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19日）

11月15日早餐，在西安水晶岛宾馆食燕麦粥等甚佳。午饭后退房付帐，与吴慰慈夫妇、范并思、李超平和余光同往机场，乘坐下十五时四十分班机转赴深圳。起降无误，至则入住位于深圳南山区西丽湖畔之“国宾馆”——麒麟山庄贵宾楼B121室。余光在相邻之119室。窗外植被为人工修饰得层次井然，红花绿叶点缀于乔木草坪之中，分外妖娆。同行皆谓从隆冬来到仲夏了。八时许晚饭毕，遂与余光等迫不及待地沿庄内车行之道散步一周，以领略其幽深静美。

11月16日，周一，深圳。小雨转阴，入夜雨骤。

早餐后，于宾馆内二楼参加“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成立大会”。

合影并茶歇后，先后接受《深圳特区报》深度报道部首席记者张晓、《深圳商报》文艺副刊部记者刘悠扬专访，然后出席记者招待会。

下午继续参加“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成立大会”，众前辈踊跃陈辞，无不献计谋策，可惜基本都忽视了这是一个兼职身份的民间研究院也。余所拟为“书面发言”（略）。

今晚余光前往深圳大学为学生作讲座，余则为后日下午讲座略作准备。

旋于志斌夫妇、孙艳夫妇等冒风雨而至。志斌兄携赠海天社版《中华圣贤经》等书多种，王明宇则送上刊有吕生竹君所撰《秋禾行旅记》书评之《深圳晚报》一叠（附有书影，以及18日下午将作之公开讲座预告）。其间北大同窗张勇来室同叙。于、孙夫妇辞归后余光来，三人聊至夜深。

11月17日，周二，晴，深圳。白云浮动，碧空如洗。

早餐后，全体代表集中前往深圳图书馆报告厅，参加“公共图书馆国际高峰论坛”。

《深圳特区报》所刊访谈之标题为《我们更应积极展望下一个“十年”》，略云：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徐雁认为，对于一座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图书馆文化建设来说，十年更应该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应该更加积极面向未来，关注和展望‘读书月’的下一个十年。”

一、深圳最有条件进行“亲子式大阅读”（略）

                           二、应把“老龄读者群”吸纳进来（略）

  令徐雁感到欣喜的是，随着国内首家“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在深圳成立，在中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图书馆文化建设处于前列地位的深圳，有望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时期，“我们有理由期待，公共图书馆研究院的系列研究成果一定会首先在深圳这座城市落户、开花、结果！”

而《深圳商报》之报道重点则为“徐雁呼吁成立深圳市阅读学会”——

　　一、图书馆是城市“公共书房”

　　 全民阅读有一个很深刻的内涵，从图书馆角度来讲，就是要把图书馆读者向公众潜在读者方向开拓，让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种年龄都能更多依靠图书馆这样一个城市的“公共书房”。这里面有一个变化：从学习型的个人推广到书香家庭，再推广到书香组织，进一步衍生到阅读型社会。中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个人要有读书的爱好、读书的志趣，甚至要形成读书的专长。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网络商业化运作带来的“精神迷彩”所侵袭。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应以读书为起点，而“读书”的概念，就是书、报刊这些纸质文献。白纸黑字，青灯黄卷，能够让人的精神家园进入到一个宁静的状态。

　　现在整个时代氛围比较浮躁，而深圳在这方面更加突出……持续了十届的深圳读书月抓到了一个社会发展问题的核心：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学习力作为基础。

　　二、“国民阅读率”下降在全球普遍存在

　　 并不是只有中国在近二十年才出现了阅读率的下降问题，整个全球的情况也这样。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叫“国际读书协会”，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也是国际读书协会的团体会员，它的上属机构是中国写作学会。在这个机构之外，还有中国图书馆学会的阅读推广委员会。两个机构联手合作，就把民间读书和图书馆公共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担负起来。目前，研究会整合了各界１０００多个拥有高级职称和高级学位的骨干，有中学的高级教师，有大学的研究人员，也有出版社、图书馆、媒体读书版等力量，共同来抓阅读这件事情。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成立多年，一直在持续推进一个工作：抓“读书种子”。如果能够把社会的读书人口在自然人口基础上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阅读时代才有可能真正来临。我们有两个“抓手”。其一，阅读习惯要从电子化一代开始。其二，公共图书馆的存在，要从原来满足于在馆内练好“内功”延伸到向全社会散播书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阅读学跟收藏了大量书报刊和电子文献的公共图书馆就建立了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又是以读书月这样的社会平台做基础。

三、传统图书馆理念出现了脱节

　　 在中心图书馆以外广泛建立社区图书馆，是整个世界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潮流。在这方面，深圳“图书馆之城”可以说走在整个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前列。从专业角度而言，市民对公共图书资源的需求肯定是存在的，只是传统图书馆理念出现了脱节，一个是时间的脱节，一个是空间的脱节。到底图书馆开放的时间跟城市主体职业人群的距离有多大？深圳读书月创办之初，实际上是为年轻一代服务。但在持续十年以后，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个人群，即第一代、第二代深圳移民的父母，他们很多已经在深圳定居。这实际上是个退休人群，在图书馆概念中称之为“潜在的老龄读者人口”，读书月活动应该兼顾到这个人群。

　　我也呼吁和建议，尽快成立“深圳市阅读学会”，可以为下一个十年的深圳读书月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因为只有阅读学会这样的机构，才能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单位读书人的资源，才能真正吸引社会关注。比如说深圳有很多企业家，可以成立“企业家阅读俱乐部”，通过读书月的组织力量和舆论力量，为“学习型企业家”提供指导。

忽接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兼新华书店副总经理何春华电话，称已阅报上所刊访谈稿。为深圳市筹备成立阅读学会事，拟请我与余光次日共进午餐。回室补睡一觉，十时许前往深圳图书馆。

午餐于馆旁之江苏大厦“贵宾楼”。

十四时许，“国际高峰论坛”继续进行。至近十七时，由余作一致辞《学习的传统，与公共图书馆的导读使命》。接着由余光介绍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促进委员会之机构以及职能。吴晞馆长为“国际高峰论坛”作闭幕辞。

深圳市政府黄国强副秘书长在五洲宾馆设宴招待全体“国际高峰论坛”嘉宾，余以主办单位名义与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同坐主桌，陪同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荣退主任李伟华博士，OCLC副总裁、亚洲太平洋地区业务主管王行仁先生等国外、境外贵宾用餐。

11月18日，周三，晴，今日深圳甚寒。

上午代表分流成为两股，或前往深圳图书馆报告厅听取专家报告，或参观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今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谓：

“‘学习型馆员’将是未来图书馆的支柱和栋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1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国内的图书馆服务人才素质还有待提高。多位莅临论坛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观点。

　 　 十时半许，春华所派车来，接至深圳福田区之深圳中心书城导观。于“尚书吧”，匆匆淘得一册由乐秀镐封面设计、李斛与伍必端插图之《飞花集》（曹靖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月第2版），标价40元。余光慧眼选得一册有苏州旧书业老人江澄波先生所著并签名之《江苏活字印书》，谓余曰，其岳父钱行先生曾带其前往江先生晚年所设旧书店“文育山房”叙谈，并参观其后室所藏珍贵之本。

“尚书吧”旁为“二十四小时书栈”，见傅先生与余主编之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书林清话丛书》等在焉。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海天出版社社长陈锦涛先生设午宴招待于“城市扒王”餐厅，由深圳书城中心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太清先生陪同，席间交谈甚欢。

十四时许，步行至对面深圳图书馆报告厅，作讲座准备。今日讲题为《读读名人传记，悟悟平凡人生——现当代人物传记的精神魅力》，拟从“可读性的基础在于真实性”的角度加以揭示。十六时半讲毕，由余光继讲。

讲毕，即由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李副馆长来车接至该校参观，晚餐于麒麟山疗养院之“美味世界”。回宾馆后，王明宇遵孙艳嘱，专程送来羊毛衫御寒，真感动莫名也。

11月19日，周四，晴，深圳天气回暖，下午抵达南京积雪尚存。

早餐后与余光散步于麒麟山庄近半小时。九时出发，前往深圳机场候机。行前见《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报道谓：《读书月推荐书目你读了多少？》，全文如下：

身兼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双重身份，从学院到社会，这些年徐雁把许多精力放在了有针对性地开书单、推动阅读文化上面。昨日，他在市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主讲《读读名人自传，悟悟平凡人生-——现当代传记图书阅读的精神魅力》。

　　“深圳读书月十年了，积累下来读藏推荐书目已有一两千种。作为一个跟深圳城市同步成长的读者，你读了多少种？”开门见山，徐雁向深圳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推荐书目重在强调其可读性，而可读性的基础是两个字：真实。自传就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徐雁引述了着名作家余华（评述聂华苓自传《三生影像》）的一句话，“读这种特别好、特别棒的人物传记，会让小说家们怀疑自己虚构小说的意义何在？”

　　徐雁认为，在各种传记作品当中，最精华的是自传，然后才是评传。他首先推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的回忆录《四院·沙滩·未名湖》。该书从她１９４８年进入北大求学写起，在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中，这位当年的"天之骄子"却先后做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终于又得以回到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

怎么读传记作品？阅读的技巧是什么？徐雁表示，不妨寻找一位自己心目中敬仰的传记人物作为阅读对象，不断地进行一种（人生）比较式的阅读。

《深圳特区报》记者王轲真则以《从名人自传中寻找自己的心灵慰藉》报道谓：

　　阅读可以改变人生，但不是“决定人生细节成败的１０８招”之类的图书所能。而阅读名人自传，却有这样的功效。徐雁以北大教授乐黛云所著的自传《四院·沙滩·未名湖》和英若诚的自传《水流云在》为例，为浮躁都市氛围中的读者建议，从名人自传中培养感恩的情怀，使自己的哲学观、人生观、宇宙观像充气的皮球，坦然面对人生。因阅读获得知识，改变性格，决定命运。

　　徐雁推荐的乐黛云自传，描述了这位北大着名学者上世纪５０年代的传奇经历。令读者不忍释卷的原因，除了她５０年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故事外，她回忆的下放密云（劳动）改造时房东老大爷每天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给她掏出由田鼠洞里挖过来的核桃、红枣的感动为读者带来精神层面的冲击，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人生素材和深刻的启发。

　　名人自传的成功之处在于细节的关键把握。徐雁对深圳书城拥有大量励志书籍感到惊讶，最令他吃惊的一本书名叫《决定人生细节成败的１０８招》。“看完以后（难道）就变成孙悟空了？”徐雁问。“没有！因为读者没有把握细节的关键在于微节。”

　　而阅读名人传记，能够发现微节的妙处，打开书本就是打开了作者的人生，在阅读中与作者所感悟的人生产生互动，进而形成一种幸福感、和谐感，产生感恩的情怀，珍惜人生。当你拥有皮球式的精神家园时，就会左右逢源，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乐趣。

　　这种境界被徐雁以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概括。将监狱变为自己人生中的大学，学会磨水泥、做豆腐，在命运到了人生最低点的时候，（拥有）知识理性的人没有放弃自尊，自强进取激励人，令他的人生充满传奇和魅力。徐雁说，阅读名人传记可以求知，增长智慧和见识胆识，从而完善道德情操，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外，则有深圳《晶报》记者王圣以《在传记阅读中体味精神魅力》报道谓：

……徐雁认为，对于一本书而言，首先就是可读性，而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有可读性，才可以打动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名人自传具有可读性”，“徐雁说，人生是有时间限定的。从出生那天，就要开始人生的倒计时了，很多人将自己的生日作为自己的幸运日，但是大家是否有想到，每年的生日都是在提醒你人生要不断地进取和提升，不断地努力和奋斗的倒计时”，“徐雁认为，当你打开你敬仰的人的传记时，你也可以不断地进行一种比较式的阅读，让这个人的人生和你的人生有一种互动。他的人生像一面镜子，让你在感慨别人的人生时，珍惜你人生的时间，珍惜你现在生活中的位置。徐雁特别提到英若诚传记《水流云在》，“在有知识理性的人那里，当命运到了人生最低点，始终没有上升的时候，没有放弃的是自尊，他的精神永远是处于一种自强进取的状态，这就是《水流云在》内在的精神魅力，也是真正传记的魅力。

班机近十二时起飞，遂由花红叶绿之城返回冰雪素裹之南京城矣。

学习的传统，与公共图书馆的导读使命

    9月28日，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诞辰纪念日，今年适为孔夫子诞辰2560周年。一个月前，其家乡曲阜召开了“国际儒学大会”，苏州、福州、东莞等地则举行了“读书节”、“读书月”，其在表达当代读书人对孔夫子的追怀之情外，还在于引导世人珍视儒家经典，推广“全民阅读”。

    因为跨越了2560年，历史的天空发生了多少人文和技术形态的变换！

    仅就人类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载体来说，早已由孔夫子所熟习的以笔与削为特征的竹简书籍时代，钞与写为特征的卷轴书籍时代，木版与刻印为特征的手工雕版时代，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以铅与火为特征的活版机印时代，进入到如今以光电与屏键为特征的大众传播时代。

    大众传播时代是以信息网络化作为基础的。信息的海量涌动、知识的天量增长，以及信息与知识的网络化传递速率，让今天的我们倍感困惑和焦虑：这些信息流、知识潮，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们将引导我们干什么，到哪里去？我们在现时代，应该如何客观理性地面对它们，把信息转化成为知识，再把知识升华成为引领人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智慧？还有，我们应当怎样更富有激情和创意地拓展现代化的生存发展方式？

    求解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学习。已连续四年以孔夫子诞辰日为开幕日的“苏州读书节”和“福州读书月”，以及随后在鹏城举办的已保持了十届的“深圳读书月”活动，试图复兴和推广的，其实只是中国人有关学习的优良文化传统而已。

    关于“学习”，在记录孔夫子及其精英弟子们的对话录《论语》一书中，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和见解。其中最著名的语录是九个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那么，什么是“学”，什么是“习”，而“说（悦）”又是他所期待的怎样一种愿景呢？

    所谓“学”，在古代中国，本意是指通过听老师讲课，以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获得前人的知识和技能。而“习”是指学子把学来的东西，在课下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反复练习。可见，在“学习”这个长期搭配并流传后世的现代汉语词汇中，其实就包含着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结合的学理，更包涵着知与行合一的深刻哲理。

    孔夫子总结并指出的“学而时习”的方法，为人们求知受教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通过传习、复习、实习，可以把前人的经验教训、技能和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更可以在转化过程中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熟习程度，进而达到得心应手、胜任愉快的境界。因此，悦学勤习，进而学以致用，从来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称道，因为它们是人类求知受教、善于学习的一种优良作风和优秀品质。而“习以为常”、“习与性成”、“习非成是”、“习焉不察”等等中国古代成语，也就是凡人的教训总结和先哲的智慧结晶。它们所想要警醒世人的，无非是学习过程中应予注意的重要问题。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习）”（王充《论衡•实知》），“孔子圣人，其学当始于观书”（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虽然教育的手段革新了，可人类求知的实质没有改变；知识传播的方式虽然革命了，可人类必需学习的本质也还没有改变；虽然图书馆的收藏内容多元化了，可它作为人类知识宝库和科学文化传播机关的社会职能更没有改变。

    我们应当看到，图书馆现成收藏着大量用铅、木版印刷而成的书、报、刊纸质文献，它们依然是人们获得知识、学识和见识的重要载体，依然是教养人类成长、启迪人们心智的必要工具。因此，积极鼓励和热情指导公众阅读、大力推介和广泛宣传馆藏读物，就是图书馆工作者刻不容缓的重要社会责任。中国的图书馆工作者，应当以更大的勇气，担负起向公众推广阅读、把潜在读者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图书馆读者的社会使命。

    我们毋庸怀疑，当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加速，在为人类提供种种便利便捷的同时，不免加大了生存压力，强化了人生竞争，激化了资源争夺，而娱乐性工具的网络化和精神迷彩化，更在分割着人们有限的阅读时间和空间。面对现实的种种困窘，常人不免在时代性的浮躁中，迷失精神家园的自我构建方向。而好书在握，目耕口读，足以让人入静于白纸黑字所构建的人文氛围之中。因此，一个社会越是现代化，作为都市公共书房存在的图书馆愈加显得必要，因为这里是宁静神志的知识公园，是澡雪精神的人文湿地。这说明，图书馆读者工作现实意义重大，工作领域宽广，在现在和未来都大有可为。

    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大众传播的高科技性，快速地改变着知识文本的传统载体形式，而同时，这个以电子化和多元化为特征的阅读时代，也激励着人们从被动适应，进入到试图去主动掌控和引领。如我国许多图书馆已经配置的“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http://library.koolearn.com/loginIndex.jsp），就足以为读者求知提供经济而便捷的服务。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由新技术和高端科学引领的时代中，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的阅读状态必将新颜迭出，因此，与时俱进如恐不及的心理焦虑，会愈来愈强烈地困扰着我们，尤其是急剧转型中的图书馆工作者。

    但我们只要切实把握学习的要义和阅读的精义，那就没有惊慌的必要。因为中外古今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麻烦和问题既然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就一定会应运而生出聪明绝顶的人和智慧过人者，来加以解决和处理。

    “坐将赤热忧天下，安得清风借我曹？”（王令《暑热思风》诗）我相信，即将面对来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严峻挑战的中外图书馆工作者和阅读学者，一定能够通过这次和未来更多更务实的交流和研讨，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神圣使命，积极凝聚智慧，努力开辟创意，为了这个在现在和将来，依然能够书香不绝的“数字化时代”！

    最后，我谨代表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全体同仁，预祝深圳图书馆主办的“公共图书馆国际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2009年9月26日—28日）

金秋十月与阳春四月前后，例是各地举办种种活动或会议之忙碌时节。今秋前后，一月之内，托现代化便捷交通之便，竟有多次近、远道之出行。

9月28日，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今年适为2560周年。已连续四年以孔夫子诞辰日为开幕日之“苏州阅读节”和“福州阅读月”，多年来已渐赢得与“4.23世界读书日”并举之“9.28中国读书日”美称。然此亦说明今人阅读已愈来愈为发展时代之严重“社会问题”矣。

余因缘得参今年苏州开场与福州尾声活动。再行闽都，为余四年前秋日首至闽都参会后之第五次涉足，切入闽都文化愈深，观感亦益强愈新新，不可不作一记也。

9月26日，周六，晴，南京—苏州。

早餐后前往南京火车站，将出席苏州图书馆承办之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苏州读书节”，以及第四届“全民阅读论坛”活动。

午间先期到达苏州的钱军前来接站，下榻于人民路上三元宾馆，与之同屋。午餐时与余光等同桌，略谈片刻。

下午余光在苏州馆报告厅作一报告“从《诗经》、《周易》中看中国先民的恋爱与婚姻”。此乃其近年来所努力尝试之经典导读行动之一，即从《诗经》、《周易》中看中国先民的恋爱与婚姻，以便发掘和享受阅读经典之愉悦情趣。听讲中忽被《姑苏晚报》记者李婷发现后作现场采访，乃从容答云：

王余光教授讲座的内容知识性很强，幽默而生动，听众听得很认真。从恋爱与婚姻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经典，来说明这些经典因为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核心问题而得以永恒，很有意义。相比较而言，人类的智商似乎出乎“本能”，功利性比较强，但情商发育却完全应该是“人性化”的，属于“知识理性”范畴。他这个角度选得很好。

类似今天的这样的讲座，对于提高市民情感品质、思想素质，对于人的素养、教养都会产生启发性的作用，对于扩大苏州城市的文化内涵、唤起市民对人文素养的重视，更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苏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使得苏州如此著名如此重要的是一代代苏州人。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今天，苏州要继续著名、重要下去，得靠当今苏州人和“新苏州人”在人文品质上的极大提高。

随后与钱军至该馆“曹正文捐赠签名本陈列室”阅书。

这里收藏的是2005年夏，曹正文向苏州图书馆捐赠的包括巴金、冰心、钱钟书、陈香梅等大家名家的签名本书籍，数量超过3000册，我所关注的，其实是雁斋所没有收藏的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印数较少的老版本散文随笔集中的书文化记述，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史料”来搜集的，所得颇丰。

9月27日，周日，晴，苏州。

早餐后全体在苏州馆一楼多功能厅开会。

余光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致辞谓，苏州“是一个藏书家辈出、书香色彩非常浓厚的城市，也是历史上出状元最多的城市。阅读传统培养了苏州崇文精神，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苏州人才。苏州每年一次的苏州阅读节，弘扬苏州城市精神、倡导全民阅读，延续了苏州的读书传统。它在激发现代苏州文化发展活力、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的同时，也初步形成了苏州阅读节的品牌影响力”，他指出：

阅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是人们获取知识、启迪心智的最基本途径。可以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阅读的历史。

世纪之交，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阅读文本的通俗化、多元化、图文化、电子化和网络化，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使社会进入一个视觉文化和网络文化的时代。可以相信，阅读还将迎来更多的改变和突破，但“形式的改变往往与内容无关，无论是青灯黄卷式的阅读，还是即时的在线浏览，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力量是永恒不变的，即使将来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依然离不开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抚慰，离不开回忆和梦想。”

他认为，“阅读将是人类永恒的生活方式。阅读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还可以使人变得安宁，减少浮躁气。在如今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中，培养文本阅读的兴趣、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尤为重要……推动全民阅读、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图书馆作为书香社会建设中的主要阵地和中坚力量，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阅读社会的心脏，在倡导全民阅读、提供终身阅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他对近些年来，图书馆不仅为公众长期、终身阅读提供保障，还通过推荐书目、协助社区和家庭开展亲子阅读、开办讲座等活动来引领市民阅读，努力做好公众阅读推广、阅读指导的社会职责给予了好评，并还呼吁应大力提倡“家庭阅读”，努力“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孩子们从小生活在书香四溢的家庭气氛里，乐于享受阅读的美好时光。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将购书经费列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懂得多读书、读好书，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中午饭后，与钱军步行至苏州古籍书店浏览，选购1990年前《随笔》杂志零本等二十余册，大致三十年来，以1978至1989年十年间，为当代中国文化之一层，自弘扬古典、复员传统起步而面向世界、渐趋西化，堪称“文化复兴期”；以1990至2000年十年间，为当代中国文化又一层，以电脑技术与网络文化狂飙占据为特征，堪称“文化转型期”；2001年以来则市场经济主导文化，则为“浮躁喧嚣期”矣。同时则古旧书业愈益无立足地矣。

沿途买到当日《姑苏晚报》，李婷采访已经刊出，又刊有该报记者刘放采访余光一文，标题为《信息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

略云，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阅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实，现代发达国家都是非常重视阅读的，美国政府在克林顿当政时曾经把提高国民的读书能力上升到国家竞争力的高度。王教授特别强调读书、尤其是经典著作，认为“好的经典可以治疗烦恼”，“他不相信网上阅读可以引领读书潮流，因为网上阅读与纸质阅读相比，阅读者的注意力难以集中，电脑屏幕会经常转换话题，网上阅读在逻辑性、语言表达上，也存在明显不足”。

报道说，“他和研究生收集了中外80种涉及经典的非专业书目，排在最前面的是《诗经》及莎士比亚的著作，具体读什么还可与专业爱好结合调整，但阅读经典应该成为一种基本文化需求”：

从20世纪不同时期专家、作家和高校的推荐书目、出版量、问卷调查结果来看，经典仍是有生命力的。从版本种类看，像《老子》、《论语》等经典50年来内地都有百种版本，北京市民的调查显示，排在影响最大的前十位书中，中国的四大名著名列一、二、五、十位。这都充分证明了经典的生命力。

如今，大众的读书时间、购书数量逐年减少，而上网时间却逐年增加，现实面临的问题是信息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结果。现代技术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和冲击，占据了我们大多数时间，使得人们没有精力进行阅读，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其次，是因为“实用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流行。社会需要能从事某一个生产链上工作的人员，专业逐渐细分，人们只关注自己链条的一部分，很难有书本知识带给我们的综合视野和通识教育。

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同样可以从网络上迅速得到，而不一定要读书，读书反而浪费时间。但王先生认为，这是一种表象的认识，事实却是当你把电脑打开后，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学习知识上的，有多少时间用来和别人聊天、看娱乐八卦、浏览广告、玩游戏的？面对诸多信息诱惑，人的自控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安下心来去学习，更别说孩子们。但“纸本阅读”是可以让人们真正沉静下来，在纯粹的知识世界里遨游的。

他提出，应当让人们喜欢上阅读。“让读书成为你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能清醒而自在地活着。在这其中，图书馆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为公民继续教育的中心，它就像一个城市的文化心脏……”

下午分组讨论后，接着是各组代表作大会交流发言。

晚上苏州图书馆宴请代表们于南园宾馆。席散后，与伯岳、钱军等步行回，然后再出发前往平江路历史街区，饮茶两小时许，再次步行返回。

9月28日，周一，晴，苏州—南京。

上午出席第四届“苏州读书节”开幕式后，继续在苏州馆一楼多功能厅开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作主旨报告《公众与图书馆》。其中提出的当今城市图书馆在大众阅读中的第五项使命：“珍重传统纸质文献”，与余近年来之认识不约而相同矣，亦是下午论坛所将申述之主题。

下午为第三届“全民阅读论坛”时段。由北京大学同窗姚伯岳研究员主持，余与苏州图书馆馆长邱冠华、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袁逸秘书长则作为嘉宾作中心发言，并就听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作交流、交锋。

余首先致辞指出，如今“网迷时代”方兴未艾，蒸蒸日上，“书香社会”的美丽泡沫已经破灭，因此我们图书馆人亟需积极培育“阅读人口”，大量广播“读书种子”，为盘活图书馆“存量文献资产而努力奋斗”：

多年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设获得了一定的进步，尤其是各种文献资源的采购、编目、入库、上架（含上网、上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甚至引起了中、西部图书馆同行的羡慕和妒忌。因此，在评估中也往往上、下都乐有以新建馆舍面积、收藏量指标扩张为重要的依据，殊不知，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图书馆其实越来越呈现读者需求畸形化、读者人口边缘化的倾向！

但另一方面，“传统纸质文献”依然是图书馆的“核心藏品”，如果我们不把它们当作一个十分重要的资产来“盘活”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在电脑、网络和更快更新更有效果的信息传播技术环境下，传统的图书馆完全可能蜕变成为一个收藏着巨量印刷型书、报、刊的“文献博物馆”。我们的图书馆也完全可能演变成为一个无纸化的“超级大网吧”，阅览室则变异为一个“现代化机房”……

与此同时，在图书馆发展壮大过程中，所艰难积累而成的巨大存量资产，除上述包罗古今中外万象的文献资产外，还有空前规模的馆体建筑、阅览空间、技术设备，以及学历学位越来越高的馆员、馆长等人力人才资源，都有可能进入不幸的闲置或过剩的浪费状态！

因此，通过刻不容缓的阅读推广工作和文献导读活动来创意性地“盘活”图书馆资产，不能不成为图书馆人所共同关切的问题！也因此，当今人们正前所未有地迫切期待着“阅读学”来回答：“读书咋啦？”“阅读怎么办？”“怎样读？”“读什么？”尤其是“读与不读会怎么样？”等等一系列焦虑的问题。

借此平台，作为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的现任会长，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进委员会的副主任，鉴于当今“国民阅读率”持续呈进行性走低、世人“阅读情意”每况愈下、“书香社会”口号全面泡沫化的紧迫形势下，紧急呼吁：（1）阅读指导工作必须与“时”俱进；（2）阅读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3）“导读（推荐）书目”必须重振雄风！

而通过图书馆更加富有创意的读者工作，来“盘活”图书馆历史上积累至今的巨大“存量资产”，也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业务”！后来苏州媒体报道谓余提出“重建‘书香社会’”云云，殊非本意也。

随后袁逸学长有关“好书”的界限，以及对于“读好书”是“读好的书”还是“读书有好的效果”的见解，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激烈讨论。冠华馆长站在公共图书馆角度发表了“构建一个‘书香社会’，是图书馆人的一种‘职业理想’乃至‘职业梦想’”的观点，认为应当继续努力，“把‘梦想’当作‘理想’，持之以恒地朝着目标不断推进”。北大同窗东来馆长则全面介绍了东莞图书馆抓“全民阅读”的工作经验。

论坛结束后，即由图书馆金主任驾车送往火车站，只身返回南京。江生所赠“鲜肉月饼”，适为车上美餐矣。          （请待续篇）

无字句处好读书，有字理识天地间

                             ——徐雁教授《秋禾行旅记》读后

                                                                吕竹君（浙江衢州）

     近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凤凰读书文丛”之一的《秋禾行旅记》，阅罢不仅有知识之增益、学识之进益，而且在见识和胆识上也多获心得和感悟。

    尤其是书后压卷之作那篇长达万余字的随笔性论文《读书种子·人生悟性·阅读情商——兼论“读者学”的缺位与“选读书目”的缺失》，它使我联想到本书的前编《雁斋书事录》所附录的《大阅读·深思考·高提升——个有关“阅读与人生”的主题报告》，两篇宏文都是作者从事“知识传播”、讲授“阅读文化”之际，多次打造、反复修改的力作，体现了他在“全民阅读”的背景上从事导读工作和推荐书目的真知灼见！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第一次将他的“大阅读观”系统化为以下三种：（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法；（2）“看名著影视，悟文艺之道”法；（3）“读人物传记，获人生启迪”法，而《秋禾行旅记》中的有关篇章有关文字，则不仅具体而微地注解和阐释了上述三种“大阅读法”，甚至连他后来在网络上其“百度空间·秋禾话书”中倡导的（4）“阅专业博客，据时代前沿”法和年来日益酝酿成熟的（5）“观乡土文献，觅人文底蕴”法，也能在其中寻找到观点形成的思维脉络。而该书的附文中，更有多达十来页的文章，热切地论证并呼唤着“选读书目”的加强和“读者学”的到位问题。这对于专业领域的有关学科建设，无疑是具有学理化价值和基础性意义的，也是独具个性的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乃至是从事阅读学相关领域从业者的富有启发性的重要教科书。

   
《秋禾行旅记》与2008年该社出版的《雁斋书事录》同属书事札记、行旅随笔类的作品。作者徐雁先生，其笔名“秋禾”为当代书林所习知，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教授，同时又身兼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记录出行的点滴，足见作者笔耕之勤。

     “读有字书,识无字理”是作者历来所积极倡导的“大阅读观”的思想精髓之一，而紧随《雁斋书事录》之后问世的《秋禾行旅记》，则是其自身具体实践的再一次细微而生动的写实（图为作者2008年春在“鹿城”温州市图书馆参加第二届中国图书馆史研讨会之余，走访楠溪江山麓古村落时的留影）。

旧年出版的《雁斋书事录》，作者以“日记体”的方式记载了自己从1997年至2006年9年来在海内外访书、求书、购书、讲学的足迹，这种写作手法颇受读者欢迎：阅时不觉枯燥，反而能从从字里行间体会作者的喜怒哀乐。《秋禾行旅记》延续了这种写作手法，可看做是《雁斋书事录》之续编，全书三百余页，洋洋洒洒二十七万余字，记录的是他自2007到2008两年间，于各地品书读书、走访名山胜川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所感所悟。

    为《秋禾行旅记》作序的是作者的父亲余垠（本名徐根培，农业科普作家。1938年出生，江苏靖江人。退休前系太仓农业局高级农艺师，作品见于《人民日报》、《苏州杂志》等）。从序言中可以看出，《秋禾行旅记》得以问世，是受到其父亲的鼓励和推动的。徐氏自祖父起就期待着“耕读世家”，余垠深望儿子在教书、著述之余，能够深入地研究徐霞客，在此前出版《雁斋书事录》的基础上，继续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精心写出更多的“霞客式游记”来。正如序者所言——

    “北往南来、东走西逛的社会阅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既难得又很珍贵的。假使不做些文字上的记录，那就是文化上的损失。”

     循着宗先辈徐霞客游历和考察传统，作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发挥其敏于观察、长于思考、擅于笔录的特长，将其读书行路之余的见闻，通过其细腻练达的笔触表达出来之后，给人以无穷的回味空间（下图为现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教授，多年前在北京一所宾馆中速写的“旅邸观书图”）。

   
作为一名阅读文化的倡导者，徐雁教授的行记大抵与“书”脱不开关系。在这16篇行记中，作者每到一处便会提及其在此处访书、求书、购书、讲学的经历，这不失为“秋禾式游记”的一标志性特色，更体现其作为文化人的优秀特质, 步履所及,处处书香弥漫。此集中与书有关的趣事，跟《雁斋书事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图为“孔夫子旧书网”上著名的“布衣书局”平面店内景，摄于200年2月）。

   
首篇《丁亥早春石家庄、银川行纪》一文，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就附上一张“与邓子平先生淘书于石家庄旧书市场地摊”的照片，不仅记录了在北京布衣书局淘书的情形，就连所买的书，也都一一录下书名，颇有好感的还略作点评。秋禾师对于书的喜爱，实常人所不能及，家中藏书之多自不必说，见其在《苍茫书城》中将所藏之书唤为为“书们儿”就已让人为之感叹。

    浏览《秋禾行旅记》，书中关于作者在各地古旧书店、旧书市场悉心寻书的照片不下十幅。即便是到银川探亲的短暂时间里，作者也不忘逛逛旧书摊，书中常可见作者为购得好书至囊中羞涩而在所不惜之情形，抑或寻好书不得而懊恼无奈的经历。其求书若渴程度，可见一斑（下图为2007年秋，作者到浙江湖州参加藏书文化研讨会之余，与其北大、清华同行友人和其门内研究生荣方超之“淘书图”）。

   
作者所到一处，造访的古旧书店有时连当地人都不熟知，如在《杭、苏、扬三州行纪》中去的“杭州沈记古旧书店”，虽位于杭州繁华的体育场路，但是知者寥寥，我在杭州城里生活学习所待时日不少，也常途经体育场路，却从未发觉有如此一处觅书佳地，实感惭愧（下图为2009年春，作者到“藏书之乡”——江苏常熟参加藏书文化研讨会之后，与北大、清华、中山大学、山东海源阁、扬州文化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代表，寻访“昭明太子读书台”胜迹时的合影）。

    
作者在各地访书时，往往因其之执着精神，引发许多佳话。如书中记录：其在扬州古籍书店买书时，遇到一位身材高大剃平头的老者，见作者选购书之多而杂，便自发向作者推荐值得购买之书，还为其指明其他购买折价书的书店，作者与之攀谈之后，才知道他原来是旧书行业的老专家，其经历可以做成一篇“访谈录”。书中提及作者这两年多到访之处，遇到的奇人不少，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往往会有发自内心一笑的冲动，可能爱书之人必有浓厚的书缘吧。

正如余垠在序言中所说，徐雁的游记中，还特别能感觉其中的一个小小特色，那就是他对于诗文和楹联的关注，喜爱诗词楹联的人，其自身的文学修养自不会低。秋禾师所作的游记中，那些短小精悍、颇具文采的诗文往往能让读者眼前一亮。这使得作者的文字，也多了一点人文美与书卷气（下图为南京著名国画家刘二刚先生为本书所创作的“封面画”，也是本套丛书富有特色的纪念书签之一）。

如在岳麓书院游览时，便记录冯友兰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灃育兰花。”周叔弢的楹联“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

在《雪冬间江浙诸州行纪》一文中，作者游览苏州重元寺，在寺院东侧抄的对联两则：“妙语应须得山骨，余波犹足挂天钟。”（梁启超）“收藏胜似昆冈富，书卷长留天地间。”（赵朴初）

在湖州博物馆，作者又记录了几幅大户人家收集起来的旧对联：“第一等人忠臣孝子，只两件事为善读书。”“派衍姬朝，启宇绍聃公令德；书成宋派，登堂读约祖遗文”等等。

这些零碎的人文景观，多数游客不会在意，足见作者在中国古典文化上的浓厚关注和兴味（下图为作者在2007年10月在湖南双峰荷叶镇曾国藩故居藏书楼前楹联前的留影，对联文字为：“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尊满意说桑麻。”）。

在作者移步换景的流畅记录之下，虽书中所述的许多地点人物重复，读之却毫无冗余沉闷之感。能达到这种境界，恐怕全得依靠作者平时丰富的阅读量下积累的广博知识了。读者有幸，虽未实地勘查，却能通过读其书而知晓众多的人文景观。

文中提到许多常人不熟知的历史人物，作者还会将其生平大事附上，旁征博引，叙述详尽。如《行走在春风、夏至之间》一文中，作者提及如皋“水绘园”时，为使读者理解更加透彻，下文中便做了按语，将“水绘园”的来龙去脉、历史典故做了一一介绍，省去了多数读者再去查阅资料的麻烦。

又如其在海宁游览陈元龙故居“陈阁老宅”时，还花了大量的笔墨详细介绍了陈元龙及宅邸的相关历史。读者阅读时，不觉在字里行间充实了文化典故、掌握了原本缺乏的地理历史知识。而如此一来，作者所著行记便与一般人所作的游记有了大的区别，在其他作者绞尽脑汁枯燥记录景物之外，作者说古道今游刃有余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下图为2003年冬，作者在北京著名的旧书摊集群“潘家园旧物市场”旧书堆里淘书猎书时的一影）。

   
本书罗列出近两年来作者到访的众多地方，足迹所到之处，就省市而言，河北、宁夏、山东、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深圳皆涉足，至于江浙两地，往来更有好多次。每次所记录的内容，繁简不一，但在作者看似随意的笔下，往往流淌着精彩的华章，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色描写，时时令读者叫绝。在《井冈、匡庐游踪》一文中，作者描写青山绿水间的景象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是时遥望天地间，天蓝地翠。稻田秧绿，水塘波碧，尤为美景者，乃是碧空中朵朵白云，或如雄狮戏球，或如猿猴舞爪，或如孤岛在海，或如峭壁临流……种种变化，不一而足，奇形怪状，鉴赏无尽。车近永修，过一江心绿洲，水牛啃草其间，白鹭或蹁跹于旁，或伫立于牛背之上，惜不见吹笛牧童矣……

   早晨为山林鸣禽啾啾声唤醒，知夜间雨歇，今日乃出游好日子也，据早新闻报道，肯尼亚考古新发现挑战达尔文“进化学说”，谓人类源起于“智人”与“直立人”两支云云。七时许早餐后，独自步出宾馆，沿“新市场路”上行，于高处伫望，见（井冈山）茨坪乃一山环林抱之高山平地，因夜雨，雾云缭绕松竹林间，正有一楼在施工中。此间居民楼新旧杂陈，依稀可见人进林退、向山索地，日益拓进之迹。该社区居民闹中取静，自成一方天地……有桂一株，想三秋香逸，必有好事游客如我者，到此心赏也。（《秋禾行旅记》，第94—95页）

如此白描手法，往往令读者对所叙之处充满神往之情。将造物的妙、山水的绝杂糅于作者惜山怜水的情感中，大抵说的是如此吧。

从1980年第一次北上念书出远门，到如今足迹踏遍华夏大多数省市，托当今交通便利之福，作者的行程较之400多年前徐霞客的行旅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书后的跋文中，作者自言写行记的习惯，受到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游记，如《屐痕处处》等影响颇深，因此，其见证山川名胜、考证历史古迹、印证书本记忆、求证未知世界，便成了作者乐于行旅求知增识的精神动力（下图为湖南“南岳”衡山之麓正在四处漫步八方闲游的红公鸡——“鸡犹如此，何况‘万物之灵’人乎？”）。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叶圣陶说“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古今名家所述，必有其深刻之道理！倘若能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辅之以“行万里路”的社会实地见闻，并将万里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通过笔墨加以记录，则更难能可贵矣。知行合一，自然历史文化景观这部“无字句的巨著”，实为宇宙间永恒的经典，值得细细品读。因此，《秋禾行旅记》不愧为一部值得推荐一读的人文读物。

人在旅途，思在人生（上图为2009年7月，作者参加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屈万里、路大荒先生纪念学术讨论会时发言）。作为读者，我盼望作者继《雁斋书事录》、《秋禾行旅记》两书之后，能够继续有新的旅行随笔集问世，以便让我辈年轻的学子能有幸随其屐痕，有缘卧读他笔下那一片又一片书香环绕的文雅天地。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2008届编辑出版系毕业生，2009级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之“知识传播与编辑出版方向”硕士生）

在人文闽都、绿阴榕城——福州荣光闭幕

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和第四届“福州读书月”组委会联合主办的“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福州研讨会”本月26日午前在福州闭幕。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广东、浙江、江苏、河南、福建等省市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图书馆工作者汇聚一堂，总结交流并探讨了读书文化节庆活动和“学习型图书馆”建设的有关问题。而江苏太仓图书馆则向研讨会交流了馆刊小杂志《尔雅》、江阴图书馆交流了《读读书》、浙江海宁图书馆交流了《水仙阁》、慈溪上林书社交流了《上林书社》、上海图书公司交流了《东方书林》，此外还有苏州图书馆向会议代表赠阅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动委员会会刊《今日阅读》、东莞图书馆赠阅了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会刊《悦读时代》等，本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徐升国先生带来了刚刚问世的《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第一卷》，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据悉，在该专题研讨会正式召开前夕，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已经推荐在福州的两位学术委员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林怡、福州市文联副主席林公武先生，作为代表学会的讲座专家，为第四届“福州读书月”之闽江学院的四百多位学生，作了《由陈宝琛到郑振铎：“八闽之子”的人文家世和国学传统》和《人生读书识字始：汉字文化传统与读书成材》的专题讲座。
    这两个讲座饱含丰富的知识学识和人生哲理，让大学生们领受了一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熏陶。尤其是林先生讲述了自己数十年的读书经历，让听众对读书学习有了一番新的领悟。

  

    25日上午，闽都福州风和日丽。第四届“福州读书月”组委会安排在杨桥新华图书城举办了“《凤凰读书文丛》作者签名售书与语文读写咨询”活动，学生和读者近百人参加了活动，并获赠钤印有“开卷读书”、“无字书，有字理”、“闽都书香——福建读书月”纪念图章的《凤凰读书文丛》书签和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刊《悦读时代·第四届福州读书月专刊》。

  

    活动结束后，与会代表兴致勃勃地参观游览了富有福州文化和地理特色的“闽江文化公园”，并在江景秀丽的南江滨“宜水居”用了午餐。

当天下午，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朱华女士出席了“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福州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

她代表福州市委、市政府对这一研讨会在本地的召开致以热烈祝贺，对不辞辛苦、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她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借此机会广泛交流经验，积极探讨建立“读书月活动”的长效机制建设的良策，创新以“读书月活动”为主导的阅读文化传播方式，并期待代表们利用会余时间，多走走看看，为福州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接着，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祥芹教授简要揭示了本次福州专题研讨会意义，概略介绍了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历史和成就。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常务总编辑王政红编审介绍了由徐雁、董宁文主编的“凤凰读书文丛”，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出版成果概况。

开幕式上的最后一项活动，是福建省图书馆、福州市图书馆、福州“书香校园”和福州大学生代表到主席台接受了主办方的赠书——“凤凰读书文丛”六种。

到会领导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后，会议进入主题研讨阶段。

广东中山市图书馆讲座部主任麦丽明、江苏江阴市图书馆馆长陈蓉等，先后介绍了如何办好“香山讲坛”、如何建设“学习型图书馆”，以及如何编好馆刊《读读书》的经验；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三位代表周燕妮、陈蔚、林英，则陆续通报了全国各地“读书月”和“学习周”的活动概况，以及自2000年来连续十届“深圳读书月”、自2006年以来连续三届“福州读书月”的有关举措和成功经验。

次日上午，在自由发言和研讨时段，代表们通过总结和交流深圳、东莞、福州、苏州、中山、海宁、江阴、太仓等南方经济发达都市的有关经验，就包括“福州读书月”等在内的读书文化节庆活动如何可持续和创意创新，如何更切实地建设“阅读学”等，纷纷发表了建设性意见。

另据“福建在线”记者林晨报道，２４日下午，前来福州参加“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福州研讨会”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曾祥芹在在“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坊七巷”历史街区之水榭戏台做了题为《从孔子到朱熹：中国儒家的读书精神和育人思想》的讲座。

曾祥芹教授是“中国文章学”与“汉文阅读学”的建设者和开拓人之一。长期致力于文章学、阅读学写作学、语文教育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发表有关学术论文２００余篇，相关著述10余部。

其讲座主要以孔子、董仲舒、韩愈、朱熹四位为线索，从读书的目的观、内容观、方法观、教育思想等方面为大家详细阐述了儒家的读书精神和育人思想，及其阅读学成就。他的讲授把大家带入了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在场的观众都感到是一次十分精华的精神享受。

２６日上午，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教授来到“水榭戏台”，做了题为《藏书岂为儿孙计：榕荫福地的书香一脉》的精彩讲座。讲座吸引了福州市各界人士前来聆听，其中包括当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数十位青年学生和年逾古稀的市民。

讲座标题“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原是近代福州著名藏书家龚易图（1835—1894年）“三山旧馆”（遗址在福州西湖宾馆侧邻）之“大通藏书楼”的对联。讲座主要从春秋以来的福州城市文化发展史，尤其是福建藏书史特点两大板块，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线索，为大家揭示了福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透射出来的榕阴书香，让榕城市民对藏书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他还呼吁，福州人应当像爱护自己的手足那样来诊视榕树，像爱护自己的头脑那样去热爱图书，如今到了立项编纂福州乃至福建“藏书文化史”的时候了。

讲座结束后，现场市民纷纷表示欢迎这种切近“闽都文化”的主题讲座，希望能够经常举办这样的讲座，以唤起大家的福州城市荣誉感和责任感。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社会事务管理系的陈新同学对记者表示，“尤其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举办这种主题的人文讲座，对于我们年青的大学生体验历史文化底蕴，尤其具有现场感和启发性。”

在随后接受福建电视台的采访时，福大蔡雅贤等同学表示，能在福州如此充满古韵的地方聆听外地专家的讲座，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徐教授的演讲深入浅出，令他们受益非浅。

  

    福大社会事务管理系的同学们则抓住交流机会，请教有关学习问题。徐教授热情作答，并把冰心“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的名言，题写在一位同学的采访本上，希望同学们“知福感恩，读书成材”。

  

    据悉，在“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福州研讨会”闭幕前后，与会代表还纷纷参访了林则徐、严复、冰心、林觉民、林徽因等名人故居，“马尾船政文化”展览，以及石鼓名山之“喝水崖”等摩崖石刻等，并纷纷在知名的“忘归石”墨迹前流连留影。

代表们还集体凭吊了在中华文化学术史上极其知名，但现实环境十分不堪的朱熹夫子祠——“水云亭”，呼吁福州市文物保护部门和鼓山风景区旅游管理部门要负起责任，尽快行动起来，采取妥善措施切实保护并弘扬这一著名海内外的人文胜迹！

据悉曾先生和徐教授的讲座录像，还将于近期在福州电视台《闽都大讲坛》栏目播出。为期30天的第四届“福州读书月”和仅三四天的“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研讨会”虽然荣光落幕了，可因“读书月”主题活动而造就的人文余韵，却依然在美丽的榕城闽都环绕，继续潜移默化地作用着福州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暨“凤凰读书文丛”首发品评会即将在美丽榕城隆重召开

为进一步深化“全民阅读”的人文内涵，创新以“读书月”为主导的阅读文化活动方式，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进一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和第四届福州读书月组委会联合发起，在第四届“福州读书月”间，举办“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福州研讨会：

一、    活动宗旨

    “福州读书月”是我市自2006年起连续举办的社会阅读活动平台，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氛围里，继续举办第四届读书月，并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举办“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福州研讨会，共同研讨读书文化节庆活动对于提升公民文明素质、营造书香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中的重要作用，从学理上和实践上总结福州、深圳、东莞以及江、浙、沪“长三角地区”在建设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中的有益经验，对于探讨建立包括“福州读书月”等在内的读书文化节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效机制，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活动安排

（一）10月24日（星期六）于山宾馆报到。

下午3：00－4：30，由著名阅读学家、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祥芹教授主讲《从孔子到朱熹：中国儒家的读书精神和育人思想》。地点：三坊七巷水榭戏台，由市社科联承办。晚6：00 于山宾馆用餐

（二）10月25日（星期日）

上午9：00－10：00在杨桥新华图书城举办 “《凤凰读书文丛》作者签名售书与语文读写咨询”活动。由福建新华发行集团福州分公司负责承办。

10：00－11：30游览南北江滨公园，由市委文明办负责安排。

中午：南江滨宜水居用餐

（三）10月25日（星期日）下午2：00—2：30举行“开幕式”

地点：市委宣传部会议室；议程如下：

1、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朱华出席并讲话

（致欢迎辞，并简要介绍福州城市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2、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祥芹教授讲话

（简要介绍本次福州专题研讨会意义，以及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历史和成就）

3、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常务总编辑王政红教授讲话

（简要介绍“凤凰读书文丛”，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成果概况）

4、由福州读书月组委会、曾会长、王总编向福州“书香校园”、福建省图书馆、福州市图书馆赠送“凤凰读书文丛”；

5、到会领导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由市新闻图片社负责）

6、3：00—4：00举行“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研讨会

（1）广东中山市图书馆讲座部主任麦丽明介绍“香山论坛”百期经验；

（2）江苏江阴市图书馆馆长陈蓉介绍建设学习型图书馆以及编辑馆刊经验；

（3）周燕妮通报全国各地“读书月、学习周”等重要社会阅读活动概况；

（4）陈蔚代表深圳报业集团编辑介绍2000年来十届“深圳读书月”成果;

（5）林英介绍三届“福州读书月”的有关举措和成功经验;

7、4：00—5：30举行“凤凰读书文丛”品书会

（1）江苏凤凰台《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介绍“文丛”组稿编辑情况

（2）福建本地有关学界代表自由发表“凤凰读书文丛”的浏览印象；

（3）外地代表徐建华、万宇、赵长海、陈云昭等发表对“文丛”的意见；

（4）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王欲祥先生代表社方致总结答谢辞。

8、晚6：00，读书月组委会设“闽都风味晚宴”

（四）10月26日（星期一）

1、上午8：00—11：30，在于山堂二楼多功能会议厅继续举行“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研讨

    主持：由本会学术委员、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建华教授与本会副秘书长、中国出版科学所研究员徐升国先生共同主持

（1）请外地和本地与会代表围绕“读书月活动暨书香社区建设”问题，以及如何创新性地建设“阅读学”等主题，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

（2）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委员、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建华教授作总结；

（3）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教授作总结性讲话并宣布会议闭幕。

2、专家讲座：

上午9：00－10：30，由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教授主讲《藏书岂为儿孙计：榕荫福地的书香一脉》。

地点：三坊七巷水榭戏台，由市社科联承办。

3、下午3：00，与会代表参观“马尾船政文化之旅”，由市委文明办负责安排

（五）10月27日（星期二）与会代表结束福州参会之旅，愉快返程。

三、与会人员

（一）外地参会代表：

1、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祥芹先生夫妇

2、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先生

3、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常务总编辑、编审王政红先生

4、《图书馆杂志》常务副主编、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委员王宗义先生

5、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委员徐建华先生

6、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委员黄镇伟教授

7、中国出版科学所研究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升国先生

8、国家阅读学研究课题负责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新祥博士

9、中国职业学院阅读问题研究者汪浩先生

10、中国文献研究专家、郑州大学副研究馆员赵长海先生

11、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凤凰读书文丛”组稿编辑王欲祥先生

12、江苏凤凰台《开卷》执行主编、“凤凰读书文丛”作者董宁文先生

13、浙江海宁市图书馆原馆长、《水仙阁》杂志执行主编陆子康先生

14、江苏江阴市图书馆馆长、《读读书》杂志主编陈蓉女士

15、江苏江阴市图书馆副馆长宫昌俊先生

16、广东中山市图书馆讲座部主任麦丽明女士

17、江苏江阴市图书馆馆刊《读读书》杂志编辑陈云昭女士

18、上海图书公司《东方书林》杂志执行主编鲍振华先生

19、浙江宁波大学城图书馆外联部主管、宁波阅读学会筹备负责人陈金菊女士

20、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万宇博士

21、厦门大学嘉赓学院新闻传播系教师林英硕士

22、世纪出版集团上图公司杂志主编鲍国华先生

23—24、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刊《悦读时代》“福州读书月专刊”主编助理周燕妮、编辑陈蔚同学

（二）福州本地各界代表

1、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

2、西泠印社理事、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委员，原福州市文联副主席林公武先生

3、福州市社科联主席、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林山先生

4、福建师范大学汪征鲁教授

5、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张善文先生

6、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庆元先生

7、福建省图书馆馆长谢水顺研究员

8、福建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孙汉生先生

9、福州大学学报主编苗健青教授

10、福师大图书馆学系主任江向东教授

11、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林女士

12、福师大图书馆福清分馆馆长尤小平先生

13、福建作家、《朱熹》作者王亚玲女士

14、福州书画社总经理、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孙枝先生

15、福大中文系副主任、博士景献力先生

16、福建省党校图书馆馆长阮孟禹先生

17、福建省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博士李小龙先生

18、福建省政法干部学院党委书记王永年先生

19、福大学报助编、博士陈未鹏先生

20、福州市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书协副主席傅永强先生

21、福建省阅读学会秘书长黄天轼先生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精品随笔集

“凤凰读书文丛”在榕首发

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编辑出版的“凤凰读书文丛”，在10月25日于福州市新华书店举办首发签名式和新书品评会，此系第四届“福州读书月”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凤凰读书文丛”共6种，依次包括：

（1）《谷林书简》；（2）朱健《野坡散记》；（3）《吕剑诗文别集》；

（4）赵萝蕤《读书生活散札》；（5）子聪《开卷闲话五编》；（6）徐雁《秋禾行旅记》。由著名装帧设计师“书衣坊”主人朱赢椿的封面设计，以米黄色为总色调，简洁素雅，江苏著名画家刘二刚的封面创作画，简约而清新，使本丛书成为形神俱佳之作。

《野坡散记》的作者朱健，是湖南的一位八九高龄的诗人和作家。他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写诗，以长诗《骆驼和星》引起诗坛关注而成名，是著名的“七月派”诗人之一。所谓“野坡”取自其长沙居处所在地名，在此他将自己的所感所悟泻于笔端。本书的文字不仅“散”而且“杂”，读《红楼》，论《水浒》，品佳书，说戏曲，采旧闻，叙往事，忆师友，评世事……正是作者曾自我总结的“意识其流而记，随笔所之即书”。读者大可随着编年体编排的次序缓缓阅读，既是浏览，又是博览，而这恰为本书的特色之一。而文白杂陈，诙谐之中现睿智，更是特色之二，他喜用今人的新鲜词汇来诠释古人之言，评说古人之事，因此不时蹦出令人拍手叫绝的快语来。

吕剑主要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业余创作新诗，在诗歌评论、杂文随笔领域作品丰富，其诗曾被译为英、法等十余种外国文字。本辑诗文别集，是其在九旬高龄选编此前未曾发表的诗歌旧作，以及与友人来往信件集而成，依次分为诗选、文选和信件选三辑。

《谷林书简》的作者劳祖德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老人”，生前曾用13年时间完成230万字《郑孝胥日记》点校，并用更长时期担任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义工”，从事幕后校对、编辑和评论工作。本书即为谷林先生与其友好通信集的合编。通过本书可以体会到一位文化老人的优雅文字，尤其是其深邃的思想感情。

《读书生活散札》的作者是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萝蕤女士。她生前是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学者。2006年春，其胞弟三人联合捐资，与浙江湖州师范学院共同建造“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并捐赠了赵紫宸父女的部分遗物，其中包括赵萝蕤手稿和她生前保存的作品剪报。本集文稿主要来自“两赵馆”之珍藏文稿，附录有“纪念文辑”，有文言《才学人生——“燕大校花”赵萝蕤》，以及巫宁坤、谢蔚明、陈子善等人的纪念性文章等。本书篇目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编辑出版的《我的读书生涯》均无重复，从而与该书珠联璧合为一“姐妹篇”，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其在文学和译苑的文字贡献。

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的《秋禾行旅记》，是南师社2009年版《雁斋书事录》续集。作为一部新的日记体旅行记，时跨2007年初首途石家庄，到2009年元旦从苏州归来，先后涉及福建、河北、宁夏、山东、江西、湖南、广东、深圳，以及江、浙等省。举凡文化学术界友好的聚会和交流，有关各地的名胜古迹、人文典故、自然风光、美食土产等，以及那些与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得益彰的古诗文联，书中均有所记述。附录有《读书种子·人生悟性·阅读情商——兼论“读者学”的缺位与“选读书目”的缺失》，对于当前“全民阅读”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性。

《开卷》小杂志是笔名“子聪”的江苏凤凰台董宁文执行主编的读书刊物，于2000年4月创刊，至今已连续出到百余期。“开有益斋闲话”是《开卷》的一个品牌栏目，《开卷闲话五编》是其汇编集。它用札记形式，将若干文坛书林人事串连起来，这是它的人文特色和阅读价值。本编沿袭此前风格，一是与阅读有关的活动信息介绍，一是各地读者与编者的书信往来摘录，这其中不乏名家名士。

据悉，《开卷闲话五编》编者“子聪”和《秋禾行旅记》的作者、提倡“大阅读”的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将亲至榕城，为读者现场购书签名，并就如何提高读书作文、藏书淘书水平等问题，与书友进行交流。而年事已高的吕剑和朱健则为其著作的前数位榕城读者手签了书签并盖有作者姓名图章——

凡是到书店签售现场的读者，都将获赠盖有特制“闽都书香：福州读书月纪念图章”的《开卷》、《悦读时代·福州读书月专刊》等导读类杂志。（竹君、燕妮等）

全国“读书月（周）暨书香校园（社区）

建设”研讨会（预邀请函）

尊敬的 先生/女士：

为进一步深化“全民阅读”的人文内涵，创新以“读书月（周、节）”为主导的都市阅读文化活动方式，继续引导和提升以机关、校园、社区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品位，进一步提高市民和“新市民”的文化素质，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发起，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等主办，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新华书店等单位联合协办，兹定于在第四届“福州读书月”期间，隆重举办“全国读书月（周、节）暨书香校园(社区)建设”研讨会。

“福州读书月”是福州党政有关部门自2006年起连续举办的社会阅读活动平台，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氛围里，继续举办第四届，并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举办以“读书月（周、节）暨书香校园（社区）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共同研讨读书文化节庆日活动对于提升公民文明素质、营造书香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中的重要作用，从学理上和实践上总结福州、深圳、东莞以及江、浙、沪“长三角地区”在建设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中的有益经验，对于探讨建立包括“福州读书月”等在内的读书文化节庆日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效机制，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欣闻您于此课题和领域深有研究心得与实践经验，特此盛邀先生/女士拨冗出席本次研讨会，并欢迎带来书面经验材料共同交流。通知如下：

一、 “全国读书月（节、日）暨书香校园（社区）建设”研讨会为10月：

24日（周六）：报到后自由活动

（下午曾祥芹教授讲座：“从孔子到朱熹的读书育人精神”）；

25日（周日）：上午，参观“书香校园”、漫步“闽江文化公园”观光

（福州市新华书店大堂安排“《凤凰读书文丛》作者签名售书与语文读写咨询”活动）

下午，开幕式后进入“全国读书月（节、日）暨书香校园建设”主题研讨、经验交流活动中……晚上，主办单位设“闽都风味招待晚宴”。

26日（周一）：上午，与会代表继续进行主题研讨、经验交流……

（10时半全体代表参加“凤凰读书文丛”首发专家座谈会）；

下午，安排“三山文化之旅”（另有公务的代表，可安排返程）

27日（周二）：与会代表结束福州参会之旅，愉快返程。

二、 参加“全国读书月（节、日）暨书香校园建设”研讨会的代表报到

（需交会议注册和会务、书刊资料费共计人民币七百元整）。

三、 与会代表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 会议期间代表用餐，由会议主办方统一安排接待)。

四、 参会报名和报到注册、会务筹备联系人：

徐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联系电话13952005318，电子邮件：nj_xuyan@sina.com）

抄送：林彤（福州市委文明办，联系电话13763806976，电子邮件：lane315@163.com）

会议主办双方热诚欢迎您报名参会，

并在此金秋佳日之中光临八闽之都、有福之州！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

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公章）

2009年10月1日

“买书人有卖书孙”：痛惜“小停云山馆”

秋 禾

本月上旬一个暑尽秋来的清晨，已结束了“临海市第七届学习周”专题讲座任务的我，即将告别这个沐浴在风和日丽中的江都山城。不过心头仍有丝丝憾意在萦绕：归程在即，却还有个全国有名的书文化遗迹尚未前往流连凭吊。这就是清代藏书名家、“乾嘉学派”殿军学者之一洪颐煊的故居。

于是匆匆早餐之后，即在临海图书馆彭春林馆长导引下，循迹前往赤城路访古。车停古朴的三井巷口，走不到数十步便赫然看见一方“临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牌碑，那座在书本上早已熟识了的洪家台门和门内甬道正在眼前！顿时一种思古幽情与痛惜深情交织到心头，让我如闻其怨，如听其诉。

眼前所见正是清中叶台州府首屈一指的人文学术重地，洪颐煊创建的私家藏书楼兼文博馆“小停云山馆”之所在。这是他年逾六旬时，从广州辞官回乡建造的新宅园，里边曾经珍藏着他半生辛苦搜集来的遗散古书，还有大宗他所心爱的古董，其中有法书名画，有金石碑帖，有秦砖汉瓦。

“还当以道推，解组收蒿蓬。”（韦应物《答韩库部协》诗）得以告别藉以谋生糊口的官场、脱手久已厌烦的公务，洪颐煊从此自号“倦舫老人”，十分理性地珍惜着这段来之不易的的晚年时光。他以时不我待的发奋精神游目书林，优游学海，在此度过了十年多一点的勤勉砚田的岁月，直到七十四岁那年不幸去世。他被正传于《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尽管只有不到二百字的记述，但这是他无愧于自己人生的写照，更是一个时代对他的铭记：

洪颐煊，字旌贤，临海人。少时自力於学，与兄坤煊、弟震煊读书僧寮，夜就佛镫讲诵不辍。学使阮元招颐煊、震煊就学行省，名日起。嘉庆六年，充选拔贡生。入赀为州判，权知新兴县事。適阮元督粤，知颐煊学优非吏才，延致幕府，相与谘诹经史。后卒於家。性喜聚书，广购岭南旧本至三万馀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覯。著《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管子义证》、《汉志水道疏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诗、文集》。
  洪颐煊于是从一个“临海人”，成为了中华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然则以一个穷书生的身份从临海城朝天门走出，前往省府杭州深造，到赢得通经博古、学高品优的美名归来，他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

在以科举得第人才为精英的时代，他以力学而成名，那么在这个人文传奇之后的苦恼和坚守，又谁知孰晓？

还有，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十五年，馆中珍藏又因何毁于临海地痞的无情劫火？

——洪颐煊是清代读书人的一个传奇。但要解读这个传奇，首先要解密的，却是他作为一介临海书生的人生进取之谜。

（一）

步入洪颐煊故居的外台门，举首可见耸立于美丽的巾子山上的临海古塔，一时有馆在塔下、塔临后园的视觉美感。

也许当年洪氏满城看选新的宅基地时，正是这一明显的地标优点，让他下定了选址于此的决心吧？

临海洪家的老宅在城北龙顾山麓军器局之后，旧址当在北固山南麓之老台州师范学堂校园内。据记载，当年悬挂有朱熹夫子所书“溪山第一”之匾，其格局为正楼五间、两横楼各三间，西有池，池上有石桥。池南有书厅三间，过池向前为‘又思园’，园内有鹰熊岩最称奇秀。植有规划，木笔数株。又有枕流亭、眠琴坞诸胜，崖石崚嶒，洞壑幽深。近北有厅屋六间，即为化陶渊明怀念亲友的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 （《停云》诗四章）诗意而命名的“小停云山馆”。因其兄坤煊、其弟震煊先后未享永年，老宅为颐煊继承。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陈均在京城绘一写意的《小停云山馆图》条幅，颐煊遍征同人题咏。

道光八年（1828年），洪颐煊从广东辞官回乡。他继续“多方购求，渐臻富有”，并以其余资营造新屋。当年所买之地的使用面积有十多亩，住房、书楼之外，还建造了兰雪轩、烷香亭等。据说藏书楼西侧原有池塘，塘边石碑刻有“愚有源头活水”六字，语含双关。

洪颐煊所用鉴赏、藏书印和闲章，先后有“小筠书印”、“小筠金石”、“颐煊审定”、 “玉兰仙馆”、“临海洪颐煊过眼”、“临海洪氏兰雪轩藏书”、“小筠考藏金石文字”、“洪氏小停云山馆珍藏金石书画碑帖砖瓦之印信”，以及“”、“宁静以致远”、“鬻及借人为不孝”等。编纂有《倦舫书画金石目录》3卷，《倦舫碑目》6卷、续编1卷。道光十二年（1832年）夏，其《倦舫书目》9卷、补遗3卷，先后著录家藏书1886种、32675卷。据临海当地人士披露，此书原写本今存。

新宅沿用“小停云山馆”之名。宁波府学教授、嘉兴人氏冯登府（1783—1841年）在所撰《小停云山馆记》中称：“洪君筠轩自粤东解组归，于巾子山下得宋兴贤坊址，葺而新之。其地有花木泉石之胜……榜曰‘小停云山馆’” ，“终日起处其中，著书送老，不问人世”，张南山曾有诗咏之。新馆馆榜由阮元（1964—1949年）所书，历劫传世。陈务滋作有《小停云山馆图》。可临海百姓记不住这文绉绉的名字，口头上都只说“芝麻园洪家”。

从目前的地理形制来看，建筑于明末清初的陈宅是三井巷老户，当年洪家说不定接盘的正是其家的后花园。为了新主人家出入方便，才让出了这一路来，形成三十余米长的甬道。陈宅如今尚存700平方米的一个院落，老房保存基本完整，但左厢房结构有所改变。平面五开间正房，面阔23．70米，为北向硬山顶抬梁式建筑，两厢各有三开间。如此说来，当年洪家的新宅建造得如此“藏而不露”，实有其迫不得已的委曲。

现存的洪氏故居，在步入台门、走过数十米甬道之后，仅存一座古雅而破旧的三合院落可供流连。院落中平铺的石板多已碎裂，歪斜已久的木柱华漆落尽，却仍脚蹬石础地艰难支撑着面阔七间的正房和平面三开间的两厢，让人感受到其忠毅坚韧的品质。抬梁式两层硬山顶的正房和厢房，更无言地述说着当年落成时的庄严品相。

（二）

洪颐煊字旌贤，号筠轩，洪枰之子，临海城关镇人。少时家业中落，但他能刻苦求学。曾与其兄坤煊、其弟震煊苦读于僧舍之中，有志于以书香重振门第，卒以通经博古、学问优良为人称道。浙江学使阮元闻其名十分欣赏，教其就读于杭州敷文书院，并点名檄调颐煊、震煊兄弟同到孤山之麓的诂经精舍研学。

在杭期间，他帮助阮元校编了《经籍纂诂》，并负责分纂《释名》、《小尔雅》和参与编韵，其经学功底日见深厚。阮元有“精研经训，熟习天算，贯串子史，有过于齐召南处”，因书“鄂不馆”三字相赠。臧镛堂曾评介洪颐煊、震煊兄弟之学为“大洪渊博，小洪精锐”。

嘉庆五年（1800年），洪颐煊所刻《蜀水经》16卷问世。是年夏，其《校正穆天子传》7卷竣工。六年后，自刊行世。平津馆藏书主人孙星衍（1753—1818年）在诂经精舍师生所喜雅集的文酒会所“西湖第一楼” 有联语相赞道：“专家绝学通中法，二俊才名过古人”。次年颐煊入京赴试为拔贡生。同时致力于著述，嘉庆九年（1804年）底，撰《汉志水道疏证》成。

嘉庆十一年（1806年）夏，时任山东督粮道孙星衍在《筠轩文钞》序言中说：“临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诸生负文名……其弟曰颐煊、震煊。颐煊字筠轩，震煊字檆堂，最好学”，而颐煊文字“多证明经史之作，与世之浮华佻巧、学无所得者殊”，“近馆于安德平津馆，与予商撰《尚书今古文义疏》及校订古书，将为《五经异义补正》……檆堂从邵楚帆学使游，亦将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他赞赏“临海两洪”所撰所作“无一字背先圣之言，无一言为欺世之学”，认为是真正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学术精神的。

两年后，孙星衍在《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序言中称道说，该书由洪颐煊助其“写录成帙”，“凡刊刻年代、人名、前后序跋、收藏图印悉具于册”。三年后，洪氏又据孙氏所藏碑版详加考证，撰成《平津读碑记》。此书被著名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年）序誉为“博洽”，认为可与钱大昕《金石跋尾》相媲美，甚至比王昶《金石萃编》更精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又续成《平津读碑记》1卷。

拥古书以销永日并努力阐扬古学，是孙星衍生平固有之志。这对于既励己勤奋又善于学习的洪颐煊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他馆孙氏官署，得以博览其行箧藏书和藏碑，从而扩大了阅读眼界，增长了学问见识，实践了版本目录之学。这一段阅历对于他的文化追求和学术抱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令他后来深感遗憾的是，当时“空囊如洗，十指如锥，不能缮录副本”，因此惟有望书海而长叹息的份！

因累试未获一第，洪颐煊随俗捐资得直隶州州判，继署广东罗定州州判、新兴知县。罗定州位于粤西南江流域，地邻广西，新兴县是一个以出产粮食木材为主的县份。在粤为官期间，他开始稍稍购藏旧本。当日“广东风气醇朴，市上时多旧书，而收藏人少，价值亦不甚昂，予历年既久，因得积有卷册”。

1816年夏，深知其优于文学而短于吏才的阮元，在接受钦命就任两广总督之后，聘洪颐煊入其幕。政务之暇，师生之间时常相与研讨经史百家学问。这时候，他已决心做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了，不惜重资搜购，得以集藏古书旧籍万余卷，至于碑版、书画等亦得有上千种，其中尤多世人所罕见者。道光四年（1824年）九月，他将在粤所得名人书画墨迹，聘请广东高要知名石工梁琨、梁端荣父子汇刻《倦舫法帖》八册。原石传至孙辈，因家道益落，方以三千大洋售诸他姓。

（三）

“小停云山馆”，是洪氏人生道路上的晚年驿站，也是当年“乾嘉学派”殿军中的重要一镇。洪颐煊与阮元、孙星衍、曹溶等著名学者，以及齐召南、宋世荦、戚学标等同乡多有书札往来。

洪颐煊长于经学，在子史、地理、碑版、乡邦文献等领域均有所研讨并著述。除以上提及者外，其所著还有《礼经宫室答问》2卷、《尚书洪范五行传论辑本》5卷、《郑康成年谱》1卷、《国朝名人词翰》2卷、《读书丛录》24卷、《汉志水道疏证》5卷、《夏小正疏义》5卷、《孔子三朝记注》8卷、《管子义徵》8卷、《校正竹书纪年》2卷、《台州札记》12卷、《尚书古文叙录》，以及《筠轩文钞》8卷、《筠轩诗钞》4卷，《倦舫丛书》12册等。终其一生，凡成书二十多种、一百余卷。在其去世后的世事沧桑中，其著述手稿失传的有《古文叙录》、《孝经郑注补正》、《工史》等多种。

洪颐煊还曾藉助刊刻《传经堂丛书》93卷、《经典集林》35卷，辑佚书籍32种等来保存和传播文化。其中《传经堂丛书》主要汇刻其自著12种，在嘉道年间问世后，对学术界发生了有益影响。这也是台州最早的私家单撰丛书。如今，仅被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洪氏刻本，就有《筠轩文钞》、《读书丛录》等七种。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与其同时的临海另一著名藏书家宋世荦（1765—1821年）为刊刻《台州丛书》，曾向其求借书籍多种。

在洪颐煊身后，其子瞻陛继承爱好，曾购得唐碑百通，不仅馆藏保存完好，还有所增益。瞻墉则编成《倦舫法帖目录》1卷，用端州石刻于广东。其所编《小停云山馆金石目录》1卷，也有钞本传世。

“承先遗后”、“子孙世守”和“子子孙孙永为宝”，是洪颐煊生前所用的几方闲章之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谁能想到源起两广的太平农民军暴动所造成的社会大动乱，最后竟使其家大受其害呢？

话说1862年5月27日，盘踞台州半年的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1834—1865年）部开始撤退南下，窜扰福建。当日深夜，月黑风高，对于“小停云山馆”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日子

——当台州处于社会管理真空状态时，觊觎洪家财富已久的临海地痞竟乘乱入馆抢劫，结果火把燃及纸物，木结构的藏书楼阁、所藏珍品连同书籍版片，随即化为灰烬！

据洪氏后裔说，这是抢劫者有意纵火焚烧居室，以掩盖其明火执仗的罪证。临海藏书家项士元（1887—1959年）在《小停云山馆金石书画过眼录》中记述道，当时仅有拓本、法书、名画百余件，因别藏东侧小轩而幸免于劫，后售归其寒石草堂所有。

有资料披露，直到1953年1月9日，台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在台州土特产运销公司查检废旧书籍时，还曾拣选到洪氏旧藏书册。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也即洪颐煊去世前一年所撰定稿的重要书籍《诸史考异》18卷，是一部起自《三国志》迄于《南史》、《北史》的考证札记，举凡读史过程中所发现的字句讹误，都通过旁通曲引而加以辨证，颇能体现其读书治学之心得。虽有广雅书局本、史学丛书本行世，但其旧写本在上世纪由临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征集收藏。

“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罗华《浣花集》）殊不知，在“买书人有卖书孙”的表象背后，包孕着几多家事的曲折、国事的凄凉！洪氏“小停云山馆”书楼被毁，是中华文献文物史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但现存的“小停云山馆”遗址，却依然是台州历史的骄傲，临海人文的明珠。作为清代台州首屈一指的私家藏书楼和文博馆，它至今仍具有无可替代的人文地标性和难以复制的历史知名度！

不过，令后人在扼腕痛惜中稍加庆幸的是，历经内忧外患的百余年，这已被妥善保护的原基故址还在，冯氏所撰《小停云山馆记》还在，阮元隶书的馆榜“小停云山馆”匾额也历劫传世，还有陈均、陈务滋创作的《小停云山馆图》也在，尤其是洪颐煊的不少著述乃至手稿仍在，这一切都为临海人民政府复原“小停云山馆”，奠定了实实在在的文献和文物基础。

因此，如能在目前原址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原其鼎盛时期的本真面貌，成为巾子山风光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借助于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和全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等专业团体的学术力量，深广发掘和全面研讨其固有的学术文化内涵，对于积极弘扬台州的乡土文化、务实建设临海的精神文明，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此一盛世实事，必将成为流芳后代之佳话也！

据介绍，内宅门外侧和照壁间，尚存十六块精美的花卉石刻，因当时匆进急出，未曾留意鉴赏，留下一憾。不过，在我于庭院左侧的水井旁寻寻觅觅时，目光曾被一株长着累累鹅卵形果实的矮株木本植物所深深吸引，不由得连带着硬刺枝条擅自折取了一枚，一路清玩到南京——

这枚青涩中泛着黄色斑点的香橼，如今仍在我的雁斋中散发着一阵又一阵的幽香，似在时刻提醒着我莫要忘怀了亟待进一步保护修复的“小停云山馆”，因为那里有一片曾经馥郁台州内外的旧书香。

（2009年9月20日初稿，时江淮雁斋窗外风急而雨骤也）

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徐 雁

余性喜艺文惟生也晚无缘列于艺坛诸先辈门墙以聆其馨咳尝引以为人生百憾之一所幸中年游历获交福州夜趣斋主人林君公武复承介识傅君永强诸道兄因得略知潘主兰先生其人谓其为闽都高士神州雅才生平力持识字通文为书画篆刻根底之说尝传当由读印而刻印复由刻印而评印再由评印到刻印之治印心法云云复览《潘主兰纪念文集》知其毕生精研甲骨古文音韵训诂之学而不求闻达于俗世之志继观《潘主兰百年诞辰艺术展作品集》于山林之景溪泉之韵益感其希古之心与夫书卷之气终于《潘主兰年谱》备知其由山水而兰竹由入世而出世之操守所自无怪乎其能心赏于介甫名句未出土来先有节纵凌云去也无心而得满地尘埃驱扫尽虚心直作赤心看细竹萧疏画欲丹虚心于此欲披肝诸吟句也无怪乎其能味乎幽兰之禅味而有繇来自视同九卉犹抱寒芳也未宜弗与万花颜色斗素心相对闭柴门之诵声也故知其为人也如兰处世也似竹于书力追高古于画尽求逸兴作诗善摄意趣篆印惟藉心得偶作联语亦多具匠心创意用是怅怅独恨未得追陪左右获朝夕之游矣值此国学式微艺文渐落之时欣闻福州有识士绅集会纪念潘先生百年诞辰闻之欢呼者三为中华人文添香续火其精神文明意义岂浅鲜哉公武先生命作百字长者意不可违特欣然命笔书此志感以求正于八闽君子云

附录：[百度百科]词条——

　潘主兰 (1909-2001年) 祖籍福建长乐，1909年生于福州。1928年肄业于福建经学会国文专修科。 1937年以教书为业。1937年后任职于福建省会计处、税务局等。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执教于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讲授国文、书法、艺术理论等课程，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历任福州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福州画院副院长，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福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福州书画研究院首席学术顾问。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福建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顾问。1982年11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9年3月，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多年来研究诗书画金石文字，甲骨文书法艺术造诣犹深。行楷书风格，属质朴无华一路。出版有《潘主兰印选》、《潘主兰诗书画印》、《七发集<素心斋部分>》、《寿山石刻史话》等。

　　 潘主兰先生是著名书画篆刻家、诗人，是当代书法领域有巨大影响的书法家， 2001年潘主兰获得中国文联与中国书协共同主办的国家级书法专业学术奖——“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另一位获奖者是启功），这是建国以来书法界首次最具权威性的专业学术评奖活动，此项大奖被誉为八闽艺坛的殊荣。

　　 潘主兰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被中国书法家协会称为“占主导地位老书法家、代表着今日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不愧为我国的书法大家”。他早在16岁前就开始了书画印的创作。1947年，与同好共同创立福州金石书画学会，大大推动了福州书画艺术的发展。解放后，他的艺术造诣日臻精湛，成就卓著，享誉海内外。1953年加入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上海)，1996年5月举办平生以来第一次的个人书画展览，他从事书画艺术创作八十余年，所留下的无数精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潘主兰先生为二十世纪中国书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潘主兰先生在诗书画印、文字学以及寿山石文化等方面均有极高成就，潘主兰先生毕生致力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其运笔如刀，典雅高古，造诣湛深。印风浑古浑逸，作兰竹山水,格调淡雅.惨淡中见平易，自成一格。

（五）

四年前春天的香港之行，在欧阳文利先生的“神州旧书店”，曾以25元淘到一本品相九十成的《昼梦集》，系上海宇宙风社1930年3月初版本的影印本，是“宇宙风社月书”第三种，真有意外之喜。不过我的香港文友、知名书话作家许定铭先生，则积其数十年书林学识和淘书阅历，更有该书初版本藏。他在今春撰一书话，推介并好评了毕树棠其人其书，深认其为文坛同调。

三十二开本的《昼梦集》，为其小说、散文选本，正文凡185页，有《送年礼》、《李五祖宗》、《宋六先生》、《抓空儿》、《昼梦》、《时疫》、《老》、《一个礼拜六的午后》、《忆王静安先生》、《忆海参威》等十六篇，多为怀乡讲古，或写人记事之作。

有关以“梦”为书名者，总是能给人以浪漫主义的想像，如何其芳《画梦录》、俞平伯《古槐梦遇》之类，但本书绝不是。

毕树棠在《自序》中略述其书名之来历云，除取集中现成篇目《昼梦》为书名外，还因为自己常常在读书作文之际，思维时常会发生超越现实的无头绪漫游，在那傻想的世界里，“有诗，有画，有灵感，有神秘”，“非得有人进来或有耗子之类在地下一跑，把我惊醒，才恍然如从梦里转来……”，而到了1939年底这年代，自己只是 “人群里滚来滚去”的“一块石头”而已，已无复当年那种清平时的“毛病”了。

联想到本书扉页题记“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沉郁端肃的九个字，那么我们知道，作者其实是在用本集文字怀想着往昔“水木清华”中那些太平光阴了，因为作者此时正身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苦度着的是一种丧失了主人翁意识的“亡国奴”生涯。在这样的语境中，能说“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不正是一种深沉曲折的故国之思么？

这《昼梦集》由《宇宙风乙刊》编者之一周黎庵负责编辑，其目次编排甚为别致，如按照作者自己的写作顺序，当为“过眼素描” 之一《一个礼拜六的午后》、之二《抓空儿》、之三《老》、之四《送年礼》、之五《时疫》、之六《宋六先生》、之七《忆王静安先生》、之八《勃克夫人会晤记》、之九《忆海参威》；“如是我闻”之《李五祖宗》、《成先生》、《一个灯塔的故事》、《昼梦》系列，以及散篇的《赫理斯》、《齐东野语》和《自传之一章》。大概是因为海上的出版者从作品题材的商业价值处着眼，才打乱了其次序编辑成书的。

1956年为《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之需约稿，曾经到清华园里联系过毕树棠的姜德明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北京乎》一书，曾经托人打听过他的晚年光景，却被回信告以去世已久的不幸消息，姜先生因此有感，特作一文以为纪念。

其中对于《昼梦集》的评介，是“写得有情有致，带着浓厚的乡土色彩”，可惜他在这篇径直题名为《毕树棠先生》的文章中，姜先生仅只颂扬了他饱经忧患，却一直“忠诚于清华”；能做一个翻译家和散文家，却安于职守，“默默地埋首在图书馆里，安心地写一点书刊介绍”这两点，却未能点明其当年“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的特殊时代背景，尤其是在“默默埋首”表象之后的无奈和隐痛！

（六）

毕树棠的文笔自是中国乡土小说作家中的出色一枝，其作品往往取材于民间的传说或者自己的见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丰富的民俗史料价值，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其写人，更是生动而形象，寥寥数笔细节描摹，境界顿出：

红顶小帽，青马褂，身后垂着小辫儿和玄色扎腰，很谦恭而谨静的坐在那里。在大家喧声谈笑之中，似乎他老是安静的，沉没的，除举箸停箸外，甚么都不理会。曹校长的应酬态度很周到，话很多，看神情每一节话都必问到他老先生。他只是微笑，点头，没有许多回答。饭后，照例有各种余兴，如清唱，谐谈，及诸般游戏，那时便不见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以后，每次举行聚餐，都没见他到会。（《忆王静安先生》）

我在陈先生家（清华新林院）吃过一次饭，是偶然碰上的，只他夫妇二人加上我，还有一只猫。陈先生似特爱猫，大家还未坐定，陈先生就连声呼叫阿姨：“喂猫，喂猫！”不一会儿，还接着叫“喂猫”，猫就跳到他身上，任其抚弄。这种趣味大概是耐欣赏的……（《忆陈寅恪先生》）

吴公比我大六岁，相识以后，始终以长者待之。1930—31年吴公休假游欧美，友人传说将在巴黎与某女士（即毛彦文——引用者注），后一人归，不知何故。一日，吴对我说：“这次本来约好在巴黎结婚，那天我从伦敦赶到巴黎，按外国的习惯，也是我预想的，她在车站上接我。我一下车，看清了是她，就上前去，作拥抱与接吻之势，这是一定的，而她竟拒绝，而且毫无通融。以下不多说了。”我笑了一笑，不好说什么，心里想，你为什么用外国习惯？（《琐忆吴宓》）

毕树棠在图书馆任职之余，十分珍惜业余的时间，他的笔墨成就当然不只有《昼梦集》这一种。

譬如说他自学外语也非常成功，对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等多国语言均有深入的涉猎。曾经自一九二零年代起，翻译有《不测》、《一夜之爱》、《贼及其它》、《君子之风》等多种文学书籍。五十年代前期还翻译有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当时译名为《密士失必河上》，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以及英国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之泉》（小说应出版社邀请而翻译，因时代原因，译成后未出版，近年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派任专员整理完毕）。

至于一般的散文和书评等文章，则散见于《宇宙风》杂志，以及《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北平朝报》副刊《晨星》、《晨报·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多种报章杂志上。其中就有《二十年来清华文坛屑谈》（原刊于1931年《清华二十周年纪念刊》），以及姜德明先生在《北京乎》一书中编入的《北京话里的歇后语》（原刊于1936年《宇宙风》）等重要作品。

因此，1952届毕业并留校工作的黄延复在回忆中说，毕先生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巍巍邺架中自学成才”的典范人物：

当年的清华图书馆，最能体现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她首先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地方。所谓“藏龙卧虎”，是说不管你有多深的学问，多高的资历，在这里都会有你发挥才智的余地……毕树棠先生可作典型例子。他来馆后，经过刻苦自修，很快便成为著名文学专家，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以及清华文学院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经常过从的好友。由于他的文学造诣，他曾是解放初期清华园内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黄延复《巍巍邺架不尽缘——说说我与母校大图书馆的“缘分”》 ）

“瘦瘦的一位老者，儒雅而又谦虚”，这是五十六岁的他给姜德明留下的良好印象。然而在一九八三年春四月的某一天，这位原名庶滋，别署树棠，曾用犹民、忧民、民忧等笔名的知名作家、翻译家，现代图书馆界的资深馆员，却因一场偶然的车祸而遽然中止了他在清华园中正在安度的晚年，不幸死于非命，这自然令人沉痛之极！然而，在一片唏嘘惋惜声中，长使后生泪满襟的，该还有他那曾经被扭曲了的职业生涯，尤其是被迫停笔二十年的作译志业呐！

从来人才难得而易失。毕树棠这位书林隐士，乃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时政性运动所无情扼杀了才华的无数人才之一。人未尽才，犹如物未尽其用，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有其深长层次的悲哀。

“呜呼何代无奇才？世间未有黄金台！”（宋刘过诗《呈陈总领》），读得本文者盍不合诸古今同声发一惋叹？

（2009年9月9日一稿）

然而，毕树棠先生不同。

他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仅顺利回返清华大学图书馆岗位，而且还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到院主讲《小说选》课程，尽管没有得到什么“名份”。据说当年梅贻琦校长（1889—1962年）对于中文系举荐的答复是：“他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教授。”

——相当于如今所见怪不怪的做法：“他（她）没有博士学位，不能聘为教授”一般，此种不以人才学问为本而惟文凭学位是据的唯心主义倾向，不说也罢。

那么，毕树棠这位1921年到清华图书馆工作的老馆员，又何以会从1953年起，到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去工作呢？这是非常值得考究的一个问题。原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不久的1953年，毕先生即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了冲击并蒙冤二十之久。

此前一年的元月四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半年后，教育部开始布置京津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清华大学被定性为“多科性工业大学”。黄延复在忆文中披露：

不幸，由于历史上的种种瓜葛，他在解放后也一度成为馆内的“消极因素”（背上了一定的历史包袱），后来被调离图书馆到建筑系资料室去作管理员，一直受到包括系领导在内的上下一致的尊重。

从1953年起，毕树棠应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1901—1972年，自1946年起任系主任直至去世）之请，到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做了图书管理员，1979年始获政治意义上的“平反”，但此时他已经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六年了。

当年的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可是一个没名没份的小单位。据梁思成第二任夫人林洙女士说，在1946年建筑系成立之初，那里“还没有什么书，特别是一些绝版的善本更是没有，因此梁家的藏书就成了全系的财富，不论哪一个学生，都可以到梁家去借书看。如已绝版的ViZal水彩集、Flinr的应该水彩人物集整天都在学生手中传阅，学生们也自然而然认为梁家的书也就是系里的书。”[1]

幸好在室里工作时，梁思成教授以及教工们也并没有把他只当作一个图书管理员来看待并使用，尽管梁主任在1955年起就遭遇了时政性批判。毕可松说他父亲在系室时：

除做一般管理工作，还为师生的研究设计提供帮助。他广博的学识为师生所佩服和敬重，称他“活字典”。系里有位青年教师王乃壮业余时间跟他学外语，父亲还帮他翻译出版了一本法文资料。父亲既不署名，更分文不取。王乃壮就给他画了一幅素描像相送。其间北京市筹建图书馆，市委宣传部张文松邀父亲任馆长，系主任梁思成就不同意，作罢。也确实是系里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清华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先生得到惠顾，乔迁到新建造好的被称为“教授楼”的西43楼单元新屋，但他的业务名份依然啥也没有。据说，当1982年冬其老妻王蔓基病逝后，其长子曾想接他去成都安居养老，其女可绣也想接他到安徽去住段时间散散心，但他回答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在清华六十多年了，我不离开清华。”可见他对于这清华园真是有感情了。

然而天不假年，就在次年4月，毕先生出门时不幸遭遇自行车撞击受重伤而去世。时任建筑系主任的吴良镛教授为致悼词，并在慰问其子女时表示：“毕老是教授，这是毫无疑问的。”[2]

这评价自然是有出典的。据王媛硕士在《新华书目报·图书馆专刊》？年2月18日“图林漫步”版上的文章披露，她在清华图书馆听黄延复先生《从图书馆看老清华的人文传统》讲座中说到过，有一次他去清华西院27号拜访毕先生，就问他在伏案忙什么？毕先生说吴良镛要出国开会、做报告，正在帮他修改英文的发言稿呢。由此足见其英文的精通程度。

那么，有没有“教授”的名份，是否也是毕先生生前一憾呢？我们或者从他晚年是如何评介陈寅恪先生的语气中可知一二：

陈先生留学哈佛等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所谓研究，便是只求学问，不谋学位。我想这话是对的。因为陈先生没有在清华讲过这门课，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各种外语者确乎很多，特别是东方各种语言……先生在学校讲课，多由口授，学生笔记，写成零篇散稿多发表于各学报，成单本的有系统著作不多见，都有待于后学之整理与审定。” [3]

当然还可以在1934年春夏的《文学》杂志一周年纪念刊上，他所写《我只能做一个看戏的》一文中获得某种消息。他说：“……现在我诚恳的自白，我是一个‘四不像’，起初好过顾问，并不到家，既而追慕欧化，又不及格，现在二者口弄起来，更不像样儿，比方一个缠足的女子，没能成就一双三寸金莲，半路上又看好了高跟皮鞋，还要表演跳舞，岂不是一个‘四不像’？文学上的工作，第一是要创作，姑无论天才、情感、经历诸般基本上的限制，不准你冒昧，就着艺术的陶炼，也不是等闲所培植得来的，所以我只能做一个看戏的，进而和做戏的人作朋友，一面得些戏剧上的知识，继而以愚者之一得，贡献点艺术完成的参考，能做到这一步，功劳也就不小，至如自己登台，则未免异想天开。读者别误会，我不是想做批评家，批评文学也得有天才等等的条件，还要有学问（Sholarship），这又得让所谓‘学者’去作了。”

低调做人如此，想来素有宽怀阔胸的毕先生是不会在意此虚名的。不过后人说起此事来，就不免抱憾于世道待士之未公了。

毕先生的人品既已如此，不说也罢；且来说说后来者如黄延复、王媛等极口称道他的另一品，即他一生甘为图书馆馆员的“业品”吧。

其实，他自己当年倒也没有刻意求之，认此为如何不得了的神圣之事；因为他在上文中也曾发其心声道，当日不过是“离开那湖山佳丽的济南城，来到风光古旧的北京，从事为衣食的工作，把每天太阳光的时间整个卖掉，只在灯光之下读些书文学的著作。初时很觉新奇，也曾胡乱写了些文字，于今看来，只是糟蹋纸笔而已……”

看来这是在调侃他自己从1927年来连续六七年按时签到，准期上、下班的职业馆员生活了——不过，他后来又克己坚持差不多四十年“卖掉”丽日暖阳的好日子，一心于馆务，却在图书馆学领域似乎仍被视作为“一个看戏的”——

从俗世功利之眼看来，他没有当日崇高清亮的“教授”学衔也就罢了，却似乎连后来多如牛马走的“副研究馆员”专业职称也没评过。

——是他生不逢时，退休得太早了？还是时世确然不公，竟让如此一位堪称“馆员模范”的人才终身不得享受“正果”，以得少许的心灵抚慰和些微的精神按摩？

子夜抚键，不觉为之浩叹一声！

（未完，请待续四）

抗战八年的时代颠簸，让多少人的人生命运发生了逆转乃至裂变？如今史过境迁，已是难以量化统计了。但笔者这里恰好可以拈出一例，以为历史的坐标以为命运的参照。

这一位是赢得了“现代图书馆学家”称号的施廷镛先生(1893—1983年)。施先生字凤笙，一作奋生，安徽休宁人。南洋方言学堂毕业后，在廿四岁时应聘为教务处干事，后参与学生的“五四运动”。1922年他的岗位有了新的变化，从此加入了图书馆工作者的队伍。据其子施锐所撰年谱云：

二十九岁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东南大学。调图书馆任助理员工作，一因当时学校有两派，这样在教务上常常发生摩擦，在当中感到事不易办；二因幼年喜欢抄录书目，对这个职务颇感兴趣；三因图书馆是一门专门技术，学（习）者甚少，将来出路较好。故到馆以后，专心钻研图书馆学，立志将图书馆做为毕生的事业。

三十二岁 与洪范五等发起组织南京图书馆协会，并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借资联络和学术观摩……

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1928年年终）接洪范五电约到清华大学担任图书馆中文编目事……（自1929至1936年间）主任更换了五次，首洪范五，次张子高，次王文山，次朱自清，次钱稻孙。在朱自清因母丧请假期中，代理主任职务……在清华期间待遇较优，环境又好，这时生活已足维持，所以力求在目录学方面有所贡献。[1]

然而，每个人都无一例外是时代之子。人到中年的施先生同毕氏一样遭遇了时代巨震，让他同样面临生存惟艰，家计无着的窘境。

话说1937年7月27日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后，他先是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之一，然后在次年三月代理了改组后的保管处主任职务，直至前引毕氏日记中至八月十四日保管处同人被迫撤退进城至宣武门大街前国语大辞典编纂处原址，丧失全部保管职责，同时也失去了来自清华大学的保管补助费收入。

当此生计无着之时，经过了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目组组长三年工作的过渡，从1942年开始，他却为生活所迫，失慎走上了一条流了世俗，却大大地触犯了时忌的职业道路！

大抵从1942年4月至1944年6月，施先生先是应由若干文化汉奸组成的伪北大之图书馆主任钱稻孙邀，出任该馆编目股股长，次年又自行走通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当家总裁汪时环大汉奸的关系，成为其行员。

对此两年多参与伪职的经历，施锐在所撰传记中不为亲者讳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人接管了这个学校。国民党既不承认这个学校的学历，也不承认员工的经历。在北平沦陷区类似父亲这样遭遇的人，出于生活所迫，作了“伪事”（的人）不算少数。当然与一些宁愿饿死，也不愿出山替日伪做事的人相比，他们是“落后”许多……

父亲曾将一份几年来清华保管处工作报告送交清华“接收大员”，以备查考。从父亲的自传中，我未能见到有人对此报告提出异议，或找父亲谈话，岁父亲接任清华保管员时，原校领导的承诺：“将来复校，随时可以回校”，后来清华一直未能履行这一诺言。[2]

看来关键问题，就出在了施先生这两年多出任伪职的经历上！

当此施家生计再次发生严重危机之时，还是时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有丰先生（字范五，安徽绩溪人，1892—1963年。1916年金陵大学文学院毕业，二十七岁时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系现代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之一）的继续援手安排，才免了施先生失业之虞。1949年9月，他被聘至该馆负责中文编目业务——得以继续捧此专业饭碗，却还是图书馆学的一技之长发生了作用！

追溯到二十九岁时他的专业选择，能说他没有职业前程上的先见之“明”么？尽管他困于家计，一叶障目，误判了抗战必将胜利的前途！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施廷镛先生之谓也，然其出处之间的苦衷，亦容有不得已者。“事非亲历不知难，人到无求品自高。”不免想到浙江嘉兴那位百岁老人在其《九十自述》（章克标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扉页上为我亲笔题写的话，据说他当年亦有类似施先生之经历也。

话说当1937年北平发生“七七事变”之后，毕树棠随后被校方高层确定为图书馆校产保管员之一。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82年8月26日，《新清华》刊出了其当年的旧日记，这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如下数个充满细节的特写镜头：

（1937年）七月二十八日：闻昨夜城郊有战事……八时许，离寓（在成府村）到清华，见多人皆群集于科学馆、图书馆楼下避难，时时有流弹在空中飞过，北面枪炮声甚密，午间稍平静，穿廊房车站昨夜失守，今日为二十九军敢死队夺回，一壮烈之血战也！午后回寓，路旁田禾绿茂，行人稀少，传城门已闭。

七月三十日：闻城门又关，清华眷属之留校者已不多，传二十九军已退（从此北京沦陷日寇之手整整八年——引用者注）。

八月三十一日：接校务会议通知，委派作保管员。上午赴清华（时已迁居城内），被派任保管者共四十余人（后减为十五人，图书馆由事务员施廷镛、毕树棠和余光宗三人担任——引用者注），常期留校，分区驻守。我负责东北区，办公处在图书馆。

十月十四日：今日牟田口部队进驻清华。牟田本人住甲所，高级军官住学务处，一担任联络之参谋，姓河野，态度无常，时平易，时蛮横。自此划河为界，我中国人限守河北，直通西大门，校车经化学馆前达四院明斋。（自此河南诸楼馆不堪问矣！——作者原注）

十月二十日：下午四时，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寺内参观清华大礼堂、图书馆，一时园内戒备森严，军官十余人到图书馆略顾即去。通译传达：保管员排队迎接。呜呼！亡国之惨，无过于此！

十一月十日，午后四时，驻校日军某大尉招集所有保管人员及工警百余人，到大礼堂石阶前听讲话，话毕每人给蛋糕一块，“庆祝”太原“陷落”。每人手拿着蛋糕，低着头，排着队，含着泪，慢慢地回四院，没有一个吃的。

（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转移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内之设备，闻将续有日军驻校。事前牟田口本人招集全体中国人讲话，声明他这一措施乃由于军事原因，出于不得已。其人态度冷酷，即在芦沟桥放第一枪者！

……

八月十四日：前日整日保管同人被日本宪兵队禁锢于旧南院十八号西厢。大、小便亦不得自由。受彻底检查，情形极狼狈！昨日收拾文件与行李，终宵未得安枕。今日同人被迫退入城里……保管从此陷到有名无实之最后阶段，成一历史名词，清华水木亦从此不堪问矣！

随后斯文雅致的清华图书馆成为了侵华日军一个野战医院的伤员部，馆藏书籍有被散乱丢弃者，有被破坏焚毁者，其中西文藏书中的贵重者甚至被强掠到了日本本土。

毕可松回忆说，当日寇彻底占据了清华整个校园之后，他家也就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收入，家中生活顿时陷于极困之境，“可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这时候，俞平伯为了帮助他家，就请他父亲给其孩子做家庭教师，月致薪酬五十元。毕树棠后来在家人面前感恩道：“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也就是说，这差不多是一种雪中送炭式的义助了。

据《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记述，1938年，俞平伯自己被中国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不到两年，就邀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并说：“当时毕树棠居住在北平东城炒面胡同，与俞平伯为近邻，经常晤谈，互倾积悰，抗战时期竟成莫逆。”1945年11月28日，俞平伯为自写《遥夜闺思引》条幅赠毕树棠作一跋语，次年在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上发表，可为明证。

令人动容的“续闻”，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俞平伯受到了批判以后：

有一次作家协会召开批判大会，父亲到会场一看，众人坐在一边，俞平伯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谁也不理他，父亲毫不犹豫地坐在俞平伯旁边。父亲说：“我很清楚，我这样做是很让大家讨厌的，但是我只能这样做。”

会上，人们一个个上台发言，慷慨陈词，语言严厉，下台时又和俞平伯握手。父亲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虚心假意。”父亲当然没有发言。

前因必有后果，此事尚有“三闻”：1971年1月18日，俞平伯自河南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毕树棠即“特地登门拜访，当时的形势还很严峻，但父亲没有任何顾虑”，以致于告别时，俞平伯以一本胡适题跋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相赠送。[1]多年后，毕树棠对其子女们回忆到此事，并把它取出送给了学文科的三女毕可绣作为纪念，嘱其“永久保存”。这自然是后话。

且说待1945年8月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实际上更要晚到次年7月中旬才从昆明回迁北平，于是在京负留守保管之责的毕先生，即受命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

毕可松回忆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收整存留北平的书刊，接应回迁运来的书籍”，以及诸如押运装卸、清点造册等杂务，结果不到一年，“图书馆就接纳读者，投入为教学服务”了。

而据潘乃穆的回忆：

“（清华）复员后，图书馆任务繁重，除建筑物遭日军损坏需重新整修外，原留馆之大半藏书已被日军掠夺，或转拨其他单位清查索回……在陈岱孙先生领导的学校保管委员会时期，毕树棠先生已经为清华图书馆的修复和争取图书，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潘光旦教授，1899—1967年，抗战期间以社会学教授身份兼任图书馆馆长——引用者注）于1946年秋回到北京，兼任图书馆主任，后改制为馆长。这时他每日到班，其间他亲自奔走之处甚多，例如争取敌伪图书之分配、洽购私人大批藏书等。经全馆人员之努力，至1947年4月，馆藏图书数量已恢复大半，至1948年4月已大体恢复战前水平……《大公报》报道1947年4月清华校庆日情况时提到：‘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双拐立礼堂前谦谢恭贺。’”[1]

后人的记述不免有些大而化之，幸喜馆史记载略为详细一些：

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一五二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医院本部，馆中约三十万册书刊分别由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取走。偌大书库中一本存书不剩，设备亦荡然无存。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图书馆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拆除日军在馆内添设之物，将图书馆恢复原貌。毕树棠先生等负责将图书馆陆续从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及其他各处收回，但损失过半。馆内部分钢铁暑假、目录柜、屉柜、书档等设备，也陆续运回。1946年10月28日恢复开馆。[2]

到1946年夏，尽管唐贯方（1901—1996年，广东香山人。1921年11月到清华图书馆工作，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部的业务主持人）们已从昆明复员回清华本馆，但毕竟人手远远不足，有一度毕先生同时负责着两科（庶务科，即馆务办公室；还有期刊股）工作，其忙碌自不待言。

清华图书馆藏书规模得以基本复原，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师生求知治学的积极性。朱自清在1947年1月11日参观了书库之后，在日记中有此一笔：“……书甚多。此情此景激励并警告我要勤奋工作。”[4]

而毕可松也曾回忆说，在复原图书馆的繁忙工作之余，他下班到家仍坚持伏案笔耕，有时甚至熬夜到天亮，洗把脸再去上班。他还清楚地记得：

有几次，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看父亲在屋内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继而又坐下读写。第二天问妈妈，她说：“你爸爸是生铁做的人，不知道累。”我们长大后才逐渐知道，父亲虽已精通英语，译文写作，同时还自学德、法、意等外语。由于勤学敬业，攻读古今中外著述，译撰多广，颇为学界认知。

繁琐的工作损害的自然是人体的健康。1948年12月8日，毕树棠终于熬不住了。这在朱自清日记中留有一条记载：“树棠到北平市立医院为胃溃疡动手术”，并于13日前往探望。

总之，既经外患又历内忧的毕先生，尽管一直言轻人微，但在做人的准则上，他自有坚守的立场；在做事的原则上，更有其坚定的主张。因此，如果不具体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他这个人物的精神品质之来历。

然则，要坚持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何其难也！

                                                                                                      （未完，请待续三）

五六年前一个秋天的北京之行，听说京城书友胡同在清华大学西门外与同业新办了一家旧书店，便择一吉日前往一探。

在寻寻觅觅中流连小半日，忽于书架丛残中发见有“毕树棠”签名的故纸数种，其中之一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刘白羽（1916年9月28日—2005年8月24日，北京通州人）在1956年理事会上有关“组织”和“创作”两个专题所作的工作报告《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系作协理事层面传阅的十六开铅印简装本，洋洋洒洒有15页，阅此半世纪前的报告到结尾，不觉莞尔一噱（引文略）：

早在1949年6月，毕先生就曾作为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集体接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首批会员，也是1950年代清华园内唯一的一位中国作协会员。由此看来，这1956年中国作协理事会，他还是看到了文件的。尽管他当时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只是该校建筑系图书资料室的一个没有业务职称，更没有行政头衔的管理员。

（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毕树棠出生于山东文登县河南村一个式微的乡绅之家。近十岁时，祖父、母通过告贷求借，让他读了私塾，又接着上了小学，国难家贫激励着他勤学苦读，终于考上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后就业。

经过短暂的职业流动之后，1921年秋，毕树棠经人介绍到了清华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最先做的是杂志管理工作。1999年6月24日，其次子毕可松回忆说：

“每日八小时工作，月薪可有三十块大洋。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翻译投稿，结交学界名人、教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等，清华图书馆给予他自学成才的好条件。他博览中外图书，撰写书刊介绍，报道文坛动态，翻译散文。当时由吴文藻先生负责、吴景超等编辑，清华学校出版的《书报介绍副刊》第一期开始就有父亲写的中外书报介绍，以后几乎每期都有这类文章。30年代初应吴雨僧（吴宓）先生之约，为他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

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稿撰作，毕树棠后来在《回忆吴宓》一文中说，其因缘在于吴雨僧先生他主持组稿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我有时去投稿，偶得吴公及其门生浦江清、赵万里诸君所称许，因之关于英美文学的稿子，我借清华图书馆英、美书刊之便，写得较多，例如某名作家死，报上登出消息，吴公必教我写，实则乱抄英文书刊而已……”

在《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他开首就说：“我和陈寅恪先生相识，是我与吴雨僧先生相过从之中开始的。当时，吴先生住清华西客厅，陈先生也住过那里，可是陈先生初住城里，上课时才来清华，在西客厅吃一顿午饭……在其他时间里，他来清华，也总是在西客厅休息，我常常去看吴先生，有时就得见陈先生，简单地谈几句话，慢慢就熟了。”

显然在此间，以1928年元月起吴宓客座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为纽带，使得毕树棠的馆员生涯，掀开了新的一叶。那么，毕树棠是何时开始加入撰稿人队伍的呢？

且说书、报、刊是当日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作为“文献渊薮”的校图书馆，则是师生们或借或阅的资料中心。因此在吴宓、浦江清日记中，不时会有“8—10（时）在图书馆阅书”（1925年10月21日，以下均见吴氏日记）、“晚上到图书馆中翻看杂志二小时”（1925年11月18日）、“晚，在图书馆翻阅杂书”（1926年1月14日）、“晚8—9赴图书馆查书”（1928年1月30日）、“赴图书馆阅杂报”（1928年3月26日），以及“晚，到图书馆中翻看杂志二小时”（1928年3月5日，以下均见浦氏日记）、“晨八时半起。至图书馆阅最近中西文杂志”（同年9月5日）、“下午至图书馆读杂志”（同年9月10日），“至图书馆，翻阅杂志，借《小说月报》数册归”（1929年1月30日）、“到图书馆，读新到之英文杂志数种”（同年2月16日）等记载，想来当日在馆专司杂志管理的毕树棠与两人因此熟识并交往，当在情理之中的迟早之事了。

顷检《吴宓日记》1929年7月2日记：“阴，晨8—10在Lib.与毕树棠谈”。果然如此！

那么在图书馆谈的是什么内容呢？未见记述。大概不出如何为《文副》撰稿之事也。因为最晚到同年10月6日，毕树棠的文稿水平已被认可，并开始加入其圈子，吴宓在其日记中有“夕，宴毕树棠、浦江清、朱自清、叶崇智于室中，皆《文副》撰稿人也”，可为明证。

如今通过相关人士残存的日记片段，有关此后一段时期毕树棠们的日常踪影及其人物风采，尚可获知若干具体而微的消息（引文略）．　

当年秋，吴宓将有欧洲访学一年之行。9月3日中午，代理《文副》主编浦江清乃设午宴招待《文副》同人，兼为其饯行。从吴先生出国后因诸人日记失载，踪影不明。待观浦江清、朱自清传世日记，复可检得如下数则（引文略）．　

除了谈文说艺，这十来年，毕先生在中外书刊文献和图书馆业务方面，也日益积累了丰富素养。他在《忆陈寅恪先生》中说，除了吴宓先生处的邂逅致意外，在业务上，“陈先生于1926年到国学研究院讲学，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当时主要由顾子刚先生与浦江清助教承办，我们作他们的下手，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所以我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有时也到他家里去，慢慢也就熟悉了。”

有此一番为大学者做“参考馆员”的业务历练和学识积累，对于好学又勤奋的毕树棠来说，其业务的精进也就不言而喻了。若干年后，有清华校友回忆说：

60余年后回忆，那图书馆柔美外观的背后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西文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了。……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鋐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披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季羡林《温馨的回忆》）

季羡林先生是在1930年入学清华外文系习德语的，四年后何炳棣就读清华历史系。

——此种经过了时空过滤以后的校友评语，该是对毕树棠人品业品的最高肯定了。于是亦知出生于1898年的朱自清何以会称晚他两年出生的毕树棠为“毕老”，大概一是因为他坐拥书城，知识面广，在某些方面堪为“老师”；二是因为作为“清华人”的资格，要比他“老”出许多的缘故。

（未毕，待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