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翅蓝天下 翱翔白云间
儒家文化预设人性本善，有“人之初，性本善”作为口头禅，因而对人的治理与关怀侧重以教化引导，按理据此形成的法律体系也应是善意的无罪预设（除非采纳了法家的性恶论），可是中国的法律却暗含有罪预设：嫌疑人首先被假设为有罪，需要举证证明自己无罪。
基督教文化则预设人是带有原罪的（性恶），因而设置法律以惩戒，对人的治理与关怀侧重以宗教感化（但基督教也主张博爱），按理据此形成的法律体系也应是面向惩罚的有罪预设，可是西方法律却主张无罪预设：嫌疑人首先被假设为无罪，要判其有罪需要证据。
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实际上是法家性恶论的产物而非儒家性善论的结果，中国文化阳儒阴法不假；而西方法律则以博爱基底兼容惩罚罪恶，让举善爱罚罪恶归于一统…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虽无高下之分，但引致的学术差异确实存在。
中国文化奠基于诸子百家，以儒道为主干，维系了千余年农耕文明的延续，其特质在安土乐天、大化开新中体现，感性优先，精准缺失，在中医药、烹饪操作中可见一斑：加食盐少许、放清水少量，计时和预测日月食也只是午时三更，如此造就出大而化之、行云流水般的学术体系。
西方文化奠基于希腊罗马，经文艺复兴后激发了数百年工业文明的繁荣，其特质在逻辑推演、量化创造中体现，理性优先，准确严谨，在数理科学、食品加工中可见一斑：加食盐3克、放清水1升，计时和预测日月食可以准至几分几秒，如此造就出精细严密、晶玉宝石般的学术体系。
文化背景在造就学术差异的同时，也布局了世界经济：我们看到凝聚着历代中国人技艺的中国烹饪只能靠开餐馆流传，西方人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中确立了经济霸权…
这是一个需要调研后长篇大论的题目，这里却试图以三言二语简括之。据信中国大陆多数研究生的收入在贫困线下，其数学含义是：设某地贫困线为X而研究生收入为Y，则一般可见X>Y。教师收入也多在平均收入线Z>X上下。
据了解，美国博士生的奖学金或助研金约为月1500美元，欧洲博士生的税后月收入也在1200欧元左右，当地贫困线约为月900美元或600欧元，有奖学金或助研金的研究生们用1/3收入即可吃好，再用1/3可以住好，基本能维持体面生活。而教师收入则属中产阶层。
反观国内，在贫困线约为月900元左右的大陆富裕地区，不少大学硕士生助学金标准仍维持月350元上下，博士生奖学金或助学金则已提高到1200元左右。今年起一些重点高校已大幅提升教师工资，平均年薪可达教授10-12万、副教授8-10万、讲师6-8万水平，并可望很快惠及研究生。大家一起努力改善高校师生生存状况，正从理想向现实转化，否则怎能指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师生会营造出高雅文化…
中国人比大似有“大不惊人不罢休”的干劲，在当今大学新校区扩张中可见一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单体新校区规模最大的学校是临沂大学，占地7300亩，不亚于某些小城镇，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临沂大学会成为世界名校甚或中国名校。
其次是浙江大学新校区，占地5856亩。浙大算是中国名校，在没有很大校园的过去曾有过大师（抗战时期甚至没有稳定的校园依然名师荟萃而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可如今校园大了容纳的名师却少了。
新校区面积4000亩以上量级的大学还有占地4845亩的郑州大学、占地4639亩的上海交通大学，3500-4000亩量级的有占地 3910亩的西北工业大学、占地3752亩的东南大学、占地3750亩的南开大学、占地3645亩的厦门大学、占地3641亩的四川大学等，连三峡大学也造了3787亩。
1980年代全国最大的清华大学也就2900亩，而今大学校园竞豪奢3000亩也算小；既没合并也没扩建新区的名校可能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了，若非地域因素希望反而更大…
先秦时期，诸子叠出，国民精神豪气万丈，素质称雄世界，直接创造了影响后世的中华原典；秦汉时期，文化一统，国民精神始受约束，创造力开始下降；唐宋时期，大气包容，三教圆融，国民精神从约束中新生，有唐诗宋词和理学传世；明清以降，再度收束，国民精神渐趋颓废。如此说来，岂非精神素质退化乎?
若论身体素质，战国三国时代群雄并起，身强力壮之勇士豪杰比比皆是，何至南宋仅存岳飞抗金? 明清以来，国民愈加瘦弱，营养普遍不良，乃至被冠以“东亚病夫”。及至如今，更有无良商人用假冒伪劣和偷工减料的食品药品危及全民健康，加上素质相对较高的人群被限一胎等因素导致的基因劣化，岂非国民身体素质退化乎?
哀哉，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退化的国民如何面对进化论之“物竞天择”…
欧美普遍执行严格的食品安全和营养标准以维护国民身体健康，政府推行基本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免税且低价；日本二战后曾因食物奇缺大量捕鲸而受指责，却保证了日本经济的康复和人民的健康，如今日本政府还为学龄儿童每天提供免费牛奶并鼓励孕妇及幼儿食用高DHA食物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相比而言，中国政府表彰过的企业却为了私利而往牛奶和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危害婴儿，很多大学食堂和公共餐饮的食物制作常为控制成本偷工减料，有毒食物、劣质食物等流入市场危及全民生活，作为强势政府不能有效阻止假冒伪劣食品让弱势人民好生奇怪和气愤。
须知让国民吃饱吃好身体健康强壮乃国家之幸，如此才有可用之民。维护国民健康，政府能做的很多，首先要保证食品安全和营养合格…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人生努力实现少年理想，自有其理由，而理想之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自由意志，更多取决于天赋和环境，此即天命也。生逢其时者，可以大刀阔斧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朽；生不逢时者，岂能违天命而行焉?
平生所敬者，书也（当然是指好书，见附录）。生命所系者，创造也。儿时偶得几文，购书乐在其中也。人生难免搬家迁徙，损失惨重者，书也。故而抛弃杂类，专集经典与精品。而后遍览海内外书店，直至如今网络化时代直接搜来数字图书珍品，读之乐在其中也。
五十之前，壮志未酬；五十之后，继续努力。有榜样白石先生七十自木匠转型画家，且如今人类知识累积厚重，可知五十开新而不晚也。五十知天命，亦当知天命之不可违也…
附录: 选好书，读好书
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巨大，一本好书往往能让人受益终生。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建立学习型社会，提升国民素质，最简单、最见成效的方式，就是倡导国民阅读。为此，值得出版界、图书馆界、读书界齐心协力，为各阶
星空中已有不少以国人的姓名命名的小行星，包括以古代人名命名的张衡星、祖冲之星、郭守敬星、沈括星等和以当代人名命名的钱学森星、钱三强星、李政道星、杨振宁星、吴健雄星、袁隆平星、谈家桢星、王淦昌星、陈景润星、周光召星、田长霖星、高锟星、王绶官星、曲钦岳星、巴金星、金庸星、高士其星等。这些小行星定期回归，享誉寰宇。而也有一些不幸的名师，犹如划过科技星空的流星，略举三位如下：
1、叶企孙（1898-1977），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及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会长、会长等职。前半生培养了王淦昌、赵九章、王大珩等杰出学者，提携过华罗庚、钱学森、李政道等，被誉为大师的大师；但后半生受其学生熊大缜冤案牵连，遭受政治迫害，1966-1976年文革十年间，受尽凌辱，被捕入狱，致身患重病，不幸于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方平反昭雪。
2、束星北（1907-1983）：物理学家，被尊为中国雷达之父。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6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匆忙，别说外国人实在不明白，中国人也不一定都清楚。
最近有22岁大学生证明了千百个普通数学猜想之一，中南大学急匆匆提升其为教授级研究员并重奖100万，把学术界的急不可耐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的明星官员规定下属“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难道自己不休息也不让别人休息? 官场打造业绩已急躁到侵犯公民休息权（违宪，第四十三条）而不自觉的地步，所以才会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作为…
匆忙办出的事总是不长久，这是中国人急躁的必然结局。为什么就不能让人平心静气思考一些大问题? 为什么就不能放缓奔向生命终点的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 要知道惟有那些悠闲观察星空、仔细品味自然而获得的重大发现和伟大创造，才属于天长地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