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如是我国法国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翻译家、诗人，他是我国法语界同行所公认的一代宗师。他虽然离开我们已十八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那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为人耿直、厚道、胸怀坦荡、严于律己的品格，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刚毅、纯朴、博大的传统美德，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父亲在世时，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他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中，即使在他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只要医生允许，他也不放过点滴时间继续他的翻译工作。曾经有不少出版社来信约稿，请他自己写点自传，他说，怎么能自己评价自己的成就呢。所以在他生前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自传文章，我们只是在他闲暇时与他随便闲谈时才略知一二。

父亲去世后，总想写点文章以表我们子女的怀念之情。

父亲1909年10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今梅州市）白土堡龟谭乡，原名何亮泰，号亮亭。据说父亲出世后一百天才睁开双眼，所以取名时有个“亮”字。

父亲在家排行老二，在他两岁半时，哥哥要上学，家里的大人们要从事耕作无法照料他，只好跟着哥哥一块儿去上学。在课堂上，老师常常抱着他给学生讲课。虽说父亲是从四岁开始上学的，实际上他两岁半就开始接受教育了。老师发现他天资聪颖，四岁就能用双手打算盘了，于是精心培养他。

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很喜欢数学和机械专业，他认为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工业才能使中国站立起来，跻身于强国之林。而当时以桥梁专业闻名全国的唐山大学成了他追求理想的必经之路。

父亲从小对解数学题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跟我们讲起他在法国上数学课时的趣事。父亲说，法国的数学教学中很强调发挥学生的潜在能力，鼓励学生在解题时突破范例而有独创性。一次数学考试（开卷），题目很难，一些同学因解不出题而向他讨教解题方法，他就将一些常用的解题方法教给同学，直到临结束考试只有10分钟的时间时才拒绝同学的提问，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解题方法列出，但还未计算完试题就已到交卷时间了。由于他的解题方法独特，虽然未完成试题但得了全班最高分。他的法国中学老师很希望他在数学方面深造下去，能在数学领域有新的突破、新的建树。

父亲十六岁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几个正在读高中的同乡约他一起去报考唐山交通大学，但出乎意料的是那几个高中生同乡落榜了，而他却被录取了。他在唐山读了两年大学后去法国求学，想深造数学和机械学，由于不懂法文，语言不通，加上年龄尚小，决定先上法国高中学法语。岂料，三年的中学学习使他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想，中华民族是不屈的民族，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法国语言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美、最精细、最悦耳的语言之一，他要把中国的文化精华介绍给法国人民，让世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了解中华民族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同时也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精品。他要为中法文化交流作贡献。这样，在他临毕业时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经历的最重大同时也是最痛苦的抉择，报考久负盛名的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法国文学、哲学、语言学等专业，同时获得三张毕业文凭。在大学期间，他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处女作--法文长诗《贵妃怨》，将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法国古典诗歌形式表达出来介绍给法国人民。当时的法国大诗人保尔*瓦莱里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为他的诗作序。长诗《贵妃怨》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法国古典诗歌融会贯通的结晶，它的发表轰动了法国诗坛，许多法国人不相信作者是个中国人，且是个在读的留学生。当时父亲在巴黎文学会坛上登台朗诵，照片登载于各个报刊。父亲很欣慰，他感到为中国人争了光，中国人的才智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

父亲精通法语、通晓英语、俄语、德语，他能将几种外国语言融会贯通在知识的海洋中。记得我刚上初中时，学的是俄语，不知从哪儿入手学习，父亲与我说：学外语没什么诀窍，关键在背书、背单词。他在年青时学习法国文学，常常是背诵整本的大部头的法国文学名著，直到他六七十岁时还能流畅地背诵出来。有时饭后，他在家中踱步，一边走一边背诵诗词和文章，看他那神情，似乎陶醉于其中。至今我们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曾给我们讲述的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那是在中法建交初期，他与一位到南京大学教法语的法国教师对接诗剧《熙德》中的一个段落，他先流利地吟诵完毕，而那位法国朋友却对不出来。事后，那位法国朋友对同事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很敬重他！”是啊，父亲是以自己的渊博学识以及严谨的学风赢得了法语界同行以及法国友人的敬重。

父亲年青时去法国求学十年，在学有成就之后，于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宣传、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我们曾问父亲，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法国，有人曾将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当听说是中国人时就流露出鄙视的表情。这一情景使父亲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难道炎黄子孙就低人一等吗？父亲暗下决心，一定要学有所长，一定要回到祖国。因此，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中国人！”祖国解放后，父亲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的教育和翻译事业。解放初期，院系调整后，父亲参与组建了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并为这一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十年来，他在教学工作中呕心沥血、不辞辛劳，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法语人才。父亲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提问总是百问不厌、耐心辅导。他有早起到校园散步的习惯，学生就抓住这一机会，带着书本和笔记本在他必经之路等着他，而他又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着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有的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多年后，在工作中遇到难题还不远千里来请教他，而他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满意而归。

父亲在教学中始终是个严师，他对教学、翻译以及研究工作的态度一向是严谨的，能够在他的手中得到优异成绩的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所招收的博士生必须达到他的要求，一度时间，无人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学校曾派系里的同事及让我们家属做他的工作，要他降低标准招收研究生，否则要影响到法文专业博士点的存在以及父亲本人的声誉，可他对个人的名誉地位看得很淡，他说：“我要对得起后代，假如我的博士生考题还不如当年本科生毕业考试水平，我又何必图这个导师的虚名？我的原则是：宁缺勿滥！”他还说：“个人名誉是一件无聊的东西……我考虑的是国家的荣誉!我们国家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他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翻译文学作品的计划及约稿搁浅而立即投入新的工作。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的工作；1963年，他被借调到北京参与了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若干重要评论文章的翻译工作；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他数次被借调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翻译、定稿工作；1976年，他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与定稿工作。在众多中外法语专家强手如林的争妍中，他的翻译技巧独占鳌头，无愧于“卓绝的翻译家”称号。父亲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等职。

在父亲的生活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与工作相比，任何外部干扰对他来说只能是无动于衷。1966年5月，父亲在如皋参加社教工作队工作，“文革”开始，他随工作队从如皋撤回学校，当行李刚从汽车上搬下来时，就被当时的大学生盖上了一张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何如”，父亲看了看就将它折好收起来。回到家里，他对白天发生的事毫不介意，吃过晚饭后，他将我们几个儿女招拢到他身边，饶有兴趣地谈起参加社教队时的农村情况，有时还在小黑板上画示意图…..其实他不可能不考虑,对着突如其来的”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勤勤恳恳地教学、为祖国培养有用之才是罪过？……从此，父亲几乎天天被拉去“批斗”，后又被迫参加“劳改队”。对于一直从事脑力劳动、年近六旬的父亲猛然去参加“劳改”，一天劳动下来确实感到很累，手上到处是裂口，可他回到家里，默默地用胶布将裂口贴好，晚饭后如无“批斗会”，他又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直至深夜。当时我们真心疼他的身体，可他工作惯了，如闲下来就会感到很难受，总觉得一天的工作还没开始。父亲一干起他心爱的翻译工作就能把白天发生的一切痛苦和折磨抛到九霄云外，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十年浩劫过后，一些同样遭受迫害的老教授回忆起那段日子不无感慨的对父亲说：你一生翻译毛主席著作，向外国友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还受此迫害，何况我们做学问的人呢？……

父亲是个重人格而淡名利的中国旧型知识分子,他一生孜孜于教育和翻译事业,他不但在国内法语界几乎无人不晓,被誉为一代宗师,在法国的汉学界、翻译界也享有盛名。

父亲的一生对教学和翻译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了完成他的教学任务、参加必要的外事活动外，他的业余时间就是从事翻译工作。翻译界的同行都知道，翻译比写作难。写作时，作者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写下去，而翻译要忠实于原著的内容，要再现原著的风格与笔调，而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对诗词的翻译，既要对中文的诗词有较深的理解与研究，懂得诗词的音韵与格式，还要掌握法国诗词的规律、音韵以及一些名家的笔风、新旧词汇的变化。父亲总是很好地掌握了这些，恰如其分地加以表达，显示出他对诗词译作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是他那译古诗的高超卓绝的水平，至今国内无人能够替代。他为了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把祖国璀璨文化介绍到国外去，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曾计划将国内的名著逐一向国外介绍。每天晚饭后，他就钻进书房直至深夜，有时译得顺利时，他会利用在书房小憩时哼上几段法国名曲，有时为了几个单词的确切译法，反复琢磨、推敲，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翻译了《阿诗玛》、《王贵与李香香》、《辛亥革命》、《女神》、《木兰辞》、《十五贯》等一批作品，还涉足了他人不敢问津的《文心雕龙》、《杜甫诗选》、《屈原赋选译》、《毛主席诗词》等，为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的译著受到法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有的作品还被法国学者选编入法语教科书。1983年5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访问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高度赞扬了父亲的学术水平，赞扬他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1986年，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委托法国驻华大使馆授予父亲《法国教育金质奖章》。记得当时父亲在家里翻开《法汉辞典》解释说，在法国，这种勋章只授予军人的，它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作为一个中国人能获此殊荣的还是第一个。当时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父亲买了很多份报纸，分寄给他的朋友和同学，让他们也分享他的欢乐。父亲以自己的学识和成就不断地结识新的法国朋友。1979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诗人让*玛丽*戴莱因公务来华，在上海买到一本父亲译的《毛泽东诗词》法译本，随即就打听到父亲的住址，当他通过杭州外事部门得知父亲在南京大学工作时，立即致函父亲，他在信中说：

“……在我还没有返回法国之前，我想刻不容缓地向您表示敝人对阁下译本的欣赏……我不懂中文，过去无法领略毛主席文学作品的绚丽而深感遗憾，如今多亏了您，使我这种遗憾的心情不复存在了。因为您那完美的表达手法，完美的韵律，使您翻译的诗篇清纯、含蓄，犹如用拉辛、维克多*雨果、兰博、瓦列里、阿拉贡、科克托的语言直接写成的。同样也多亏您，我才更好地理解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因此，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这一高超的译作表示祝贺。

几天前，我们一行匆匆路过南京，竟不知该城有一位如此杰出的法语专家，没能同您晤面，在此深表遗憾。”

此后每年的圣诞节，这位法国朋友都要来电问候父亲，虽然他们不曾见面，但他们却成了好朋友。

父亲自青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又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研究西方文学艺术精品，使他的理想操守、沉郁的个性以及为人的正直刚强、爱憎分明和从不趋炎附势的品格被人们赞誉为“一株历寒冬而不凋的青松”。

父亲一生漠视权贵，他酷爱文学艺术，只想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的留法同学中，一些回国后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大官的同学、好友看他才华出众，就动员他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做官，甚至直接向蒋介石推荐，可他一一拒绝了。解放前夕，他的一些同学、朋友劝其与他们一块儿去台湾，可他没去，留在了大陆。然而，父亲一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他的性格非常倔强，在“文革”前，每次政治运动都要被批为“只专不红”的典型，“文革”开始后，批判更是升级，受到很多体罚和侮辱，一些老先生忍受不了而采取自杀求解脱，可他从未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他不愿走上绝路而使子女背上沉重的包袱，他宁愿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只是抓紧时间从事他的事业。1975年底至1976年初，北京有关部门调父亲进京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这时在京参加翻译工作的年青同志请父亲给他们讲翻译技巧，这里牵涉到以什么文章作范本讲解的问题，父亲提出，如要讲，就讲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注：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受“四人帮”的攻击），这在当时需要有多大的胆量！父亲就是这样漠视权贵，漠视“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种种迫害。

大凡社会活动，父亲很少参加，有时甚至消极抵制。有些国内杂志在创刊之初，曾多次邀请他当编委名誉主任，想借他的名声搞所谓的名人效应，他不愿意，他认为怎么能随便为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杂志（指杂志水平）充当编委呢，这不是太滥了吗？他特别看不惯一些人为了捞钱到处挂名，也看不惯一些社会活动单位常常把诗人、作家排座次，拉大旗作虎皮、招摇过市，父亲对此深恶痛绝。他太正统、太不能随大流了，难怪他的老朋友称他这个优游于物外的中国旧型知识分子是闲云野鹤，从不流俗、漠视权贵，感怀他心中的那种清凉世界。

父亲的一些留法同学中很多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有的留在了国外，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虽留在大陆，但“文革”前后受到冲击被迫出走，一直住在大陆的为数不多。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老同学—法语界翻译大师傅雷在"文革"中因不得而已的原因而自杀。“文革”后，傅雷的儿子傅敏曾到南京大学找到父亲，告知傅雷已被平反，并在上海为其开追悼会。父亲因“文革”中受到种种摧残，身体一直有病，不能前往上海，只得拍电报以表哀思。

父亲平时与老朋友之间很少走动，因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但一旦有所成就时，就会彼此相告。著名画家徐悲鸿、刘海粟等人与父亲也是至交。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后，刘海粟大师每次在南京举办画展都要寄一请帖邀请父亲去，而父亲每取得一成就，如每一篇（部）译作的出版也都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的老朋友、老同学，以分享他的喜悦。

父亲还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学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以后因种种原因失去了联系，他平时总是念叨，一旦祖国统一，他一定要去台湾拜会他们，可祖国尚未统一，而他已逝去，他的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如愿了。

长期的辛劳和波折，使父亲身患多种疾病，但既使在住院期间，他每次都要带许多资料和书籍，抓紧一切空隙时间，继续他的翻译事业。

1989年11月30日，父亲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的一生，是认认真真治学、老老实实做人的一生。父亲的一生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答，就是留给我们子女的最珍贵的无声的遗言。

2007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