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这是建国至今唯一未被修改过的法案。五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可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品牌依旧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如茅台酒“Moutai”，青岛啤酒“Tsingdao”，中华烟“Chunghwa”，张裕葡萄酒“Changyu”。威妥玛(Thomas F. Wade1818～1895﹐英国人)，在华任职期间，为了外国人（主要是使用英语的人）便于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先后写成了《寻津录》、《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拼音方案。（又称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许多中国地名和人名以及商标品名都采用了这种拼写方式。1958年国家要求使用规范的汉语拼音。出于保护品牌做买卖的考虑，部分沿用威妥玛式拼音驰誉海内外的品牌维持现状。问题是：不是老字号商品的清华大学，时至今日在其网站校址所有涉及拼音的地方依旧是用威妥玛式拼音。清华拼成Tsinghua而不是Qinghua。如果我们的一流高等学府，对国家法律规定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都如此态度，现代汉语拼音的威权性和严肃性就大打折扣了。

威妥玛式拼音算不算带有殖民化色彩呢？这里不妄加评论。威妥玛自1842年跟随英军到中国后，在中国长达43年之久。1845年任香港最高法院广东话翻译。1852年年任上海副领事。1854年太平天国期间，英、美、法联合接管上海海关管理权后，威妥玛任上海海关税务司。1866年2月，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的威妥玛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派使出访，实行新政。否则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制裁。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其间英国在1876年以马嘉理案为名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扩大英国在华的特权。威妥玛一方面作为殖民主义的代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精通汉学的学者，1883年返回英国。三年后将他的4304册中文藏书捐赠予剑桥大学。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我真是觉得中国人大度宽容。学问归学问，德行归德行。威妥玛在华过去干没干坏事是一回事，威妥玛拼音在华现在用不用是另一回事。

其实为了阅读而注音的方法古已有之，读若法和直注法。用音近的字来注音称“读若法”，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就是“直注法”。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透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

来华传教士也提出了许多汉字的拉丁化方案，明朝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主要用来传教。1931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清末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被称之为“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王照在1900年制订的《官话合声字母》则是清末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采用汉字的偏旁，通行大半个中国，劳乃宣是中国音韵学家，清末主要切音字方案“官话字母”的增订者和在南方方言区的推行者。1905年开始推行官话字母，改称“合声简字”。清廷正筹备立宪，慈禧召见劳乃宣，他面呈简字的好处，上《普行简字以广教育折》，说:“今日欲救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文化失败”主义的心态之下，他们要求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为根本的强国之道。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

五四时期提出废除汉字的人有个文字进化论的理由，即世界上的文字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象形、表意、表音，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所以野蛮落后。在他们看来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1918年公布实施的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在民国时期普及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采用楷书的篆文古体字作为符号形式，如ㄢ（an）、ㄣ（en）、ㄤ（ang）、ㄥ（eng）、ㄠ（ao）、ㄡ（ou）等。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赵元任所作论文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

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创制。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当时在苏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后来被称为“北拉派”。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苏联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北拉派”流传较广，后来被用于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运动，甚至传播到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华侨学校。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建国后，选择何种拼音方案也有个内外不同声音的问题。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但中国婉拒了苏方的建议，最终还是坚持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现在，汉语拼音方案是使用最广且被联合国接受的汉字拉丁化方案。

那么《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经历了五十多个年头后的今天，98岁的季先生又是怎样看呢？他说：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戴帽子，脚穿鞋子，很滑稽。其实相同的话胡适早年也说过。现在看来胡适对季羡林的影响不小。胡适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胡适认为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发明了自己的“字喃”，后受法国殖民者的影响，将文字彻底拉丁化，因此有了这“四不象”（法语、汉语、字喃、拉丁语）文字。

可以说中国汉字拼音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接受外来影响不断排除外来干扰的历史。我理解季羡林先生是担心国人有一天受外力诱惑把持不住，会把汉字丢掉，走拼音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