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中关村的大楼，换成王府井的商店；把那些数码产品换成衣帽鞋袜——这里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热闹而混乱？
这里已经修好了一个地铁站，一条贯穿东西的地铁线经过这里；再过两个月，另一条纵贯京城南北的地铁也将经过这里。这里早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村庄，三十年前的科学院，二十年前的骗子一条街，尽管这三种身份至今还深深的烙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
我说的是那个最喧闹的中关村，中国的“硅谷”，若干梦想发酵的地方。在这附近，联想和四通从小屋里长大，清华北大的高材生骑着三轮车叫卖电脑，已经老去的三大门户和正当年的百度，越洋而来的微软和Google，密密匝匝的挤在一起，最聪明的人在公司和公司间流动，带着财富和传奇的故事。
但是这块土地的标志，不是上面所说的任何一家公司大楼，更不是立在马路中间的DNA模型，而是永远喧闹的海龙大厦，太平洋大厦，以及他们的后来竞争者鼎好大厦和电子E世界，还有不远处的“硅谷”大厦，科贸中心，数码大厦。
它们是世俗的中关村，每天营造巨大的人流和翻滚的声浪。电子E世界巨大的外墙屏幕，整夜整夜闪烁巨大的字母“e”，夜幕中呈现一幅未来生活的图景。而到了白天，这里就如同任何一个小镇的集市，拥挤不堪。这里是中关村大街最宽的地方，也是最拥堵的地方。整条马路像一个广场，密密麻麻停满了堵在路上的车辆，在车与车之间是穿越马路的人群。从马路这边到马路那边，人挤着人，摩肩接踵。这里没有冬天，每一天都是烦躁的盛夏。马路西边，你能一气数出四五家“迪信通”，它们和夹在它们中间的商铺，全是卖手机的，店门口的大牌子让你相信，手机比一顿大餐也贵不了多少；在人群再向北走，就像来到了旅游景点的小商品市场，一个一个的遮阳棚打造出500米长廊，长廊边上的小摊成堆成堆的摆着数码产品——优盘、移动硬盘、MP——3、4、5，跳舞毯、鼠标，甚至还有笔记本。这些“高科技”产品价格都低得吓人，都是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倒像是早市结束时卖不出去的菜，成捆成捆地便宜甩卖。
我从这里走过天桥，要经过对面的海龙和E世界，到不远处的大超市去买东西。在三分钟的路程里，我经过了一个被“母亲”带出来讨饭的病孩子、一个贩卖“佛”字的残疾人、一个坐在路边讨钱的小男孩（他正在专注的用吸管喝一杯可乐）、两三个抱着一盒藏饰的小贩、一个坐在路边为手机贴膜的大叔、一个抱着孩子问你“发票要么”的大姐、还有这位大姐的同行，他冲我冲过来，在经过我的时候重我问了一句“要发票么”，看我目光呆滞，马上就冲向了下一个人。
在这段路程走完的时候，我手上还多了两份传单，一份请我为孩子报名参加中高考辅导班，另一份则劝我带女朋友去美容。
这就是中关村。我混乱而迷茫的住所和单位。在过去的六年中，我总是在赚到几百块钱后跑到这里，加一个内存，换一块硬盘，买一个鼠标，找两块电池，有时则是陪人买一个镜头、换一台电脑。每次付出钱去，拿回一个不轻不重的小玩意儿，心里总觉得空荡荡。
还有的时候，我闷的无聊，也要骑车十几分钟，从学校赶到这里，随便找个楼逛一圈，什么都不买，然后下楼来骑车回校。这个时候中关村那些看车的老大爷就会出现，跟我要三毛钱，有时是五毛钱的停车费。我说别的地方可都是两毛哇，大爷的手可是没缩回去。我拿出三毛钱再骑车回去的时候，心里总觉得很茫然。
大四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北京台做出镜。有一期节目就是在中关村，我扮演一个盲人费力的在盲道上行走——那时候奥运还没来，中关村所有的盲道上，都停满了自行车。我作为一个跌跌撞撞的盲人，在盲道上走的十分痛苦。演出很顺利，直到最后的一个插曲。我“摔倒”在盲道的缺口，十分无助。一个大姐走过来，把我扶起来，问我去哪儿，要找谁。我闭着眼睛，不敢睁开，靠机灵的脑袋回答她的问题，直到听到有人喊“嘿，别逗了，人家拍电视呢！”
后来我在录像里看到，那个好心的大姐红着脸离开了镜头。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台。
再后来，我经过中关村，发现盲道上一辆自行车也没有了，现在去看也是这样。
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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