传统精神已经大幅度的衰减了，古代先贤提倡的“修身”二字，在一些服务于历代王朝的文人手里，衰减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和教条的伦理道德。变成了种种空洞的概念，变成了所谓的思想。而和生命本体没有多大的关系。所谓的道德，也不再是老子说的道与德了。于是木心有了这样的感叹：中国不乏敏于礼数而钝于人心之人。五四以来，西风东渐，更是国人思维模式的大切换，激烈的民族主义把东方西方，传统和现代搞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看来，恐惧感的影响远甚于思想家们的力量。或许是因为思想家们的思想还没有真正形成思想吧。

       这样的改变同时也就是思维模式的改变，从一种形意互动的系统思维，变成了局部的逻辑思维。一种和生命本身有着直接交互的直觉思维，变成了机械的抽象的语言符号思维。一种右脑的思维，变成了一种左脑的思维。

       前些日子，因为静远在学画画。发现一本书很有意思《像艺术家一样思考Ⅳ：用右脑绘画》。出版商是这样介绍的：作者是贝蒂·艾德华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艺术教授，她的作品受到了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广泛赞扬，曾受到《洛杉矶时报》、《西雅图时报》、《读者文摘》、《时代》杂志等深度报道。她教授的以绘画思考的方式开发右脑、激发创造力的课程，广受世界500强企业认同，并将之纳入企业创意培训课程中。她的著作成为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企业的创造力培训课程用书。 其间的思维模式，慢慢地接近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免有些不爽，如果我们充分地认识了祖国的传统，或许所有的MBA教材都将改写，而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出最现实的也是最真实的价值。因为，未来的竞争会越来越复杂，我们不仅仅要向西方学习，还要向传统学习，去找到来自生命本身的力量，也就是内在自我的力量。

       可是，我们真的了解什么是中国吗？什么是中国的传统吗？或许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问一下自己。

     [按语：据说，北大、人大日前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内部记者招待会，就两校保存60余年的史学研究“梅花宝典”有节制地向外透露，此宝典属于“通吃性”指导大纲，适用于从大专到博士后史学研究的纲领性教材。]

     1、历史人物基本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2、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1949年以后的除外）。　

     3、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1949年以后的除外）。

     4、历史上主战派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战就是正确的和爱国的；主和派都是民族败类和汉奸，凡是主和都是错误的和卖国的。 　

     5、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时，少数民族都是进犯，汉族的将领是民族英雄；中国和外国发生冲突时，则外国都是侵略，抗击外国的将领都是民族英雄。

     6、我国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放火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　　

     7、任何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腐朽（1949年以后的除外）。

     8、任何朝代开始时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进步的，应该给予肯定的；结束之前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反动的，应该坚决否定的（1949年以后的除外）。

     9、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胜利之前都是革命运动；胜利之后都是蜕化变质（1949年以后的除外）。

     10、历史上除了党领导的任何革命最终的结局都是失败。

     11、历史上所有革命失败原因都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犯了左右倾错误、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等；以上原因实在没有，肯定就是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中外反革命联合绞杀。

     12、我国历史上的任何科学发明或创造，都比欧洲早若干年（不早的不要提）。　　

     13、我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疯狂掠夺；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别的国家。

     1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我们永远都是友好的。　　

     15、资本主义失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失败，则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16、我们现在的政策从来都是英明和正确的；过去的政策肯定是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等现在变成了过去，政策也就又开始变成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

      来自:一五一十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朋友推荐我选这门课，可是一直没有选上，是因为没有机会。今年我放弃了其他一门我也非常喜欢的课程，最终选择了这门课，当时很是心痛，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有收获，使得自己多年来保持的对自由平等正义的希望又重新活跃起来！

      这些年，在这所大学的确学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能力都有所收获，但是总是有点惶惶不可终日，感觉很是难受压抑，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的那种自我实现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变得躁动，用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觉得没有一个大学生愿意大学的美好时光在游戏当中度过，可是为什么游戏还是那么泛滥，我觉得不光是学生贪玩的原因，这其中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目前大学生很郁闷，几乎在每个大学都存在，一个国家的希望都处于郁闷与压抑之中，这太可怕了。无独有偶，老师讲了大陆与台湾的教育法的对比，这真如一个晴天霹雳，真的，没有对比，怎么能显示出差别呢？!

      我觉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如下：

      大陆教育法的解释是“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台湾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之实施，应本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之原则，以人文精神及科学方法，尊重人性价值，致力开发个人潜能，培养群性，协助个人追求自我实现。”

      大陆教育法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台湾教育法规定“教育应本中立原则。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或宗教信仰从事宣传，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亦不得强迫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或宗教活动。”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最应该放开的东西他抓的很紧，最宝贵的东西它却不让我们拥有，那就是独立思考的自由，对一件事情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最应该百花齐放的地方，它要一盆死水，统一于一种思想，一种舆沦，一种统一的官方口径，这是多么的令人感到压抑，我想这就是当代大学生郁闷的最深刻也是最本质的原因。他们像一只只锁在笼子里的雄狮，像一只只被绑住翅膀的雄鹰，他们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按照理想的方式去生活，和自己喜欢的异性谈恋爱，和最敬爱的老师去辩论问题，能在杂志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能在自己的领导更迭时，投上自己的选票；能在异地生活而不受户口的限制和歧视；这些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权利，我们都没有，甚至在自己被当作工具一样利用为别人出所谓公差，连一句维护自己利益的话都不能说，这就是现实。我们就像一件器物，让主官在领异间送来送去，还说这是为我们的利益。这真是天大的荒谬，居然在我们这所全国重点大学里真实的存在！但是一些同学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最宝贵的人权被剥夺，还在处处同已经觉醒的人辩驳。

      我曾经听到，有人认为高考制度是教育中最大的障碍，但是大家没有看到高考只是一种手段，如果加上一些卑鄙的目的，高考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要求从初中就学习思想政治，里面都是为一党做宣传的内容，不容许对一件事情有不同见解，因为只有一种标准答案。而且，持有不同想法的人就是没有前途，这样就把思想火花在燃烧之前浇灭，高考虽然没有政治，但是政治不通过，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这样，为我们的思想戴上牢牢的枷锁，使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条件，因为那样的代价太大，甚至以后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曾几何时，我觉得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是真的为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理想而存在的，只要我们刻苦努力，就会为自己打造一片美好的天空。可是，奋斗了这么多年，发现自己连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选票都没有见过，这真是天大的可悲。更让人难过的是，直到今天的大学，还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他的能力的唯一标准，把学生按照分数划分为三六九等，这本身就造成了不平等，还能指望自己都不平等的学生为弱势群体谋一平等与自由吗！尽管我们的学生还是有为弱势的人们呐喊的决心，但是，那也改变不了自己本身被动与无奈地位！

      当然，我不能满腹牢骚的只顾批评现有的教育制度，美国的教育也有自己的弊端，但是，真的没有比现在的教育制度更好的了吗，但是更公平更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根本的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我想，我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能不像现在的大学生那样郁闷，他能接受全新的充满朝气的教育，我想，这样的一天，也终于会到来！

来自:一五一十

      这些日子看凤凰卫视的“台湾风灾”报道，心里有不少的感慨：政客永远不可能和民众心连心，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我看到马英九照着稿纸，几分不情愿地、丝毫未见发自内心感情地向台湾人民道歉，心里对他以往的好感顿失大半。从他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是不太认同民众对“救灾不力”的指责，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大位，他不得不强迫自己低下头去。

      我看到陈菊等人，趁着马英九民望急剧下滑之际，邀请达赖入台“超度亡灵”，心里更是产生厌恶之感。如果说马英九只是能力不够的话，那么陈菊此举就是道德问题了。她是在趁机进行“政治勒索”，何必要借灾民的名义呢？

      借着天灾，台湾政客们纷纷登台表演，并从中牟利。可是灾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他们的痛苦其实是没放在政客心里上的。马英九要挽住下滑的民意，陈菊则是混水中摸鱼。而应邀入台的达赖，这次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明眼人都看出他也有自己的企图啊，宗教领袖龌龊的一面露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民主社会里的政客嘴脸，和专制国家里没有太大差别。政治这个行业是不讲道德的，再次在台湾风灾中得到验证。

      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人民可以发声，他们的悲伤、愤怒和抗议能够经由媒体和网络传递出去，能够到达政客的耳朵。他们甚至敢于用指头对向“行政院长”，要他“辞职下台”！

      亲人已逝，家园已毁，但人的尊严还在。这是我在台湾风灾报道中看到的另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在灾民们的愤怒声讨中，“总统”不得不多次鞠躬道歉，政府官员个个露出谦恭之像。

      这不由令人想起去年大陆发生的大地震。在那场夺去近10万人性命的巨灾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抱怨和愤怒的声音，除了哀伤外，就是对政府的一片感激。随后零星出现的质疑和抗议声，很快就消失地无影无踪。

      可以说，在那场灾难中，我们看到的尽是人的悲伤，人的渺小，我们很少看到人的尊严。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尤其是在建筑质量令人狐疑的学校里失去了孩子，人怎可能只是悲伤呢？

      相比之下，台湾灾民的表现更真实，更符合人性。相比之下，世人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我个人的结论是：天下政客乌鸦一般黑，但在有约束力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生与死都将更有尊严，生者有权声讨，死者有人道歉。

      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时会和外国驻华使馆官员接触，在他们的眼中，权力都伴随欲望，政客们都是肮脏的。但是，有一位西方外交官讲，“在我们的国家，政治和权力一样令人难以忍受，但幸好我们享有法律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和人是平等的。”

      他道出了相对真理。在民主国度里，一切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没有超越法律之上、脱离法律之外的“怪物”存在。政客们追逐利益，受法律限制，民众维护权利，受法律保护。在这些国家里，人民可以上街游行，可以集体罢工，可以投书媒体，可以举手投反对票。总之，他们有大声说不的权利，也有大声说不的渠道。他们的抗议声令政客心惊，夜里会做噩梦！

      人生在这个地球上，只是浩瀚宇宙之渺小一颗尘土，难以抗拒天灾，但是借由好制度的安排，人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人祸，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人的尊严。这就是从两岸两次灾难中，得出的一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