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战八年的时代颠簸，让多少人的人生命运发生了逆转乃至裂变？如今史过境迁，已是难以量化统计了。但笔者这里恰好可以拈出一例，以为历史的坐标以为命运的参照。

这一位是赢得了“现代图书馆学家”称号的施廷镛先生(1893—1983年)。施先生字凤笙，一作奋生，安徽休宁人。南洋方言学堂毕业后，在廿四岁时应聘为教务处干事，后参与学生的“五四运动”。1922年他的岗位有了新的变化，从此加入了图书馆工作者的队伍。据其子施锐所撰年谱云：

二十九岁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东南大学。调图书馆任助理员工作，一因当时学校有两派，这样在教务上常常发生摩擦，在当中感到事不易办；二因幼年喜欢抄录书目，对这个职务颇感兴趣；三因图书馆是一门专门技术，学（习）者甚少，将来出路较好。故到馆以后，专心钻研图书馆学，立志将图书馆做为毕生的事业。

三十二岁 与洪范五等发起组织南京图书馆协会，并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借资联络和学术观摩……

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1928年年终）接洪范五电约到清华大学担任图书馆中文编目事……（自1929至1936年间）主任更换了五次，首洪范五，次张子高，次王文山，次朱自清，次钱稻孙。在朱自清因母丧请假期中，代理主任职务……在清华期间待遇较优，环境又好，这时生活已足维持，所以力求在目录学方面有所贡献。[1]

然而，每个人都无一例外是时代之子。人到中年的施先生同毕氏一样遭遇了时代巨震，让他同样面临生存惟艰，家计无着的窘境。

话说1937年7月27日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后，他先是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之一，然后在次年三月代理了改组后的保管处主任职务，直至前引毕氏日记中至八月十四日保管处同人被迫撤退进城至宣武门大街前国语大辞典编纂处原址，丧失全部保管职责，同时也失去了来自清华大学的保管补助费收入。

当此生计无着之时，经过了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目组组长三年工作的过渡，从1942年开始，他却为生活所迫，失慎走上了一条流了世俗，却大大地触犯了时忌的职业道路！

大抵从1942年4月至1944年6月，施先生先是应由若干文化汉奸组成的伪北大之图书馆主任钱稻孙邀，出任该馆编目股股长，次年又自行走通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当家总裁汪时环大汉奸的关系，成为其行员。

对此两年多参与伪职的经历，施锐在所撰传记中不为亲者讳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人接管了这个学校。国民党既不承认这个学校的学历，也不承认员工的经历。在北平沦陷区类似父亲这样遭遇的人，出于生活所迫，作了“伪事”（的人）不算少数。当然与一些宁愿饿死，也不愿出山替日伪做事的人相比，他们是“落后”许多……

父亲曾将一份几年来清华保管处工作报告送交清华“接收大员”，以备查考。从父亲的自传中，我未能见到有人对此报告提出异议，或找父亲谈话，岁父亲接任清华保管员时，原校领导的承诺：“将来复校，随时可以回校”，后来清华一直未能履行这一诺言。[2]

看来关键问题，就出在了施先生这两年多出任伪职的经历上！

当此施家生计再次发生严重危机之时，还是时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有丰先生（字范五，安徽绩溪人，1892—1963年。1916年金陵大学文学院毕业，二十七岁时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系现代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之一）的继续援手安排，才免了施先生失业之虞。1949年9月，他被聘至该馆负责中文编目业务——得以继续捧此专业饭碗，却还是图书馆学的一技之长发生了作用！

追溯到二十九岁时他的专业选择，能说他没有职业前程上的先见之“明”么？尽管他困于家计，一叶障目，误判了抗战必将胜利的前途！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施廷镛先生之谓也，然其出处之间的苦衷，亦容有不得已者。“事非亲历不知难，人到无求品自高。”不免想到浙江嘉兴那位百岁老人在其《九十自述》（章克标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扉页上为我亲笔题写的话，据说他当年亦有类似施先生之经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