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老崔教育，对公共知识份子这个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简单的讲，人文主义知识份子堕落下去，就成了公共知识份子。这个概括基本很模糊，但是已经很能意会且准确了。因此，也能明白了为什么会拿余秋雨举例。

       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从人文主义知识份子到公共知识份子，这算是一种堕落吗？

       我看未必。

我们对知识都有一种深层次的敬畏感在里面，因此，当一个人被冠之以“知识份子”的头衔、标签（最近我比较喜欢用这个词）、印象之后，我们会对这个人有种心理上的道德期待（包括学术道德和人格道德），会认为他理所应当如何如何，而一旦他摒弃知识赋予的image，做一些人性里难以克服的事情的时，我们会立刻对此表示反感，认为他堕落了。我们对知识分子有着近乎苛刻的道德和人格的要求标准，这个标准很难被言及，也很难被发现，直到他有一天越过这条线。典型的如余秋雨，当他从书斋走向作秀的时候，四海一声叹息。

知识与人格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连带效应”，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小学时候我们对差学生的判断，当一个学生被认为是差生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觉得此人成绩差，不聪明，思想品德差，不团结友爱，不热爱党和人民，等等。优秀的学生则恰好相反，我们做此判断的依据的极有可能就是纸上的考试分数（即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知识，是个中性词；知识份子，也是个中性词。我们之所以后来会冠之以各种褒义或者贬义的色彩，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把道德或人格的判断加入里面了。将它抽离，则是还原成知识的原生态——文化和文明的一种传承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