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在张先生引导下，由南朝北从小巷子进入东西向的直大街，差不多就是中市的位置了。但见两行参差的街楼矗立着，蜿蜒着一条油光的石板路面，好一条古色陈香的老镇街！

走上十余步，但见北沿一家竹器店，从门口到客堂，一溜摆放着各种竹篮、竹筐、竹椅板凳之类。一个老师傅坐在屋后部亮光处，正埋头做着手中活，是典型的“前店后坊”式的传统小手工业格局了。听到我们一行说话的口音，他任由我们在兼作店面的堂屋里指戳评说，却并不抬头招呼，绝无“贵客临门，生意到家”的那番假意虚情。

大概老师傅知道，又一群瞧热闹的外地观光客到了，这些把他的手工产品当“稀罕”看的游客，常常口惠而实不至，并不能成为他的消费人群——这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高明的世故啊。看着他专注的神情，想到他那世事洞明的心理，我不禁肃然起敬，不禁为我们身在的教育界的浮泛和学术界的躁动感到深深羞愧，我们多么需要锻炼这种“任尔东风西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执着品质，我们多么需要回归这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专业主义精神呵。

联想到我一位朋友到北京师范大学锺敬文教授府上拜访时，适逢他的几位民俗学研究生半途进门，见其自动寻出一个个小板凳，围着老师和客人坐下，静听他们谈话的情景，便对郑生说，这竹板凳很好，要是在南京有，就给你们每个入门弟子发一只，毕业时就在凳腿上刻上大名，留给后来的研究生坐，不也有趣么？

前行见街两旁店家甚多，印象深刻的是编了号的木排门和曲尺型的柜台。开业后将木排门一一卸下，靠墙横放码齐在柜台前，正好摞成一个长条凳，可供顾客歇脚闲谈。

在一家卖农业生产材料的店面东侧进去，却是三进清代古宅。张先生介绍说，这是路仲望族管氏的“惠长厅”，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也是整个海宁境内保存得最完整的厅堂。因1949年解放以后被没收为“公房”，先后作做过卫生院和供销社仓库，这才在“文革”的动乱岁月中幸免于难。

走进院落，碎裂的方地砖上早就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脚泥。人在天井中，但见四面高墙围合，楼屋木构件雕刻精细。翻轩门楼，透着考究。这里本该是一个“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去处，如今却因当地没有任何积极的保护管理措施而门户洞开，任人进出。也因此得以踩着第二进木梯，小心翼翼地登上二楼，一边欣赏着东、西两侧供透气通风和了望用的砖窗，一边以朝北的一排木窗为背景留影纪念。

偶见一棵树竟盘根于门楼砖缝之中，正肆意破坏着墙体结构。同行的汪馆长是懂得这些古建筑价值的。她说，这里面的一砖一木其实都是不可复制的文物，我真为如此任其破败感到可惜！她带我们走进第三进，去看门楼上的“澹泊明志”四字砖雕，果然精美。

据说，路仲管氏有人文传统，人才辈出，有清一代举人和进士多达十余人。管氏文人中有管庭芬（1797—1880年）者，因其编撰、校勘书籍多而为从事历史文献学的人素知。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说他喜钞书，特别留心海宁掌故，“于目录之学，尤为专门。”曾经帮助硖石别下斋藏书主人蒋光煦校订《别下斋丛书》等。他的家产因书事而尽，晚年竟至卖画度日。但经他手校的古书，都成为了善本。1860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陷杭州，一时烽火烛天，炮声殷地，只得奉母避居僻乡，等到回到路仲，发现“故家典籍发半毁于劫火”，于是有“天丧斯文”之叹，发愿取杜甫“花近高楼伤客心”诗意编纂《花近楼丛书》，得七十余种。生平著述甚多，有《海昌经籍志》、《渟溪旧闻》，以及《渟溪老屋文存》和《渟溪老屋诗存》等。

对于这“渟溪老屋”，他曾经在诗中描写道：“东倒西歪屋几间，虽居尘境亦深山。门临小市无车马，篱旁清溪绕曲湾”，“绣闼雕甍事莫论，且求容膝度晨昏。秋来丹桂香飘户，雨过黄昏水到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过着“佣书未许主人闲”的书人生活。其《典衣买书歌》云：

天涯有客芷湘子，青山不隐隐村市。

贫居陋巷无所求，愿与史籍同生死。

既耕还读甑屡虚，仰天狂笑心不舒。

天生我材必有用，供我岂乏今古书？

叩门喜接西吴客，一笑相逢皆秘册。

绕床真奈阿堵无，欲舍仍留费筹画……

芷湘是管庭芬的号。诗歌使人想见一个爱书人，面对书船贾人送上门来的好书，因囊中羞涩欲休还买的情景。虽然这“渟溪老屋”当年比不上那“惠长厅”富丽堂皇，但如今只要说起路仲管氏来，首先让人想起的人物，却是管庭芬。这其中实有发人深思的辨证法在。

接着看了建于晚清的“黄家厅”，中间为石板地的天井，堂窗雕刻完好，系走马楼结构。此地原来做过当地医院，因此得以比较完整的保护。惟后楼漏雨严重，主人家出资做了整修。黄家大屋初建时为不影响公共弄堂的使用，把西山墙建成了一个大弧形，这是一个大看点，千万不可给错过了。

路仲现存最古老的房子是原属张家的“明厅”，线条简洁轩敞，完全是十分讲究的官家气派。现今却做了直大街上一家画店的大仓库，里边堆叠着许多画框。把“明厅”看过以后，踩着凄迷的荒草看了“钱家厅”。这里是当代植物学家钱崇澍先生（1883—1965年）的故居，如今早就空锁着大门，从锁眼中望去屋外厅前杂草丛生，如此下去，真要被岁月给彻底毁了。

由“钱厅”西侧岸边向北见到一座石桥，即“德义桥”。桥下就是分隔镇区的渟溪河，这一带的河西老屋让我再次领略了“江南水乡吊脚楼”的样式。

“德义桥”是一座始建于元代，在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年）重建的老桥。站在桥上，抚摸着桥头数百年来无数人抚摸过的两对镇桥石狮，悠闲地欣赏欣赏河东直大街的行人和河西水阁里的居民，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经验。“泛舟过渟溪，人家两岸齐。到门才咫尺，水涨板桥低。”陆嘉淑的小诗大概就是在这种情景中吟咏出来的吧？

去年早春的一次雨后，徐玲芬女士在“小镇义务导游”张智华先生陪同下游览了古镇。她随后在3月3日《嘉兴日报》上发表了散文《杏花深巷里，春到路仲》，对这座古桥用墨尤多：

走上德义桥的时候，老张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建于元代的古老石桥，有“如意石柱”为证，还有桥墩下那架桥拓木。是明永乐重建时，把一块有拓木孔的条石放错了位置而留下的美丽遗憾。老张说，这些都是古建筑专家阮仪山先生上次来路仲时专门考证过的，可见这桥的年代之久远。

有意思的是，我听另外一位刚巧从桥上走过的姓吕的老人讲，这桥称作“大枫桥”，是师傅造的，后来他的徒弟在镇西造了一座他们称其“小枫”的德风桥，师傅看了徒弟造的桥说：“好，这桥不会塌了，你已经出息了！”从此便有大枫桥、小枫桥之称。实际上，后面的这座桥，建于清代，完全是两个朝代。也许，我们的生活就需要这样的美好传说才变得更有意思吧，但“（西接彩虹云蒸霞蔚，）东连德义璧合珠联”的桥联，让你无法将这两座小桥分割开来，它们完全可以讲是贯穿小镇的纽带。桥下的水一头连运河，一头通大海，也把小镇路仲的过去与未来连缀。

过了“德义桥”即是镇西街。看过当地摄影家自设于溪边一屋的 “路仲摄影展” 上的精美图片，方知上午行经之处，只不过是略窥一斑。

原来这里还是在后世赢得“北李南朱”之称的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约1131年前后在世）故里。朱小姐原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幼时颖慧，遂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工于诗词。为海宁“才女”之一。相传父母为其作主，把她嫁给一个市井间的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家庭生活很不如意，于是寄怀于诗词。其《写怀二首》中有“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等自况之句，但终于抑郁而终。

她的愁苦，却酿就了“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宁可抱春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等名句，从而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地位。这其中想来也有着可发人深省的辨证法。其作品为人搜集后辑为《断肠集》十卷，另有《断肠词》一卷，故有“断肠词人”之称。

走到位于渟溪边桑园里的张智华先生家小憩。其家狭长庭院中亦多花木，据他说，这里是外乡人士来到路仲游览的“民间接待站”。我在签名簿上果然见到了嘉兴秀州书局主人范笑我的熟悉签名。

余遵嘱题词并率众弟子签过名以后，主人取出一册《古镇路仲：虞自强写生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版）相赠。我相信，这是他们主动宣传路仲、义务广结人缘的一种方式。这种自觉保护乡土的“志愿者行动”，真是可歌可泣。但其间所折射出来的，却是守土有职的行政当局的不作为。智华先生在序文中说：

到了宋代，有余杭超山张姓、临安钱姓（吴越王钱鏐后代）、安徽朱姓（朱熹后代），以及明带成化年间余姚管姓等族迁入。形成了四大姓氏家族，逐渐繁衍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镇。从明清开始，大量建筑群体出现，有钱家大院、管家大厅、朱祥和大宅院、张家大厅，及一批具有规模的花园及书楼。在状元桥东有钱家节孝牌坊，在状元桥西有张家孝友牌坊。钱家花园、楠木厅、清风室、澹园、蠡园、息心窝，以及三王庙、东岳庙、秋水庵以及五圣庙等，分布在镇的四周，及渟溪河两岸……

在这河流纵横、绿树成阴、宅院成群的水乡，孕育了大批文化名人，从宋代著名女词人朱淑真到明代礼部侍郎吴太冲、刑部侍郎陆子孟和清代湖北学使管式龙、成都知府钱保塘、著名史学编志学者管庭芬、学者陆家淑等等，到现代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钱崇澍、医学家钱崇润、动物学家钱燕文、装帧篆刻书画家钱君匋、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家张眉孙、收藏家钱镜塘、外交家朱黎青、新闻学者朱汝谐等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路仲人的骄傲。

张先生如数家珍的语文，写出了力透纸背的爱乡情愫。诚如其言，地灵是为了人杰，一地一方一族一家追求和谐小康的终极意义，端在于为时代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造就出杰出的人才来！或如徐玲芬在《杏花深巷里，春到路仲》中所说：“没有古石桥的江南小镇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名人的小镇是没有生命力的。”

应我们的要求，张毅强先生带我们看了看他们兄弟集资共建的新宅之后，便引我们走过满地石板路面的“三角街”，前去看那座连接镇街和乡村的老桥“德风桥”（面南一侧的桥联是：“何须司马方题柱，但遇留侯便授书”，各用了一则历史典故）。难怪人们要把这座桥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的古桥与“德义桥”联系起来，除了桥名中都有一个“德”字外，桥上也都有两对镇桥石狮！

看过“德风桥”后，我们的路仲半日之旅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虽然目前路仲已被划为“海宁市级历史文化遗产街区”，但由于保护措施和保护目标过于笼统，这里实际上仍处在过去那种自为放任的状态。二三十年来，一方面是镇上居民越来越多地走出路仲，落户硖石、杭州等中心城市发展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四川等地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地租屋入住于此。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乡土人文感情的不同，因此平添了古镇老宅的使用性破坏因素。据说镇上有好几处老厅大屋因为民工杂处，已经无法前往参观。而本地百姓因受见闻和见识的局限，却不免对此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表现出无知少识的状态，因此而客观存在的隐患，是让人最感忧虑的。

我献议说，当地政府该为路仲组织一次有文人学者、画家、摄影家、媒体记者组成的“笔会”的。只有通过多方位、多层面、多角度的发掘，将这一古镇的历史人文美、风俗民情美、建筑内涵美和自然风光美等一一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就会有更多的海内外人士，走进路仲来寻美。真诚希望爱乡爱土爱古镇的张毅强、张智华等人士，将热切呼吁和主动保护的工作，能够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因为保护自己的家园，是一项只有开端、没有终点的重大历史工程。

需要特别记上一笔的是，小镇各处依稀残留着的“文革”时代痕迹，这是惟原生态古镇才会侥幸存留的，在我们江苏已经很难见到了。据郑生的记忆，其中一处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另外一处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心为革命”，以及“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等。这些遗迹，令人想起“文革”初起时，一夜之间人为造就的“大地山河一片红”的非理性场景。

非理性的结果是反规律，反规律的恶果必然是反人类。“文革”使得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生活在如此广袤肥沃国土上的人民却缺衣少食，生存惟艰，那一代人饱尝了“人祸”之苦。而今因片面追求发展而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新的民生威胁，同样严重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命安全。当我们看到“文革”的时代遗迹时，绝不能忘记了曾经遭受的“人祸”之苦。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在路仲大酒店用完颇具乡土特色的中饭后，即回到海宁市里探望八旬老人陈伯良老先生，他是本地最有学问的人。我命王冰在路上选买了一盆花，陆、汪两位则选买了两种水果。陈先生在今年早春的萧山会上曾经一见，依然精神很好。他当年因所谓“右派”问题影响了前途，受到二十年的不公平待遇。回乡后从事海宁地方文史研究，所著《穆旦传》、《海宁文史备考》等书，十分严谨。

至陈先生家中，虞坤林先生也在。虞先生长期从事日记研究，利用工休、节假日时间前往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查阅抄录日记原稿，所见甚丰，精神可嘉，其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亦可见海宁地方人文传统一脉尚存也。

陈先生见我们一行到访十分高兴。他说如今年老手颤，图章刻不成了，但毛笔还能拿得起。记得多年前，他主动用青田石为我刻了一枚“雁斋藏书”的肖像章寄我订“忘年交”，后又曾应我所托，为上海《图书馆杂志》的专栏“悦读时空”题写刊头。说话间，老先生自书房取出珍藏的名家签名本如《田间诗选》等，还有《京报副刊》给我们看，又以数帧墨宝相赠。临别时，他坚持送我们到楼下，却之不允，只好扶着他老人家下楼，却因此得以在楼下树丛前合影留念。

随后，陆、汪两位将我们送至海宁火车站亲切话别，直到检票声起方才别去，其热情令人感动。

当晚八时半，正在火车座席的困顿中，忽接陆先生发来七绝《偕徐雁教授诸友人游路仲》云：“千年小镇水悠悠，破壁颓垣翰墨留。德义桥边访古迹，低吟月上柳梢头。”那千古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就是朱淑真的名句，用在这里适可表达吟主对于这位愁苦词人的怀念和同情。

可见年已六旬的陆先生，乃是位觅古怀旧、情山感水的文士。闻其曾创作章回体历史小说《刘伯温出山》，著有《形近字举要》。此行承其相赠《汉字形近偏旁辨析》（三秦出版社1994年4月版），此书为学子误读、误写汉字而著，虽仅十万余言，却是教学致用之书，有助于国文基本功训练可知矣。

零时一过，这趟慢车也就到了南京火车站，即打车送三生至广州路南大门口后回家。海宁之行暂告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