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屠格涅夫著，石枕川译，第十章：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双手一摆：
    “您这话倒叫我不明白了。您是在污辱俄罗斯人民。我不能理解，怎么可以不承认一应准则和规范。我们行为的依据又将何在呢？”
    “我已对您说了，大伯，我们不承认权威，”阿尔卡季从一旁插话。
    “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巴扎罗夫说道，“现在最有利的是否定，所以我们就否定。”
    “否定一切吗？”
    “一切。”
    “怎么？不单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听来都觉得可怕……”
    “否定一切。”巴扎罗夫不容置辩地说。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眼睁睁地看着他，这话太出意料了。
    但阿尔卡季满意得脸上放出红光。

    …………

   “我们去破坏，我们是摧枯拉朽的力量，”此时阿尔卡季插话。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瞅了侄儿一眼，嘿然而笑。
    “是的，力量本身不承担责任，”阿尔卡季腰干一挺，说。
    “可怜的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动了气。“你有否想过，用这些危言耸听之词，在俄罗斯你支持的是什么吗？不，即使天使听见了这话也要发疯！力量！加尔梅克、蒙古的游牧民族才讲力量。我们要力量干吗？我们珍视的是文明，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亲爱的先生，我们珍惜文明之果。你们会说，这种果实一文不值，但即使是个庸才，un bar Tbouilleur①，一个一晚上只挣五戈比的舞池里的乐师也比你们强，因为他们代表了文明而非蒙古人的粗暴！你们想象自己是先进人物，但你们只配住加尔梅克人的帐篷！力量！最后，请你们记住，大力士先生们，你们统共只那么三四个人，而他们的人数达千百万，他们绝不允许践踏他们的神圣信仰，他们却能踩死你们！” 　　①法语：一个画匠，画工。
     “踩死活该，”巴扎罗夫说，“不过结果如何，现时还难肯定。我们的人数并不如您认为的那样少。”
    “怎么，你们当真要想制服所有的人？”
    “您知道，价值一戈比的蜡烛却焚毁了莫斯科。”巴扎罗夫回答。
    “啊，啊，先是魔王撒旦似的骄傲，继之以嘲弄。瞧吧，年轻人便是这样地被诱惑的，没有经验的幼嫩之心便是这样地被征服的！快来欣赏，其中之一便坐在您的身旁，恨不得向您顶礼膜拜呢！（阿尔卡季皱眉别过了头。）这种传染病现在蔓延得很远，我听说我们在罗马的艺术家不愿把脚跨进梵蒂冈，认为拉斐尔几乎是个笨蛋，就因为拉斐尔是权威，但他们自己呢？没有一点儿能耐，没有出息，他们的想象越不出《泉边少女》，就算画了《泉边少女》，那少女被画得丑陋不堪。依您看来，他们是好样儿的，对吗？”
    “依我看来，”巴扎罗夫说道，“拉斐尔一文不值，他们也强不了多少。”
    “好得很，好得很！阿尔卡季，你听……当代年轻人就该有这样的口气！他们还能不跟你们跑吗！过去年轻人要学习，要工作，不愿被认为不学无术，而现在只消对他们说一声‘世上的一切都是胡扯蛋’，于是万事大吉。年轻人听了当然高兴。不久前他们是空谈家，如今忽然成了虚无主义者。”
    “您所夸耀的自尊走样啦，”巴扎罗夫冷冷地说。而阿尔卡季在一旁满脸通红，眼睛冒火。“我们扯得太远了……最好就此打住。”他站了起来，又补充了一句：“您如能举出当前的一种制度，无论是家庭生活或是社会生活中的，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那时我再来赞成您的高见。”
    “我可以举出千万种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高声说，“千千万万！就以村社为例。”
    巴扎罗夫扭嘴冷笑。
    “关于村社嘛，”他说，“您最好跟令弟去谈。村杜啦，连环保啦，戒酒啦，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什么玩艺儿，他眼见得多了。”
    “家庭，还有家庭，他一直保存在我们的农民中间！”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差不多是在嚷了。
    “这问题我劝您不细究为好。您大概听说过扒灰老头的事吧？请听我说，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您且用一两天时间去好好想想，一下子怕难以找到案例的。您去分析一下我们的各个阶层，然后对每一阶层作仔细研究，眼下我和阿尔卡季要……”
    “要嘲笑一切，”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接茬道。
    “不，是要去解剖青蛙。走吧，阿尔卡季。再见，先生们！”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我不认为这是您的罪过；我自己也曾长期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且，虽然作了各种努力，我还是多次回到了那种状态。当人们刚迈入青春时代，会觉得自己面前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幸福或不幸的整体，这个整体会成为你的命运。我并不这样看，我们的期望或恐惧过多。几乎没有哪个人一直走背运，也没有谁一直都幸运。所以，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坏，而是某种由好坏两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期待，亦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恐惧，而应努力把它看作一个既不令人厌恶也不让人狂热的东西，看作一个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能终止，重要的是使之变得能为人承受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请您不要认为，我是在未经内心激烈的斗争而对人生产生如此看法的，也不要认为，我一直都有这样的认识；像和您和所有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内心也有一种强烈的激情，它驱使我追求无限的幸福，并且仍我认为，没有这种幸福便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但是，请你相信，这是一种应与之斗争的虚弱情感，它不是男子汉的气概，也根本不会产生男子气的东西。生命既非享乐也非受苦；它是我们承担的一项严肃事务，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好地完成它。亲爱的朋友，我向您保证，每当我能这样看的这一问题时，便能从此种想法中汲取巨大的内在力量。这使我能更为镇静地面对未来，有更多的勇气去承担痛苦、烦恼、平淡乏味，以及现实的庸俗，也少了那些过分的欲望，不管所欲望的是什么。我已经感觉到，我不太容易气馁，所期待的也不会太多，我很容易对现实感到满足。
还有一种年少时的空想是特别需要提防的。当我开始思考时，我曾认为这世界上满是已经被证明的真理，所要做的只是去好好观察和认识它们。但当我试图对事物进行认真的思考时，我发现的只是些纠缠不清的疑惑。亲爱的夏尔，我无法向您表达，这一发现使我处于怎样可怕的境地。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同一个头晕目眩的人相比——仿佛他脚下的地板在发抖，他周围的墙壁在晃动。甚至今天，我想起那个时期仍带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可以说，当时我同这种疑惑进行了激烈交锋，而且这样做时我很少会感到更多的失望。但是，我终于相信，追求绝对的、可以论证的真理，就像追求完美的幸福一样，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努力。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值得人类完全信任的真理，而是要请您相信，这样的真理为数甚少。对于多数观点——认识它们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可能的东西，一些近似性。对这样的现实灰心失望，就是对作为人而灰心失望，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本质中最不可改变的法则之一。既然不能对任何东西有确定的把握，人类是否就因此而不应再努力呢？这当然不是我的信念。当我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时，我会仔细权衡肯定和否定方面的因素，我不会因为无法达到完全的信心而灰心，我在行动时就像我不曾迟疑过一样；之所以要这样的行动，是因为经验告诉我，即使有可能走上一条糟糕的道路，利索而富有冲劲的冒险也要比迟疑不决或行动不力好。

——托克维尔致夏尔·斯托菲尔，1831年10月22日于费城
《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 译，30-32页。



活着就得独自活着，
并把喊叫变成安静的言词。
何必惊扰那世世代代的亡魂，
它们死了多年，还得重新去死。

——欧阳江河《冷血的秋天》

“把上面提到的东西编成一个很有学问的、想让人原谅他的著作的士兵的生平故事，可能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这些被简化了的背景材料是虚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轮番地控制着我的头脑，每一个人物出现的时间都不很长，但倒了台的暴君很快又恢复了他的权力。这样，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军官的形象，他迷信纪律，但却快快活活地在同他的部下一起过着艰苦的战争生活。他是个对诸神想入非非的阴郁的幻想家。他是个为了片刻的晕眩而准备豁出去的情人。他是个整天躲在自己的帐篷里，在油灯下研究地图，对自己的朋友并不掩饰他对世界的发展方式表示蔑视的年轻副官。他是个未来的政治家。但是，我们别忘记，他是个卑鄙的奉承者，为了不让人讨厌，他心甘情愿地在御膳席间喝得酩酊大醉。他是个以可笑的自信高傲地去解决各种问题的小青年。他是个轻浮的、一句俏皮话就能毁掉一位好友的夸夸其谈者。他是个像机械一样准确地去完成其斗士的卑劣勾当的士兵。我们尚需指出，他是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闲人，他既像我，也像其他所有的人，是万物的普通玩偶，他只不过是一具躯体，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为一股香味而分心，为一点声息而凝神，神思恍惚地专注于一只蜜蜂经久不息的嗡鸣。但是，渐渐地，一个新来者出场了，他是个军事指挥官，是个舞台导演者。我了解我的演员们的姓名。我为他们安排说得过去的出场和退场。我删去那些无用的接台词。我逐步地避免一般化的效果。我最终学会了不要滥用独白。久而久之，我排演的剧造就了我。”

——摘自《哈德良回忆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陈筱卿/译，东方出版社2002，59-60页

[queenie注：动人的书，可怕的翻译腔= = 但最好的文字即使烧过之后也能剩下点什么吧。]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朱泱 等译 商务1991 p.273-294

“这里，我们暂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贝卡里亚身上。贝卡里亚是意大利的A.斯密。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成就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至少在1770年以后，天赋肯定较高的贝卡里亚把才智贡献给了米兰共和国，而斯密则把才智贡献给了全人类。
“……作为经济学家，苏格兰的贝卡里亚（指斯密——译者）是否更加伟大？如果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人的著作来判断，斯密当然更伟大。但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不仅应考虑到次序问题，而且还应考虑到，1770至1776年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时期；尤为重要的是，《国富论》是毕生劳动的成果，而《要义》只是讲稿，而且是作者不愿发表的讲稿。……我们认为，《公共经济学要义》与《国富论》的差别主要是由所投入的劳动量造成的，这无论如何是理解斯密成功奥秘的一条重要线索。
“关于斯密及其平平稳稳的一生……他办事认真，勤奋努力，讲究方法，充满自信，高尚正直。对于前人，该感谢的他都表示了感谢，但却不很大方，从不象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批评他人时，斯密显得气量狭小，不那么宽宏大量。他所具有的勇气和活力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的态度，刚好适合学者的工作需要。
“……不管他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但是，现在读者应该看得很清楚，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读者会看得更清楚，即使斯密所鼓吹的政策与本书的论题有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出与上面不同的结论。据杜戈尔德·斯图尔特说，斯密本人确曾（在175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自己最先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理由是他早在1749年就讲授了这一原则。他的所谓天赋自由原则，一方面是政策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分析命题，……斯密从来没有把这两者十分清楚地区别开来。不过，无论取这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意义，前人例如格罗秀斯和普芬多夫都已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天赋自由原则。……这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斯密在比前人更加有力而全面地陈述这一原则时，在主观上感受到了发现新事物的那种颤栗，或者甚至在1749年以前的某个时候，斯密确实独立地“发现”了这一原则。
“但是，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在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因为他未得做的事情。……他时常把讲台变为审判台，对各种事物大加褒贬。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
“……《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功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在大约五十年中，……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得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一个演员走到帷幕前面，向着观众，抱歉地演唱收场白
尊敬的观众，
现且莫烦恼；
结局不合理，
我们明知道。
原浮想，是段金色的传奇佳话，
到头来，结尾却是这样糟，
同人自感惆怅出意料。
还有那，闭幕后惹起的诸多问题，
仍得靠大伙在家般地自由去品嚼。
可惜我们不能瞒：
你们不给提意见，
我们马上要破产！
我们自己，诚恐又诚惶，
绞尽脑汁费思量。
积重如山，答案在何方？
我们找不着，财神去找也难办。
换个当事人不会有这事？
另换个世界才能没此事？
换批神仙就没事？
神仙不来更没事？
我们是垮了，不单演戏做样子！
唯靠诸位解难题：
请即亲自想仔细，
帮助好人好到底，
能够采取啥方式。
诸位观众请开始，
为你自己找结尾！
这个结尾定要美，
必定必定要美好！

——布莱希特《四川一好人》，黄永凡 译


“你们的凡躯俗体，在金光中投下阴影……”
——同上，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