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月来，学校除了少部分留守的之外，基本都走了，整个校园变得很安静，开始有那么点不习惯。每每穿行其中，感觉有点迷失方向——虽然自己还是“三点一线”：家、办公室、牛王庙，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该这么走，往哪里走。本来是决定不回家的，在学校待着，或是出走，跟朋友开玩笑说暑假去乌鲁木齐，想来想去也觉得远，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还是回家吧，得看望日益老去的父母大人，得让他们知道，即便长大成人，我依然是需要倚靠他们的孩子。

     今天所有常规性的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在资料室和魏老师聊了一会，说起自己的打算，说起对世事的看法，这才发觉自己心里已经沉积了那么多的东西，阴郁的理不清楚。太久地一个人生活，好像变得神经质一样的脆弱，太多害怕、太多担忧，甚至有时候对于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小事情就可以难过不已——虽然那根本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伤害了自己，当然也伤害了别人。

     重庆今年的暑假出奇的舒服，没有像往年那样暴热，按照往年的情况，这段时间基本到了要人命的时候了，庆幸啊！下学期三门课，两门上过，一门新课，周8课时；虽然之于收入有些黯淡，但这可以迫使自己搞点文字去卖钱，以后也好说自己起码还是很卖力地码字的。

     不说了，写这些字只是想告诉这个世界我还活着！哦，忘记说了，最近在看Marguerite Duras的《L`amant》，美得很：

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

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我想，正是堤岸男子给予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一厢情愿甚至为之着迷的幻觉，才成就了这段唯美的爱情！难道我们所要的爱情不正是一厢情愿并为之着迷么？

      下午去星湖校区监考，那边的感觉比红河这边好的多——天没有那么热，而且满眼望去是无尽的生机之境。监考的是一门基础类课程，没什么新意的东西，可怜的是那群娃还要在教师里挥汗如雨地完成本就十分枯燥的试卷，想想自己也是那么过来的，有些想法，但是又表达不出来！还有些细节性的东西出现，我不知道怎么说，只想对某些学生说，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要像个学生，没有什么可牛拜的，在某些标准下，你狗屁都不是；但是，还是要记住，你就是你，你能做很多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

      现在的社会和学校的大环境变化很大，学生也跟我们那时候有很大的区别；总的来说，那时候我们更踏实，生活更单调，看的、听的、经历的要比现在学生少，而现在的学生比起我们那个时候的综合素质高了很多，但面对的竞争也更激烈，还有就是他们更浮躁。我想这不能怪他们，出了问题的是这个社会，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

      暑假的初步计划是留守学校，看书、备课，还有就是继续背单词。年初的考试，英语对自己信心杀伤很大，希望明年能够考的好一点；张红岩的那本红宝书已经跟我好几年了，舍不得扔掉，因为自己的念旧，在面对新改变的时候我更多地表现出懦弱的一面，也时候也很无助，最后总是不知不觉间回到原点，开始重复本就错误的道路。

      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在想自己的明天和意义。晚上，小欣子说看到毕业时候的合影有些难过，想老瞿了。她的话让自己也难过，看着跟他们的合影，想想他们现在该是什么样子，惆怅充满内心；虽然有时候觉得你们十分可恨，但大多还是觉得大家就是一家人，只是这种感觉到了现在——等你们走了的时候，才表现的那么强烈，好好加油！我也想你们！自己来这个学校快三年了，正在经历快速地蜕变之中，从一个梦想做一个好老师到仅仅是求个生活，对不起这些学生。有次上课，我对学生们说，说得好当个老师教书育人，说得不好就是混碗饭吃——我对自己的话感觉很悲哀，对我自己来说。衡量一个老师到底需要看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仅仅通过所谓的科研生产力——那些靠着版面费换来的文字，那该是更悲哀的；可自己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事情。

      江华要搬到主城区去了，又回归一个人的生活了。实际上，最近的15年，我基本上是一个人过活，爱好谈不上，只是习惯了。很多人，很多事可能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你想改变也不行，或许注定的就是更多的一个人生活的日子，更多的独行。一个学生告诉我，尽人事，安天命！我把它写下来，虽然不能够改变现状，但最起码来说，我做到了问心无愧，尽了人事。

      晚上听着歌，就那么一个人坐着，陷入无法排遣的低沉；大概是在学校太久，想想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进城了，我应该走出去，去享受生活，享受放逐的快感，不再坚守！

       学习传播学，不但要把握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而且应该了解这门学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门学问的系统理解。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正因为如此，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对辩论、对话、说服等主题进行了许多探讨；在中国渊源流长的古代文化中，同样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传播思想。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它之所以诞生在美国，有连个直接原因。一是美国是世界上传播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了最合适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在1933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大批欧洲学者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而逃亡到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许多著名的传播学家（如拉扎斯菲尔德、卢因等）本人就是流亡者，其他美国出生的学者也大多在欧洲接受过教育。因此，传播学虽然诞生在美国，但它在欧洲也有着深厚的学术思想根源。

       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源流，二是美国源流。欧洲源流中包括法国社会心里学家塔尔德和他的模仿理论，德国社会学学家西默尔和他得网络理论。

       塔尔德原是一名法官，1890年出版了《模仿的法则》一书，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的创始人。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对后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传播在人格形成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塔尔德还在1902年出版了《舆论与群集》一书，其中的学术见地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默尔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也是最早研究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并且最早提出了传播网络理论。

       在美国学术思想源流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杜威，库利、帕克、米德等人。

       杜威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始终认为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杜威的这些观点，至今影响着许多传播学者。

       另外库利为传播学和社会学提出的两个深远的概念以及帕克所在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等等，为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我们还应该提到李普曼对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贡献。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着，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版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人专门研究传播问题，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关心出发，附带性地对传播现象做了某种程度的考察。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着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研究。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监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将其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五W”理论）这个过程模式虽然带有单向性和直线型的缺陷，但它明确勾勒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对行程传播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卢因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当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

       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一是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而是他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两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影响。这项研究对否定“子弹论”起了直接的作用，但也开创了“有线效果论”的传统。

       传播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传统社会学科中接受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从与信息传播技术有关的通信工程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等20世纪的新兴学科那里汲取了新的动力。

       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对传播学的科学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50年代以后，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逐渐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传播学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即是由于它适应了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与传播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