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传播学,不但要把握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而且应该了解这门学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门学问的系统理解。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正因为如此,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对辩论、对话、说服等主题进行了许多探讨;在中国渊源流长的古代文化中,同样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传播思想。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它之所以诞生在美国,有连个直接原因。一是美国是世界上传播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了最合适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在1933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大批欧洲学者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而逃亡到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许多著名的传播学家(如拉扎斯菲尔德、卢因等)本人就是流亡者,其他美国出生的学者也大多在欧洲接受过教育。因此,传播学虽然诞生在美国,但它在欧洲也有着深厚的学术思想根源。
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源流,二是美国源流。欧洲源流中包括法国社会心里学家塔尔德和他的模仿理论,德国社会学学家西默尔和他得网络理论。
塔尔德原是一名法官,1890年出版了《模仿的法则》一书,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的创始人。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对后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传播在人格形成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塔尔德还在1902年出版了《舆论与群集》一书,其中的学术见地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默尔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也是最早研究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并且最早提出了传播网络理论。
在美国学术思想源流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杜威,库利、帕克、米德等人。
杜威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始终认为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杜威的这些观点,至今影响着许多传播学者。
另外库利为传播学和社会学提出的两个深远的概念以及帕克所在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等等,为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我们还应该提到李普曼对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贡献。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着,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版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人专门研究传播问题,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关心出发,附带性地对传播现象做了某种程度的考察。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着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研究。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监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将其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五W”理论)这个过程模式虽然带有单向性和直线型的缺陷,但它明确勾勒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对行程传播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卢因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当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
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一是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而是他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两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影响。这项研究对否定“子弹论”起了直接的作用,但也开创了“有线效果论”的传统。
传播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传统社会学科中接受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从与信息传播技术有关的通信工程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等20世纪的新兴学科那里汲取了新的动力。
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对传播学的科学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50年代以后,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逐渐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传播学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即是由于它适应了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与传播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