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书林一隐士：毕树棠

五六年前一个秋天的北京之行，听说京城书友胡同在清华大学西门外与同业新办了一家旧书店，便择一吉日前往一探。

在寻寻觅觅中流连小半日，忽于书架丛残中发见有“毕树棠”签名的故纸数种，其中之一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刘白羽（1916年9月28日—2005年8月24日，北京通州人）在1956年理事会上有关“组织”和“创作”两个专题所作的工作报告《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系作协理事层面传阅的十六开铅印简装本，洋洋洒洒有15页，阅此半世纪前的报告到结尾，不觉莞尔一噱（引文略）：

早在1949年6月，毕先生就曾作为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集体接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首批会员，也是1950年代清华园内唯一的一位中国作协会员。由此看来，这1956年中国作协理事会，他还是看到了文件的。尽管他当时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只是该校建筑系图书资料室的一个没有业务职称，更没有行政头衔的管理员。

（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毕树棠出生于山东文登县河南村一个式微的乡绅之家。近十岁时，祖父、母通过告贷求借，让他读了私塾，又接着上了小学，国难家贫激励着他勤学苦读，终于考上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后就业。

经过短暂的职业流动之后，1921年秋，毕树棠经人介绍到了清华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最先做的是杂志管理工作。1999年6月24日，其次子毕可松回忆说：

“每日八小时工作，月薪可有三十块大洋。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翻译投稿，结交学界名人、教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等，清华图书馆给予他自学成才的好条件。他博览中外图书，撰写书刊介绍，报道文坛动态，翻译散文。当时由吴文藻先生负责、吴景超等编辑，清华学校出版的《书报介绍副刊》第一期开始就有父亲写的中外书报介绍，以后几乎每期都有这类文章。30年代初应吴雨僧（吴宓）先生之约，为他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

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稿撰作，毕树棠后来在《回忆吴宓》一文中说，其因缘在于吴雨僧先生他主持组稿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我有时去投稿，偶得吴公及其门生浦江清、赵万里诸君所称许，因之关于英美文学的稿子，我借清华图书馆英、美书刊之便，写得较多，例如某名作家死，报上登出消息，吴公必教我写，实则乱抄英文书刊而已……”

在《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他开首就说：“我和陈寅恪先生相识，是我与吴雨僧先生相过从之中开始的。当时，吴先生住清华西客厅，陈先生也住过那里，可是陈先生初住城里，上课时才来清华，在西客厅吃一顿午饭……在其他时间里，他来清华，也总是在西客厅休息，我常常去看吴先生，有时就得见陈先生，简单地谈几句话，慢慢就熟了。”

显然在此间，以1928年元月起吴宓客座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为纽带，使得毕树棠的馆员生涯，掀开了新的一叶。那么，毕树棠是何时开始加入撰稿人队伍的呢？

且说书、报、刊是当日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作为“文献渊薮”的校图书馆，则是师生们或借或阅的资料中心。因此在吴宓、浦江清日记中，不时会有“8—10（时）在图书馆阅书”（1925年10月21日，以下均见吴氏日记）、“晚上到图书馆中翻看杂志二小时”（1925年11月18日）、“晚，在图书馆翻阅杂书”（1926年1月14日）、“晚8—9赴图书馆查书”（1928年1月30日）、“赴图书馆阅杂报”（1928年3月26日），以及“晚，到图书馆中翻看杂志二小时”（1928年3月5日，以下均见浦氏日记）、“晨八时半起。至图书馆阅最近中西文杂志”（同年9月5日）、“下午至图书馆读杂志”（同年9月10日），“至图书馆，翻阅杂志，借《小说月报》数册归”（1929年1月30日）、“到图书馆，读新到之英文杂志数种”（同年2月16日）等记载，想来当日在馆专司杂志管理的毕树棠与两人因此熟识并交往，当在情理之中的迟早之事了。

顷检《吴宓日记》1929年7月2日记：“阴，晨8—10在Lib.与毕树棠谈”。果然如此！

那么在图书馆谈的是什么内容呢？未见记述。大概不出如何为《文副》撰稿之事也。因为最晚到同年10月6日，毕树棠的文稿水平已被认可，并开始加入其圈子，吴宓在其日记中有“夕，宴毕树棠、浦江清、朱自清、叶崇智于室中，皆《文副》撰稿人也”，可为明证。

如今通过相关人士残存的日记片段，有关此后一段时期毕树棠们的日常踪影及其人物风采，尚可获知若干具体而微的消息（引文略）．　

当年秋，吴宓将有欧洲访学一年之行。9月3日中午，代理《文副》主编浦江清乃设午宴招待《文副》同人，兼为其饯行。从吴先生出国后因诸人日记失载，踪影不明。待观浦江清、朱自清传世日记，复可检得如下数则（引文略）．　

除了谈文说艺，这十来年，毕先生在中外书刊文献和图书馆业务方面，也日益积累了丰富素养。他在《忆陈寅恪先生》中说，除了吴宓先生处的邂逅致意外，在业务上，“陈先生于1926年到国学研究院讲学，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当时主要由顾子刚先生与浦江清助教承办，我们作他们的下手，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所以我有时到陈先生办公室，有时也到他家里去，慢慢也就熟悉了。”

有此一番为大学者做“参考馆员”的业务历练和学识积累，对于好学又勤奋的毕树棠来说，其业务的精进也就不言而喻了。若干年后，有清华校友回忆说：

60余年后回忆，那图书馆柔美外观的背后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西文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了。……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鋐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披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季羡林《温馨的回忆》）

季羡林先生是在1930年入学清华外文系习德语的，四年后何炳棣就读清华历史系。

——此种经过了时空过滤以后的校友评语，该是对毕树棠人品业品的最高肯定了。于是亦知出生于1898年的朱自清何以会称晚他两年出生的毕树棠为“毕老”，大概一是因为他坐拥书城，知识面广，在某些方面堪为“老师”；二是因为作为“清华人”的资格，要比他“老”出许多的缘故。

（未毕，待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