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０４年“凤凰卫视”的一期“纵横中国”栏目陕西篇中，谈到近代的陕西人时，作为特邀嘉宾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动情地讲，“我特别欣赏蒲城人，他们是关中愣娃的代表！”

       陈忠实先生列举了近代史上两个响当当的蒲城人：一个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一个是抗英名相王鼎。王鼎，曾任嘉庆、道光皇帝的老师，鸦片战争爆发时，任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相当于如今的政治局常委）。当林则徐抗英获罪而被遣戌伊犁时，74岁的王鼎向道光皇帝痛陈签协议割香港的深远危害，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活着的秦桧。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殿上扯着道光皇帝的龙袍苦谏仍不听。绝望中，王鼎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８日深夜，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任，林（则徐）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圆。林则徐闻噩耗后悲痛万分，写下了“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的感人诗句。王鼎死后81天，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东方之珠——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的屈辱史拉开了序幕。王鼎死后２２载的１８６４年，林则徐平反昭雪后出任陕西巡抚，专赴蒲城吊唁王鼎并守丧三个月。
       蒲城，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的旱塬上，自然条件艰苦。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蒲城人喝的是从地下几十米吊上来咸济济的苦井水，吃的是硬梆梆的“椽头蒸馍”，所以蒲城的愣娃特别直、也特别愣。

        说到陕西人，人们自然提到关中人；说到关中人，自然又会提到“南方秀才北方将，关中愣娃坐一炕”这句谚语。作为关中愣娃代表的蒲城人，王鼎的死谏和杨虎城的兵谏，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集中反映了关中愣娃不动摇、不信邪、不虚伪、不媚上、不畏强、不凌弱、不徇私、不怕天、不怕地、不要命的“二杆子精神”。
        有一次，我陪几位上海朋友游览秦始皇兵马俑。我指着坑里所有的将军和士兵说，他们都只戴头巾、不戴头盔，而当时秦国的冶炼制造技术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发达的（铜车马就是一例），为什么？我的朋友直纳闷。我的解释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秦始皇的军队既愣又不要命，这样的军队焉有不所向披靡的道理？！

 　　１９９９年底，重庆市举办“本世纪在重庆最有影响的１００位人物”评选活动，结果，我们蒲城人占了两位——爱国将军杨虎城、水利专家李仪祉！前者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最后在重庆壮烈牺牲；后者为八年抗战的陪都——重庆，主持兴建了大量的基本建设项目。 
        “蒲城人在重庆”，这是我那年发表在重庆报纸上的文章题目，在周围人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对我们蒲城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