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tion story of cindy

说起武汉的寺庙，很多人张口道来----汉阳的归元寺，武昌的宝通寺，但正觉寺和莲溪寺却不为人所知，更少有人所知的还有汉口的古德寺。

古德寺，近来在零星的媒体报道下，它又开始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说起它的从前，现也大抵知道这座寺庙始建于清光绪三年，其他的历史却也道不清说不明。若是问到年长的老武汉人，给予他们印象最深的恐怕也是其极具异域风格的建筑，它不同于一般中国传统寺庙的模样，矗立于闹市一角的古德寺，兼有印度与缅甸寺庙的特色，但又加入了更多自我创新的元素，使之别具风情。

我记忆里的古德寺，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沿着一条长长的巷道，伴着梧桐树上唱个不停的蝉鸣，踏着斑驳的光影，不停地走着，小巷里的行人不多，偶尔会有自行车骑过，远远的，就拨动了铃声，“叮铃铃，叮铃铃”的清脆声，由远及近，惊起了树梢上打盹的麻雀，也使得唱得正欢的蝉儿哑然失声，仿似一篇长文里点上的省略号，于密集的字符里，来了个漂亮的休憩。在溽热的暑气里，以手当扇，不知走了多久，才来到了它的面前。小却齐整的院落，树下捧着书静读的僧人，类似于欧洲教堂的圆窗，高大的佛像，穿过耳边的隐隐的木鱼声，构成了印象里的古德寺。

再访

前不久，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发型店，装修得很漂亮，但是我从未进去过。因为太多次的经验告诉我，装得美，不等于里面的服务水平高。

可今天，我却到这家名为YQ的发型店里去剪发了。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去的那家店离家实在有些距离，而现在，头发需要打理了。

一推门，暖气夹着洗发水的味道迎面而来，身著紫色短裙套装的长腿美女快步向前，亲切的问好，然后指引我落座，透过明亮的镜子，我看见的是一双睫毛浓密如扇的媚目，配着脸上的笑，犹如一块投到咖啡里的方糖，一圈圈的甜，阵阵漾起。相形之下，乱蓬着头发的自己，就像超市里扔在一旁的蔫蔬菜，心里不由得是一通关于青春、记忆的胡乱感慨。

还没等自己抒够情，顶着朋克发型，穿着大敞口花衬衫的造型师已经来到了我身边，眼睛的余光见他轻轻地吸了口气，仿佛在做表演前的准备，然后满是青春痘的脸上突然像冲天的烟花一般绽放出夸张的笑容，可接下来却不似气势如虹，反倒是柔声蜜语：“姐，你长得真美”，闻听此言，我心里抖了好几抖，思忖着应对的方法。果然，接下来的对话，应验了我之所想。

“姐，我们每个发型师都有个名字的，我叫Li Sa，我是安徽合肥的，省城的，你呢？听口音不是武汉人吧？”

“哦，我是武

近来，媒体上不断有挥刀相向医者的报道，前有“哈医大”的杀医案，现有“北大人民医院邢志敏被刺"事件。这些层出不穷的、矛头直指医者的案件在让我义愤填膺之余，也使我陷入了思索之中。

每件事的发生肯定有其原因，那么，在这些杀医案的背后，首先需要看看大多数国人的整体文化及文明素质。

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患者对巫婆、跳大神之类的人奉为神明，别说用刀砍，用拳打，就是语出不敬都不会。反之，对医生，却有着根深蒂固般的偏见--患者都是医生的钱袋与实验品。由此，发生辱骂、殴打乃至杀害。这般的医患关系让医生如何不心寒？如何不胆颤？以至于每天工作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民间里，对医生还有一种看法，即：医生都是喝血的动物，是冷酷与势利以及富有的代名词。但是，事实上呢？以某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为例，其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元，值一个夜班补助20元，一天手术补助30元，每天没有定点的三餐饭，一个月几乎难得休息一天，更妄谈节假日了。

他们每天面对大量的手术，还有研究的课题，甚至还有教学任务。周而复始的辛劳下，时有医生突发疾病倒在手术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还有的医生身患重疾，稍微康复，就再次坚守在手术台前

前几天，在银川工作的表姐出差经过武汉，特意带来西北的特产看望几位老人。距离上次见面将近十年之久，五十多岁的她却焕发神采，愈发美丽。

看着她，我的老母亲和姨妈都不禁谈起了她的母亲----我的大姨妈。记忆之帘，被徐徐拉起，仿似时光只是一瞥，便已是换了天地，更了世纪的今天了。叙述中，带着雨丝的感伤，在微醺的氛围里拼出了当年的情景：彼时，为了年幼的弟妹，美丽的大姨妈嫁给了在伪满时期任警署财务部长的姨父-----一位西北汉子。待到日本人投降时，国民党开始清算特务，大姨父锒铛入狱，家里也被洗劫一空，隔壁邻居偷偷抢出一只马桶塞到大姨妈的手中，这是家里唯一没被拿走的东西。大姨妈望着贴上封条的家，欲哭无泪。好在情急之下，绑在腰上的金银饰品未被发现。于是，千金散尽，好歹将姨父赎了出来。彼时，生活无着，万般无奈之下，大姨妈挥泪与幼小的弟妹道别，随着丈夫前往荒漠的大西北。

在大西北，出生于江南的大姨妈，娇小秀美，那宛若空谷幽兰般的清丽，成为了当地的一景。夫家是当地的财主，但是大姨妈依然得顶着漫天的风沙，去放羊，晚上在窑洞里还得纺纱、织布，那一针一线掺杂着迷蒙的泪水，织好后寄给远在武汉的弟妹，这是她唯一能为她

在中国，如今有个词被用烂了，那就是老师，老师的本意即：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

可是放眼望去，各个行业，只要是入行资历稍久的，在小字辈面前，不论有无真才实学，都以老师的派头自居。还有些打着海归的旗帜回到国内的人，以学者身份说东道西，从食品说到药品，乃至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但，这些都被他以打假的名义进行，一时间，不明真相，真假难辨的民众，把他推上了斗士的神坛，嘴里喊着老师，心里无限膜拜。至于那些选秀节目，更是如此，几十年只唱了一首歌的人做了评委，也摇身一变成了老师，端坐在台上，口放厥词，乱弹琵琶，胡说一气。人家是评委，选手不得不低头，说得再不对，心里再窝火，还得憋着眼泪，忍着气，做谦虚状地说：“谢谢老师。”

这些层出不穷的老师们，或抱着双臂，或抖动双臂，做着各式各样的秀，指点你，评价你，混淆你的价值观与判断力。此类人，哪里是在导航指路，其言其行，误人子弟，堪比江湖骗子，传销头子。

依我看，如此“老师”，实则就是一高级骗子。

春寒料峭的午后，捧一杯茶，翻开了老相册，紫红色的绸缎做成的封面上，用一根根的丝线生动地描绘出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撑伞漫步，游船驶过的闲逸景象。这个相册，在我幼年的时候就已熟悉，但奇怪的是，每一次再看它时，却仍旧感觉既新鲜又神秘，这或许是一种奇异的心灵感应抑或是无法述清的情愫所为吧。

相册的首页上，是我母亲与其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照片，时间实在是太久远了，以至于画面斑驳，而人像只能依稀可辨，这两个梳着短分头的小囡，眉眼清秀，表情却惊人一致的谨然，那是一种因失去母亲而显露出来的相依为命的认同与感伤。

这样的神情，在四十年代的一张姐俩与其父的合影中再次出现，古旧的背景下，胖胖的姐姐站在左侧，瘦瘦的妹妹则在右侧，将父亲围在中间，三人都身著厚厚的棉袍，唯一不同的是姐俩的棉袍外加了一件小背心，她们静静地看着镜头，手妥顺地置于体旁，无声的表达着对父亲的恭敬，而她们的父亲----年轻时在江南某地有名的美男子，则像当时很多穿棉袍的国人的习惯一样-----将双手拢在袖子里，表情淡漠，眼睛不知望向何处，仿似内心有无数的心事却又无从表达。

一九五零年，新的国家已满一周岁，

记得小时候，对于春节，真是扳着手指头算着，心里头盼望着。尚未学会认字，日历本上的字还看不懂，只有急着一次又一次地问着大人：“爸爸妈妈，到底什么时候过年啊？”“呵呵，快到了。”“快到了是多久呀？”“哪天你起床的时候发现床头多了一件漂亮的花衣裳，那就是要过年啦。”妈妈总是这样笑着回答。

对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彼时来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肉吃，有汤喝，还可见到奶油糖，那就意味着能攒好多漂亮的糖纸，这些，都是那么让人兴奋。如此快乐的情绪自小年的时候开始，到年三十的时候达到高潮，只是嘴巴还没甜够，肉还没吃够，春节就过去了，望着被寒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大红春联，踏着雪地里的鞭炮纸屑，回想夜空里绚烂的烟花，心情很久都会怅然若失。

如今，吃穿不愁，年味却越来越淡了。小孩子们再也不会像我的童年时那样盼望着过年。春节，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概念上的节日，如果非要找出兴奋点，也唯有红包了。而年轻人，春节是能宅在家里上网、睡懒觉的好假期。中年人，则是最累的，沏茶做饭招待客人，还要带着孩子，走亲访友，且要奉上若干个红包，一个年过下来，口袋也就变瘪了。若说现在依旧盼着过年的，大概也只

提及感情，有段话广为人所知，即：“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方可向对方表白，否则，不仅成不了恋人，就连朋友都做不下去了。”如此说来，在心扉开启，急欲表达的一方看似主动，实则形势极为被动，因为，且不说表白之前的忐忑，就说鼓足勇气的表白之后，那等待回应的滋味也是充满了紧张与惶然，结果也未必如己所愿，所以才有了谨慎言慢开口这一经验之谈。

当然，倘若开口继而谱成了一曲浪漫之歌，倒是皆大欢喜，自己也暗自庆幸源于勇敢所创的如花美眷。怕是即便到了年老，坐在摇椅上翻看老相簿的时候，仍会不自觉地漾起幸福的微笑。反之，则会陷入无限的懊悔之中，不断地反省与自责----若不是那唐突的表白，起码彼此仍是朋友，仍在继续交往，断不会完全失交，落得个回避、躲闪与冷对的结果。

未及开口前，谁也不知结果如何，就如这人生里的各项选择，到底该主动出击还是被动等待，都是一个冒险又刺激的游戏，一个矛盾与彷徨的难题。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阅历增多，年龄渐长后，反而喜欢四平八稳，淡泊人生的缘故吧。

 几天前，我乘坐武广高铁来到花城广州，尽管在那里只呆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可是浮光掠影的一刻，却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对广州伊始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彼时有一部小有名气的电影《珍珍的发屋》，在那些摇曳的灯光，旋转的灯箱，靡靡之音的港台歌曲的背景下，烫着卷发的年轻人，穿着绷着屁股的牛仔裤，说着方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自由选择的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些，都似一缕清新的风，推开了覆满灰尘的那扇厚重的窗，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后来，随着南下打工潮的兴起，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广东话一度成为时尚的语言。那些去过广东的青年人，回到内地后，穿着新潮的服装，故意卷起了舌头，硬生生地憋着粤语腔，拉长着语音，兴奋又骄傲地向大家渲染着那里的开放以及丰富的物资。一时间，到广东去，到广州去，成了实现理想，获取财富的发源地。

再后来，频频见诸于报端的治安差，发案多，又使得广州成了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

这次，我亦是怀揣着一份惴惴不安的心，顶着武汉冬天清晨凛冽的寒风，踏上去南行之路。第一班开往广州南的高铁，七点钟准时发车，透过车窗，是微红的天空，星光在疲倦地眨着眼睛，阳光尚未接班，它

有广告曰：“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一辈子的操劳”此话虽略显夸张，但也道出了实情。

女人红颜易老，青春易去，最美好的时光也就是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喜欢读书的女孩子，二十五岁这个年龄甚至还在继续深造。若此时有恋爱自然是好，因为爱情总归是最滋润心田与容貌的神奇之物。待到结婚，婚礼的那天就是最美的公主，怀孕时得到的呵护犹如皇后，孩子出生后，婚姻进入平淡期，操劳由此开始。

一个整日操劳的贤妻良母，其她背后的男人又是什么样子呢？在我看来，中国的男人对家庭大多是不尽责任或者在责任的认定上有着不全、乃至错误的认识。一般而言，大多数的男人认为负责就是养家糊口，努力挣钱，我挣钱你花钱。这里面，做得优秀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成功男士，工作上卖力，事业上有成，收入颇丰，粗看似乎无可挑剔，可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事业，勤于应酬，少于在家，夫妻之间、与子女之间几无沟通，这样的家庭其实可算一个空壳；还有一类，就是芸芸众生，普通大众，每天单位与家庭之间两点一线，看似时间上充裕，可回家后依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饭前看报，饭后剔牙，不分担任何家务，把操劳理直气壮地掷于女人；最后一类男人，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