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做出值得荣获诺贝尔奖的工作的科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
一项被广泛应用的成果，很少有人知其发明者；
一篇原始论文鲜为人知，后继论文却很热门；
一位曾失明的人，却发现发光的蛋白质；
一个低调的父亲，却有非常高调的儿子。
在这篇文章中，我讲述一个科学家的故事，介绍一项生物化学研究的历史故事，同时回答一个问题：活着的科学家中是否还有人因好奇而作科学研究？
科学家的生平一般较简单，没特别有趣的故事。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裔美国科学家卡佩基（Mario Cappechi）在二战中是流浪儿，是个难得的例子。日裔美国科学家下村修（Osamu Shimomura）也在二战有特别经历。这里先简介他的科学研究，然后感慨。
生物发光和荧光蛋白
下村修和已故美国科学家约翰森（Frank H. Johnson）发现了两种发光的蛋白质：水母素（aequorin）和绿色荧光蛋白（GFP）。在下村修和约翰森以前就有人研究生物发光现象。萤火虫发荧光是由荧光酶（luciferase）作为酶催化底物分子荧光素（luciferin），有化学反应如氧化，以后产生荧光。而蛋白质本身发光，无需底物，起源是下村修和约翰森的研究。
下村修和约翰森用过几种实验动物，和本故事相关的是学名为Aequorea victoria的水母。1962年，下村修和约翰森等在《细胞和比较生理学杂志》上报道，他们分离纯化了水母中的发光蛋白水母素。据说下村修用水母提取发光蛋白时，有一天下班回家前，他把产物倒进水池里，临出门前关灯后，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水池，结果见水池内闪闪发光。因为水池中也有养鱼缸的水，他怀疑是鱼缸成分影响水母素，不久他就确定钙离子增强水母素发光。1963年，他们在《科学》杂志上报道了钙和水母素发光的关系。其后Ridgway和Ashley提出可以用水母素来检测钙浓度，创造了检测钙的新方法。钙离子是生物体内的重要信号分子，水母素成为第一个有空间分辨能力的钙检测方法，是目前仍用的方法之一。
1955年Davenport和Nicol发现水母可以发绿光，但不知其因。1962年，下村修和约翰森在那篇纯化水母素的文章中有个注脚，说发现了另一种蛋白，它在阳光下呈绿色、钨丝下呈黄色、紫外光下发出强烈绿色。其后他们仔细研究了其发光特性。1974年，他们纯化到了这个蛋白，当时称绿色蛋白，后来称GFP。Morin和Hastings提出水母素和GFP之间可以发生能量转移。水母素在钙刺激下发光，其能量可转移到GFP，刺激GFP发光。这是物理化学中已知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在生物中的发现。
下村修本人对GFP的应用前景不感兴趣，也没有意识到应用的重要性。他离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到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后，同事普腊石(Douglas Prasher)非常感兴趣生物示踪分子。1985年，普腊石和日裔科学家Satoshi Inouye独立根据蛋白质顺序拿到了水母素的基因（准确地说是cDNA）。1992年，普腊石拿到了GFP的基因。有了cDNA，一般生物学研究者就很好应用，比用蛋白质方便多了。
普腊石在1992年发表GFP的cDNA后便不作科学研究了。他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时，评审者说没有蛋白质发光的先例，就是被他找到了，也没什么价值。一气之下，他离开学术界去麻省空军国民卫队基地，给农业部动植物服务部工作。当时他如果花几美元，就可以做一个研究生都能做，但是非常漂亮的工作：将水母的GFP基因放到其他生物体内，比如细菌里，看到荧光，就完全证明GFP本身可以发光，无需其他底物或者辅助分子。
将GFP表达到其他生物体这项工作，1994年由两个实验室独立进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线虫的Marty Chalfie实验室，和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Scripps海洋研究所的两位日裔科学家Inouye和Tsuji。
水母素和GFP都有重要的应用。但水母素仍是荧光酶的一种，它需要荧光素。而GFP蛋白质本身发光，在原理上有重大突破。Chalfie的文章立即引起轰动，很多生物学研究者纷纷将GFP引入自己的系统。在一个新系统表达GFP就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文章，其实不过是跟风性质，没有原创性。
1994年，华裔美国科学家钱永健（Roger Y Tsien）开始改造GFP，并有多项发现。科学界使用的大多数是钱永健实验室改造后的变种，有的荧光更强，有的呈黄色、蓝色，有的可激活、可变色。到一些不常用做研究模式的生物体内找有颜色的蛋白成为一些人的爱好，该现象正如当年在嗜热生物中找到以后应用广泛的PCR用多聚酶后的一波浪潮一样。不过真发现的有用东西并不很多。成功的例子有俄国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Sergey A. Lukyanov实验室从珊瑚里发现其他荧光蛋白，包括红色荧光蛋白。
纵观整个过程，从1961年到1974年，下村修和约翰森的研究遥遥领先，而很少有人注意。如果其他生化学家愿意，他们也可以得到水母素和GFP，技术并不特别难。在1974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后继工作很多研究生都很容易做。其中的例外是，钱永健实验室发现变种出现新颜色，并非显而易见。
GFP之美丽和妙用
GFP及其衍生物（各种荧光蛋白），绚丽多彩，非常漂亮。
有些荧光蛋白当浓度足够高时，在日光下可以看到颜色，所以有了人为可以控制颜色的鱼、老鼠。生物学上广泛应用荧光蛋白。可以通过常规的基因操纵手段，将荧光蛋白用来标记任何其他蛋白，这样可以观察跟踪其他蛋白的时间、空间特点。它们提供了以前不能达到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而且可以在活细胞，甚至活体动物中观察到一些分子的位置。荧光蛋白技术也使得人们可以研究某些分子的活性，而不仅仅是其存在与否。
对于有些研究来说，荧光蛋白可以形容为“起死回生”：原来有些方法，需要把生物变成死物才能研究一些现象和过程，而荧光蛋白为主要支柱之一的现代成像技术，使科学家在活的细胞中观察和研究这些过程，使一部分“死物学”变成“生物学”。
为了好奇
下村修1928年生于京都，长于长崎。1945年16岁时，原子弹在他故乡爆炸，他曾数周失明。1951年，他毕业于长崎医科大学药学专门部，1960年获名古屋大学有机化学博士。196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森实验室做博士后，1963年至1965年回日本名古屋大学任副教授，1965年回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在约翰森实验室工作，直到1980年。1980年至2001年，他到麻省Woods Hole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工作，兼波士顿大学教授。
下村修在1961年33岁时作出了重要发现（1962年发表），到1974年46岁时，全部关键实验完成。但到80岁的今年，他几乎是默默无闻。他多年没有实验室，在约翰森实验室做了近20年博士后，不是为了功。他也没有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不是为了名。GFP后来带来了相当的收益，但下村修没得，也不是为了利禄。
下村修加入生物发光研究是1955年在日本做研究生时，导师让他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去开阔眼界，而那个实验室的导师介绍他做荧光素。1959年导师逝于癌症，1960年他到约翰森实验室。约翰森给他看水母发光，要他做，可是第一次演示根本没有发光。但下村修被约翰森感染了，决定做。1961年他们开了7天的车横跨美国到西海岸华盛顿州的“星期五港”（Friday Harbor）实验室，那里当时盛产水母，有很多原料，他们在1961年夏作出主要发现。
下村修开始作研究时不知其重要，只是对生物发光好奇。发光的生物学意义，至今尚不清楚；而发光蛋白应用的重要性，下村修不仅当时不知道，而且以后相当时间也不清楚。水母素应用于检测钙，是1967年由Ridgway和Ashley提出的。最初下村修和约翰森只为提取水母素，而GFP是副产物。现在，这个副产物的用途比原来的“正产物”还大。GFP作为示踪蛋白是他的同事普腊石极力鼓吹，应用则在1994年以后。从1974年获得GFP到1994年，下村修并未大力推动GFP的应用。
下村修乐于做这项工作，只需很基本的条件。2001年退休后，他继续作研究，把家里的地下室作为“光蛋白实验室”，今年80岁的他，还用家庭地址发表文章。
科学界并不公平
下村修有非常重要的科学贡献。但是科学界多半不知道他，社会的认可就更少。
在普林斯顿，他20年没有独立实验室，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到Woods Hole后，是很小的几人小组。他80岁了，也没有当选哪里的院士。最近几年开始有点奖。非常热衷本国国民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也是近年才有少数专家知道下村修。
下村修和遗传学家Barbara McClintock不同。后者在81岁因为发现转座子获诺贝尔奖。但她获奖晚的主要原因是学术，而她个人很早就被认可（因为在遗传学的多个贡献，1944年她42岁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最年轻的院士之一；43岁当选美国遗传学会主席）。上世纪50年代，她提出转座是调控基因表达的重要机理，但转座调控基因并不是普遍规律。她在植物中发现转座现象，不是争议焦点，一旦大家意识到转座是普遍现象（包括动物）后，就接受了其重要性。而下村修的成果人们用了很多年，没有争议，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他的个人贡献。
下村修虽然做了非常原创性的工作，很多人用他发现的GFP——有些生物学杂志每期都有文章用GFP，有些生物杂志每期20%的文章用了GFP，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发现者是下村修。下村修和约翰森1962年发现水母素的文章迄今被377次引用，1974年纯化GFP的文章引用169次，Chalfie等于1994年在《科学》上发表的文章被引用3349次，Inouye和Tsuji在1994年的文章被引用了256次。说明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并不知道所用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只是引用帮助他们的文章，而不是最原始发现。所以，简单重视引用率也不能代替对领域的真正了解。
不仅下村修没有被广泛认可，其他一些人也被忽略。1990年，他的合作者约翰森在82岁去世时，《纽约时报》的悼文没有提到GFP。普腊石拿到GFP基因但缺少经费。Chalfie文章引用率高，但专利搞砸了，没有多少收益。我在2002年写《二十一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一文中，列举了普腊石和钱永健，但不知道下村修。近年我才给学生讲下村修的工作。本文也算是一个更正。
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显然是下村修和约翰森做的。钱永健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下村修合得奖也很合理。第三重要的是普腊石。他承前启后，有助于将下村修的发现推广应用。
钱永健的工作
钱永健是和下村修的研究相关的一位重要科学家。他在成像技术中，有两项重要工作都与下村修有一定关系。
一项是钙染料。1980年，钱永健发明检测钙离子浓度的染料分子，1981年改进将染料引入细胞的方法，以后发明更多、更好的染料，被广泛应用。检测钙的方法有3种：选择性电极、水母素、钙染料。在钱永健的钙染料出现以前，具有空间检测能力的只有水母素，但当时水母素需要注射到细胞内，应用不方便，而钱永健的染料可以通透到细胞里面去。水母素和钙染料各有优缺点，目前用染料的人多。钱永健还发明了多种染料用于研究其他分子。
钱永健的第二项工作是GFP。1994年起，钱永健开始研究GFP，改进GFP的发光强度，发光颜色（发明变种，多种不同颜色），发明更多应用方法，阐明发光原理。世界上应用的GFP，多半是他发明的变种。他的专利有很多人用，有公司销售。
钱永健的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一开始就引人瞩目。他可能是世界上被邀请作学术报告最多的科学家，因为化学和生物都要听他的报告，既有技术应用，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他1952年出生，年龄允许等很多年（而80高龄的下村修没有这个优势）。所以，钱永健一直被很多人认为会得诺贝尔奖，可以是化学奖，也可以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必须指出，钱永健非常肯定下村修的工作，钱永健较早公开介绍下村修的发现。
钱永健是钱学森的堂侄。他家有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中学时获得过美国西屋天才奖第一名，大学在哈佛大学念化学和物理，20岁毕业，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生理学博士。他的哥哥钱永佑（Richard W Tsien）是神经生物学家，曾任Stanford大学生理系主任。两兄弟分别获Rhodes和Marshall学者奖（通常认为是美国大学生竞争性最强的两个奖学金，克林顿总统曾获Rhodes），到英国留学，上世纪90年代双双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钱学森回国后，国内的教育体系在他的子女应该上大学时受到极大破坏，使钱学森的子女钱永刚、钱永真没有得到他们堂兄弟的发展环境。钱永刚出生于1948年，“文革”后才念大学。但愿钱永健在钱学森先生在世的时候获奖，告慰他们全家。
我认识钱永佑，不认识钱永健。我在华盛顿大学有位同事，在神经生物学和现代成像都用重要发现和发明，他要求很高，批判性很强，公开发表文章批热门的领域、批很多人研究不解决问题。他也看不起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有一年刚宣布得奖名单，我到他办公室聊天，他没等我开口，就说：“今天是不幸的一天。”他认为那些人没一个值得得奖。这位批判性很强的人，却非常佩服钱永健。
科学界还会有下村修吗？
这个问题可以分几个方面。
当然可以问比较功利的现代科学工作者，能否像他那样抱着一个不知道重要性的东西，不追求资源、不追求认可，持之以恒，自得其乐。
然后要问，如果碰到这样的人，谁会支持他？下村修和钱永健是相差很大的科学家。很多人知道钱永健是很聪明的天才，支持他的人很多，他的工作出来马上为人所知。下村修基本是反例。没人认为他是天才，他不知道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别人也不容易在早期判断他的工作。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重视他，否则不会在约翰森退休后让他走。斯坦福和哈佛很会吸纳已经有可能得奖的人，但没有发现下村修。
只有少数人会欣赏下村修，支持他做些事。如果要委员会投票表决是否支持他，大概多数委员会难以让他过关。但在科学界，需要有些人、有些机构、有些时候敢于承担风险，支持少数下村修这样的科学家，做些开始看来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工作。成本其实相当低，主要是支持者不怕其他人的批评。其中多数这种人最后没什么结果，但是只要很少一些支持对了，对科学界的作用可以很大。
对于学生来说，赶热门比较容易，但如果注意力不被大流所驱赶，而在如1970年GFP研究状态时加入这种领域，其实是很安全的重要课题，那时已经知道有绿色蛋白，主要是提纯。当然，能做1961年的工作更好，不过那要求就高很多。
下村修的故事完了吗？
这个问题有两个含义。一是下村修，二是他的儿子下村務。
今年年逾80的下村修，毫无疑问值得获诺贝尔奖，但是他是否能得到，却有较大疑问。首先诺贝尔奖委员会出错频率不低，近年也出过好几次。其次，诺贝尔化学奖有时横插一杠到生物学里来，或者没有搞懂全貌，或者只从化学出发，把奖发给一个领域的某个人，而忽略了领域里的其他人，甚至更重要的人。一个人获奖后，其他委员会一般不愿再给同类工作发奖，这样造成一个领域最重要的人没得奖，而其他人得奖。这种现象，在下村修身上发生的可能性不小。过去10年，好几个与GFP相关的奖给了其他人，而没有给下村修。只有很少几个不出名的奖近年给了下村修。他是否能得诺贝尔奖，反映的不是他的水平，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水平。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两个委员会，是否能比平时水平高一点，还得拭目以待。目前化学奖委员会打错横跑的几率并不是零。过去5年，化学奖委员会发生物相关的奖出过三次错（近10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出过错，不过没有化学奖频率高）。人的评判无绝对客观，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不例外。
下村修既无名也无利。他儿子下村務却很年轻就成了名人。下村務是下村修1964年回日本期间在名古屋出生的。后随父母回美国，长于普林斯顿，上普林斯顿高中。在加州理工学院念大学时，跟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Richard Feynman）。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物理系和圣迭戈超级计算中心。
下村務上世纪90年代协助联邦调查局抓住了一个有名的黑客。1995年，他和记者以此为基础合写一本书Takedown（《骇客追缉令》），后被改编成电影，很出名。有人说他小时候有逆反心理，后来也可能是黑客，在国会作证时，有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身旁，他也黑国会的通讯系统。
所以，下村家的故事怎么落幕，还不清楚。
“研三病”：对科学的幻灭和
对科学家的悲观失望
以前，崇拜科学的人常把科学家看得比实际伟大。而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有故摆姿态的，在得奖后大谈对科学的热爱, 刻意淡化自己对获奖的重视。
现在，作科学研究的人很多，认识科学工作者的人更多。但发现很多作科学的人并不崇高。原来一些得奖的人不仅热衷于获得认可，而且为了得奖去做很多政治工作，有的不断和评选委员会搞关系，有的到评奖机构蹲点“合作研究”，有的贬低其他人工作，还有科学工作者作研究纯粹为了利益，实际对学术不感兴趣，甚至造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样导致了我称之为的“研三病”：也就是一些水平相当于研究生三年级的人，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非常悲观，自认为看破科学界的红尘，愤世嫉俗，走向反面，认定为好奇而作科学的人早已灭绝，断言已经没有纯粹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
有些科学工作者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种病，看不到科学的美，看不到科学家的品位和高尚，这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科学研究、动力、动机，而且描黑整个科学界，甚至成为科学界的不良分子。
我近年在一些学校和研究机构讲“科学研究的动力”，总结有三种动力：好奇、敬业和求胜。为了“免疫”青年学子，不犯“研三病”或者较早缓解，我既说明确实很多科学家作科学的动力比较庸俗，但也有科学家是好奇驱动。我希望通过下村修的故事，有助于犯“研三病”者明了每十年中生命科学都有几项非常重要的、大家公认的发现和发明，从忧郁症中缓过来，自强不息。
（作者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科学时报》 (2008-10-6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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