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柏邦妮
　　
　　喜欢陈丹青其人，其文，大概因为他性格饱满，自由，独立，真实。如果真有所谓的文艺界，又或者文艺圈，也算是见惯了三十不立，四十不惑，格外坚定油滑的人物；也见多了曲折玲珑，精乖细巧的人物。世情如何，岂能不知，只不过大家不声不响，不管不顾，花花轿子一起抬。谁知竟然有陈丹青这样放纵恣肆的人物，偏偏就要捅破天机，三两下撕扯开那层窗户纸，一把掏出肝脑涂地一窝肚肠，血淋淋的好不狰狞。陈丹青就有这样的生猛。
　　
　　然而，他也有别样的妩媚和精致。陈丹青好玩，好看，我以为是他一身担负了许多大矛盾，纹理错综，且都协调自在，从容并处，所以才呈现质地的斑斓。他是今人，却有魏晋的风度，民国的气质。他画西画，文字却秉承国学的脉络。他是上海人，说话有靡靡南音，有一种矜持和柔软，引人怀念，然而他骂起人来，却完全是北京腔调，粗而不鄙，十足的江湖。他的文章亦是如此：当今之世，少有用字如此精当简峻者，少有行文如此光明磊落者。因个人际遇，他有眼界，有胸襟，因个人心性，他又有情怀，有真心。写到幽微之处，突然他会爆几句粗，恰如临锅的胡椒，破掉寡淡，破掉精细，格局为之一大，往往神采全出，令人会心一笑。陈丹青的字，是有神采的。
　　
　　有时先生说：他们一旦看见一个不愤怒，不骂人的陈丹青，就觉得这不是陈丹青了！当然，他不是当真抱怨。我其实理解大众，因为我就喜欢看先生骂人。他骂人好看，也好听：骂得全在点子上，通透，痛快。迎战时，锋芒毕露，机智随性，回避时，腾挪如意，退也如进。骂人，颇能见性情。
　　
　　喜欢陈丹青的人，往往因为他敢骂，敢说。不喜欢陈丹青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太敢说，太敢写。这一点，从“多余”到“退步”，从“继续退步”到“荒废”，从无改变。在新书《荒废集》的序言里，先生自己说，这本书应该叫“缄言集”，缄言，就是闭嘴。一个放言的人，居然取名闭嘴，这里头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苦涩。《荒废集》其实繁盛：讲阅读，讲艺术，讲市场，讲知青，内容时新，亦讲去年的盛事与灾难，有随笔，有访谈，有日常生活。他写鲁迅，也写范冰冰，在同一本书里。内容看似芜杂，但却并不纷乱。因为陈丹青的气息是连贯的。
　　
　　我庆幸这个时代，有他这样的人与我们“进行时”，与我们共经这一遭人世。有时看去人的书，我常常在想：若是谁谁谁还活着，眼见得如今这个世界，他会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写？陈丹青的书，不必多介绍，就是他在活，在看，在想，在写。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一个断裂的文化。陈丹青的写字，他的说话，他的浩叹和咆哮，我想，正也是一种努力，续接那道受伤的文脉的努力。
　　
　　因为新书《荒废集》与陈丹青聊天那日，幸好他没有缄言。我们一路聊下去，从电影到纪录片，从文革到民国，从台湾到日常，从学院到教育，从北京到上海……聊得殷殷实实，和风细雨。开始，微微有点不习惯这样的陈丹青，太平静，随即，更加喜欢这样一个陈丹青：双臂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并不高高在上，声音有一点儿疲倦，真实恳切，知无不言，滔滔而并非不绝。世人只见他峥嵘凶猛之处，却难得见他波澜壮阔下，静水深流之处。方才看黄集伟有一句话，讲得好，是讲一个写作者的气象。我以为，风云翻滚，是一种气象，云深不知处，也是一种气象。和陈丹青先生聊天，真能感觉到天高地阔，云卷云舒。
　　
　　谈话部分：
　　
　　出名要趁早
　　
　　绿妖：请问您小时候就开始画画吗？我小时候写东西，父母总是说不好，很自卑。
　　陈丹青：父母这一关其实是第一关，每个人都一样。我童年的时候，把画给家里人看，他们说：“画得这么好，再画一张。”所以以后，不论再怎么受苦，再怎么委屈，都还有一分底气。这方面，我不会有阴暗心理。
　　还有，张爱玲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悟到这个，就是那句“出名要趁早”。（大家笑）这话真是对。我那时候，是完全悟不到这一层，就出名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关其实已经过掉了。我后来看到太多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还没有成名的人，真的有才华，但是太苦了。
　　柏邦妮：先生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大关。（笑）
　　绿妖：这方面我是完全上当了，从小的观念就是大器晚成。看所有文学作品里，也都是说，一个人要经历多由的磨难，才够丰富，作品才好……
　　陈丹青：也不能说完全是欺骗，因为你相信了。还有，你没有听到别的说法，没有选择。
　　
　　香烟
　　
　　柏邦妮：先生你抽的是什么烟？
　　陈丹青：女人抽的烟。叫大卫•杜夫。
　　绿妖：我在小说里非常喜欢写这个品牌。但我从来没见过。
　　陈丹青：你可以抽一根。
　　绿妖：不，我不抽烟。
　　（大家窃笑）
　　
　　叙旧
　　
　　柏邦妮：好快啊……我们上一回见面，已经六年了。我都记不得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陈丹青：头发你变过吗？
　　柏邦妮：变啦！不过也差不多吧。
　　陈丹青：戴眼镜吗？
　　柏邦妮：一直戴啊！但那时候瘦好多。现在到北京胖了……
　　陈丹青：现在像个资深作家或者资深编剧了。（笑）
　　柏邦妮：哪儿像啊……（深感羞愧）
　　陈丹青：就在那一次，我们谈话，有个人给我递条子，说：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是要退步的。后来我就没扔这张条子，再后来就有了《退步集》。就是你在的那一次。
　　柏邦妮：真的啊？那次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那时候二十岁，没有见过那么精彩的人。
　　陈丹青：你当时在南京大学还是？
　　柏邦妮：在南京艺术学院。后来就来北京了。
　　
　　虚构与生活
　　
　　柏邦妮：先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是从谈电影开始的吗？
　　陈丹青：记得，我们讲了一个晚上戈达尔。
　　柏邦妮：最近看了什么好电影吗？
　　陈丹青：《梅兰芳》啊，《非诚勿扰》啊。《梅兰芳》头一段还是可以的，陈凯歌他想要的东西还是在里面。我也很喜欢他拍的那个被骂得一塌糊涂的——荆轲？
　　绿妖：《无极》？
　　柏邦妮：《荆轲刺秦王》。
　　陈丹青：对。我觉得那是他最好的一部电影，可惜被冷落了。其实比《霸王别姬》要好。还有《非诚勿扰》也很好。远远超过冯小刚以往的电影。所以事情还是要做，做着做着就成熟了。
　　柏邦妮：对对对。我以前也不理解冯小刚为什么要搞《夜宴》、《集结号》，尤其是《天下无贼》，我觉得很一般嘛。但是这次再看《非诚勿扰》，觉得气魄大了格局大了以后，再做小东西，非常的从容，有举重若轻的感觉。
　　陈丹青：还有看外国电影。我很迟到地看了一个电影，叫《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很好。还有一个好莱坞电影，讲两个女人都失恋了，互相交换，你到我那儿去，我到你那儿去……但是我忘了那个名字。
　　柏邦妮：我知道那个电影，女演员很出名。
　　陈丹青：有一个就是演《泰坦尼克号》那个。
　　柏邦妮：对，凯特•温斯莱特演的。
　　陈丹青：还有一个电影很好，是讲作家的。我想推荐给王安忆，但是到上海去的时候忘了。
　　柏邦妮：是《卡波特》吗？
　　陈丹青：不是，《卡波特》非常好。是一个讲书的电影，是有一个上班族，老有个声音在很准确地（描述），他刚穿上大衣（那个声音）就会说：“他现在穿上大衣出去上班了”，然后过马路……他觉得有个声音一直跟着他。
　　绿妖：这两年的新片是吗？
　　陈丹青：也不新了，有至少四五年左右。
　　柏邦妮：完全没听过。
　　陈丹青：我老记不住电影名字。
　　绿妖：好像是一个作家在写一个小说，她写的那个小说在真实中也在发生。那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陈丹青：对对对。最后这个人急死了，这个声音老跟着他。他就老找一个老的文学家求救，是达斯丁•霍夫曼演的。过程我忘了，最后是这个女作家决定让他在小说里死掉，结果他在生活里也真的死掉了。但是因为好莱坞总要给个亮一点的结尾，他又没死，给车轧了，又救回来了。但是这个结尾之前，电影是好极了好极了。就是写虚构和生活的关系，写得好。
　　柏邦妮：你看过《时时刻刻》吗？
　　陈丹青：也好的，也好的。那个是其实有点蛮可怕的一个电影。最可怕的是那个女的找个旅馆要去自杀那一段。这个太好了。
　　
　　讲述“讲述的不可能”
　　
　　柏邦妮：说起《时时刻刻》，我就想到我最近想写的剧本。
　　绿妖：是要写一个演员的那一个？
　　柏邦妮：不是，是写三个女人的。我前两天刚跟我导师谈过，他叫张献民。他是指导我毕业剧本的导师。我想写萧红，但是我不想就那么常规的写，写她一生波澜起伏生死离别，不想那么写。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日本女作家，叫林芙美子，她写过一本书叫《放浪记》。成濑巳喜男喜欢她的小说，拿来拍了好几部电影，像《浮云》、《晚菊》，这都是她写的。她也是三十年代的，她们是同时代的人。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有意思。她们俩的境遇也特别像。她们写的那种随笔，写生活在底层挣扎的写作的女人……我很想把她们并置来写。
　　陈丹青：Beautiful！
　　柏邦妮：我想能不能再添一重，就像《时时刻刻》那样三重，三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好怎么来构建这个关系……被我导师给否了。他说，你有多少时间去研究民国那个时候的人？去研究萧红？去研究林芙美子？他作为老师必须要说出你的草率。他是对的。
　　陈丹青：你现在还在读书啊？
　　柏邦妮：第三年啊，研究生。
　　陈丹青：在哪里？
　　柏邦妮：北京电影学院。
　　陈丹青：哦。你老师是？
　　柏邦妮：张献民。是一个人称中国地下电影教父的人。他是个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有一次，看见他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谈毕业剧本，就像夫妻俩在打离婚。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大家笑）昨天我们谈到最后，又像是打离婚，大家不说话，僵持。哈哈！……先生，你有没有想拍的电影？
　　陈丹青：电影这个事我不敢去做。因为我的性格是一个单干的人，而拍电影要弄一群人。但是，单单瞎想当然会有。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文革从来没有真的被说出来过，从来没有被真实的、实实在在说出来过。但是要还原非常困难。需要很日常很私密的经验。当然也需要一个很大的时代背景。但先得有本子，《多余的素材》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那些碎片了，可是怎么把碎片变成一个电影，这个很困难。
　　柏邦妮：我最近正好在看《往事并不如烟》，也是讲一些文革的事情，给我触动很深。
　　陈丹青：文革太难了。它跟纳粹不一样：纳粹经验没有停止过，西方人一直在叙说。所以它就叙述下来了，保留下来了。而文革是中国人有办法，他先把你停住，等你再要叙述时，你已经不会叙述了。所以中国人这个民族太聪明了。他用时间来解决，就把你冻住。等你可以讲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了。
　　柏邦妮：人们已经不习惯这个情绪了。
　　陈丹青：而且人们会讨厌，怎么还要讲这个事情？但问题是，文革从来没有真正讲过，我想把这种感觉讲出来。洋人就很会处理这种经验。我听说过一部电影，是纪录片，三个钟头。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到一对母女，这两个人之间沟通上有问题。女儿一直想知道纳粹时候到底（妈妈）你的经历是什么？因为爹已经没有了。到电影最后，那个娘坐下来说，好吧我给你讲吧，这个电影就没了。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他们真懂。它不是在讲纳粹，而是在讲关于纳粹的叙述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文革已经讲不出来了，真的很难还原了，那个质感很难会有了。但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都还在，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叙述，或者说为什么总是叙述不成，这是可以写的。
　　柏邦妮：那些伤疤还是隐藏在人心里的。我认识一对夫妻，即便已经中产富裕，但是一说起这个事情来依旧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人们其实并没有完全忘记。
　　陈丹青：但问题是，一个没有被说出的经验，它就不算了。就像你说的那对夫妻，我相信几千个人都在说，问题是仍然不算了。它一定要变成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可以。经验要成为作品才算数。
　　柏邦妮：今年有一个纪录片，我很想去看，但是没看成。叫《横滨玛丽》。它讲的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日本战后有很多美国大兵，所以有很多妓女专门就服侍这些大兵的。有个叫玛丽的女人，她跟别人都不一样。她穿很高贵的衣服，白纱裙，打一个小白洋伞，化艺妓那样的浓妆。永远站在横滨街头，只接待军官。她的谈吐举止都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大家闺秀那个样子。她在横滨街头站了几十年，一直到她很老很老了，还在外边站街接客。后来就成为横滨的一个街头风景，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物。直到有一天她消失了。
　　陈丹青：是纪录片？
　　柏邦妮：纪录片。
　　陈丹青：我操！
　　柏邦妮：那个人（纪录片导演）就开始去探访，因为她已经消失了。玛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去找认识她的人。有的人就会说很多很多的事，讲那时候嫖妓的事。有一个小报记者为了采访，就被那个妈妈桑硬给上了。这种事情都有。大家拿出她的照片来看。最后大家找到这个女人，她在敬老院里面。脂粉已经全洗掉了，就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婆。我听了就很想去看。
　　陈丹青：萨特有过一个剧本叫《可尊敬的妓女》，六十年代在中国还放过。现在不能想象。
　　柏邦妮：有什么你喜欢的纪录片吗？
　　陈丹青：我很惭愧，看的纪录片很少。但是看过的都很喜欢。纪录片是天然的会好，因为真实嘛，很简单。我看过我的老朋友王兵的那个《铁西区》，很好。还有，吴文光的电影我没看过。我在美国看过大量纪录片，但都是电视里看的。因为在中国，纪录片还没有变成一个市场。美国和欧洲是有市场的，专门成为一类产品。
　　柏邦妮：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很有意思，戈达尔说的。他说：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剧情片写的是自己。
　　陈丹青：啊。他真懂。
　　柏邦妮：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啊。可是有的时候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写的也是自己。
　　陈丹青：可是纪录片没有别人不行，剧情片有自己就够了。只有自己，就可以弄一大堆东西出来。他讲得非常对。纪录片是对象非常重要，你拍什么很重要，这个单靠你自己，无法完成。剧情片是其实要拍什么已经有了，都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只是怎么去拍的问题。
　　
　　面孔
　　
　　柏邦妮：先生，你觉得你的这本新书，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陈丹青：我觉得我每本书最好的不是文字，是图片。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像胡风早年的结婚照片和他的逮捕证，还有女劳模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都特别好。
　　绿妖：你喜欢谈民国人的长相，比如鲁迅。前几天我和朋友们在一起说这个，有个人说，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像难民。
　　陈丹青：（笑）谁说的这个话？很有意思。
　　绿妖：我是听李拜天说的，是我的一个同事。
　　陈丹青：他出过国吗？感觉这个经验是出国带来的。
　　绿妖：他出过国。
　　陈丹青：我当时出去最刺激的经验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街头都像难民？用不着三个，一个就很像。我从橱窗里看到我自己，也像个难民，（笑）后来我就不留长头发了。
　　绿妖：但是你在中国看看，也会那么觉得，年轻人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但是人一到中年，脸上就被侵蚀得特别厉害，就是一副被生活殴打过的样子，那脸很难看。
　　陈丹青；你这个朋友很敏锐。木心94年第一次回中国，他是82年走的。他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散文叫《乌镇》，是他的故乡，（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还有一篇他比较谨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叫《上海在哪里》。因为他回到上海以后发现，上海没有了。其中有一句他说得很好玩：马路上没有兵没有马，兵荒马乱，家里面没有鸡没有狗，鸡飞狗跳。
　　绿妖：我以前在国贸附近上班，你要是白天在国贸那里走，就是乱世，整个是乱世，尤其是地铁口那儿。
　　陈丹青：问题是你到香港湾仔，比这个人还要多，你到东京，到华尔街……
　　绿妖：但不是这样的感觉？
　　陈丹青：绝对不是这样。人比我们的城市还要多，但都是疏散的感觉，疏散和流通的，默然中有一种秩序，即便人潮匆匆，并不觉得慌乱。
　　柏邦妮将《往事并不如烟》的照片给陈丹青看。
　　柏邦妮：我看这几张照片（余叔岩）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脸，很有意思。
　　绿妖：我看过一张周作人要去受审时候的照片，真的是……怎么能那么有气质呢！
　　柏邦妮：我今天还看到孟小冬的照片，比章子怡漂亮多了。
　　陈丹青：你没有看到她晚年，太好看了，我没有想到她这么好看。（一起看照片）我看这张，已经觉得她很好看，但我想象不出，她拿掉帽子以后，整张脸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她跟杜月笙有两张照片是非常好看的，她穿着旗袍，站在杜月笙后面，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柏邦妮：眉目很清楚，神态也清楚，一点不混浊。
　　陈丹青：对，很清朗。
　　
　　同源文化
　　
　　柏邦妮：很喜欢新书里先生写台湾的那一篇。
　　陈丹青：其实我到台北，也就是随便走走看看，感触很深。（台北）有一种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人情美，又透出家常。
　　柏邦妮：你说了一个词，我很喜欢，是“松润”。
　　绿妖：他们说话的语气也是那样：麻烦你喔，是这样喔……
　　柏邦妮：我这回合作的剧组是香港的，香港人的素质也让我很吃惊，就是非常尊重你。
　　陈丹青：这一切起于文革。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个日常的人际关系彻底被毁坏。你们没有见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邻里啊，马路上的人，比现在好多了。都是有礼的，大家有一个底线在那儿，而且所有人都很自觉。那个时候我们是解放后生的狼羔子，大人全是民国人。民国也是个乱世，但是多少年下来礼仪廉耻这个东西大致还在。就是你不能对人这样，你也不能对我这样。文革后就彻底地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收获文革的果实。但大家不会想到这是文革过来的。
　　柏邦妮：最近参与的这部电影，剧组里有一个台湾女孩，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她有想法，但是不强迫别人接受，而是温柔的坚持。和她一比，我简直就不像个女人！尤其是工作起来，更不像。那个女孩就不一样，虽然穿着冲锋衣，风尘仆仆的，但是她的那种态度就让你觉得，那是个女孩子啊，是个女人。
　　陈丹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台湾，所有人都是那样对她的。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人都这么对我们。你不这样不行。我们意识不到，他们那样是正常的，其实我们这样不正常。
　　柏邦妮：是是是，最近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我那么烦躁，那么急呢？但是不得要领。
　　绿妖：您看过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吗？是她新出的一本书。就是讲抗日结束的时候，有一些日本人留在了东北。有一个日本女人叫多鹤，她留下来，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生活了几十年。她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但是有些习惯保留了下来，一直没改变。比如说每天跪着擦地板，家里每一块地方都擦得很干净。别的中国人进去就觉得，这要干嘛？然后就非常自觉地要脱鞋。
　　陈丹青：我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看过一个很长的连续剧，是真人真事，就是日本投降以后，所有（日本）人就要回去。但是有一个日本女护士，爱上了一个她护理的国民党的连长，两个人好了。两个人刚好上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是她要上车，那个男的也得上车，吉林已经被接管了，都很混乱。那边一车一车的日本人，这个女的也上了车。但是等开远了以后，那个女的就要求停车，然后跑到那个男的那个车上去。然后两个人居然就一直流落，从吉林一直回到云南，那个男的是云南人。她就嫁给了他，一直跟着他回到村里面，待到改革开放以后。
　　绿妖：她没有挨斗吗？
　　陈丹青：当然，什么事情她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她是护士，全村的人都尊敬她，有什么事她都会出面。但她的人格还是个日本人，只是已经完全中国化了，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化了。爹妈以为她死了，灵位都放了几十年。后来中日两国正常交往以后，意外发现她还活着，所以她爹妈还有弟弟妹妹，都强烈要求她，无论如何回来一趟。没有办法她就走了，走的时候那个男的就有点怕她不回来。她男人就背着她，翻过乡下的一座山又一座山，他同意她走。已经到了公社，到了长途汽车站，她对男人说“送我回去”。很朴素的一个故事，但是非常感人。
　　柏邦妮：好感动。叫什么？
　　陈丹青：名字，他妈的（想不起来了），就是这个女人的名字，比方说“惠子”。
　　
　　权力教育
　　
　　绿妖：你一直比较关注教育问题，这两年大学生毕业就业都很有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吗？
　　陈丹青：这个我很早就说过。我们扩招，我就说这个要面对后果的，会有报应的。现在报应就来了，只是来得太快了。（出现）知青其实就是国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现在无非也是这样，招这么多博士生研究生，其实就是延长就业时间。
　　柏邦妮：艺术学院的问题尤其大，包括电影学院。又不是职业教育，又不是精英教育。学生出去，很难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只好转行。因为生态也很恶劣。
　　陈丹青：像美国、印度、香港这些电影非常好的地方，电影诶学院是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当然美国又不太一样，他们的电影教育非常强。但问题是在学院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很多群体，就是电影公司，是真正出人才的地方。可是中国为什么这六十年以来，从四九年到现在，学院会越来越强大，因为学院之外没有其它群体。
　　柏邦妮：说得太对了。
　　陈丹青：所以学院一方面是行政位置，另一方面是它无可取代，你要学艺术只能到学院去。所以出不了人才。建国初期还好一些，五六十年代择优录取，师资力量也好。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不好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流人才退出大学了。在八零年代开始，一流人才已经离开大学，他出国了基本上。二流人才就是很迅速边缘化，最好的老师第一不肯入党，第二不肯按照规定去教学，迅速地就被第三流以外的人取代。因为这些人忽然明白这个是拿权利的好时候。所以他们就第一赶紧入党，第二赶紧补齐这些东西。所以等到九十年代大家还没明白过来，三流人才已经全部掌握了教育系统：教育官员，教育资源，包括教学大纲，全都在三流的人手里。而且这个过程还在不断流失，九十年代的三流人才比现在的三流人才还要再好一些。这真是一个汰优过程，不是汰劣过程。
　　柏邦妮：我在学校里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管理教学的老师是退伍军人，完全不懂。
　　陈丹青：其实像你这代人也已经迅速学会这个了。就是赶紧进入这个权力场。现在七零后八零后里面，有一拨孩子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一进学校第一我先入党，第二我进入学生会，第三我跟教授变成这样一种权力关系。此后奖学金啊留校啊或者分配啊种种种种（都变得容易）。现在其实最成功的就是权力教育，只剩下权力教育。
　　柏邦妮：我今天还在想，六年前看到你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的（喜欢）。因为当时我是满腔愤激地在学校里待着，又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非常茫然，非常躁动。然后遇到您觉得啊，（您说得）好痛快啊！
　　陈丹青：你可能比现在大学生都还幸运一点，就是（他们）一届不如一届。每一届这种结构都在强化，而且在正常化、合法化、合理化。
　　柏邦妮：是，您说的非常对。
　　陈丹青：（问绿妖）你是学什么的？
　　绿妖：法律。但是我上的是个特别破特别三流的学校，所以好像没太感受这些事情。
　　陈丹青：我不觉得中国有一流的大学和三流的大学，（学校）全是一样的。我很难过，就是经常会有，比方说，青年政治学院或者一些地方大学，给我打电话说：陈老师，你能不能来演讲？我们绝对不比清华北大学生差。我就很难过，因为他们还是把自己低估一等。我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不一样的大学，都是一样的。好也一样，不好也是一样的。它已经军事化了。在这样的体制下，在这样一套游戏规则一个绞肉机的过程中，所有的学校都是模式化的。
　　绿妖：我认识的老师们也很委屈，比如说，评职称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你一定要评，如果到年数了你不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陈丹青：我当了老师才知道。因为我还是很特殊，进去就是教授，所以没有经历过从助教到教授的这个过程。我也的确够（资格），因为他们都比我小，很多人在我走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上学，现在已经是书记或者院长。
　　我发现每年有很痛苦的一个会，就是评职称。我们有一个教授团，大概有二十个老教授，年纪最大七十多岁，最年轻大概比我还小一点点。二十几个人坐好，坐好以后党委书记、人事科科长、院长坐在当中，一群申请副教授和教授的老师就坐在走廊里面，等着叫进来。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就很惊讶。在开会我出来上厕所，一个人就无声地跑到我身边，说陈老师帮帮忙我大概是第十四号，帮帮忙帮帮忙。我就说怎么了你大概叫什么名字哪个系你赶紧告诉我。就这样。可问题是一个一个进来要陈述的。院长永远是陈述十分钟提问五分钟，掌握时间。人事科长一个寡妇脸坐在后边，提醒：还有两分钟。每个人都是这样。就这样一个一个来，一天从早晨开始到现在这样天黑。
　　十个要当副教授名额只有三个，后来我参加多了我就知道，这里面全是猫腻。等于那七个人是陪这三个人来的，根本是没有希望的。所谓的权力教育，就是那七个人会怪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像他一样？比方说这么多年我多到他家里去，多帮他儿子做点事情，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有一万种办法可以（让自己当上副教授）。他会怪他自己，不是怪这一套游戏规则里头不正常的部分。我通常全都会同意，因为他多不容易啊……
　　柏邦妮：我老想起来你刚刚去美院的时候招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女孩儿，喜欢画美女。
　　陈丹青：吴文。到英国去啦，结婚啦，现在有画廊啦。
　　柏邦妮：还有你说过一个英语非常不好，但画得很好的一个学生。
　　陈丹青：他发财了现在。我几个学生现在都很好，幸亏他们没有考上学（笑）。
　　
　　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
　　
　　绿妖：您这几年一直北京上海到处跑，您觉得北京的这些人跟您接触的上海的这些人区别大吗？思维模式上或是处事细节上？
　　陈丹青：有区别。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现在的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
　　柏邦妮：当年是？
　　绿妖：上世纪八十年代？
　　陈丹青：有那么一点点，有一个层面是这样。所以当时人愿意往上海跑，所有人都想着上海。所有的野心家或者有抱负的人都愿意往上海跑。
　　绿妖：是说那个氛围是比较宽松的？
　　陈丹青：宽松是现在的说法。我一直不用这个说法，宽松意味着曾经绑起来，现在松一松你的绑，那会儿没有这种事情。它是个大世界，大码头。北京现在有点是这样。刚才说起北漂怎么怎么痛苦，我觉得北漂是让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一个原因），让大家愿意来。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情。
　　上海已经不是这样了。上海很可悲地沦为一个地方城市。以前从来不是这样，可说从四九年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大家还是会期待上海会出什么电影，一旦出来会满足的，会惊讶的。而且会期待上海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大家对上海已经没有期待了。没有人了已经。
　　绿妖：一般人印象里的上海，似乎就是比较讲物质、认真、讲细节。
　　陈丹青：那是另一块。我说的就是先说文艺。当年最强的舞蹈班子、戏剧班子、写作班子、电影制片全都在上海。不能说全都了，但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影厂、八一厂都要看上海在做什么事情。还有最强的作家，像巴金都还在上海。北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作家，北京是那些无产阶级作家。《金光大道》那个作者叫什么？
　　绿妖：浩然。
　　陈丹青：浩然其实是写得非常好的。顾彬都说，浩然知道怎么写一个故事，莫言未必知道。这个评价很公正的。几个无产阶级作家，论才华，远远超过现在的余华、苏童。他们只是过时了。但是现在北京变成这样一个地方，全国都在等冯小刚今年拿出一个什么来，凯歌又有动作了，张艺谋去搞开幕式了，来一个《立春》好吧顾长卫也拍电影了……是这样。还有，永远闹不清北京有多少地下电影工作者，多少地下摇滚乐队，其实也没有太多，但是所有地方下的人（都向往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是来自北京还是原来就在地方下的？
　　柏邦妮：都是地方上来的。
　　陈丹青：我是从地方上来的，我非常了解。我在江西插队，那个省的精英或媒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就是“谁他妈上北京，谁今年能够到北京去”。这个态势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到八十年代已经公开化了，到九十年代已经确定了。他们做音乐的人告诉我，上海一共只有七个录音棚，而且经常是空在那里的，北京有一百多个，而且永远要排队等着租。所以这个是今天北京和上海的差异。但是（回到）你刚才的问题，真要做事情北京还是非常糙，而且非常粗暴，非常江湖。我在美术圈接触到一些当代艺术的体制外群体，就完全是个丛林生态。为了一块比如说798的地盘，或者说为了进入美术馆……全是钱的交易，谁无耻谁上。但是上海好一点，就是如果做一件事情，假定是有一个游戏规则，我们就说好，差不多按照游戏规则来做。之所以没做好是因为那股气没有了，那群精英没有了。但是做法还是要比北京好一点。办个展览，或者弄一个宣传，相对到位一点。
　　绿妖：我想起来两件事。一件是他们（周云蓬）到上海巡演，去一个社区里的礼堂，拿出来的话筒都是特别好的，调音调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我做杂志演出那一块儿，上海来的京剧我看都挺靠谱的，戏迷的口碑都是很好的。但是像北京做的大戏，比如《赤壁》什么的，一看它的宣传，比方说卖点，标着“国家大剧院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要怎么实现什么特技什么的。就是不靠谱，戏迷不是来看噱头的。京剧本来是北京的，但是上海来一场反倒都觉得好，北京出来一台你就觉得没办法看。
　　柏邦妮：你们俩说了半天，我都饿了。（笑）我就想说说吃的。上海随便一家小馆子，都蛮可以，吃得精细。北京一个小馆子，如果是随便撞进去的，简直没法子吃。
　　陈丹青：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第一次问上海人说话，上海人最让全国人民讨厌的就是，他会骂你是乡下人。写帖子的人，回顾整个（历史），中国第一个被西化的城市是上海。这样第一群中国国民会厌恶那些属于乡下人的举动，这不是一个阶层上的歧视，而是一个文明的差异，这个很简单。
　　柏邦妮：我记得陈丹燕的书里写了好多这种细节，就是上海人自己用鸡蛋拌酱做色拉之类。
　　陈丹青：在四九年以前，上海已经几乎彻底西化了。我小时候，很多同学的姐姐和妈妈，用的都是英文名字，我们觉得很讨厌。问题是我们得翻回去，在我们出生以前，上海已经过熟了这种日子。下午茶，或者早上咖啡和面包，或者是如果出去要穿成什么样子，今天去见谁。这一整套已经仪式化了、正常化了，实际上（这些上海人）内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直保留到文革。一夜之间就崩溃了。然后就是乡村化的过程。所以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迅速地恢复记忆，但是这里面精英的一群人在第一时间就走掉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到过，我印象很深，就是文革七六年，派出所排队，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申请到香港去，或者到美国去。他们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快点走，因为上海那个时候已经糟蹋完了。我觉得非常失落，看不到小资后面的上流社会了。我们家属于城市贫民，但是同学里面有这一块。
　　柏邦妮：我记得你以前写过这样一段：抄出来的钢琴都在商店里买，一个女孩去看她家以前的钢琴，偷偷的弹几下。
　　陈丹青：那种人在第一时间都走光了。他们出去以后混得也并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回来。现在他们都老了。再回来，他们已经是上海的边缘群体。现在真正的上海的主流，是各个城市来的新白领。本来最精彩的小资产阶级没有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会约出去喝咖啡，也有一套生活方式，去健身房，去酒吧等等。但是不一样了。我书里面有照片的——这个人的照片拍得真好。这群上海人已经边缘了，但在我小时候他们是真正的上海人。在八九十年代，他们延续了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又延续了二三十年代，整个的一套待人接物的方法，还有维持自尊的方式。
　　
　　上海的灵魂
　　
　　陈丹青：我最近在上海有个讲演，叫“我谈上海”。我准备得很仓促，我说，我数了一下，上海这几种人没有了：第一种是洋大人和买办，基本在四九年以后就没有了；
　　第二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了。这个你们可能不太能理解，在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是很重要的。他们很有理性而且很有决心，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有牺牲的决心。这个工人运动，是非常有高度和无产阶级觉悟的行为，在上海现在没有了已经；
　　第三个是流氓没有了。我小时候还有很多流氓。有一些是打人抢劫偷东西，这是无赖。另外一群流氓，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氓，在那样一个无政府状态，他会维持弄堂之间的平衡：事情不要太过分，然后讲义气，谁家如果出事了我们怎么帮他……我小时候遍地都是，每个弄堂每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人，现在完全消失了。流氓有一套流氓文化，语言非常生动。
　　柏邦妮：张大春的书里面提到了一点点清帮洪帮的事，非常有意思。讲他们入会的时候要写那种文书，讲他们的那套操作程序。
　　陈丹青：他们有他们那一套美学的，核心是义气。还有就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没有了。现在这些很漂亮很有钱家里有公寓的女孩子，不是我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小姐。我小时候真的见过漂亮的小姐，真的是姿色很好，同时又非常有层次的，这样的人现在真的没有了，除非是年纪大一点的。
　　还有一种就是读书人，上海以前有很好的读书人，那真的是比北京的读书人要好。北京的读书人就是有点油，我们南方人看了会很反感，因为他们实际上很浅薄。上海不是这样的。这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我的老朋友林旭东，他在北广教过的。他们是比我们大十岁到五岁的一些人，一点功利心都没有，一坐下来就是哲学、心理、历史、文学，一点都不设防的这种文人。现在也没有了。很少很少极个别的，在大学或者前卫艺术圈里。
　　绿妖：因为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
　　陈丹青：就是孤掌难鸣啊。他们周围的圈子没有了，有自尊的人不愿意这样过下去。
　　柏邦妮：还有现在的学生也不好对付。我想起杜庆春，就是我们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他是安徽安庆人，就有你说的这种读书人的气质。
　　陈丹青：他教你们的时候有多大？
　　柏邦妮：他大概是七一年七二年的。
　　陈丹青：像这样的人，在七零后八零后，我还是能看到。但是很可惜，我最羡慕欧美就是，他们每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衔接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一直被传承的（东西）。我指的不是知识，而完全就是一种人格魅力。在我们这里，这一种人还有，但这种魅力到下一代就没有了。那个魅力是很可贵的。所以我有时候在年轻的学生当中遇到那么一个两个，我很高兴。我讲有五类人没有了，这五类人是上海的灵魂，没有他们，上海真的不能称之为上海。
　　
　　拍卖行艺术
　　
　　绿妖：中国的当代艺术，包括画家的作品，行情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涨，是世界上涨得最快的。但是好像经济寒冬来临了，价格又跌下来。一个著名的拍卖师还说，中国的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在崩盘。你觉得？
　　陈丹青：有啊，有啊。我先去撒泡尿。
　　……
　　绿妖：继续刚刚离开前的话题，就是谈一下北京的艺术品市场。他们老说海外的市场行价在飞涨，什么百分之二百地涨。但是我觉得艺术它离普通人那么远，这也是不正常的。
　　陈丹青：对啊。中国在过去只有官方艺术，现在只有拍卖行艺术。798那种艺术是给文艺青年看的，和老百姓不相干。王朔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说中国老百姓这一块没有美术。现在还是这样，越来越没有美术。
　　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做了很多工作，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应该说新世纪以来，很高兴看到欧洲大量早该进来的艺术终于陆续进来了。但是观众参与程度都不如八十年代。他们问我什么原因，我在想，进博物馆并没有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会愿意上饭馆，或者愿意上赌场，或者是上洗脚的地方去，但是没有一个庞大的人群，说我们星期天到博物馆去。所以要一段时间，才能变成那种“我约你到博物馆去，或者到博物馆什么都不看，只是在咖啡厅坐坐”，这个是要一段时间的。
　　柏邦妮：其实我们普通的人连进电影院都不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事，何况是博物馆。
　　陈丹青：这倒是有（盗版）碟的关系，我相信是有碟的关系。现在年轻人回电影院的趋势在恢复过来。这两件事，毕竟还是不一样。美术这件事，是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中国还是没有来过真正上档次、有规模、让人惊讶的展览还是没有来过。
　　绿妖：您是说美术展览吗？
　　陈丹青：美术展览。现代的也好传统的也好。让人觉得非得去看的，还没有来过。这是遗憾。
　　绿妖：所以艺术行家评价海外风向，其实有很多别的因素，感觉是虚的。
　　陈丹青：不是虚的。只是这个事情有点儿戏剧性。戏剧性地热起来，这件事本身是真实的。我不是说它没有猫腻没有炒作。如果拍卖行不收到一千万，那么他不会让你拿出钱来花，所以这个满难谎报的。
　　但是我说戏剧性在哪里：长期以来，中国不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是一个乡下人、乡下国似的，从八零年代开始进入外国人的视野。最早是张艺谋的电影，慢慢是文学，像王安忆、莫言这些，最后是当代艺术和所有美术作品。他戏剧性在两端，一端是中国人是该进去了，因为中国已经有不少当代艺术的成功的作品，像刘小东、方力钧，我非常承认他们的，这些九十年代以来持续画作品的艺术家，该进入这个市场了。
　　另外一个西方现在属于那种真的在强弩之末，从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新世纪，它越来越多元，但是真正原创的、有爆发力的、有涵盖性的真的没有多少。所以很自然的眼光就转到亚洲转到中国了。当然，双方有一个最自然的背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了。累积到一定时候，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看看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看就所有东西都想看了，其中包括艺术。
　　第二个戏剧性就是，他妈的刚刚火了一阵，经济危机就来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按理说，不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品市场。因为艺术市场是一小撮非常有钱的人去的地方。所以经济好也好不好也好，它有自己的一个时间，有自己的一个生态在那儿。我很少听说，最重要的收藏家和最重要的艺术品遭遇这种起落，好像没有过。对中国的影响在于，中国并没有真正出现类似像毕加索、马蒂斯这样(的大师)，一路下来野兽派、抽象派、立体派、极简主义、普普、后普普……它不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结结实实有一群人，然后其中有几个艺术家在高峰，中国真的没有。而且也没有形成那种，固定的跟踪他们一辈子的藏家。
　　柏邦妮：这个挺重要的。
　　陈丹青：总的来说，就是方兴未艾。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第一让买画的人冷静一点，别跑太快了，第二让画画的人冷静一点，就是你还没好到那个程度。
　　绿妖：您去过宋庄吗？
　　陈丹青：去过。
　　绿妖：你觉得那里的生态环境怎么样？
　　陈丹青：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空间。看跟什么时候比了。跟文革时代、八零年代相比我非常希望有宋庄在那儿，包括798那些地方。但是你要跟英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的空间）比，它总是给你一种不确定的态度，就像是一种幻觉：看还要多久，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那里。让一个艺术那么走下去，成一个流派了，让人扒拉扒拉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研究，（到这个水平）还远远没有。但是你又得支持他，千万不要去骂他或者是忽略他，就是看他们咕嘟咕嘟在那儿冒。哪怕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废品，剩下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总会有希望出现几个精英。
　　柏邦妮：如果没有这种环境，可能连这几个精英都不会有。
　　陈丹青：目前出现的几个，F4他们算一些。
　　绿妖：我前一段时间去798还看到了八大天王。
　　陈丹青：都是他们新封的，根据价格封的，并不是根据画风。
　　柏邦妮：F4是谁？
　　陈丹青：F4是王广义、方力钧，还有一个武汉画面具的叫岳敏君，还有张晓刚，据说他们是四大金刚。但这里面我最佩服的是刘小东，刘小东那样的画家全世界没有对手，因为他是画写实的。很活泼，很生动。当代生活，民工，妓女，小痞子。你看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重建一个画廊一般塑造一个形象走廊，你几乎可以在里面遭遇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生动的形象。他非常厉害。
　　
　　艳照
　　
　　柏邦妮：我们准备问你一个劲爆的话题，章子怡的艳照你看到了吗？
　　陈丹青：章子怡的艳照？章子怡也有艳照了？艳门照我看到了，但是章子怡没有。
　　（路人画外音）：是艳照门。
　　绿妖：看来你不太常上网？
　　陈丹青：我只是收信发信，不会特别到一个网站去看，没有时间。
　　柏邦妮：昨天我们就聊这个事情，觉得对章子怡伤害不会很大，第一个她在国外，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第二个这个对象是他的未婚夫，在道德上她（站得住脚）。我们几个人在聊说，为什么当时那个事情对张柏芝和对阿娇的伤害那么大呢？基本上让她们俩完全不能再出来工作了。
　　陈丹青：好可怜。阿娇的片断在《梅兰芳》里面全部被剪掉了。
　　绿妖：这个有点荒诞，据说是因为梅家人不同意她演他们的母亲。
　　陈丹青：所以这件事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考验。
　　
　　床戏
　　
　　柏邦妮：前两天，我听贾樟柯说起《色•戒》，他说：“我看《色•戒》特奇怪，李安去拍民国，影像上应该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但是我现在看过去除了熟悉就是熟悉。”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陈丹青：贾樟柯他马上要拍一个讲上海的电影了，是四九年前后的。上海拍得最准确的是侯孝贤的《海上花》，那个上海我也没有看到过，但是他那个质地是很对的。但他不是上海人。所以我很好奇看贾樟柯，一个山西的孩子怎么能把握江南的上海。也许他能拍好，因为他陌生。我问他《色•戒》拍得怎么样？他说不好，性爱戏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我觉得这句话满有意思，预示着他来拍，他的想象力不止于此。
　　绿妖：我前几天采访徐皓峰，他是一个在大陆写硬派武侠的，写得非常好。他也写了《色•戒》，他说，那三场激情戏，李安的意图是用来交待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推进，但是他觉得，你想象中的特务就一定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吗？其实民国时候那些特务也有很日常的一面，也很平静。其实不必以自己之心度别人之腹，世上有的是强者。他说如果我来做，可能就用很日常的一面来表现他们心里的焦虑。
　　柏邦妮：先生你觉得《色•戒》那个性爱戏有想象力吗？
　　陈丹青：我不是这样看电影的。因为我想，贾樟柯看电影，可能有点像我在看另外一个画家画画，可能本能地会去想：这一块如果是我来画，我能画得更好。一个电影，通常不要水准太低，我都会接受它给我的所有讯息。《色 戒》我觉得这是李安最用力的一部电影，但一定不是他最好的一部电影。只有一个地方，我看了是（把自己）完全交给这几秒钟，就是他在那条街过马路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就在附近，李安复原了这条街。我这些年到欧洲去，经常会伤感。我在伦敦、巴黎、比利时、罗马，会遇到很多局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上海。我怕我有点自我导向了，会有错觉。但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发现我没有记错，我小时候那条街的样子跟他电影里的一模一样。那一刻，突然见到四十多年没有见到的那条街的样子，我操。那一秒钟，你会完全放弃判断。
　　电影是一个很难批评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信息接受量是不一样的。李安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台湾人那种温良恭俭让，所以他应该拍不好这种电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上海那种流氓没有了，还有就是那种险恶的东西没有了。险恶是有美感的，非常戏剧性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小时候知道“恐怖”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坐在这里谈话，每个人随时都会紧张，有谁出现在弄堂口？或者说我们出去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拍“险恶”蛮难的，我觉得一个良心很好的人很难拍。他对恐惧的认知可能（欠缺），他没有经历过，“恐怖”，那是长期的一种经验。所以李安崩溃，他扛不住，我估计他进入不了这个经验，或者快要进入了，他不确定是不是，所以他受不了……我满能理解的。
　　那这里面他唯一能把握的就只有男女关系，只有床戏。床戏按照贾樟柯的说法是想象力不够，但是谁又能确定，他的想象就一定是王佳芝和易先生当时在床上的样子？这可以有一百个版本。拍床戏真的非常难。
　　
　　口味
　　
　　柏邦妮：先生你平时饮食的口味偏上海吗？
　　陈丹青：其实跟上海人比，我已经很野蛮了，什么都能吃。但是当然我吃得最亲切的还是上海菜。很简单的咸菜毛豆这种，还是上海的东西。
　　柏邦妮：你平时自己会做一点吗？
　　陈丹青：会啊，我可以做一顿饭给你们吃。我烧得很好。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烧饭了。我会烧饭，会洗碗，会生炉子，小时候还会钉被子，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做。我烧青菜烧得很好，红烧肉也会做。反而是什么炒肉丝什么炒鱼我不太会。小时候吃不到这些东西，这个童子功没有了。你是哪里人？
　　柏邦妮：老家是四川的，妈妈是东北的，后来调到江苏连云港那个地方，我在那里长大。
　　陈丹青：江苏的菜非常好吃。
　　柏邦妮：淮扬菜。
　　陈丹青：淮扬菜非常好。
　　柏邦妮：现在都快没有了。偶尔去了淮阴，吃到了，哎呀，非常好吃啊！很清淡，很好吃。
　　陈丹青：木心形容淮扬菜是出将入相，他有很好的形容词谈各地的菜。
　　柏邦妮：出将入相，这个词真正好。
　　
　　日常
　　
　　柏邦妮：先生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陈丹青：我他妈没有日常生活，我是个工作狂。就是只要有一点小时间，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是画画儿啊，或者其它的事情。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此外就是没完没了的稿债。我后来算了一下：我平均每天要接到三个电话是媒体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想多少？我说不行啊我不写我没时间，但是我无法推托真正的朋友。一些东西就是我要办展览你写个序、我要出书了……诸如此类。最奇怪的是很多死人的家属都会叫我来写。很伤脑筋。
　　绿妖：你的画室在哪儿？
　　陈丹青：画室在百子湾路，这个地方知道吗？今日美术馆旁边。
　　柏邦妮：是什么样的？
　　陈丹青：很大，高天花板那种，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画室。感谢改革开放。（笑）
　　
　　（完）
　　

       来源：风尚周报
　　
　　访问蔡康永的这天，我提早到了摄影棚。一场台风前的骤雨，瞬间淋湿了半个台北市，民生东路的骑楼下，站满了躲雨的人们。即使电视新闻强力恐吓民众台风将至，但只要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个大晴天，总有好多人忘了带伞。
　　
　　也许因为记忆有替代效应，也许是这个岛上的事真像台风一样倏忽来去，台湾的人们往往只记得当下。提起蔡康永，几乎所有人的联想都是“《康熙来了》的男主持人，小S 的搭档”；不过，一定还有人记得他机锋绝妙的《两代电力公司》——至少《全民最大党》的许杰辉模仿他时，左肩上总还放着那只乌鸦；他的另一个得奖节目《真情指数》也不可能被遗忘，毕竟那么不无聊的对谈节目绝无仅有，电视台老是回放也不奇怪。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记得，他是台湾的公众人物中，少数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之一——还是老顽童李敖帮他出柜的。又或许有些人读过他出的书、当过他的广播听众、甚至记得他是台湾最大男性杂志《GQ》创刊时的总编辑。至于那极少数对1949年历史感兴趣的考据学家们，可能会记得，1949年上海开往基隆途中沉没的太平轮，船主正是蔡康永的爸爸。
　　
　　看着应摄影师要求握着向日葵的蔡康永，我突然发现，在我记忆中不曾被替代掉的，是那个在十多年前TVBS-G《翻书触电王》节目中，做足功课又煞费巧思向观众推荐漫画和电影的他。他用一贯平静的口吻介绍《七夜怪谈》，盛赞它是部“端庄的鬼片”，还放了片中那段诡异到名副其实“吓死人”的录像带画面，然后以广岛原爆后的景象来解读它。是那个蔡康永，让我买票走进空荡破旧的二轮戏院，如坐针毡地欣赏完这部至今仍敬佩不已的最佳鬼片。
　　
　　如今，我眼前的这个蔡康永，思路清晰、慢条斯理的一字一句，却让我惊喜不已：逝者如斯，他却可能还是那个对世界充满兴趣和疑问、急于把他知道的善良、美好托付给所有人的“20世纪少年”！
　　
　　我已不再愤青
　　
　　你总是予人文雅、好整以暇的印象，即使主持着最热闹的节目，却还是像个冷静的旁观者，你难道没有强烈的情绪吗？
　　
　　大陆有个词“愤青”，是指那些在人生的前半段，看有钱人、成功的人、生活幸福的人不顺眼；恨自己被打压，怀才不遇；甚至恨别的国家、别的文化。我小时候肯定也是愤青，但是愤怒的对象比较巨大：我觉得宇宙有问题、地球有问题，当大人说“世界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过分，你们怎么可以向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妥协、假装没事？现在的我缓和多了，我可以接受这世上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我前一阵子读了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征服世界是可能的吗？》，觉得很有趣。其实这本书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征服世界是不可能的。想想看，假如现在全世界的权力都交到你手里，让你成为仲裁者，可能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立刻就会到你面前来，要求你给个公平裁决。但不管你怎么做，一定都有人觉得不公。台湾受美国影响深，习惯站在他们的角度，认定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但如果我们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大，肯定觉得美国很邪恶。像这样难以判断是非的事情，愤青听到了会生气的。
　　
　　那么你是怎么脱离愤青的呢？
　　
　　愤青变成我这样算是好下场。我去找比我聪明、有智慧的人的答案，来质问自己，在不断的对照、参考下，终于一点一点地、缓和地接受了世界的真相。这样做也很有趣，因为你会一直有事做。我觉得，去信教、把所有问题的答案交给某个神，虽然很方便，但是却牺牲了整个人生的乐趣。人活下去的乐趣就是遇到变化试着问为什么，然后面对、解决。经过这样的练习，愤青可以变成容忍各式各样想法的人，接受世界是和想象中的不同；否则，愤青可能会变成愤中、愤老。
　　
　　不过像电影《猜火车》中的愤青，一个顿悟，就摇身变成了提公文包的白领阶级，简直像计划好的一样？
　　
　　所以愤青也可能像发疹子一样，发完就结束吧。但我认为曾经是愤青的人，血液中都留有可栽培的东西。愤青变成的父母，会比较能尊重孩子的发展，不容易僵化、遇事无法动弹。我一向喜欢个性强烈的人，愤青绝对比植物状态的年轻人让我更感兴趣。
　　
　　虽然不再是愤青，总还是会有什么能激怒你吧？
　　
　　我特别不能忍受有人嘲笑、批评某一些宗教、年龄、身材的人，或是其它在主流社会中相对比较弱势的族群。我上过一些玩弄这些议题的电视节目，虽不至于暴怒，但是我会避免再上这样的节目。我宁愿用不那么主流的方式来看待事情。
　　
　　举例来说，曾经有个得忧郁症的明星在她的博客上说想自杀，某报的记者就来问我的看法，我说，忧郁症患者需要的是发泄的空间，所以不管她在网上说什么，我们都该让她畅所欲言。但是第二天，见报的却是，“蔡康永说公众人物不该在网上鼓吹自杀，这是不良的示范”。我非常生气，打电话去报社把从负责版面的主管到记者都臭骂了一顿。我告诉他们，我本来就不爱谈别人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我帮你们发声，却做出反面的报道。如果这个明星真的去自杀了，是你们要负责？还是我要负责？
　　
　　得忧郁症就是生病，你不会轻视得心脏病或肺癌的人，为什么你要轻视忧郁症患者？
　　
　　后来，当台湾企业界真的有一位企业家因为忧郁症自杀的时候，我又主动打去这家报社，比较客气地再提醒了他们一次：媒体真的可以杀死人，不要以为你拥有操纵别人生杀大权的工具，就可以随意扮演上帝的角色。
　　
　　有些事我只是不谈，如果被迫要谈，我是会发火的。曾经有一些基督徒公开谴责同性恋，2100全民开讲（TVBS晚间九点的政论性谈话节目）邀我上节目参与讨论，这是我唯一一次上这个节目。
　　
　　我对坐在我旁边的基督教人士完全不留余地，用尽各种角度反驳他。要知道，台湾很多角落不比台北，你可能听见一万次歧视同性恋的发言，却听不见一次支持同性恋的声音。一个同性恋孩子在歧视中长大、受到全村的欺负，如果这时人们还强加宗教立场，说他犯了罪，那真的是迫害！
　　
　　让人不开心是一件事，让人活不下去是另一件事；你可以自以为是，但不能伤害到人。虽然我无法像龙应台、李家同那么有使命感，挑战整个社会的错误想法，但当被问起，我也无法假装没事。
　　
　　身为偶像与自己的偶像
　　
　　对于作为名人所失去的隐私，会不会觉得可惜？
　　
　　这世界上是有Modonna 和Tom Cruise那么倒霉的人，走到哪里都没办法不被注意。台湾的名人幸运多了，想看人就到别的地方去，损失的从别的地方弥补。很多被喜爱的人过去都很寂寞，譬如张爱玲可能根本没有收到过这些倾慕和善意，不管书卖了多少，她活在一个似乎很多人崇拜但是她感受不到的情况下，孤单地创作。作为现代的名人，我认为被爱的程度足以弥补其它部分的损失。这样的截长补短是应该的。人不能什么都要，那样太自我中心了。
　　
　　有哪一位年轻艺人是你特别欣赏、看好的？
　　
　　我最近在想的是，下一个龙应台、下一个林怀民在哪里？台湾有好多的明星，只要有本事，马上就会出头，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关心。但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在哪里呢？当罗大佑、李宗盛不被小朋友记得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周杰伦，撑起一个时代的音乐风格；可是文学、电影上呢？谁来接白先勇、张大春、侯孝贤的棒？
　　
　　或许，文化旗手的消失，就是你向往的太平盛世中的必然现象吧？
　　
　　这个答案不错。我身边的朋友也说：“也许你应该高兴，我们不需要下一个这样的人了啊。”但是我认为，华人的文明还没有到达那样的太平盛世。经济上或许到了，但文化生活上野蛮的部分还非常多。我相信时代会呼唤出英雄，如果需要的话。
　　
　　你也有偶像吗？
　　
　　我有尊敬的人，但不到入迷的地步。我尊敬有纪律的创作者，像是奈良美智那样严格检查自己的艺术、村上春树那样有纪律地写作。但我认为他们做的并不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宫部美幸可能是我更尊敬的创作者，金庸也很了不起，但相较之下，武侠小说家可挥洒的空间，比社会推理小说家宽广自由得多。所以我特别钦佩宫部美幸，她在有限的空间中，依然写出聪明又温暖的东西，非常难得。
　　
　　但宫部美幸依然不是我的偶像。她一个人住、自己洗衣服，最大的娱乐是打电玩；在我看来，她的生活恐怖得像个苦行者。
　　
　　我既不羡慕她的生活，也不想住在她隔壁，更不想偷她的东西。
　　
　　所以她大概也不算我的偶像吧，可是，是我尊敬的人。
　　
　　对于自己变成了某些人的偶像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我越来越觉得，人的一生，是要对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奢望成为别人的偶像。所有的偶像都该知道你的签名有一天会掉进垃圾桶，你只是一颗粉丝们踩着往上长大的石头而已。日后他们回想，只会觉得当初怎么那么可笑、为你做那么多的事。
　　
　　做主持的成就感，我几乎都得到了
　　
　　你会不会因为收视范围扩大，而变得较为小心，避谈某些题目？
　　
　　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来宾的政治色彩。连战、吕秀莲、金美龄、蔡启芳、邱毅、苏贞昌、马英九都请过，他们也不会来到这里还想讨论政治。《康熙来了》就像一家好餐厅，文武百官闻香下马。如果你来到这里还装死，那就会是很难看的一集；你愿意配合康熙的精神，那一集就会很好看。而我们主持人的任务，无非就是让装死的人活过来。
　　
　　康熙五年来，我只砍掉过一集，因为我发现那个来宾根本是个神棍。当初制作人和我都觉得，这个号称会说外星语的人，应该很有趣，可是开始录像后，他却大谈他的信仰，而所谓外星人的语言，完全是毫无章法的胡说八道。录了十五分钟后，我决定喊停，这是我唯一一次录像中途直接结束。政治人物上节目谈他爱跳舞、爱骂人都无妨，但神棍会玩弄人、让人破财，让家庭破碎的人以为听他的话就能团圆，这是我不能容许的。
　　
　　小S说我是全台湾唯一说“没有鬼”的主持人。我每次听来宾讲鬼故事时，都带着轻蔑、嘲讽的态度；如果熙娣要我表示意见，我也会说我不信。如果这么多灵异节目讲的鬼故事都是真的，那台湾的鬼密度也太高了吧？高到全世界的纪录片导演都该来台湾拍片了！
　　
　　你说不久后就要退出主持界，对这个工作没有期待了吗？
　　
　　做主持人能得到的成就感，我差不多都得到了。一个人一直得到同样的成就感，就不好玩了。该被骂也骂过了，也被喜欢、被讨厌过了。有人说，还有很多的市场可挑战，譬如主持中央台的春晚。但我觉得这只是从做一双鞋，变成做一百双鞋或是一双巨人的鞋而已，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应该不常挨骂吧？
　　
　　是不常，但我觉得身在娱乐圈，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被骂。人就是需要骂别人。不管上电视、出片或走在路上，随时准备当箭靶、让他人把恶意发泄在你身上，就是艺人的功能之一。所以一被骂就哇哇叫的人，我真不明白他们在叫啥。
　　
　　在离开主持界前，什么样的案子会让你还愿意放手一试？
　　
　　问题不在于怎样的节目，而是怎么做。我其实非常羡慕那些制作精良的好节目，譬如David Latterman Show，他有十个编剧专门写笑话，可以突然跑到街上去访问一家好玩的店，再回到现场请顶尖乐团演奏一首歌。它一小时的内容可能是康熙的一百倍。
　　
　　或是日本的整人节目，可以为了骗一个明星连挖三个洞，或是明明还在日本，却让她真的以为到了意大利去走秀。这才叫综艺节目。
　　
　　康熙只算是谈话节目，没有精美到称得上综艺节目。
　　
　　你在《康熙来了》中，娱乐性十足，甚至会和来宾一起讨论八卦、女明星谁卸妆比较丑；但你主持《真情指数》时，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文化人，高谈阔论严肃的话题。两者间，你需要适应吗？
　　
　　把我归到文化圈是错的。我受的是专业的娱乐训练。在UCLA念电影研究所时，同学讨论的都是斯皮尔伯格、卢卡斯；教授每一刻都在逼问我们：你的作品有什么值得观众掏钱进戏院？
　　
　　娱乐本来就该是专业，而不是可以随便做的事情。千锤百炼的太阳剧团、昆曲，原来都是大众化的娱乐，不是要你正襟危坐、花三千块去国家剧院看的。普契尼的咏叹调会让你感动落泪，伍佰、陈升的歌也会。
　　
　　不管访问任何来宾，都该是专业表演；访问高级的人，不会让你变得高级。如果有人访问了总统或诺贝尔奖得主就以为自己身上有光，那就想太多了。所有访问的差别，只在于你会不会访问罢了。
　　
　　我只是娱乐圈里比较爱看书的人而已。如果有人认定娱乐圈的人不爱看书，那是非常古怪的想法；而如果娱乐圈的人觉得自己不看书也没关系，那是他们搞错了。
　　
　　上海寻不到我的乡愁
　　
　　你的父亲1949年前曾在上海经营轮船公司，是1949年沉没的著名豪华客轮太平轮的船主。这件事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太平轮沉掉的年代和我出生的年代差非常多，如果有人认为我有旧时代的色彩，硬要添上一笔，这是一个有趣的证明或脚注，否则，根本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现在要说徐熙娣家里经营太平轮也可以。如果要寻找我出自上海老派家庭的佐证，我觉得，“蔡康永家不管住在哪里，家里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麻将间”，这比说我是太平轮船主的小孩要来得贴切得多，也更有意义。这表达了老派上海人的生活态度。
　　
　　第一次到上海可有什么特别感受？印证了长辈描述过的家乡印象吗？
　　
　　我文化上的乡愁在那之前就用完了。研究所毕业后，我从美国回台湾，找到的第一个跟电视有关的工作，就是在王小棣导演手下工作，她派了五个导演分五条路线去大陆拍中国文明史。我分到的路线是到湖北拍云梦大泽拍楚文明起源。我第一次住在长江旁边的饭店，特别跑到江边去摸长江的水，兴奋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实现我在文化上的乡愁——也是仅此一次。后来接着去南京拍明朝的宫殿、古迹，又去拍隋朝坟墓中的壁画……拜访了很多古迹，拍很多精彩的东西。但是再也没感觉了，因为这一拍就是半年，遗址、博物馆非常累，所有能拍的东西都要拍下来，把我所有文化乡愁都耗尽了。发思古之幽情偶尔一次可以，如果半年发了三万次，那就不太好玩了。所以后来再去任何的省份，人家邀我去博物馆，我都觉得毛骨悚然，绝对不去。
　　
　　如果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你想住在怎样的地方？
　　
　　我想在一些我喜欢的城市居住，像是京都、伦敦。每个城市住个两年。有的人喜欢有秩序像新加坡的地方，但是我喜欢老一点的地方，人多没有关系，被淹没在人群里也没有关系，大家彼此尊重容忍就好。
　　
　　我不喜欢人们需要很亲密很熟悉的地方。我喜欢可以看到有趣的人的地方。我旅行的时候最喜欢看人，人很好看。有的旅游地区我不爱去，像是马尔代夫、普吉岛，这些地方都是为观光客设计，那不是生活，是一个大游乐场。相较起来，欧洲和日本的人会比较好看。台北的人其实也很好看，只是我很难肆无忌惮地看。
　　
　　小S 就是我眼中的黄蓉
　　
　　从搭档主持《康熙来了》至今，你看着小S 完成了好几件人生大事，从女孩变成少妇，又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谈谈你眼中的她吧？
　　
　　小时候看金庸小说，看到黄蓉从桃花岛主的女儿变成郭靖的太太，再变成郭芙的妈妈，落差好大。我好怀念那个少女黄蓉，不能接受她就这样消失了。
　　
　　不再是愤青之后，我重读《射雕》，就觉得自己傻的呢，黄蓉的人生很好啊，每一个阶段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她的朋友，一定会替她高兴，你不会希望她到五十岁还是那个桃花岛主的女儿。
　　
　　熙娣在我眼中就是黄蓉，从少女、妻子、一路到母亲，但她保有的少女部分比黄蓉多得多。黄蓉少女部分几乎都折损了，不再古灵精怪、玩世不恭，也不再挑衅主流社会——她自己变成了主流社会。熙娣不一样，我一点都不觉得她少女的一面不见了，只觉得她的身份变得更多样。这是她非常独特的部分。
　　
　　是先决定了你和小S 的组合才有了《康熙来了》这个名字，或是先有这个名字于是把你们“送作堆”？
　　
　　曾经有别的制作人提出一个案子叫康熙来了，想让我和熙娣一起主持，不过没有成真。后来，詹仁雄开新节目，问我想跟谁主持，我说徐熙娣。当时电视圈内我最好奇的就是她。我不敢说我们的组合会最有趣。像我每次上吴宗宪的节目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非常敬业地搞笑，完全不怕自己被掏空。我很佩服他，却不想站在他旁边一起主持。但是熙娣的无厘头会让我想一探究竟，想知道一起主持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节目最早的名字叫做《奇怪十点钟》，《康熙来了》只是副标题，但我和熙娣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奇怪，所以念开场白时都不讲那个名字，果然一两个星期《奇怪十点钟》就消失了，只剩《康熙来了》。而我们做的只是很生活化的节目，没想到会在华人世界造成这么多的讨论。我们可没有每天精心策划着要观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小S个性鲜明叛逆，却符合传统期待，早早结婚生子；同样与你合作过的林志玲，古典温婉，看似宜室宜家，但却迟迟不婚；你觉得她们之中，谁比较能代表台湾的女性？
　　
　　她们两人身上都有一部分是台湾女性的典型，但我认为以她们的形象来判断台湾男生的口味更有代表性：林志玲代表的这个派别，还是较多台湾男生的选择。熙娣启发了很多台湾女生，可以诚实、直率，不用那么温柔婉约。不过，她算是一个极少数的特例。如果有人要仿效这两个女生，走林志玲路线一定比徐熙娣路线来得安全——这是就男生喜欢的女性角度来讲。长发短发？
　　
　　一定是长发；安静或活泼？一定是安静；听男人的话或是爱斗嘴？
　　
　　一定是听话。志玲给男生的幻想就是这样，而女生从熙娣身上得到的幻想可能比较多。
　　
　　难道我们不该感谢林志玲在这样的形象之外，刚好也是一个言行得体、落落大方的女生？我其实希望她偶尔也能有个神来一笔，但她就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

百香果

從來不喜歡百香果，即便只是摻了百香果口味的果汁、冰淇淋、餅乾，一概敬謝不敏。不喜歡那總是混合糖水甜中帶澀的味覺，也不喜歡那看似有毒的螢光黃，我想，這水果真是教人討厭極了。

直到某年夏天，在南洋熱帶島嶼，美麗的盤裡堆滿對剖開來的橢圓形漿果，黃澄鮮豔，汁液飽滿，宛若活生生躺著什麼誘惑之物的裸體，空氣中隨而彌漫綜合了鳳梨、草莓、檸檬、芒果等多種水果的氣味──

這不是百香果嗎？我驚呼：不，我不要吃。

為什麼不呢？坐在對面的K一臉俏皮：Passion Fruit，多好吃呀。

熱烈的香氣，甜蜜的激情。有一種沉默於我們之間牽制，滿漲，宛如成熟的果實，一觸即裂。

Betty Blue

我們約好在信義路與復興南路口，十幾年前，那裏開著一間彼時尚不十分常見的二十四小時不打烊超級市場，即便深夜，也有成排成櫃的豐沛食物，熱鬧音樂。隔鄰地下室是一間廣收國外電影，在八○年代末期知青圈子極為有名的影碟中心。Ｃ來了，領我走下樓梯，已是深夜時分，室內如巢穴般棲息著不少邊幅不修的疲倦臉孔，這兒同樣二十四小時不打烊，Ｃ是這裏的常客，熱烈掛在她嘴邊的幾部電影多半出自此處。

我們沒有花時間挑片，Ｃ約我來之前便說好了來看 Betty Blue，憂鬱貝蒂。我毫無概念，從名字也摸不著頭緒。服務生領著我們到房間裏去，手腳利落弄好了設備，才帶上門，影片一開場便赤裸裸湧上一場性愛。記憶裏，可能是還在摸索位置，也可能是還好奇著周遭的氣氛，待回神看到屏幕已然歡愛呻吟之際，臉上不免湧上尷尬神情，好似荒唐闖進他人房間，目睹了不該看的畫面。

那份尷尬狼狽，今天想起來，多少反映了八○年代末期的拘謹氣氛；那是四年級前輩感歎「美好而秩序」的年代的最後關口，我與Ｃ，前腳雖已興奮踩進未來的九○年代，但後腳不免還沾黏著啟蒙的八○年代習氣……，因而，那樣一場赤裸，直接，毫不遮掩，長達五分鐘的性愛開端，在我們扭捏望著的同時，不留餘地揭開了我們心中某些區域，使人臉上不禁燒紅起來。那五分鐘內，我沒有轉頭去看Ｃ，電視屏幕裏映現的她的臉，模糊而看不清表情，我不知道當下她想些什麽，我甚至猜疑Ｃ是否已經看過這部片子，那麽，今日約我來看又是為何呢？我想著這些，臉紅心跳中有了一絲尷尬，進而又湧上了一點悲哀。在Ｃ與我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呢？這是那個年代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們一起端坐著，觀看眼前赤裸的異性交歡，理所當然的傲慢與快樂。Ｃ不發一語，連一句輕鬆調笑都沒有，她平常可能會這麽做的，為什麽此刻她不呢？我坐立難安，不知自己該表示什麽。現實也許只是五分鐘的僵局，在記憶裏卻顯得極端漫長。

這之後所發生的故事，相對則以極快的速度進行了。憂鬱貝蒂在記憶裏留下了鮮明的黃與藍，洋溢青春的情調，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聽不懂的對白，沒有一個弄不清的時序，可是，影片終場，我們卻心事重重。我與Ｃ走出那間蒼白而又激情的影碟中心，走上通往八○年代終點的夜涼馬路。我不記得那一夜後來我們說了什　，也不清楚那一夜的憂鬱貝蒂，在我們兩人的歷史裏刻下了什麽。很長一段時間，我甚至不明白憂鬱貝蒂是怎樣的一部片子，不明白貝蒂如此率性何以仍感到憂鬱，不明白她說生命老是在阻擋我是什麽意思，不明白一個人如何能夠挖掉自己的眼睛……

我與Ｃ疏遠了?

太多事不明白，自然也不足以明白當年的Ｃ。燒得燙手，重得像鉛的Ｃ。她在桌前一寫好幾個鐘點，一談起喜愛的書與電影便激動莫名。她翻開托朋友出國買來的雜誌，指給我看：這是村上春樹，這是太宰治，這是三島由紀夫。她正反復讀著剛出版的《挪威的森林》，我無動於衷，只答應她總有一天我會看。村上春樹後來徹徹底底暢銷了，我卻始終沒讀《挪威的森林》。我在拒絕什麽？一整個時代的流行？還是僅僅關於Ｃ的感情？C與她的一幫朋友，在夜酒館裏且歌且哭，每個時代都必然有過的意氣風發、挫敗孤獨，他們所擁護的人與書，理論與電影，日後或許成為某一類靈魂的認證標記，可我卻無動於衷；在隱隱然觸著了Ｃ的神秘熱情之際，我同時敏感到了熱情之中所往往挾帶之不可言說的危險痛苦──，倘若我們只能對坐無語，那麽，目睹Ｃ宛如一隻美麗驕傲的孔雀，跳著那些炫目的知識之舞啊，徒然使人傷感，身外之物。

我與Ｃ後來疏遠了。我們之間，還需要很多很多的時間，來等待簾幕一重一重揭開。記憶裏有了一段極端安靜的時光。諸多聯繫Ｃ的符碼，匿步走進我的生活。我密釀在文字與影像的大酒缸裏，在新生南路台大對面，某些現在已毫無痕跡可辨識的密閉空間裏，拿著以月計費的票根，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獨自關在隔音棉板分割的小房間裏，Ｋ書般看盡了博格曼，塔可夫斯基，楚浮，高達，維斯康提，小津安二郎，這些人名成為我九○年代開頭的背景。悲苦黯淡的小人物，縫隙裏如蟻如狗的生存與交歡，安靜悠長如逝去之夢的人間小曲，罪惡與良心的大眾世相；無論絕美驚心也好，獎善懲惡也好，老舊的黑白畫面總是危顫顫在小電視屏幕裏變換著，好像隨時都可能燒壞，連配音也是沙啞不清的。離開小房間之際，我通常已兩眼紅澀，說不上來有什麽重要理由非這樣繼續看下去不可。然而明天，後天，我還是會來到同樣的小房間，在那個密閉場域，繼續孤獨地觀看那些伸出手去絕對觸不著，可心靈卻為之激動混亂的各種人生，直到屏幕乾澀打出了FoIon，我起身離開，靈魂軀體皆疲憊不堪地走上大街，目睹九○年代的火種正逐漸地，逐漸地翻燒起來。

卑微而瘋狂的愛情

日後我很少再想起憂鬱貝蒂，直到某個星期天早晨，在異國跳蚤市場，努力搜尋廉價傢具的同時，無意看到一張面熟如故人的臉，那是憂鬱貝蒂，手托下巴在黃與藍的天際線下瞪著我。一張標著三十七點二度Ｃ的二手ＣＤ。我買下了它，在租來的狹小房間裏重複播放了好幾年。三十七點二度Ｃ，比體溫高一點的，激情。我在腦中搜尋記憶，那漫長的五分鐘，以及其後的故事：一個來路不明的女子，與，一個無法面對現實的海邊油漆工的，愛情。這樣的廣告文案：「絕對心痛的愛情，碰上一次就完了。」不免使我驚動。同時，我發現它還有另一個名字：「巴黎野玫瑰」。時移事往，聽起來像另一部不相干的電影，憂鬱轉成了一個野字。我想起與Ｃ的約定，決定為她來讀一讀《挪威的森林》，然而，只在第一章，我的眼光便停住了。渡邊對直子說：你要學著放鬆，把力量從肩膀鬆開，鬆開，你懂嗎？直子搖頭，給他一個固執而淒慘的笑容：不行，這樣一鬆開的話，我整個人恐怕就要散掉了。

與Ｃ重逢的時候，我並沒有告訴她，我為她讀了村上春樹。Ｃ對我的生活很有意見，不談戀愛，不搞聯誼，和外界互動微乎其微。碰到過不去的時候怎麽辦呢？她宛若已經非常嫺熟于生存技巧似地，說得非常溫和。在她開出來的一大堆生存藥方裏，包括具體而實時逼迫我去買了一部錄像機。我們在人聲鼎沸的電器大賣場花了許多時間選購機器，然後彷佛回到當年信義路與復興南路口，在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百事達錄像帶出租店一邊談話一邊挑選片子。已然消瘦衰微的Ｃ說起每部影片的故事，口吻比我們天真青春的時代還要熱烈，還要虔誠。我開始感到不安。但一切都太遲了。我們一同重看了「雙面維若妮卡」、「新橋戀人」：一個卑微而癲狂的愛情，比多年之前的憂鬱貝蒂，更使我感到殘酷，不明白。

最後留下來的只是那台錄像機。我把Ｃ挑了而來不及看的片子給一部一部看完，接著，撈著她遺留的訊息，或者只是我隱約摸出來的路數，三天兩頭進攻百事達。百事達先生不僅記住了我這外國人的臉孔，且十分友善地問：你的朋友呢？我禮貌而微笑回答：她先走了。

流浪者之歌，碧海藍天，直到世界末日，各式各樣終將隨時間淡老而去的片名，重複又重複刷洗著我鄰近世紀末的日子，自毀般的心情，我誓言，總有一天，我將對這些殘酷而媚惑的事物失去所有感覺，屆時，我將不再為任何痛苦動容。我固執地挑戰著，兩眼乾澀無感，直至某日，遭遇一支稱為「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的片子，片名煽情至此，教人忍不住輕蔑，孰料悲劇無孔不入，一夕我竟淚流滿面。

半屏山

晴天或雨天，早晨或深夜，從後陽台，從房內的窗，我看見屋後的半屏山。山腳下是縱貫鐵道，從破曉到子夜，火車南來北送，時不時要拉幾聲長喇叭。

附近殘存空地，種著低矮的果樹，幾隻野狗於晚餐或深夜，也總要為搶奪食物地盤，在這裡鬥上幾回合。

好幾年來，我寄居於大城市的邊陲。

這些地方並不美麗也不詩意，多的是為生活拖勞役的人們，他們是微小的中產階級，也有分崩離析、失業無措的家庭。我住上一、兩年，搬走時，總差不多是城市擴張計畫延展到那地方的時候。好比住新店時，搭公車到敦化南路上班，經常塞上個把鐘點，搬走後，捷運通車，碧潭橋上的車陣長龍已不復見。

初到高雄，住愛河上游，有溝無水，好不死寂。一搬走，果不期然，河堤整治美化，引來觀光人潮，以前常去購物用餐的幾條街，現即使不是週末假日，也很難找到車位。第二住處愈發邊陲，當初依址尋覓到此，人煙荒遠，水泥廢墟，彷彿連空氣都是毒害的。住進來以後，高鐵工事終日無歇，很是疲勞，不過，夜裡倒是安靜，半屏山的荒蕪反倒留住了山頭滿片夜空，晴夜幾點星光，讓人錯以為漂近了台東的山邊。

就在我很習慣開車進城的時候，路途上漸發現那些熟悉的連鎖超市、藥局、餐廳、診所、房地產，雨後春筍地，朝我居住地區蔓生過來。高鐵通車日近，那個不知道有什麼理由必須蓋得如此龐大的高鐵左營站，像隻巨獸引來了寄生的蟲蠅，使這整區開始聲響沸騰。嶄新傲氣的橘白色列車蓄勢待發地停在軌道上，就連夜間也打燈使它宛如櫥窗裡的高級玩具模型。

襯托著這一片新興景象，是那原本被認為已經廢死去的半屏山。這座山，在過去，一邊是石油，一邊是水泥，兩項偉大基礎產業，將它剝削得徹底，約十年前禁採水泥，才略得休養生息。近年，山土復育漸見成果，從我住處望去的這一面，雖然還蹲伏著那些怪異如同外星基地的水泥廠舍，但過去炸山開礦所留下的醜陋傷口，一天一天，一季一季，被柔軟而綿密的草地所覆蓋，小小的山頭，低低的樹草，也許，再過幾年，可以有一片森林吧。

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在這樣的光景，日復一日看著半屏山的復育。很多很多年前，我想必也是一個搭著火車經過，被這片醜陋怪異的山勢，驚嚇得說不出話來的孩子。人生是不可算計的，我沒想過到高雄來，現在卻在這裡；以為天長地久的依靠，原來隨時可以被取走。許多心事無從打發的日子，我趴在後陽台，看眼前這座被摧殘至極，滿目瘡痍的山，感到往事掠過。這座小山，像一個陌生人的慈悲，對我顯現著復育的可能，總也有那麼突如其來的幾天，幾部怪手或卡車，低調駛進水泥廠，拆毀、載走那些傷害的證據。

再不多久，我將離開這片半屏山，但我會記住它，這段孤獨而安靜的過程。哪天，再從這個地方經過，健忘的人會渾然不覺，宛如傷害從來沒有發生過，休假人潮將沿著登山步道將它走遍，兜售新鮮菱角的小販亦會將它四處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