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士大夫中，王济(武子)是一个非常闪光的性格人物，至少他的同时代人是这么认为的。史料中记录他的事迹若干，件件都很有个性，给人深刻印象。他的特点之一是特别有钱，也特别奢侈。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结果这位臣子家中生活作风之奢靡，让晋武帝有点受刺激，一顿饭没吃完就走人了。刺激之一是，“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这被收录在《世说新语》的“奢汰篇”里，作为挥霍无度的一例突出表现。此事也见于《晋书》“王济传”，说是“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

无独有偶，时代更晚的《洛阳伽蓝记》中，“开善寺”一节谈到河间王元琛的奢侈：“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不仅说琉璃碗与水晶、玛瑙器皿一样属于“宝器”，而且还特别指明，是“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在汉代通西域之后，各种异国产品经丝绸之路纷至而来，其中，就有东罗马、波斯生产的玻璃器，当时叫做“琉璃”。近年在考古发掘中，从北朝墓出土有那一时代的东罗马、波斯玻璃器实物，质地均为透明玻璃，当然，因为原料中含有杂质，这些透明玻璃器都微带青色，还远不能像今天的水晶玻璃那样毫无杂色、彻映无碍。但是，对汉晋人来说，这种像水一样清亮、像冰一样晶莹的制品，绝对是前所未见的神奇玩意儿。晋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就夸赞此等“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万里远来的玻璃盛器是“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另外，外来琉璃器还拥有着异域风格的造型，晋人傅咸在谈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时，就提到是“逞异域之殊形”。1989年新疆出土一件隋代单足玻璃杯，杯身上采用萨珊玻璃器的典型装饰手法，无论从造型到纹饰都呈现出异域的特色，风貌与之非常接近的还有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一件配金属座的玻璃杯，可说是实际印证了傅咸所珍视的“琉璃卮”——玻璃酒杯的“异域之殊形”。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相传为北齐杨子华作品的《北齐校书图》，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南北朝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散发裸身之饮”的士大夫们所用的酒杯，恰恰是无把手，下有单足，造型很接近新疆出土隋代单足玻璃杯及正仓院藏玻璃杯，也许，这里恰恰具体地、形象地表现了南北朝贵族在生活中使用进口酒杯(玻璃或金银质地)的情形。由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想象，王济家、元琛家开出的席面是什么排场——精美的肴馔都盛在异国造型的透明盘碗里，更显得色状诱人。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的状况都看得出，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有一件两件琉璃器并不难，难的是场面上清一色的全部使用琉璃器。异国玻璃产品经过遥远漫长的贸易路线到达中国，价格会变得十分昂贵，所以，王济家一下摆出那么多琉璃器，就难怪晋武帝会觉得不舒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说一个人请客“并用琉璃器”，大概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说谁家“家里都是日本电器”，或者像今天说谁家“一屋子都是意大利进口名牌家具”一样，是非常显示实力的一件事。

有一点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形容王济的奢侈时，《世说》仅仅简单地说“并用琉璃器”，这固然是贯彻了其一向的明洁语风，但是，恐怕也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在那个时代，琉璃器毫无例外地都是昂贵的进口货。所以，不用多说，只要这么点一下，大家就都能会意。但是，到了杨衒之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外国产品的仿制早已开始，包括一些异域的生产技术都通过各种途径传了进来。琉璃的生产技术就在南北朝早期首先传入北方地区，直接造成了在北朝琉璃制品的价格暴跌(见《北史•西戎传》)。所以，杨衒之在形容元琛的奢侈时，就不得不多费点唇舌，说他的琉璃碗、水晶钵等等，是“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本地开发的仿制品，与这些原产高档货没法比。这正像今天国产家电、汽车成了寻常消费之后，要说明一个人有档次，就必须得指出，他用的是进家彩电、进口汽车，在这方面，古今的道理倒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