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载：天下杂志（427期）
来源：8003文化关怀小组

问＝专访者苏育琪
答＝龙应台教授

问：当初时是如何动心起念，想写这本书？

答：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一九九九年，十年前就有这念头。

那时住在德国，刚好是柏林围墙倒塌、苏联帝国解体的时候。一九八九、九九、四九，对欧洲来说，也都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国，也发生过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刚好到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现在常常不认得我是谁，使得我更有感觉到时间的急迫。

人总是到了四十岁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也曾十九岁。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父执辈这一代的人，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带着一股重大的好奇。另外也因为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雕零，所以有一点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说，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问：为什么看过去这样重要？

答：看现代社会，常常觉得目瞪口呆，怎有这么大的愚昧？甚至于所谓的精英，对于很多事情的讨论，我也会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讨论方式，因为这样的讨论方式，是一种完全不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不断地在重复以前的错误、以前的愚昧。

而在现在的讨论里，往往有一种天崩地裂，好象一切就是从我开始似的，不知道以前曾有过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辩论、同样的讨论、在同样的地方跌倒。

所以你问为什么看“过去”这样重要，我事实上觉得，看历史从来就不是看“过去”，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也是自己的未来。现在就是不完整的。

问：除了借古以鉴今外，你刚特别提到要和那个时代的人致敬、告别。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答：不是“借古鉴今”，“鉴”不“鉴”是另一件事。文明的进步有一把尺，或说一个刻度，就是这个社会里的人，对社会里的“弱势”，照顾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程度。

以前弱肉强食，慢慢进步到重视身心障碍者、老人、孤儿等要有所照顾。但是弱势也有别的定义：不见得身体比较弱，或者能力比较弱，而是他的“声音”比较弱，他的表达能力比较弱。

因此，他让主流社会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他的困境，了解他所走过的历程的那种能力比较弱。

跟我同时存在的社会里头，有这么多的人，他在我身边，可是他们是隐形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媒体、晚餐桌上彼此讨论的谈话里，这些人的过去、这些人的生活、这些人所受过的伤、或曾经有过的光荣，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在主流社会的集体记忆里不存在，是因为他们是最缺表达力的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记忆——痛苦的、或者是光荣的记忆，被主流社会所纳入，这难道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弱势吗？为什么我们都会看到残障的人知道他是弱势，精神病人知道他是弱势，少数民族知道他是弱势。但是这个社会的一整层、一整代的人，他的青春岁月、他为自己人生作抉择的自由，刚好在那个时代的结构里被牺牲，以致于这一整代人的生命轨迹、价值，是被主流社会有点像用橡皮擦给擦掉了的感觉。这种剥夺，他为什么不是“弱势”呢？

在一个文明社会成熟的过程里头，除了看眼睛看得到的弱势之外，去看到这个历史情感的弱势，恐怕也是一个文明的刻度。

问：所以你希望透过这本书，为这群弱势发声？

答：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一代人，一方面主流社会对他们很不认识，而且很不在乎；可是同时这一代人又刚好是我们这代人最亲密的人，他直接是我们的父母辈，是我的朋友们的父母。

一方面，你如此的漠视他，一方面，他又是你最亲密的人，所以反差很大。我不是带着一个责任感说要为他们发声，而是自己带着巨大的好奇，生平第一次试图去了解你所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真的那么理所当然？你从哪里一路走来的，你心里最深的那个痛楚跟光荣点是什么。

写这本书，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感情的付出，而不是一个责任感的扛起——我也扛不了这么重的责任。这一代人，都走了，走得差不多了，一种“知交半零落”吧。在写书过程里，就常常是去找某一位老人家，打电话过去，他的家人，他媳妇、孙子告诉你说，他走了。

可以说，我带着深情在写这本书。父亲已走了，母亲快走了，记忆中，我的父执辈一整代人，快走光了。我就想说，那就做一个文学的告别吧。

开始在思考一九四九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核心关注的对象，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大批来台的这两百万人。但是一旦进入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可能只去了解这一九四九年突然涌入的两百万人，在这个土地上原来已经在的那六百万人，怎么我会知道得那么少？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所谓的台湾本省的历史，你会看到一点点关于日本战败的一九四五年，然后就是大量涌出的一九四七的二二八。

除此之外，进入社会认知的，就很少。我突然生起一个怀疑，怎么会四五到四九这一个大翻转的年代里头，就被一个二二八笼盖了？这么复杂的年代，其他的事情，譬如本地的这六百万人，他的心情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的痛在哪里？他怎么去选择记得什么、忘却什么？他记得的，敢不敢说出口？说出口的，是不是他真正刻骨铭心的？

至少我自己是无知的，觉得那一块空白很大。

但它不可能是空白的。所以这本书转向了，只有一半是关于四九年那些流离过来的、我直接的长辈们的故事。我接着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台湾本地去看那些在乡下、庙口，在榕树下面、在河流旁边，还活着的那老人家。那个过程对我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启发和震撼。

问：什么震撼？

答：这个震撼就是说，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媒体里所谓老兵的故事渐渐多了，对四九年流离的那些背景还多一点认识。反而是对生活在台湾，尤其是在乡下偏远地方、跟那些大陆流离来台的长辈们同一辈的台湾本省人，我发现他们没有声音的那个程度，几乎还超过那些外省老兵，这给我很大的震撼。

问：所以，写这本书，你原先是想找什么，最终发现了什么？

答：我原先是找父母那个时代的情感，主要就是一九四九年流离来台的外地人的情感。但在出发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所谓外省孩子的父母亲是一个历史，我的本省朋友们，他们的父母亲的历史，是另外一种历史。

四九年从大陆来台的那群人，你说是意识形态也好，或是他的情感记忆，跟在地人的情感跟记忆，其实有非常大的冲突，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

问：是什么样的冲突？

答：譬如说，外省流离来台的一整代人，他们前面经过八年或十四年对日战争，乡土全毁，家破人亡，是军国日本造成的。

他生命的认知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大陆的、我父母亲那辈的人，十九岁决定了一辈子最核心的轨迹，可能就是投笔从戎、爱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但是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们，十九岁的时候，是热情澎湃地加入日本的阵营，对天皇效忠，然后被送到南洋去，也有的被送到华北去。因此，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们，对于日本的情感、对于自己认同的对象、他心深处受伤的地方、以及他的光荣意识，是跟一九四九年来的两百万人相反的。

带着这样完全相反的、敌对的、冲突的记忆及情感，来到这个小岛，要开始共同生活，而且是在一个重新洗牌的权力结构里共同生活。

我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今天的很多矛盾、冲突、误会、斗争，其实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这两百万人的记忆、情感，跟这六百万人的记忆、情感截然不同，两边都带着很深的创伤。

但是两边的人在这六十年的过程里头，从来没有好好地面对过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也从来没有去好好沟通过。都是在某种事情、情绪的发展之中爆发了的时候，然后就紧急地去处理、去应付。

但是那个根，就是说那一九四九来到的那两百万人，以及在地的六百万人，心里头最深最深的那个创伤，是到六十年之后的今天，都没有真正疗伤过的。

问：譬如？

答：譬如，那两百万人——其实可能只有一百二十万，带着六十年的我称之为“战败创伤症候群”，对自己的史，还是隐晦不言的。譬如这个社会对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和情感的欠缺认识、欠缺理解。

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

问：你把大陆来台的國軍和为日本打仗的台籍日本兵相提并论？

答：没错。

我很想说的是，不要去管他是國軍还是解放军，是台籍日军还是伪军，我们换个角度仔细看他：他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对于國軍，中華民國一百年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可能真的应该用更宽阔的胸怀，诚实地、认真地，去面对、去梳理一下六十年前的历史了。应该是时候了，要超越过去受创伤的战败心理。

如果还在战败心理笼罩之下，对那段历史既不去整理，也不去解释，更不去诠释，事实上是对那一整代人、牺牲了青春、平凡的幸福、甚至整个生命的國軍，非常、非常大的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

你也许以为，在本土意识抬头那么多年之后，对于台湾的本地史大家都已经有比较深的了解了，何况它是那么“政治正确”的“显学”了。

其实再深入后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台湾本土史的挖掘，其实是因为某个部份刚好符合眼前的政治权力争夺，它不是为了史而史。我想，现在恐怕也是时候了，我们可以不再用权力的运作来面对我们亲人长辈的历史吧？

上一代人，真的是被时代铁轮碾过去的一代人，对他们的时代以最单纯的心，做一个非常诚实的、开阔的面对，才是真正精神意义上的“入土为安”。

六十年，是时候了，真的是时候了！在所有的人都走光之前，给我们的长辈他应得的尊敬和温情，仅只如此。

问：你最关切的，是人的什么？

答：还是人的尊严吧。

这个尊严包括：他应该得到的正义，你什么时候还给他？他应该得到的温柔的对待，你什么时候如份地给？你看得见他的腿在流血，你也看得见他的脸被炮弹削了一半，或者你也知道他身为战犯坐了十年的牢，但是他心痛的地方你什么时候去看见？

整个社会的成熟跟文明到了一个程度，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台湾这个六十年前在战争史、军事史上的失败者，在这六十年之中，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文明厚度，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用文明的价值回头去看那一路上的辗转沟壑、尸横遍野。

问：一年的闭关接近尾声，你最想跟读者说什么？心情是什么？

答：第一个感觉是，那么庞杂壮阔的历史，唉，弱水三千，我只能取得一瓢。

第二个是，读了一年的资料，和各种来历的长辈做了很多很多接触跟访问。但到最后，我有一种对不起的歉疚感，对不起，我知道了这个时代曾经怎么残酷地对待他们，但是我的知识再怎么累积也只能呈现千万分之一而已。

前代人我想说，对不起，我的文字再怎样深刻动人，也无法充分表达那个时代的痛和欠。

问：对不到二十岁的读者，想说什么？

答：对年轻的一代，我特别想说，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脚步停下来一下，用最谦卑、最温柔、最慈悲的一个心情，来看这本书，做一个入门，然后你会知道你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譬如说，搬个小板凳，坐到你还没走的祖父、祖母身旁，去倾听一次吧。听，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还来得及。

问：你希望两岸领导人怎么看这本书？

答：对于北京的领导人，我希望他看这本书，从一个“心”的角度重新了解台湾史，而且希望以最谦卑的心情来了解。

要跟对方来做朋友、或者做亲人，前提一定是要知道对方在哪里受过伤。你如果对他受过什么伤，不知道而且不在乎的话，那么连起点都没有吧。

对于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我想说，有两个空缺在这里——一个是大陆来台四九年的那个外省的空缺，那个集体的战败创痛没有面对过——你知道，台北军史馆一到所谓“戡乱”这一部份，几乎是整个跳过去的；另一个是本土的创痛——台籍军属和志愿兵的历程，是惊心动魄的，受伤的存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也没有好好的了解过。

一个胸有丘壑、有远景的领导人，不能够只知道现实政治的来来去去，他对自己人民隐忍不言的伤，要认识，要体会。

（苏育琪、庄沛颖、陈幸萱整理）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郭娟

-作者系《新文学史料》主编

一个女作家，31岁就死了，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记着她——年初，林贤治先生写的《萧红传》出版，现在，刚刚出版的郭玉斌先生写的《萧红传》又摆在我面前。2001年我编“漫忆女作家丛书”，所收文章都是与萧红有过交往的人写的；厚厚的一本书，都是见性情的好文章。丛书中还有其他女作家，比如一生大起大落、浓墨重彩的丁玲，一生顺遂的文坛人瑞冰心，她们都算长寿了；而洋派的张爱玲、林徽因，当时正热得不得了，就觉得早逝的萧红的寂寞。想起当初萧红的《生死场》出版时，前有鲁迅的序、后有胡风的读后记，《呼兰河传》出版时，有茅盾的褒扬。想起鲁迅曾有的预言，说创作上萧红超过丁玲比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些。这样殷殷的期许像是落空了。萧红临死绝笔：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林贤治著《萧红传》的研讨会上，曾经成功将《生死场》搬上话剧舞台的女导演田沁鑫特别痛心地发问：那么有才华有成就的萧红，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怀着别人的孩子跟了萧军，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去嫁端木？解放后三位与萧红有关系的大作家都在北京作协，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三位，据说是他不理他，他只理他，又不理他，总之很八卦了。萧红都死了几十年了。

当冰心牵着父亲的手，登上父亲的舰艇，少年意气与抱负在父辈的精心呵护与培养中得以慢慢实现。而萧红却被那位刻薄、颟顸而又八面威风、说一不二的父亲追着打着逼着嫁人。丁玲的父亲早逝，但她却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可以说是湖南女界的先锋。再难的处境，丁玲还有母亲。而萧红9岁就死了娘，娘和继母都是她在《生死场》中写到的那些愚昧麻木的农村妇女，在夫权之下毫无主见地活着，不可能给萧红荫庇。萧红走出了呼兰小城就再 也回不去了。

没有依傍也要走出去，萧红的出走和一生流浪太勇敢了，以至于不像是勇敢而倒像是她的命运。遇人不淑，怀着身孕被遗弃在洪水淹泡的旅馆里，那时萧军的出现，不啻为一根必须抓住的救命稻草。孩子生出来就被人抱走了，再也没有消息。

在商市街，两个穷青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像一件破衣，补不胜补，捉襟见肘。当然，爱情中的小甜蜜小情趣也是有的，但肯定与冰心、吴文藻的婚姻不同——冰心的婚礼在燕园举行，由司徒雷登校长主婚，婚后夫妇一同赴美，传说轮船上，冰心把以往追求者的情书随念随撕抛入太平洋，然后夫妇俩相视一笑。萧红的爱情中没有这样的轻松优游。

萧军救了她也折磨她，用绯闻、出轨、暴虐；端木没有萧军那样的大男子主义，却又像个小男人，关键时刻挺不出来。在香港漫天炮火中将垂危的妻子留给别人（骆宾基）照看，自己不知跑哪儿去了——这段公案后人难断真相，当事人各执一词。骆宾基指责，钟耀群（端木夫人）辩解——钟的史料可以看作来自端木对她的讲述，而端木本人却始终不开口，只是闷头一首一首写旧体诗悼萧红，倒也一副深情缅邈的样子。90年代，我随牛汉老主编拜访端木先生。那天他老态龙钟坐在轮椅里，正拼着写《曹雪芹》。牛汉趁端木夫人不在，附身在他耳边大声说：该写写了，有些事，萧红！端木只是笑嘻嘻的，不置可否。

不过有一个史实是正确的：当日军逼近武汉，人心惶惶，一票难求，萧红把票给了端木让他先走，自己挺着大肚子留下想办法。端木真就自顾自走了。后来，在渡口，萧红仰面跌倒，像个小乌龟怎么挣扎也翻不过盖儿。在等着路过的人扶她起来之前，躺在水里泥里的萧红在想些什么啊？——而此时冰心正受到她威尔斯利大学校友宋美龄的邀请，坐在蒋委员长家的客厅里，商讨中华女界抗日救亡工作的大事。

书架上，一大排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集，千辛万苦，萧红站在其中不容易。从文学品质看，她比冰心有力度，比丁玲纯粹，让张爱玲以冷冷的理性傲人吧，萧红有温暖的悲悯。鲁迅毕竟有眼力。至于男作家，无论萧军还是端木，都曾嘲笑过萧红的写作，萧红还不知挤出多少时间替萧军抄稿子……然而从艺术成就看，萧红已然超越了他们。

萧红就是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一切颠沛流离、坎坷苦难皆以写作为指归。所以众人回忆中我最喜欢聂绀弩那一篇，他记下了在生活、情感困扰中的萧红依然青春飞扬，对写作有深挚的理解并且雄心勃勃。那是一个充满自信，自觉着写作使命的女作家——萧红。

节选自《帷幕》-第一部分-对延续性的意识

米兰·昆德拉

安娜·卡列宁娜为什么要自杀？从表面上来看，一切都很清楚：她身边的人一直以来不理睬她；她因见不到她儿子谢廖扎而痛苦；尽管弗龙斯基还爱着她，但她对他的爱感到害怕；她已经疲惫不堪，过于激动，而且病态地（并不公正地）感到嫉妒；她觉得自己在一个陷阱中。是的，这一切都很清楚；但难道陷入陷阱就一定自杀？有那么多人已习惯于在陷阱中生活！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她的痛苦是多么深，安娜的自杀依旧是一个谜。

当俄底浦斯得知自己身份的可怕真相时，当他看到伊俄卡斯忒上吊自尽时，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从他一出生起，就有一种因果必然性在驱动着他，带着一种数学般的确定性，直至这一悲剧性的结局。但是，安娜第一次想到可能要死，是在小说的第七部分，是在没有任何特别事件发生的情况下；那是一个星期五，在她自杀前的两天；她因与弗龙斯基吵架而烦躁、而痛苦，突然就想起她在分娩不久之后激动地说出的一句话：“我为什么不一死了之？”接着，她在这一回忆上停留了很久。（要注意，并非她在寻找陷阱的出口时，逻辑地想到了死亡；而是一个回忆温柔地在她耳边提醒了她。）

第二天，星期六，她第二次想到了死：她对自己说：“惩罚弗龙斯基、再度赢得他的爱的惟一办法”，是自杀（所以自杀并非陷阱的出口，而是一种爱情上的报复）；为了能够睡着，她服了安眠药，进入了一种关于她的死亡的感伤遐想；她想象弗龙斯基伏在她尸体上痛苦的样子；然后，想到她的死只不过是突发奇想而已，就又感到了一种莫大的生的快乐：“不，不，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死！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已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而且后来就一切都重归于好了。”

接下来的一天，星期天，是她死的那一天。早晨，他们又争吵了一次。刚等弗龙斯基出门去看他住在莫斯科郊外别墅的母亲，她就给他传了一封信：“是我不对。回家来，有话要说。看在上帝分上，快回家来，我害怕极了！”然后她决定去看嫂子多莉，去倾诉自己的痛苦。她上了马车，坐下，任凭思想在她脑海里自由地闪过。这并非逻辑的思考，而是一种大脑不可控制的活动，一切都混杂在一起，零碎的思考、观察、回忆等等。转动的马车是进行这样一个静静的独白的理想场所，因为在她眼前飞逝而过的外面的世界不断在维持着她的想法：“公司和仓库。牙医。对了，我要把一切统统告诉多莉。虽然很羞耻痛苦，可是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她。”

（司汤达喜欢在一个场景中切断声音：我们不再听到对话，开始追随一个人物的秘密想法；这时候，总是一种非常有逻辑而不散乱的思考，司汤达通过它向我们展示人物的打算，如何在审时度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而安娜的宁静独白没有任何逻辑，它甚至不是一种思考，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在她脑海里出现的所有东西的汇流。因此，托尔斯泰将乔伊斯以系统得多的手法在《尤利西斯》中实验的、被后人称为内心独白或意识流的东西提前了大约五十年。托尔斯泰与乔伊斯两人被同一种顽固的念头萦绕：抓住在现时时刻内发生在一个人脑海中的、下一秒就一去不复返的东西。但两人之间还是有区别：托尔斯泰的内心独白并不像是后来乔伊斯的一样，去探视普通、日常平凡的一天，而是相反，探视他女主人公生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时刻。而这一点要难得多，因为一个处境越具有戏剧性，越特别，越严重，叙述它的人就越容易去抹掉它具体的一面，忘掉它非逻辑、非诗性的一面，而换之以悲剧严密、简化的逻辑。所以，托尔斯泰对一次自杀的非诗性的审视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安娜到了多莉那里，什么也说不出。很快她就离开，重新坐上马车而去；接下来是第二次内心独白：街景、观察、联想。回家以后，她看到了弗龙斯基的电报，告诉她他在乡下母亲家里，晚上十点以前回不来。早晨她在发出充满感情的呼唤（“看在上帝分上，快回家来，我害怕极了！”）时，等待的是一个同样充满感情的回答，由于不知道弗龙斯基并没有收到她的信，她感到受到了伤害；她决定坐火车去看他；她又一次坐进马车，于是有了第三次内心独白：街景、一个带小孩的女乞丐，“为什么她以为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怜悯？难道我们不都是被扔到这片土地上来，让我们相互憎恨，相互造成痛苦？……啊，一群嬉闹的学生……我的小谢廖扎！”

她走下马车，坐进火车；此时，一种新的力量进入了场景；丑陋的力量；从车窗望去，她看到站台上有一个“身子畸形”的女人在跑；她“想象这个女人脱了撑裙后丑陋的样儿，就不由得骇怕......”女人后面跟着一个小女孩，“虚情假意地笑着”。出现一个男子，“肮脏、面目丑陋”。最后，她面前坐下一对夫妇，她觉得他们“很讨厌”；男士向他妻子说些“无聊的话”。一切有理性的思考都远离了她的头脑；她的美学感觉变得及其敏锐；就在她离开人世的半个小时之前，她见到美已经离开了这一世界。

火车停下，她走下站台。在那里，有人又给了她一封弗龙斯基的信，确定他晚上十点回来。她继续在人群中走，她的感官到处受到庸俗、丑陋和平庸的攻击。一列货车进站。突然，她“想起她与弗龙斯基第一次相会那天被火车碾死的那个人，顿时明白，她该怎么做了。”只是到了这一刻，她才决定死。

（她想起的被“碾死”的男子是在她生命中第一次见到弗龙斯基时掉下火车的一名铁路员工。这一对称结构，这一用在火车站的双重死亡的主题来框住她整个爱情故事的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托尔斯泰的一种诗学处理？是他运用象征的一种方法？

我们再复述一下这个场景：安娜去火车站是为了再见到弗龙斯基而不是为了自杀；一到站台上，她突然有了一个回忆，被一个意想不到的、给予她的爱情故事一个完满、美丽形式的机会所诱惑；可以用火车站的同一背景和在车轮下死去的同一主题来连接起始与终结；因为，人生活在美的诱惑之下而不知情、而被存在之丑陋所窒息了的安娜，对此变得尤其敏感。）

她走下几步台阶，来到了车轨旁边。货车驶近。“类似游泳入水前的那种感觉攫住了她的心……”

（这是一句绝美的话！在仅仅一秒钟内，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秒钟，最高的严肃性与一个愉快、平常、轻快的回忆联想在了一起！即使在死亡的悲怆一刻，安娜也远离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之路。她没有离开非诗性的神秘之路，在这条路上，丑陋与美丽共存，理性让位于非逻辑，而谜终究还是谜。）

“她脑袋一缩，手臂前伸，坠于车厢之下。”

【读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在电台的广播中听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孙越播出过这个短篇小说，当时我还即兴写下一首打油诗，名字就叫，我有个朋友，他在路上。后来，我用这首诗去参加了个大学里的什么朗诵会，我记得我念到，老刚说要我手表也卖时，评委瞪着眼睛看着我。想想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时隔如此之长的时间，回头看到这篇，依然感慨万千。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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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童

新年前夕我又收到了力钧寄来的贺年片。贺年片寄自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县，上面绘着早已过时的动物和花卉图案，边角已经在邮路上磨损得又皱又破，而且沾有些许莫名的灰黄色的污渍。这样的贺年片每年都从力钧手上寄出，邮戳上的地址每年都在变化，北京、昆明、海口、伊犁、哈尔滨，现在却是一个从未听说的旅行者足迹罕至的安塞县，它说明我的好朋友力钧还在路上， 在路上 ，这是力钧在数年前为自己订立的生活方式。我注意到贺年片上那句格言的风格较去年 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向！只有简短响亮的一个词组，令人沉思却又不得其中之味。我联想到去年力钧赠我的格言——人类思考，上帝发笑——当时也使我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哲理的光 辉。后来我曾把这句格言写在贺年片上转奇给别的同窗好友，再后来我就发现那句话原来出自一个声名鹊起的东欧流亡作家之口，那人叫昆德拉。我查了桌上的汉语词典，词典里居然 没有变向这个词条。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遗漏，还是出于编撰者的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力钧赠我这个词组（似乎是物理学名词？）包含着什么劝诫意义。但我知道作为力钧的朋友，必将受到他这种特殊的友情的滋润。变向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呢，用另外一些朋友的话来说，对于力钧你不必那么认真，就像你不必去探究他跑到陕北的安塞县去干什么一样。中国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力钧的朋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回忆起与力钧最初的交往，至今令我感慨。那时候我们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同窗共读，但平素很少看见他的人影，只是经常在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看见他突然举手站起来，向授课的教师提出一些深刻的质疑。他的声音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尖细而充满激情，每逢这时前排的女孩们都回过头来，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崇拜地望着他。力钧的头发是乱而蓬松的，力钧不苟言笑的仪态和锐利善辩的谈锋使人联想到康德、萨特这样的名人的青年时代。

力钧经常买书，也因此经常向别人借钱，借了钱往往无力偿还。所以力钧在大学里的形象是毁誉参半的，那些索债不得的人骂他是个骗子，而没有这种际遇的人仍然崇拜着力钧，终于有一次我也被力钧借去了二十元钱，他说书店里只有一本《存在与虚无》了，迟一步就会被别人买走了，于是我就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但那些有前车之鉴的人的警告果然被印证，我手头极为拮据，却无法向力钧索取那二十元钱。更加令我气愤的是，有一次我发现力钧居然在校外的一家小餐馆独斟独饮。

那天我愤愤地坐在力钧对面，看着他微闭双目呷饮二锅头白酒。那本《存在与虚无》就放在酒瓶和油炸花生之间，我伸手去抢书的时候听见力钧发出一声鄙夷的冷笑。你想拿就拿去吧。他说，不过你读不懂它，世俗之人无法领略其中的真谛，你会一无所获的。

可是你得把钱还给我。我放还了书，恼恨自己在力钧面前为什么总是显得虚弱而委琐。

不要跟我谈钱，这个字最让我厌恶。力钧皱着眉头说，他把酒瓶推到我一侧，我请你喝酒，他说，别去想钱的事，别去想围墙里的学校和校规，想喝酒的时候就尽情地去喝，这样你的心里就会充实了。奇怪的是我竟然就此驯服了，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在酒意朦胧中听见力钧对我说，冲破围墙到外面去，去看真实的世界，去找寻你的自我。我像一个虔诚的教徒经受了力钧的洗礼，也就此成了力钧最为忠实的朋友。

在路上。在路上。

多年前力钧提出的这个口号在大学里风靡一时，激荡了许多人的青春激情。毕业分配前夕，正是这股激情驱使我的许多同窗学友报名去了遥远偏僻的新疆、青海或西藏工作。力钧选择了西藏，在毕业典礼上力钧的发言再次语惊四座，他说，不要表扬我，不要赞美我，我并非听从祖国的召唤，这是我自己的需要，我需要的是在路上，

在路上—— 在路上。

毕业典礼上于是响起海潮般的回响。那种狂热的回响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几年以后我 读到了一个美国作家写于六十年代的书，书名就叫《在路上》。我怀疑力钧当时的口号源于这部小说，但作这种考证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力钧早就在路上了，追随力钧的那些同窗学友也早已在路上了。

力钧初到西藏那阶段经常给我写信，信封里还夹寄了他在布达拉宫、耗牛队或大昭寺前的留影。照片上的力钧神色疲惫，眼睛里却闪烁着一如既往的梦幻似的激情之光。其中一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孩，她似乎是被无意摄入镜头的，她蹲在照片的左下角，侧脸注视着骑耗牛的力钧，我觉得她的表情略含一丝嘲谑的意味。

那个女孩就是力钧的初恋。这是力钧后来在信中告诉我的，而且力钧还用含蓄的语言透露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那种关系。力钧说他们也许会像马克思和燕妮一样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最后力钧当然忘不了在信尾催促我去西藏和他会合。看看你的人欲横流铜臭市侩的城市，不要留恋它。力钧在信中这样写道，到我的西藏来，到我的西藏来呼吸纯净清新的空气。我曾经被力钧说动了心，曾经想收拾行装就此离开沉闷乏味的学校，但在动身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阻碍我挥手西行，我知道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优柔寡断和瞻前思后，这恰恰也是我与力钧本质的区别。我因此只能在这个繁华而嘈杂的南方城市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力钧却像一只自由之鸟在广袤而高远的天空中飞翔。

一个微雪的初冬的夜晚，有人敲响了我单身宿舍的门。是一个陌生的穿着男式军大衣的女孩，那张圆脸那头乌黑的短发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是谁。女孩摘下绒线帽晃动着头发，她说，我从力钧那里来，我是小米。我一下就想起面前的女孩就是力钧的那位恋人。我在游历南方，到这里来当然就投奔你了。小米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莞尔一笑，你是力钧的朋友，当然也算是我的朋友了。深夜来访的女孩从外面带来一股清冷的寒气，我正在为如何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发愁的时候，小米已经蹬掉脚上溅满泥浆的皮靴，坐到了我的床上，我听见她用一种略带怨气的语调说，南方怎么也下雪呢？我又冷又饿，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来？我找出了两包方便面，与此同时小米在后面发出了一声怪叫，又是方便面，她满面惊恐地盯着我的手，我看见方便面就想吐，难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吗？然后她撇了撇嘴不满地说，你们南方人就是小气，哪能跟我们西藏人比？在西藏不管来什么客人，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招待。我被小米的话说得无地自容，急忙去邻居家里借鸡蛋。后来我就站在一边，看饥饿的女孩吞咽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女孩在谈话中经常提及力钧的近况，说他正在研究西藏的宗教，但她说得更多的是一个叫老刚的人，我不知道老刚是什么人，根据女孩提及这个名字时的虔敬的表情分析，老刚才是她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哲人。大概在凌晨一点钟，高谈阔论的女孩终于打了一个呵欠，我就抱了一条被子准备去学生宿舍借宿。女孩惊异地说，你去哪里？我说。找地方睡觉去。女孩指了指地上，你可以打地铺睡，在西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摇了摇头，有点窘迫地去开门，这时候女孩在后面嗤地笑了一声，她说，你真封建，你这种人就应该让老刚来给你上上课。

我假装听不懂小米的话，但心里却为自己的古板和委琐感到羞愧。雪后初晴的早晨小米跳上南行的火车，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但是由力钧介绍来的西藏朋友开始像潮汛一样涌到我这里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三五成群地登门作客。整个冬天我至少接待了十来拨力钧的朋友，他们或者是力钧在拉萨新结识的朋友，或者是在旅行途中结识力钧的陌生路人，每人都带来了力钧亲笔写的便条。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我必须以好酒好菜和自己的床铺招待他们，可我平素一直经济拮据，于是我只能到处借钱，我借来的钱有时又被来客借去，我知道他们能否归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的事业比我重要，也比我更需要钱。那个叫老刚的人是在一个更冷的冬夜登门的。他的体格魁梧健壮，满脸灰黑色的络腮胡子，但说话的声音却柔韧而富有弹性，他像一个北方农民盘腿坐在我的床上，破烂的尼龙袜子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萨特与海德格尔相比是肤浅的，只有力钧这样初出茅庐的人才会迷信萨特。老刚不停地用纸条卷起莫合烟抽，他的神态安详而自信，我记得他在说话过程中突然跳下地，走到宿舍窗前用双手摇撼着铁条窗栅，他说，为什么要钉这些铁条？你看看你自己，就像一个囚徒被关在牢笼里！我解释说宿舍的窗户都是这样的，老刚突然大吼一声，不，把它砸碎，把它砸碎你才可以获得自由。老刚眼睛里突然迸发的一道白光使我敬畏而惶惑。老刚来去匆匆，临走时他明确地要求我为他们的一份叫做《高原思想》的刊物捐资，我告诉他我一文不名，连菜票都要向学生要。老刚就笑着抓住了我的左手，他指着我腕上的手表说，你还有一只手表，我们许多朋友已经在为《高原思想》卖血了。我摸着手表犹豫的时候，老刚又说，不要留恋身外之物，你应该知道思想比手表更为重要。我终于无法抗拒，那只父亲送我的手表后来不知被老刚典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学院的名声渐渐变得很坏，力钧当年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欠了一屁股债。我躲着那些曾借钱给我的人，而另外一些人也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唯恐我一张嘴就要借钱。那段时期我情绪消沉，郁郁寡欢。我知道是力钧在千里迢迢之外将一张魔网罩住了我，我必须逃脱这张魔网了。我的工作调动原因就缘于力钧，说起来显得荒唐，事实上确实如此。到了秋天，我已经到另一所学院任教了，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而美满，当然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也恋爱了。有时我把力钧给我带来的厄运告诉女友小韦，小韦对这事愤愤不平，她说，什么好朋友？这样的朋友不如不要，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跑来了，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但力钧自己终于没来这个城市，我想这是我将工作调动刻意隐瞒起了作用，或者是我的回信中充斥了大量牢骚和埋怨，使力钧感到有所不安了。秋天匆匆过去，冬天就来了。没想到冬天一到力钧的信也到了。我不知道力钧是怎么知道了我的新的通讯地址，在这封长信中力钧告诉我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和小米已经互相厌倦直至分道扬镳，这个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吃惊的是力钧说他对西藏已经找不到感觉，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藏去徒步考察黄河流域文化了。最后力钧兴味盎然地告诉我，他的一个诗人朋友将在元旦前夕来访，他以为与那个诗人朋友交谈将对我有所裨益，他还认为那个诗人目前虽然穷困潦倒，但未来也许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力钧的朋友又要来了。我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焦虑和恐慌。我如临大敌，元旦前夕和小韦一起匆匆到她祖母家住了几天，后来我回到学院宿舍，看见门口的水泥地上躺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想像那个诗人在我门前久久等待的情景，我说不清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后来我还在烟蒂堆里捡起了一些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是那个诗人即兴创造的新作，可惜无法把它们拼凑起来，只有一块纸屑上的字是我所熟悉的，我情不自禁大声地念了出来：

在路上在路上

关于力钧离开西藏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从西藏回来说，力钧在失去小米以后终日借酒消愁，有一天他在酒醒以后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一支苍凉古朴的陕北民歌，力钧被深深地打动了，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暂时忘却了失恋的痛苦，也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最后踏上了浪游中国的漫漫长途。他们告诉我小米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孩，她抛弃力钧投向老刚的怀抱，半年后又被博学多思的老刚所抛弃，最后小米南下广东，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据说小米在某个海滨城市从事一种难以启齿的职业。

我想起那些遥远的朋友，他们像浮动的岛屿朝各个方向浮动，他们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每当我收到力钧在浪游中国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看到东南西北美丽的自然风光，看到那些不断变化的模糊或清晰的邮戳上的地名，看到力钧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的箴言赠语，我总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我觉得青春是一簇月季花，有的正在盛开，有的却在凋零和枯萎。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我与小韦结婚成家了。新婚之日恰逢又一个飘雪的冬夜。我和新婚的妻子围着火炉听萧邦的钢琴曲，有人敲响了小屋的门，小韦跑去开了门。门外是一个陌生的穿旧军大衣的青年，他的头发、眉毛和肩上的登山包都结满了一层白白的雪片，看上去他比我们要更加年轻。你找谁？小韦只把门打开了一半，她用一种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那个不速之客。我是力钧的朋友。门外的青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说，我从大兴安岭来，力钧让我来拜访你们。小韦没有去接那封信，她的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小屋的门。然后我听见她冷淡地说，我们不认识力钧，你大概找错门了。小韦说完就做了一个准备关门的动作，我在后面看见那个青年惊讶而失望的脸部表情，他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小韦就果断地关上了门。我没想到小韦会这么做。小韦靠着门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这样了，这么小的屋子，这么晚了，这么冷的下雪天，我不想接待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的脸色，又说，他满腿泥浆，他会把地毯弄脏的。

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也不该这样对待我朋友的朋友。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妻子自然有妻子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