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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春天的香港之行，在欧阳文利先生的“神州旧书店”，曾以25元淘到一本品相九十成的《昼梦集》，系上海宇宙风社1930年3月初版本的影印本，是“宇宙风社月书”第三种，真有意外之喜。不过我的香港文友、知名书话作家许定铭先生，则积其数十年书林学识和淘书阅历，更有该书初版本藏。他在今春撰一书话，推介并好评了毕树棠其人其书，深认其为文坛同调。
有关以“梦”为书名者，总是能给人以浪漫主义的想像，如何其芳《画梦录》、俞平伯《古槐梦遇》之类，但本书绝不是。 毕树棠在《自序》中略述其书名之来历云，除取集中现成篇目《昼梦》为书名外，还因为自己常常在读书作文之际，思维时常会发生超越现实的无头绪漫游，在那傻想的世界里，“有诗，有画，有灵感，有神秘”，“非得有人进来或有耗子之类在地下一跑，把我惊醒，才恍然如从梦里转来……”，而到了1939年底这年代，自己只是 “人群里滚来滚去”的“一块石头”而已，已无复当年那种清平时的“毛病”了。 联想到本书扉页题记“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沉郁端肃的九个字，那么我们知道，作者其实是在用本集文字怀想着往昔“水木清华”中那些太平光阴了，因为作者此时正身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苦度着的是一种丧失了主人翁意识的“亡国奴”生涯。在这样的语境中，能说“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不正是一种深沉曲折的故国之思么？ 这《昼梦集》由《宇宙风乙刊》编者之一周黎庵负责编辑，其目次编排甚为别致，如按照作者自己的写作顺序，当为“过眼素描” 之一《一个礼拜六的午后》、之二《抓空儿》、之三《老》、之四《送年礼》、之五《时疫》、之六《宋六先生》、之七《忆王静安先生》、之八《勃克夫人会晤记》、之九《忆海参威》；“如是我闻”之《李五祖宗》、《成先生》、《一个灯塔的故事》、《昼梦》系列，以及散篇的《赫理斯》、《齐东野语》和《自传之一章》。大概是因为海上的出版者从作品题材的商业价值处着眼，才打乱了其次序编辑成书的。 1956年为《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之需约稿，曾经到清华园里联系过毕树棠的姜德明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北京乎》一书，曾经托人打听过他的晚年光景，却被回信告以去世已久的不幸消息，姜先生因此有感，特作一文以为纪念。 其中对于《昼梦集》的评介，是“写得有情有致，带着浓厚的乡土色彩”，可惜他在这篇径直题名为《毕树棠先生》的文章中，姜先生仅只颂扬了他饱经忧患，却一直“忠诚于清华”；能做一个翻译家和散文家，却安于职守，“默默地埋首在图书馆里，安心地写一点书刊介绍”这两点，却未能点明其当年“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的特殊时代背景，尤其是在“默默埋首”表象之后的无奈和隐痛！ （六） 毕树棠的文笔自是中国乡土小说作家中的出色一枝，其作品往往取材于民间的传说或者自己的见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丰富的民俗史料价值，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其写人，更是生动而形象，寥寥数笔细节描摹，境界顿出： 红顶小帽，青马褂，身后垂着小辫儿和玄色扎腰，很谦恭而谨静的坐在那里。在大家喧声谈笑之中，似乎他老是安静的，沉没的，除举箸停箸外，甚么都不理会。曹校长的应酬态度很周到，话很多，看神情每一节话都必问到他老先生。他只是微笑，点头，没有许多回答。饭后，照例有各种余兴，如清唱，谐谈，及诸般游戏，那时便不见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以后，每次举行聚餐，都没见他到会。（《忆王静安先生》） 我在陈先生家（清华新林院）吃过一次饭，是偶然碰上的，只他夫妇二人加上我，还有一只猫。陈先生似特爱猫，大家还未坐定，陈先生就连声呼叫阿姨：“喂猫，喂猫！”不一会儿，还接着叫“喂猫”，猫就跳到他身上，任其抚弄。这种趣味大概是耐欣赏的……（《忆陈寅恪先生》） 吴公比我大六岁，相识以后，始终以长者待之。1930—31年吴公休假游欧美，友人传说将在巴黎与某女士（即毛彦文——引用者注），后一人归，不知何故。一日，吴对我说：“这次本来约好在巴黎结婚，那天我从伦敦赶到巴黎，按外国的习惯，也是我预想的，她在车站上接我。我一下车，看清了是她，就上前去，作拥抱与接吻之势，这是一定的，而她竟拒绝，而且毫无通融。以下不多说了。”我笑了一笑，不好说什么，心里想，你为什么用外国习惯？（《琐忆吴宓》） 毕树棠在图书馆任职之余，十分珍惜业余的时间，他的笔墨成就当然不只有《昼梦集》这一种。 譬如说他自学外语也非常成功，对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等多国语言均有深入的涉猎。曾经自一九二零年代起，翻译有《不测》、《一夜之爱》、《贼及其它》、《君子之风》等多种文学书籍。五十年代前期还翻译有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当时译名为《密士失必河上》，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以及英国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之泉》（小说应出版社邀请而翻译，因时代原因，译成后未出版，近年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派任专员整理完毕）。 至于一般的散文和书评等文章，则散见于《宇宙风》杂志，以及《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北平朝报》副刊《晨星》、《晨报·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多种报章杂志上。其中就有《二十年来清华文坛屑谈》（原刊于1931年《清华二十周年纪念刊》），以及姜德明先生在《北京乎》一书中编入的《北京话里的歇后语》（原刊于1936年《宇宙风》）等重要作品。 因此，1952届毕业并留校工作的黄延复在回忆中说，毕先生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巍巍邺架中自学成才”的典范人物： 当年的清华图书馆，最能体现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她首先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地方。所谓“藏龙卧虎”，是说不管你有多深的学问，多高的资历，在这里都会有你发挥才智的余地……毕树棠先生可作典型例子。他来馆后，经过刻苦自修，很快便成为著名文学专家，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以及清华文学院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经常过从的好友。由于他的文学造诣，他曾是解放初期清华园内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黄延复《巍巍邺架不尽缘——说说我与母校大图书馆的“缘分”》 ） “瘦瘦的一位老者，儒雅而又谦虚”，这是五十六岁的他给姜德明留下的良好印象。然而在一九八三年春四月的某一天，这位原名庶滋，别署树棠，曾用犹民、忧民、民忧等笔名的知名作家、翻译家，现代图书馆界的资深馆员，却因一场偶然的车祸而遽然中止了他在清华园中正在安度的晚年，不幸死于非命，这自然令人沉痛之极！然而，在一片唏嘘惋惜声中，长使后生泪满襟的，该还有他那曾经被扭曲了的职业生涯，尤其是被迫停笔二十年的作译志业呐！
“呜呼何代无奇才？世间未有黄金台！”（宋刘过诗《呈陈总领》），读得本文者盍不合诸古今同声发一惋叹？ （2009年9月9日一稿） |
（五）
三十二开本的《昼梦集》，为其小说、散文选本，正文凡
从来人才难得而易失。毕树棠这位书林隐士，乃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时政性运动所无情扼杀了才华的无数人才之一。人未尽才，犹如物未尽其用，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有其深长层次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