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然而，毕树棠先生不同。

他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仅顺利回返清华大学图书馆岗位，而且还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到院主讲《小说选》课程，尽管没有得到什么“名份”。据说当年梅贻琦校长（1889—1962年）对于中文系举荐的答复是：“他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教授。”

——相当于如今所见怪不怪的做法：“他（她）没有博士学位，不能聘为教授”一般，此种不以人才学问为本而惟文凭学位是据的唯心主义倾向，不说也罢。

那么，毕树棠这位1921年到清华图书馆工作的老馆员，又何以会从1953年起，到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去工作呢？这是非常值得考究的一个问题。原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不久的1953年，毕先生即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了冲击并蒙冤二十之久。

此前一年的元月四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半年后，教育部开始布置京津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清华大学被定性为“多科性工业大学”。黄延复在忆文中披露：

不幸，由于历史上的种种瓜葛，他在解放后也一度成为馆内的“消极因素”（背上了一定的历史包袱），后来被调离图书馆到建筑系资料室去作管理员，一直受到包括系领导在内的上下一致的尊重。

从1953年起，毕树棠应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1901—1972年，自1946年起任系主任直至去世）之请，到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做了图书管理员，1979年始获政治意义上的“平反”，但此时他已经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六年了。

当年的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可是一个没名没份的小单位。据梁思成第二任夫人林洙女士说，在1946年建筑系成立之初，那里“还没有什么书，特别是一些绝版的善本更是没有，因此梁家的藏书就成了全系的财富，不论哪一个学生，都可以到梁家去借书看。如已绝版的ViZal水彩集、Flinr的应该水彩人物集整天都在学生手中传阅，学生们也自然而然认为梁家的书也就是系里的书。”[1]

幸好在室里工作时，梁思成教授以及教工们也并没有把他只当作一个图书管理员来看待并使用，尽管梁主任在1955年起就遭遇了时政性批判。毕可松说他父亲在系室时：

除做一般管理工作，还为师生的研究设计提供帮助。他广博的学识为师生所佩服和敬重，称他“活字典”。系里有位青年教师王乃壮业余时间跟他学外语，父亲还帮他翻译出版了一本法文资料。父亲既不署名，更分文不取。王乃壮就给他画了一幅素描像相送。其间北京市筹建图书馆，市委宣传部张文松邀父亲任馆长，系主任梁思成就不同意，作罢。也确实是系里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清华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先生得到惠顾，乔迁到新建造好的被称为“教授楼”的西43楼单元新屋，但他的业务名份依然啥也没有。据说，当1982年冬其老妻王蔓基病逝后，其长子曾想接他去成都安居养老，其女可绣也想接他到安徽去住段时间散散心，但他回答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在清华六十多年了，我不离开清华。”可见他对于这清华园真是有感情了。

然而天不假年，就在次年4月，毕先生出门时不幸遭遇自行车撞击受重伤而去世。时任建筑系主任的吴良镛教授为致悼词，并在慰问其子女时表示：“毕老是教授，这是毫无疑问的。”[2]

这评价自然是有出典的。据王媛硕士在《新华书目报·图书馆专刊》？年2月18日“图林漫步”版上的文章披露，她在清华图书馆听黄延复先生《从图书馆看老清华的人文传统》讲座中说到过，有一次他去清华西院27号拜访毕先生，就问他在伏案忙什么？毕先生说吴良镛要出国开会、做报告，正在帮他修改英文的发言稿呢。由此足见其英文的精通程度。

那么，有没有“教授”的名份，是否也是毕先生生前一憾呢？我们或者从他晚年是如何评介陈寅恪先生的语气中可知一二：

陈先生留学哈佛等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所谓研究，便是只求学问，不谋学位。我想这话是对的。因为陈先生没有在清华讲过这门课，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各种外语者确乎很多，特别是东方各种语言……先生在学校讲课，多由口授，学生笔记，写成零篇散稿多发表于各学报，成单本的有系统著作不多见，都有待于后学之整理与审定。” [3]

当然还可以在1934年春夏的《文学》杂志一周年纪念刊上，他所写《我只能做一个看戏的》一文中获得某种消息。他说：“……现在我诚恳的自白，我是一个‘四不像’，起初好过顾问，并不到家，既而追慕欧化，又不及格，现在二者口弄起来，更不像样儿，比方一个缠足的女子，没能成就一双三寸金莲，半路上又看好了高跟皮鞋，还要表演跳舞，岂不是一个‘四不像’？文学上的工作，第一是要创作，姑无论天才、情感、经历诸般基本上的限制，不准你冒昧，就着艺术的陶炼，也不是等闲所培植得来的，所以我只能做一个看戏的，进而和做戏的人作朋友，一面得些戏剧上的知识，继而以愚者之一得，贡献点艺术完成的参考，能做到这一步，功劳也就不小，至如自己登台，则未免异想天开。读者别误会，我不是想做批评家，批评文学也得有天才等等的条件，还要有学问（Sholarship），这又得让所谓‘学者’去作了。”

低调做人如此，想来素有宽怀阔胸的毕先生是不会在意此虚名的。不过后人说起此事来，就不免抱憾于世道待士之未公了。

毕先生的人品既已如此，不说也罢；且来说说后来者如黄延复、王媛等极口称道他的另一品，即他一生甘为图书馆馆员的“业品”吧。

其实，他自己当年倒也没有刻意求之，认此为如何不得了的神圣之事；因为他在上文中也曾发其心声道，当日不过是“离开那湖山佳丽的济南城，来到风光古旧的北京，从事为衣食的工作，把每天太阳光的时间整个卖掉，只在灯光之下读些书文学的著作。初时很觉新奇，也曾胡乱写了些文字，于今看来，只是糟蹋纸笔而已……”

看来这是在调侃他自己从1927年来连续六七年按时签到，准期上、下班的职业馆员生活了——不过，他后来又克己坚持差不多四十年“卖掉”丽日暖阳的好日子，一心于馆务，却在图书馆学领域似乎仍被视作为“一个看戏的”——

从俗世功利之眼看来，他没有当日崇高清亮的“教授”学衔也就罢了，却似乎连后来多如牛马走的“副研究馆员”专业职称也没评过。

——是他生不逢时，退休得太早了？还是时世确然不公，竟让如此一位堪称“馆员模范”的人才终身不得享受“正果”，以得少许的心灵抚慰和些微的精神按摩？

子夜抚键，不觉为之浩叹一声！

（未完，请待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