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篇全州古代文人兴起之因，便有读者建议，如果能把衰落之因写出来，似乎更有价值。于是，遂有此篇。
全州桥渡谢氏自清代中叶的“庭”字辈以后，便与进士无缘了，后人似乎不敢望其“二谢”（谢良琦、谢济世）项背。尽管当过吉州牧的谢庭瑜退休还乡后，在大湾岭苦心建藏书楼，以期振兴族辈，但只出了几位举人。才湾村蒋氏自“良”字辈以后，也鲜有人才出。龙水村蒋氏人才之出则要悠长一些。
清嘉庆、道光之后，全州也出过一些人才，如名士、北京顺天府尹蒋琦龄，晚清名御史赵炳林等，但就整体素质而言，已经开始衰落了。其原因概而言之是，晚清乃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末世。首先是外族入侵，弄得国势日衰，社会性质改体，西方文化随之而来。其次是内战造成的土地关系变化，经济基础的破坏。再次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解体，使得与儒学相依的士大夫在中西交冲下，一代一代的变异。纵观蒋、谢二族的人文衰落，可知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哀以及社会解体的必然。
吸鸦片、好赌对中国农村的破坏
1840年，那场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以广西而言，受其破坏，则应列为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鸦片战争后，因广西紧邻广东，广东则为西方列强势力最早到达地区，列强借广东买办商人之手，溯西江经梧州，首先是源源不断向广西输入商品及鸦片。全州农村吸鸦片者无户不有，男子中甚至十占六七。据《全县志》载：清末、民国之初，“城市乡村，无不有销售鸦片之所。于是，嗜好成癖者益众”。穷人如此，富人亦然。一些大户人家过去富甲一方，园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后因子孙吸鸦片，功名又上不去，只好卖田卖地，变卖玉器、古董、家具，以至家族衰败。
继之则是赌博成风。县志载：“往昔防城经费，就赌博征收，县城及各市场，靡不演剧聚赌，趋之如云，孤注一掷，不惜千金，喝雉呼卢，夜以继日，相习成风，莫可挽救。”晚清名御史赵炳麟，于光绪三十一年丁忧回到家乡，见到由于政府参与抽收赌饷，开放赌禁，全州赌博成风，在他致广西当局《请禁全州赌博》的信中，把农村的赌况，描绘得淋漓尽致：“民以赌为事，父不能管其子，兄不能约其弟，几乎四民皆失正业。”全州“开场演剧，聚赌抽规，所在皆是。虽差役查至其地，大抵得数十元即缄默而返；团练局练勇更私收赌规，肆无忌惮”，以至恭城、平乐等地的赌徒，也赶到全州参赌。如果不严加禁止，不仅民利日蹙，且匪类潜藏。他建议地方当局派人严查，“遇有唱赌调、演赌戏者，立即拿办，倘差役、练勇受规放纵，一经举发，按律惩治”。
由此，农村之自然经济始受到破坏，民众日益贫困破产，士大夫家庭逐步没落，社会灾难更加深重。全州名门望族的读书人，不仅为接踵而来的外患而忧，他们依附在那个社会的家庭，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名门望族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思有所作为。如龙水蒋氏，他们的后人已经受到“实业救国”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实业了。曾任过工部都水司主事襄办的蒋实英，就总办过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八年回到广西，开办过广西富强工艺局，历充桂(林)全(州)铁路总局会办，广西农务总会，广西农林试验场总经理。但是，虽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压榨之下，民族工业的生存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无法展其所学。
西方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
全州自古以农业经济为主，县志中有“俗尚农桑，民知教化”。人们祖祖辈辈在田里耕作，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日程，一直延续至今。当然，那些名门望族中的部分成员，也许仅仅是这种生活的旁观者或组织者。
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小农经济，使社会变得狭窄。一户如果拥有数十亩土地，家道可称殷实富有。全州旧时分六乡，其谚语云：“长、万二乡出白米，恩、建二乡出刀枪，宜乡多苦累，富贵落升乡。”才湾、龙水、桥渡三个文人辈出的地方，恰恰属于“出白米”的长、万二乡，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区。生长在全州这块土地上的望族，往往在其高大房宇的门厅之上，镌刻色彩斑斓的“耕读传家”四字。这三个村村前均河水清澈如镜，游鱼可数，村后青山叠绿，鸟逐林间。河的对岸，则是良田千顷，疏密如画。想象200多年前的文化先人，手执一书，或徜徉河畔、或憩息柳下，或独自思索，或高谈阔论，应是理想的读书之处。
与这种农业经济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以孔孟儒学为宗，且世世代代仿佛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谁要是违背了孔孟儒学，另辟蹊径，都被王朝视为大逆不道。桥渡那位著名御史谢济世，因不按古本注经书，差点被杀掉脑袋，就是一例。
但是，中国疆界以外的世界已悄悄发生变化：当明朝嘉靖初年的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用传统的封建伦理，苦劝皇帝改变“尊崇所生”的主张时，西方人麦哲伦已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则在研究他的《天体运行论》；当清初有“岭南词坛领袖”之称的谢良琦，在兰陵任上醉酒放歌、吟唱他的悲欢离合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西方人研究星辰、天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的知识分子则研究四书五经，一头扎在故纸堆里。1840年，当龙水村蒋琦龄在北京殿试苦思冥想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当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用科技征服世界、清皇朝关闭已久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敲开之后，随之而来的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不断输入，先进生产技术与落后生产关系的交锋，中国的“黄土文化”怎么也抵挡不住海洋文化的冲撞，只有招架之力，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儒家学说的悲哀。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蒋琦龄在他的名疏《中兴十二策》中，沉痛喊出“自古薰莸不同器，华夷不并居，卧榻之前任人鼾睡，亦复何堪?”但清皇朝只有忍气吞声，割地求和的份了!
西方文化自沿海广东向内陆广西次递传进，全州地处广西最北，得西方文化的影响则是最末，加上近代陆路交通发达，汽车、火车、飞机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全州已失去了古代水路为主的交通优势。
不断的社会变乱，对经济基础的摧残
全州地处湘桂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方入侵中国的同时，频繁的社会变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兴起，以致经济基础的元气大伤。
查全州历史，数百年来，除东山瑶族及西延（今属资源县）间有民族起事外，老百姓安于本分。但是，周围地区不断的农民起事，却不时打破那些名门望族家园的宁静，使得放不下一张课桌。
道光、咸丰时期，《皇朝经世文续编》记载：广西民众暴动“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雷再浩、李世德(西延梅溪人，原属全州，今属资源县)，创“棒棒会”；道光二十九年十月雷再浩余部李沅发再度起事，其组织为“把子会”，雷、李“在新宁(今湖南境内)全州界瑶山内倡习邪说，立棒棒会，聚众潜出掠新宁……犯全州”(见《东华续录》)。继雷再浩起事之后，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军，于咸丰初席卷广西。《全县志》载：“咸丰二年四月十六日，洪秀全陷全州……因其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咸丰四年，邓正高率众数千人攻州城。咸丰四年丁巳春正月，黄金亮与陈永秀自恭城分走，永秀陷兴安，金亮攻全州”；“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石镇吉至全州，往扑州城……”又有东安蒋大骞，“咸丰五年破东安县城，楚兵击败，匿入全州境。”
这种此起彼伏、拉锯式的战乱，对社会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俞廷举后人俞筱石的私人著作，于咸丰丁巳(即1857年)这样写道：“甲寅(咸丰四年，1854年)冬，吾乡逆匪作乱，大肆焚掠，不特家资荡尽，房舍烟灰，而藏书万卷、图籍千箱，俱皆付之一炬，昔所存之文稿诗稿，同归于洪劫烈焰之中，徒为浩叹而已。”这本手抄本，纸片已破碎发黄，至今仍存在笔者案头。读这段150多年前的记载，我想，与俞筱石所居相距咫尺的大湾岭谢庭瑜的藏书楼，恐怕同样难逃厄运。
毫无疑义，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以“杀富济贫”为号召，这种中国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做法，使作为全州名门望族主体的地主富豪，首当其冲，危机重重。在这个过程中，直接依附于政权的那个阶级多在铲除之列。其次，长期的战争造成重征，又成为社会不可解脱的经济重负，其结果是大大加快了社会贫困化的进程。那位后来成进士、在湖南等地任官的赵润生，咸丰年间为避兵乱，小小年纪就随全家躲进桐油口子（当地的大山名）的深山老林，上午挖蕨根充父母饥，下午随父赵典臣读四书五经。
社会动乱容不下一张书桌，势所必然。龙水蒋氏的代表人物蒋琦龄在《避乱》诗中，对兵荒马乱、民情惊恐写得甚为真切：“两脚乱如麻，众哗贼已至。近山数十村，万鱼迫鼎沸。相牵咸入山，跣足亦蒙袂。牛羊滑路争，失势千丈坠。唬呼觅爷娘，僵仆填老稚。哀哉昧远图，奔走亦晚计。”
内患不已，则征战不已；征战不已，则老百姓苦难不已。这种苦难，不仅仅来自所谓的“盗贼”，同时也来源于以“保乡”为名、实则为非作歹的乡勇。这种清后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贼、兵乃为一家，作恶更甚。
蒋琦龄在“久甘梳剃竭闾阎”的诗句后有一注：“乡勇从征，始于川楚征匪。当时谣曰：贼如梳，兵如篦，勇如剃，然犹随兵后。近则皆勇无兵矣。”把只知扰民、不知保安的乡勇其贪婪、凶残之态，刻画无遗：遇贼则贪生怕死，遇到老百姓则耀武扬威，烧杀掠夺，弄得地方“皮毛已尽唯余土”。这种状况也使出身“累世为官”的家庭，在选择贫贱还是富贵之间，陷入重重的矛盾心理。蒋琦龄在另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两难的心境：“贫贱无以对亲戚，富贵又恐触危机。我生何者堪位置，昨未为是今亦非……”发出“但愿同为穷不死，岂更局促为人革几”的哀叹。
这种“但愿同为穷不死”的哀叹，不仅仅是代表了全州的士大夫，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社会物质财富(包括知识财富)的那个阶层――因为战乱使他们的经济基础受到了破坏和摧残。
商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影响
全州人素来重农轻商，一方面受儒家重义轻利的影响，一方面是长期受封建式的农业经济的制约，全州人世世代代以农业为唯一生计，一村一垌，形成一个个孤立、分散、内向、封闭的区域性小社会，人口很少迁徙流动。《全县志》载：“商业非全民所长，”家中日常用品，“不过乡里居民随处贸易，以谋朝夕”，“农民逐末者寡，专务农田，国课家食，皆仰于此”。
全州人耻于经商，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水土坚厚，地气刚劲”的全州县，民风淳朴，注重传统，因循守旧，不思变革。但当生产需要进一步发展、时代呼唤商品经济勃兴、经济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时，这种全州人的传统道德意识、思想意识，又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全州在广西的地位，以经济而言，至今仍然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则又以粮食为主。那顶“粮食最佳调剂之地”的帽子，恐怕作为历史厚重的包袱，还要长期戴下去。以有限的空间土地，养活与日俱增的人口，如果囿于一地，专务农田，不向外作商业扩张的打算，地方经济的振兴，恐难乎其难。
与相邻的湖南、广东以及桂东南相比，在这些地方，他们坦然经商，没有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对自身的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他们目光远大――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
越是优越的生存环境，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弱，反之，越是困难的生存环境，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回去吃‘老米’”――这是全州在外人员至今常说的口头禅，是因家乡有“老米”可吃。加上千百年来养成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不冒风险、因循守旧，这些农耕文化的固有观念，不知影响了全州多少代人。更何况名门望族“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
一个封闭太久的社会，一个世世代代厮守在土地上刨食的社会阶层，要想让他们树立四海为家的豪气，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方能领悟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探讨全州古代文人家族群体的衰落，对我们今天，也许是一件有教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