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

去年是我国知名诗人、著名翻译家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逝世三十周年。在此前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精、平装两种形式编辑出版了他的《穆旦诗文集》，书分两卷，第一卷收录1934至1976年间创作的诗歌166首，其中包括若干以前未曾发表过的作品；第二卷收录1924至1963年间发表过的各类散文、随笔、评论共16篇；1943至1977年间致亲友的书信69封，以及1959至1977年间断断续续写下的日记。

对于少年时代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写诗的穆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纪念方式了。

我少读新诗，却曾因浏览专业界我尊崇的一位前辈来新夏先生所题赠的《只眼看人》（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而对穆旦人生发生了关注，因为书中的压卷之作题为《穆旦的半生悲歌》。读过这篇写于1999年的回忆文章之后，便在旧书店里淘回了一册以穆旦《赞美》一诗中的名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为书名的纪念文集。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这是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穆旦之妻）为纪念穆旦去世十周年合编的，内容包括有关穆旦著译的评论文章、亲友怀念穆旦的文章，以及包括穆旦《赞美》在内的7首诗作（据说在穆旦去世二十周年之际，还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我没有见到过）。

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家，也是当年“九叶派”诗人之一的曹辛之先生为本书设计了封面。他用一个背靠着背的娃形图案，饰以粉红和湖蓝两色以为寓示。这对封面图虽然抽象，但那圆睁着的眼睛，确实能够引导我们某种切实的联想，如“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或者“……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躇，/我踟躇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赞美》，作于1941年12月）

两年前海宁学人陈伯良老先生寄赠来一册他撰写的《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十七万字的篇幅，从《忠厚朴实的家风》到《“智慧之树不凋”》，有三十九题之多，全面地概述了穆旦的一生。

我因受来先生文章的影响，首先翻阅的就是其中《历尽艰难回祖国》至《在困境中》七题。对于穆旦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后，从获咎到遭罪的过程，传记以《“莫须有”的冤案》一题为之鸣了不平：“穆旦是一个正直坦率、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他不会说假话，不会‘逢场作戏’，碰到某些错误的行为或不妥当的做法，敢于仗义执言，这就不免要在无意中‘得罪’一些人，使自己遭殃。”这些话是出于传记作者的抽象概括，但据知情人回忆的细节则是：

穆旦是1953年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的。第二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的过激发言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穆旦和那几个发言人过从较密，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被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在校园里曾引起过震动。从此同事们的私下交往明显地减少，说话也多慎于言。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则因此受到追查，以后两年，穆旦背着历史问题包袱，但灰溜溜的生活并没有挫伤他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著工作……    （来新夏《穆旦的半生悲歌》）

1954年，良铮和与良搬进东村70号新居之后，和我们住处相距咫尺，过从自然就多了……良铮秉性梗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自然触犯了某些人。及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风一刮起来，我们二人都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肃反对象”，开始尝到了“言祸”的滋味，我们之间的咫尺也竟然成了天涯……从此度过了20多个抑郁寡欢的年头。            （巫宁坤《旗——忆良铮》）

当事人似乎在为名人避讳，全不直说“当时的领导人”和“某些人”究竟是谁。幸好陈伯良先生秉笔直书道，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是李霁野，因此有关“外文系事件”的详细情况，他应该是“最清楚的”，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避而未谈。不过陈先生引证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教授2000年6月30日发表在《南开周报》上的《从〈穆旦诗集〉想起》一文，为此提供了宝贵的思考线索。

据魏教授的意见，1954年发生的所谓“外文系事件”，其实是“几位教授对系领导专断和不民主作风有意见，也不服气系领导的学术水平，因而被打成‘小集团’，被批判斗争，查（良铮）也被列入其中，其所受苦难是可以想见的。这以后厄运不断降临，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被当成革命对象。公正地讲，‘外文系事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使一些教师蒙受了巨大的冤曲（屈），对个人和学校都产生了不良后果，所受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外文系六位教师调动的调动，离校的离校，使当时坚强阵容垮了下来……”

这六位教师分别是巫宁坤、陈逵、张万里、张镜潭、周基堃，以及到1959年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到校图书馆“监督劳动”的查良铮，他当时做的是整理藏书、抄录卡片和清洁卫生的工作，直到1977年2月26日在天津去世。

按：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浙江海宁人，1918年出生于天津，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大量诗作，成为知名的青年诗人。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学。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元月回国后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执教……当1981年11月在政治上获得彻底“平反”时，他已去世四年又半了！所以巫宁坤在《旗——忆良铮》中悲愤地说，这位“万里归来的爱国诗人”，竟是被凭空扣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据说这是穆旦自己经常对人对己说的话。手头正好有一册梁吉生主编的《南开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9月版），随手翻到其中“南开名师”单元，发现有一篇王图撰稿的《诗人穆旦的座右铭》，说他的诗如他的为人一样，“外温文蕴藉而内深邃热情，将其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真挚的感情，对多难民族前途的深邃沉思和完美的形式融为一体，显现出独特的诗风。”还说，从青年时代起，穆旦最喜欢的名言就是鲁迅说过的“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因此即使在自己受到人身迫害以后，仍然修改补译了《唐璜》、《普希金抒情诗选》、《拜伦》、《欧根·奥涅金》，可这位明明蕴涵有“十分光”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却只发出了“几分热”，就被摧折了！这能不令人郁愤么？

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来新夏先生在文章中说，他是在1950年代查良铮到南开大学任教以后与之结识的，总觉得有些回忆文章“把穆旦的生平写得一帆风顺而不写坎坷一生，显然有点对不起穆旦似的”，事实上是，“他生前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是穆旦，其他人也有类似情况，但都没有穆旦那么沉重，那么透不过气来”，他难得动情地说：

“穆旦生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后却赢来无穷的赞誉和光荣……对于穆旦，如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而穆旦生前喝的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的苦酒带来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更耀眼地亮起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评穆旦诗中语：“一颗星亮在天边”）

（2008年8月10日于金陵江淮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