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话说当1937年北平发生“七七事变”之后，毕树棠随后被校方高层确定为图书馆校产保管员之一。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82年8月26日，《新清华》刊出了其当年的旧日记，这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如下数个充满细节的特写镜头：

（1937年）七月二十八日：闻昨夜城郊有战事……八时许，离寓（在成府村）到清华，见多人皆群集于科学馆、图书馆楼下避难，时时有流弹在空中飞过，北面枪炮声甚密，午间稍平静，穿廊房车站昨夜失守，今日为二十九军敢死队夺回，一壮烈之血战也！午后回寓，路旁田禾绿茂，行人稀少，传城门已闭。

七月三十日：闻城门又关，清华眷属之留校者已不多，传二十九军已退（从此北京沦陷日寇之手整整八年——引用者注）。

八月三十一日：接校务会议通知，委派作保管员。上午赴清华（时已迁居城内），被派任保管者共四十余人（后减为十五人，图书馆由事务员施廷镛、毕树棠和余光宗三人担任——引用者注），常期留校，分区驻守。我负责东北区，办公处在图书馆。

十月十四日：今日牟田口部队进驻清华。牟田本人住甲所，高级军官住学务处，一担任联络之参谋，姓河野，态度无常，时平易，时蛮横。自此划河为界，我中国人限守河北，直通西大门，校车经化学馆前达四院明斋。（自此河南诸楼馆不堪问矣！——作者原注）

十月二十日：下午四时，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寺内参观清华大礼堂、图书馆，一时园内戒备森严，军官十余人到图书馆略顾即去。通译传达：保管员排队迎接。呜呼！亡国之惨，无过于此！

十一月十日，午后四时，驻校日军某大尉招集所有保管人员及工警百余人，到大礼堂石阶前听讲话，话毕每人给蛋糕一块，“庆祝”太原“陷落”。每人手拿着蛋糕，低着头，排着队，含着泪，慢慢地回四院，没有一个吃的。

（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转移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内之设备，闻将续有日军驻校。事前牟田口本人招集全体中国人讲话，声明他这一措施乃由于军事原因，出于不得已。其人态度冷酷，即在芦沟桥放第一枪者！

……

八月十四日：前日整日保管同人被日本宪兵队禁锢于旧南院十八号西厢。大、小便亦不得自由。受彻底检查，情形极狼狈！昨日收拾文件与行李，终宵未得安枕。今日同人被迫退入城里……保管从此陷到有名无实之最后阶段，成一历史名词，清华水木亦从此不堪问矣！

随后斯文雅致的清华图书馆成为了侵华日军一个野战医院的伤员部，馆藏书籍有被散乱丢弃者，有被破坏焚毁者，其中西文藏书中的贵重者甚至被强掠到了日本本土。

毕可松回忆说，当日寇彻底占据了清华整个校园之后，他家也就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收入，家中生活顿时陷于极困之境，“可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这时候，俞平伯为了帮助他家，就请他父亲给其孩子做家庭教师，月致薪酬五十元。毕树棠后来在家人面前感恩道：“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也就是说，这差不多是一种雪中送炭式的义助了。

据《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记述，1938年，俞平伯自己被中国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不到两年，就邀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并说：“当时毕树棠居住在北平东城炒面胡同，与俞平伯为近邻，经常晤谈，互倾积悰，抗战时期竟成莫逆。”1945年11月28日，俞平伯为自写《遥夜闺思引》条幅赠毕树棠作一跋语，次年在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上发表，可为明证。

令人动容的“续闻”，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俞平伯受到了批判以后：

有一次作家协会召开批判大会，父亲到会场一看，众人坐在一边，俞平伯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谁也不理他，父亲毫不犹豫地坐在俞平伯旁边。父亲说：“我很清楚，我这样做是很让大家讨厌的，但是我只能这样做。”

会上，人们一个个上台发言，慷慨陈词，语言严厉，下台时又和俞平伯握手。父亲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虚心假意。”父亲当然没有发言。

前因必有后果，此事尚有“三闻”：1971年1月18日，俞平伯自河南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毕树棠即“特地登门拜访，当时的形势还很严峻，但父亲没有任何顾虑”，以致于告别时，俞平伯以一本胡适题跋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相赠送。[1]多年后，毕树棠对其子女们回忆到此事，并把它取出送给了学文科的三女毕可绣作为纪念，嘱其“永久保存”。这自然是后话。

且说待1945年8月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实际上更要晚到次年7月中旬才从昆明回迁北平，于是在京负留守保管之责的毕先生，即受命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

毕可松回忆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收整存留北平的书刊，接应回迁运来的书籍”，以及诸如押运装卸、清点造册等杂务，结果不到一年，“图书馆就接纳读者，投入为教学服务”了。

而据潘乃穆的回忆：

“（清华）复员后，图书馆任务繁重，除建筑物遭日军损坏需重新整修外，原留馆之大半藏书已被日军掠夺，或转拨其他单位清查索回……在陈岱孙先生领导的学校保管委员会时期，毕树棠先生已经为清华图书馆的修复和争取图书，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潘光旦教授，1899—1967年，抗战期间以社会学教授身份兼任图书馆馆长——引用者注）于1946年秋回到北京，兼任图书馆主任，后改制为馆长。这时他每日到班，其间他亲自奔走之处甚多，例如争取敌伪图书之分配、洽购私人大批藏书等。经全馆人员之努力，至1947年4月，馆藏图书数量已恢复大半，至1948年4月已大体恢复战前水平……《大公报》报道1947年4月清华校庆日情况时提到：‘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双拐立礼堂前谦谢恭贺。’”[1]

后人的记述不免有些大而化之，幸喜馆史记载略为详细一些：

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一五二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医院本部，馆中约三十万册书刊分别由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取走。偌大书库中一本存书不剩，设备亦荡然无存。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图书馆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拆除日军在馆内添设之物，将图书馆恢复原貌。毕树棠先生等负责将图书馆陆续从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及其他各处收回，但损失过半。馆内部分钢铁暑假、目录柜、屉柜、书档等设备，也陆续运回。1946年10月28日恢复开馆。[2]

到1946年夏，尽管唐贯方（1901—1996年，广东香山人。1921年11月到清华图书馆工作，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部的业务主持人）们已从昆明复员回清华本馆，但毕竟人手远远不足，有一度毕先生同时负责着两科（庶务科，即馆务办公室；还有期刊股）工作，其忙碌自不待言。

清华图书馆藏书规模得以基本复原，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师生求知治学的积极性。朱自清在1947年1月11日参观了书库之后，在日记中有此一笔：“……书甚多。此情此景激励并警告我要勤奋工作。”[4]

而毕可松也曾回忆说，在复原图书馆的繁忙工作之余，他下班到家仍坚持伏案笔耕，有时甚至熬夜到天亮，洗把脸再去上班。他还清楚地记得：

有几次，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看父亲在屋内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继而又坐下读写。第二天问妈妈，她说：“你爸爸是生铁做的人，不知道累。”我们长大后才逐渐知道，父亲虽已精通英语，译文写作，同时还自学德、法、意等外语。由于勤学敬业，攻读古今中外著述，译撰多广，颇为学界认知。

繁琐的工作损害的自然是人体的健康。1948年12月8日，毕树棠终于熬不住了。这在朱自清日记中留有一条记载：“树棠到北平市立医院为胃溃疡动手术”，并于13日前往探望。

总之，既经外患又历内忧的毕先生，尽管一直言轻人微，但在做人的准则上，他自有坚守的立场；在做事的原则上，更有其坚定的主张。因此，如果不具体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他这个人物的精神品质之来历。

然则，要坚持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何其难也！

                                                                                                      （未完，请待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