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伪自由主义的残酷本质
　　解析权贵资本主义重要成因
　　
　　思想界的章鱼——伪自由主义
　　
　　苏中杰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制度！），都是披挂着某种比较完整的、能征服人心的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否则的话，它一出头就要被打个稀趴烂，连站住脚的机会都没有。这几乎可以说是个历史定律。但这个历史定律在这30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大家发现了没有？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就没有靠可称之为意识形态东西。除了“改革”、“市场经济”这类鲜亮而却瘦骨嶙嶙的说辞而外，它身上比较完整的、能征服人心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是已知的社会主义，还是已知的资本主义？还是别的什么思想外衣？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管人们对“改革”的质疑，也不管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侧目，几乎是裸身狂奔，毫无顾忌，公然靠着不加掩饰的一路打劫而发展并稳固下来了。
　　 从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定律看，一个不得人心的制度要是强行登场，罪恶滔天，必然会激活与之抗争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恶，就发展了普世价值，出现了世界人权宣言。那么，具体对抗权贵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思想界几乎找不出。在权贵资本主义迅猛狂奔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如同死寂的坟场一样，其失语的程度令人震惊，令人寒心。
　　 原因是什么呢？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俘获了知识界。知识界人士，当为职位、职称和“研究经费”而忙的时候，当为同官场结盟而忙的时候，当为物色女学生进行“亲密辅导”而忙的时候，当为从掠夺来的盛筵中分得一杯羹而忙的时候，谁还为遏制权贵资本主义而奉献智慧呢？加上为配合专制主义而进行愚民的“辫子戏”、转移社会疼痛的“赵本山娱乐”、催生性激素的小说和余秋雨一类帮闲们的“含泪劝告”宣传，思想被窒息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就是思想界失语的全部原因吗？
　　 不，不是的。还有另一条更主要更可怕的原因：任何思想成果，都转化成了掐死新思想的武器，对抗权贵资本主义的思想力量根本无法萌生。
　　这个为权贵次本主义建立和发展而掐死新思想的任务，是由思想界的一个硕大无比的章鱼——伪自由主义来完成的！
　　 章鱼是十分丑恶而又令人恐怖的动物，雨果小说《海上劳工》中有较详细地描写。章鱼像蛋形的大球，没有动物的血，没有动物的骨，没有动物的肉。当然，这家伙更没有类似于人的血和肉了。它的一张皮里没有包裹什么，有8条触角，像手套翻出一条条指头似的，可以从里面翻出来，向四面伸开，犹如车辐状。“车辐”的中心，有一个孔，看起来，既不像肛门，又不像嘴，其实既是肛门又是嘴，进食靠它，排便也靠它。
　　章鱼猎杀对手靠的是8条触角。它每根触角上都有两行专用来吸血的吸盘，每行25个，一根触角上有50个，8根触角上共有400个吸血的吸盘！吸盘贴到你身上时，你的皮肉和吸盘之间便成为绝对的真空，与之无法分离，要分离，连皮带肉就要被一起揭下来了。这既不是抓，又不是咬，但比抓着咬着更可怕，因为抓和咬只是部分被撕裂，而吸盘着身等于力达肌髓，等于把整个猎物已经全吞进去了。它首先会使你肌肉臃肿，皮肉迸裂，鲜血喷射，神经痉挛，麻木瘫痪，失去指挥，任何一点挣扎的能力都全部丧失。继而，无数不洁的“嘴”犹如群蛇在你血管里爬行，使你和蛇成为一体不可分开。你这样就被缠着沾着，无能为力，“感到自己慢慢地被抽进那恐怖的袋子——那怪物的本身——里去了”！你在它被吸住时越想动，它缠得越紧，它的吸盘随着你的挣脱力的增加而增加——因为你越挣扎，你的皮肉和吸盘之间的真空度越高。这家伙没有角，没有爪，没有刺，没有牙，没有钳，没有毒，可是比有角有爪有刺有牙有钳有毒的任动物都厉害。
　　新的思想成果，就是这样被章鱼的8条触角扭曲，吞噬和利用的，具体如下：
　　以“社会主义”来打靶；
　　以“文化革命”封嘴巴；
　　以“暴民文化”来妖化；
　　以“又要革命”来施压；
　　以“理性宽容”来绞杀；
　　以“阶级斗争”来讨伐；
　　以“民粹主义”来践踏；
　　以“精英治理”来欺诈。
　　对章鱼以这8条触角来作恶的行为，本文分别说一说。
　　
　　1、以“社会主义”来打靶
　　否定旧事物，可以推动历史进步。但要看为谁而否定，怎样否则定，这是个关键问题。要是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必然掩护历史的不轨者以售其奸。
　　伪自由主义穿着鲜亮的T恤衫，上面印一些否定社会主义的字母，招摇过市，标榜自己是中国的思想先锋，沾沾自喜，长期以来，接受围观者的礼赞，并以这几个字母为子弹，投入战斗。其实，否定社会主义，并不是他们的思想成果，民间早有质疑。同时，越是官场上的人，越能对“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产生怀疑，许多人不过是把它挂在口头上作为维护个人安危的意识形态而已。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以说，许多官场上的明白人，都知道此刻是开始结束社会主义的时刻，至于以后“社”与“资”的所谓“争论”，只不过是一个挽回脸面，并向天下人给个说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时，权力早已盯上公产了，“官倒”普遍开始了，以至发展到无可遏止的腐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四项原则”也好，“特色”也好，实际上都是搞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掩盖窍公目标的宣传需要。这是“台面”上的语言，还需要有“台面”上说不出口的话来俘获内在社会心理，即说社会主义罪大恶极，当下的“改革”（窃公）不搞不行。这样，权贵资本主义就可以得到台上和台下舆论的双层保护。可是，后者的言说由谁来完成呢？，总不能由以往总把“社会主义”当主旋律来唱的权贵们直接说吧？不用担心，伪自由主义接过了这个任务。谁要反对“改革”（窃公），谁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都是极权，可是他们在逻辑上故意把此二者当成性质不同的、对立的两极。他们诉说社会主义之黑暗，并不是为了证明民主政治光明，而是要证明权贵资本主义合理，是正确的、唯一的历史选择。既然把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叫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不相容的两极，逻辑上已经定死，而且社会主义的黑是有目共睹的既定事实，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智力贫乏的知识界因此而失语了，找不到社会发展方向的左派民众和上层失势的毛愤大喊社会主义好时，正好让他们当成靶子来痛打。他们射向民主派的子弹也是这样，谁要是对这样的社会走向怀疑，他们马上打出一梭子：还要搞社会主义吗？在言说困难的条件下，民主派没有还击的余地。这样，他们既树立自己“自由派”的光彩形象，又尽到了维护权贵利益的走狗职能。
　　
　　2、以“文化革命”封嘴巴
　　否定文革，无疑是思想进步。正因如此，否定文革的进步思想也成了伪自由主义作恶时穿上的外衣。
　　文革之祸，源于高度的专制；否定文革，应该从否定专制入手；吸取文革教训，无疑也应从根治专制入手。而人和人不一样，利益追求不一样，否定文革目的也就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只要是否定文革的，就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是在否定和根治专制。权力失而再得的官僚和新贵否定文革，同民主派否定文革，所否定的内容是不同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但伪自由主义把官僚和新贵的目的包藏起来，把他们放到与民主派等同的政治价值上，蒙骗了许多人。还是丁学良先生最清醒。他在《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办法》中认为，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所以文革之后，没有多少人为普通平民遭受的苦难说话，而首先掀起的是“老干诉苦”大潮，配合“老干平反”， 以恢复被文革打得稀趴烂的官僚体制，稳固权力。当权力稳固，有了经济掠夺的专制实力之后，“反思文革”也就停止了，涉及文革内容的作品都列入禁区了，当然就更不用说否定文革的专制本质了。伪自由主义对文革的否定，也到此为止，画上句号，开始担当起利用否定文革来为特权服务的新任务。谁要严厉批评腐败，他们感到痛心，就嚷道：怎么，又要搞大批判了，啊？谁要是对权贵的批评言辞尖锐，击中要害，他们就大叫：红卫兵又来了！谁要是敢把揭露贪官罪恶的上访材料撒在街头，他们就出来狂嚣：这还了得，又要搞四大了！这时，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上身虽然穿是的否定文革的华丽胸衣，“魅力四射”，下身却同权贵穿的是一条裤子，肮脏不堪。他们让文革成了异议者的耻辱柱，谁对权贵的批判不合他们的心意，就把谁往这根耻辱柱上钉。于是，对权贵掠夺本来就失语的知识界，更是战战惊惊，欲言又止，嗫嚅含糊，生怕成为“文革式的恶人”。
　　言路的堵塞，助长了权力的疯狂，加剧了社会的危机。当这个危机没有化解的出口时，文革情绪真的来了。所以丁学良先生不无忧虑地说：“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另一方面我也忧虑的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伪自由主义者会正视吗？他们从来没有说文革情绪的回潮源于权贵作恶，反而继续以否定文革为名来为自己贴金，为堵塞言路出力，让权贵继续作恶。
　　3、以“暴民文化”来妖化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因何滞缓的问题，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早在1947年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回应西方经济学家的相关提问，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治乱相循，以致在周期性的震荡过程中耗尽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所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只有王朝的更迭，而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这一研究，虽然有马克思主义思维，但又离马克思主义远了些，因为它应合了自由主义洞穿世界历史的一句名言：“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思想新锐王学泰和任不寐，又都提出了“流民”、“灾民”和“暴民”说，描述中国走不出“大循环”的历史现象。视角新颖独特，发人深省。 这些学者，不管其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如何不同，但思想锋芒都是直指政治制度，都在唤醒人们致力于对统治权力的驯服，并不是要拿民众开刀为最终目标，当然也不是让无知而浅薄的“学人”拿来卖弄个人博学。
　　但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到了伪自由主义手里，要发挥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他们一方面生剥这些学说中的词藻，在没读过这类书的年轻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多才和思想锐利，一方面完全放弃了对制度的追问，同时怀着刻骨仇恨，把中国历史落后的罪名加在民众头上，把对现实的最大威胁锁定在民众身上，把民众当成中国社会的头号洪水猛兽。他们认为，民众的社会行为，最终结果都是产生皇帝，搞封建专制。因此，他们对处于泪水和血泊中的民众的维权行为，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必然毁灭“改革成果”，带来复辟倒退。有的公开提醒当局，说民众可能“动乱”。他们通过大量的偷梁换柱式的言说，吸引对上述学说感兴趣的知识人和准知识人，建立清高自负的“精英情怀”，享受个人“清醒智慧”的自淫，从而戒备民众，厌恶民众，敌视民众，完成了对民众的妖魔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完成，意味着对知识人和准知识人的洗脑成果有效，为权贵解除了大量后顾之忧。
　　请看他们从事洗脑后的具体成效。最近，有人竟然在网上公开说：要说当官的混蛋，那老百姓就更是混蛋。发言者虽然逻辑混乱，痞味十足，但结合其他文章来看，也可以算个准知识人吧。这不能说是整个知识界的观点，但至少可以说知识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当前的制度问题，也不是权贵阶层的问题，而是老百姓的问题。所以，老百姓该打该杀！这不是冷酷无情二字可以概括了的，而是直接主张血腥与恐怖。
　　长期以来，笔者对知识人堕落成残忍的、毫无人性的纳粹分子不可理解，而今则从被歪曲了的先进思想同权力的结合中找到了答案，真令人嘘叹不已。
　　4、以“又要革命”来施压
　　伪自由主义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就是对自己无法逾越、无法否定、污蔑不倒、丑化不了的事理，采用掩耳盗铃的态度，干脆视为不存在，自己另找一个名声坏的切点，避开已是客观存在的比较和对照，单向扩展，极力喧嚣，放大声响，开拓覆盖面，囊括天下，以达到自己想要否定的事理。这是无赖手段，也是文革手段。在否定革命这一问题上，他们用的就是这一手段。
　　他们不敢丑化华盛顿，也不敢丑化孙中山。他们不敢否定美国的独立战争，也不敢否定辛亥革命。他们不敢否定辛亥革命可以产生“五权宪法”，也不敢否定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独立宣言》中对革命斩钉截铁的肯定。他们就来个掩耳盗铃，把这一切视为人类历史上的根本不存在，而找来他们心中要面对的“革命”，把他们要否定的“革命”说成革命，来了个全面转贴，全面覆盖，以点代面，对革命进行全面的丑化，黑化，妖魔化。看似透视人性而也在揭示“革命”之丑恶的电影《色戒》早都可以出笼的“宽松”环境和策略性条件，也为他们丑化革命提供了方便。当革命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无比丑恶和无比恐怖时，当革命可以与邪恶划等号时，当革命是魔鬼的同义语时，当革命成了共讨共诛的对象时，他们就可以随意进行污蔑，威胁和恐吓了，知识界也被吓得不敢出声了。这时，正是伪自由主义大显身手的时候。访民和平上访，要是人多一点，他们就针对这类现大呼小叫：不得了，又要革命了！当公有厂子在全体工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官方卖出而让工人下岗，工人没法而去市里要生存权时，他们又面对这种普遍现象大做文章：不能让革命破坏改革成果！总之，凡是民众求生求存的行为和动向，都被他们视之为罪恶滔天的革命。
　　伪自由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老天爷长眼着呢，民众也没有瞎，他们肚子里藏的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不为瓮安的李树芬寻找出路，不为高莺茑寻找出路，也不为杨佳寻找出路，更不为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寻找了路。人们需要和平安宁，但这一切没有和平安宁可言，只有从限制权力入手来根治，才是出路。但是，他们不这样做，因为那得要权贵收敛权力的扩张与滥用，是要得罪权贵的，而拿民众的维权开刀，是最省力而且能讨好。他们要起到警察起不到的作用——让人们都胡涂起来，以献忠心。这是伪自由主义的首要的选择。为了这个选择，他们可以抛弃科学，罔顾推动人类历史进步两个动力：一个是革命，一个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改良，也无视于历史对此二者如何选择，是不由某些人说了算的。
　　我知道，伪自由主义还有正要讲出口的说辞，这里就来个未问先答吧：是西欧古老的民主传统和英国绅士的政治雅量，成全了圣雄甘地的英名。离开了这个特有的历史社会条件说三道四，只能是欺骗和麻醉大众。
　　5、以“理性宽容”来绞杀
　　理性的应用范围很明显，一是对事物的判断要使用逻辑，不是使用感情；二是处理问题方式，不要脑子热，要找出最好的办法。这两点都是以逻辑性思考为核心的，重理性就是重逻辑——科学性。所以，理性是个好东西。但是，这个好东西并不排斥激昂澎湃的表达，并不排斥义愤填膺的谴责，并不排斥义正词严的抗议，并不排斥一针见血的批判。因为这样的表达、谴责、抗议和批判，往往是依据一定的逻辑选择，所以也是理性的，内在是科学的。但在伪自由主义眼中，一概判定为“不理性”而予以批判。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民众怒火般的表达欲是有现实根据的，包括对其走狗——“精英经济学家”的谴责和批判，都是有现实逻辑的。可是，他们铺天盖地地抛下“不理性”绳索，把一切表达、谴责、抗议和批判推到反逻辑的位置。在这样的绞杀下，正义之声便都成了无理取闹了，他们的胡说八道反而成了真理了，助纣为虐反而是逻辑之必然了。
　　宽容应用于什么范围，许多人都清楚，我在《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一文中也提到了：宽容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即承认异议和合情合理性，其中也包含着谅解。在号召过“以人为斗”的中国，主张宽容当然是很有益的。但是，宽容并不是对邪恶而言的；对邪恶讲宽容，就是纵容邪恶，祸害善良。可是面对权贵资本主义到处作恶，面对其走狗们助纣为虐，伪自由主义要人们对之讲宽容，谁要是稍微批判得深刻尖锐些，马上就用不宽容来绞杀。经过他们的大力宣传，“不宽容”也成了邪恶的代名词，谁对权贵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们批得坚决，批得有力，批得深刻，谁就是可恶可恨的人。这时，他们把其主张的“宽容”当成擦屁股纸甩掉，对批评者怀着无比的敌视进行攻击。在他们的绞杀下，整个中国没有发现为宽容正名的文章，只有陕西作家狄马写出随笔来说话。绞杀得惨啊！
　　无可奈何之下，我写了一首题为《一只不会宽容的羚羊》的诗：
　　
　　子弹没有要了羚羊的命，
　　羚羊的四条腿还乱蹄乱蹬。
　　盗猎者捆绑时不便下手，
　　就骂一声这只羚羊不宽容！
　　
　　羚羊被捆后载到车上，
　　抗议之情化成裂人肺腑的悲鸣。
　　盗猎者听到后心里特烦，
　　就骂一声这只羚羊不宽容！
　　
　　屠刀对准羚羊的脖子，
　　羚羊发出绝望的喊声。
　　这喊声让持刀人耳膜震动，
　　就骂一声这只羚羊不宽容！
　　
　　羚羊的脖子被利刀一捅，
　　一股鲜血猛烈地向外喷涌。
　　鲜血喷到持刀人的脸上，
　　羚羊又被骂了一声不宽容！
　　
　　羚羊皮被凉晒在屋顶，
　　羚羊肉被摆到盛筵的正中。
　　一根肉丝夹在食客的牙缝里挑不出来，
　　羚羊又被骂了一声不宽容！
　　
　　为什么还安排天堂和地狱，
　　最后的审判把人分流向不同的路径？
　　万能的上帝仁慈吗？
　　他妈的，他也不宽容！
　　 只有郁苦，而无法改变被他们绞杀了的思想现实。
　　6、以“阶级斗争”来讨伐
　　人类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一般是用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来划分的。例如现在发达国家关于“纺锤型社会”最大的“中产阶级”和两端的阶级，还有以前说的工人队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些划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程度高不高姑且不论，但都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说明阶存在，也承认阶级存在，而且承认阶级存在者最早还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有阶级存在，就难免有阶矛盾。但阶级矛盾，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是民众同统治权力的矛盾。任何人，只要不是手握权力的统治者，不管占有财富的多少，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都是民众。只要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社会没有一个公平竞争、可以上下流动的平台，任何阶级都可能受到统治权力的欺负。比如中国的中世纪，农民受压迫，“地主老财”不也经常受到官府的敲诈勒索吗？所以，包括任何阶级在内的民众，同统治权力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任何阶级，要求统治权力建立社会公正的斗争，本质上都不是阶级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不是发生在阶级与阶给之间的。如果硬要把这样的斗争说成阶级斗争，那就是有意把统治权力放到一边，转移矛盾，挑起民众与民众的斗争，从而使统治权力的邪恶性得到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的伪自由主义，就起这样的作用。随着官僚体制的完备化和精致化，空前的、肆无忌惮的残酷掠夺，加剧了统治权力同民众的矛盾，民众对以权贵为主体的富人财富来源提出质疑，要求自身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的呼声和抗议愈来愈多。具体的事件经常发生在党政机关门外，人大、公检法和信访办门外，并没有发生在富人的豪宅，更没有撬开大老板的保险柜来大伙分赃。如此的质疑、呼声和抗议，正好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打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其历史的逻辑性，社会的正义性，方向的明确性，都是有目共睹的，并没有要搞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但是，伪自由主义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骂在嘴上：“愚民！”“暴民！”“刁民！”“百分之九十九有精神病！”“这还了得，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吗？”“当年打土豪的土匪又来了！”“中国还能回到以前，再搞阶级斗争吗？”“中国确实有人要像从前一样打倒富人，坐地分赃。”“现在确实有人想打倒富人，我是担心动乱啊。”特别是说最后这句话的家伙，对应着民众的维权活动与“动乱”挂起来，对应着巨款购来的大型现代化装甲车在大街上向民众示威的必要性，是在提醒权贵，用心极为险恶！
　　文革之后，“阶级斗争”已经臭不可闻了，以“阶级斗争”为罪名来抑制知识界的相关言论，讨伐民众的正义行为，是最方便和最有效的手段了。
　　7、以“民粹主义”来践踏
　　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萌动和维权抗争活动的兴起，不知不觉了冒出了“民粹主义”一词，且频频出现，使用率越来越高。大学者用，小学者用；大作家用，小作家也在用；如同传染一样，无名之辈也在用。这是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理论现象。可以说，有些人没有恶意，只是不求甚解，赶新偿鲜，胡里胡涂地表达一下对民众的轻视。但是，伪自由主义要特别一提了。
　　同说“要说当官的混蛋，那老百姓就更是混蛋”一样，伪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最大危险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民粹主义”。他们把“民粹主义”当成头号大敌，真是恨得咬牙切齿，胸中冒火，两眼出血。他们一向标榜自己宽容，理性，妥协，温情，可是一提起民众就怒目圆睁，提起“民粹主义”就怒火冲天。有一篇痛批“民粹主义”的文章，暴戾之气，怨毒之气，充溢全篇，自己的文风表现与作者强加并尽情痛骂的“民粹主义”表现一模一样。可是，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呢？作者又不打自招地承认，对“民粹主义”，至今没有一个固定而明确学理定义。既然如此，连概念都不清，如何批判呢？作者通篇从自己的感情出发，搜罗出属于情绪之类的东西，斥之为“病症”，发泄了一番个人的愤恨。又有一位作者还说得比较明确，认为“民粹主义”不过是民众通常的感情，可以支持做好事，也可以支持做坏事。
　　说民众有通常的感情是不错的，权贵们只要不是如章鱼一样长着一个口用用来既进食又排便的低等动物，也是有通常的感情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当下抓住民众的通常感情不放而大肆践踏呢？说穿了，要践而毁之的是民众的权利意识和追求平等的意志。
　　民众的通常感情，并没有上升到科学社会观的高度，容易跟随一定的政治风向走，是可以理解的。不要说是普通民众，就是不少好大好大的“大知识分子”，选错了政治道路，不也是常有的事吗？这不是民众怀有“通常感情”的错，而是政治导势的错，把板子打在民众的身上，如果不是胡涂，那就真的是别有用心。再说，民众的“通常感情”，虽然未上升到科学社会观的高度，但往往有自然法的底色，有时在通明世理上，未必不如“大专家”和“大学者”。但是，在长期的打压和禁锢下，民众的情志一直处于极为可怜和悲惨的萎缩状态。想到千百年以来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求生哲学和近些年的“跪着讨薪”及出于官员之口的“跪着暴动”、“恶意自杀”，总令人痛苦难言。80年代，诗人杨牧向跪地求上级主持公道的老人送上“大伯，你站起来！”的诗句，让人落泪。后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催问，使人为民之不争而扼腕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直是追求自由的中国仁人志士们深切的痛感。当今，民智稍开，权利意识初萌，起而争之，其历史社会意义相当重大，本当鼓励扶助，以培植公民人格，却如此践踏，居——心——何——在？
　　答案是明白的，伪自由主义就是要把这一切喜人的东西掐死在萌芽状态，以保障权贵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效果也确实不错，通过以“民粹主义”进行不间断的践踏，知识界不敢对民间产生的正常感情果断地肯定了，几乎都以“民粹主义”斥而贬之。
　　8、以“精英治理”来欺诈
　　精英人才和“精英治理”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名词，后者是社会行为。先看前一个概念。
　　什么是精英人才？人才观不同，理解也就不同。在统治者眼中，只要是才能高于普通人并能为统治权力服务的人，都是精英人才。而在宪政民主者眼里，“能以独立的人格、高尚的精神、顽强的意志、丰富的智慧和高贵的普世价值，为全社会打造囚禁权力之笼的人，才是精英人才”。而“学识渊博，技术超群，文才出众者未必就是精英，说不定还是人类罪人和社会渣滓。”“二战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研究细菌杀人的专家是精英？为希特勒策划战争的德国高级知识人是精英？还是以盖世之文才为希特勒当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精英？现在，中国为权贵抢劫出主意的‘精英经济学家’是精英？在文学界，是‘含泪’的余秋雨是精英，还是歌唱灾民‘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精英？在社会学方面，是宪政民主者是精英，还是精英主义者是精英？”
　　什么“精英治理”？精英治理就是精英统治，即就是实行人治。其结果是灾难深重的魔鬼世道。对此，人们都熟悉，奴隶主统治需要精英当统治者，封建专制也需要精英人才当统治者，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在“精英治理”过程中，精英始终是处于笼子外面的，老百姓拿他们没办法。而在宪政民主者眼里的精英人才，是用自己的才学打造囚禁权力之笼的人。笼子打造成了，如果自己实行社会管理，那么自己打造的笼子必然也无情地把自己关了进去。
　　所以这样的治理不叫“精英治理”，而叫“法治管理”。
　　认识文革毁灭人才的罪恶，恢复对人才的重视，是社会的进步。可惜的是，这样的进步也能被伪自由义引向极端，加以利用，放出狂言以行欺诈，为自己无耻的走狗行为辩护。他们使用的方法，一是利用社会在人才问题上的盲点，混淆两种不同的人才观，把有作恶之本事者和有行善之德才者都当成精英人才，以“专家学者”的头衔掩盖其为官商效劳的行径。二是利用社会对“发挥人才作用”与让人才当统治者的区别，公开狂叫嚣，说“社会应该由精英来治理”，明目张胆地抖售精英主义。这两种方法，都是以“精英经济学家”为主的伪自由义受到质疑、批判和强烈谴责时大量使用的，确实对他们起到了很大保护作用。从网上为他们辩护的言论可以看出来，被俘获者甚众：“学者应该尊重嘛，怎么动不动就批？”“否定人才的文革思潮又回来了！”“相信愚民起哄，是严重的反智行为！”“你们批判某某某，读了多少书？知道吗，那都是专家！”“社会就是需要精英，不要精英，难道能让一个农民治理？”更胡涂的认识竟然混淆笼子里面的精英和笼子外面的“精英”的本质区别，说反正都离不开精英，还不是一回事吗？
　　精英迷信和宪政民主常识的贫乏，限制了知识界的思维，为伪自由主义进行自我美化，自我保护以及宣传威权主义、专制主义以稳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以上8条触角作恶来看，我们不难理解思想界为何严重失语：因为几乎被伪自由主义这只可恶的章鱼全吞进去了。思想界神经痉挛，麻木瘫痪，理性的指挥没有了，任何一点挣扎的能力都已丧失。
　　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既不靠任何意识形态，又遇不到其他任何思想阻力而尽情疯狂的原因。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许许多多进步的观念和意识传来或产生之后，都会被用来为邪恶服务，从而让历史步入陷阱，让苍生继续挣扎在苦海。这个国家和民族，命苦啊，真是命苦啊！
　　在本文结束时，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者立论有偏颇，“左派”不是一直在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吗？这也是本文正要被充说明的一个问题。
　　 “左派”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倒是不假，但是，他们是用“毛思维”来反对的。这是“过气”的东西，在“经济大发展”的“新时期”，只有感情上忆旧的余热，而不具有思想阵地上的冲锋力，非但起不到积极作用，而且还被伪自由主义用来搞打靶表演，为其镀金长脸，迷惑憎恶“毛时代”而向往民主自由却又识不破他们真面目的人们。伪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体制内有话语霸权，在体制外又具有控制民主自由者的能量，也与“左派”如此益少害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