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

                                                                      ——杜齐

    上个世纪前叶，意大利藏学家杜齐以一个学者的思维与视角对古格进行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面对古格辉煌的历史和困顿的现实，他作了如上乐观的预言。杜齐感受到的反差或许不仅来自历史与现实，也源自对固有的地理感知的颠覆。事实上，古格并不像人们想象那般荒蛮、偏远，它的古代建设们曾经拥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和一条丰富的交流渠道。
    同西藏许多地方一样，古格的历史也正在面临被浮夸和误读的危险，不同的是，或许西藏已经不再神秘，阿里也即将褪去隐秘的光环，但古格依然可以高傲面对世人的探索。

土林之前
   离开孔雀河谷，地势慢慢上升。在干燥的空气中，矗立在象泉河两岸的土林，让人常常产生形似宫殿或寺庙遗址的错觉。你很难相信，脚下这片不毛之地曾是象雄文明的中心，甚至仅仅1100年前，当吉德尼玛贡的孙子松艾，从普兰沿着和我们几乎一样的路径来到这里时，这片土林还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绿洲。
   在札达，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说法是：“六万六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站在高耸的古格王宫顶端，俯瞰周边绵延不绝的土林，我们极愿意相信这样的传说。地质学家的研究印证了民间的传说，普兰到扎达之间曾经有一个方圆500多公里的大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湖盆升高，水位线递减，加之风雨持续不断的侵蚀，最终在壁立陡峭的山岩上雕琢出今日的模样。只是，这片水域存在于100万年以前，而非民间盛传的六万六千年前。
   土林的形成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地质灾难，人类除了接受别无他法。如今的人们将土林视作奇观异景，并且，依照土林参差嵯峨的形态为其比拟出了各种称谓。然而，当松艾一行决定在此驻足，并开创古格王朝伟业的时候，土林尚无踪影，被选作都城的扎不让，历经象雄王国的精心开拓，展现在松艾面前的是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
   松艾的另一个身份是拉喇嘛益西维，如果你愿意相信《布顿佛教史》在3个世纪后的追述，松艾的人生历程无疑充满了难以理喻的诡异色彩。据该书记载，松艾的前半生励精图治，治国有方，为一个刚刚完成迁徙定居的部落创造了稳定的发展局面，作为古格王朝的始作俑者，松艾当之无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其后半生却突然对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松艾首先是在距古格都城杂不让以东20公里的象泉河南岸修建了著名的托林寺，继而放弃王位，在此出家为僧，并取法名拉喇嘛益西维。
    以佛教史的观点来看，松艾的抉择并非不可理喻，并且颇有些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顿悟的意味。但以世俗政治的眼光考量，松艾出家的行为不仅与其前半生反差甚大，其造成古格王统中断数代的后果，也让人怀疑这是否合乎一个“开国之君”的决策。反观佛教史，“法王”一向是佛教史家津津乐道的形象，也是被当代理性诟病的话题。摆脱宗教羁绊的历史学家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褪去诸如松赞干布头上的“法王”光环，进而更多还原其作为世俗王者的本位，我们同样有理由期待松艾或者益西维身份的“还原”，当然，这需要更多严谨的考证。

被渲染的黄金年代
   历史有时会以一种捉摸不透的诡异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按照一般逻辑，人们对晚近发生事情的记忆，应当比早期历史清晰而深刻。然而回顾古格从10世纪建国到17世纪覆灭的历史，最“清晰”、也被人更多夸谈的，仅仅是11世纪前后那段短暂的黄金年代。杜齐在其《印度——西藏》中分析了这一奇怪现象，认为自1684年阿里归于西藏之后，噶厦政府对包括古格在内的阿里历史进行了选择性的记忆，凡是对拉萨不利的情况“均被隐匿起来”。而11世纪前后的古格，因为涉及格鲁派统治的重要历史依据——后弘期上路弘法——而得以大肆宣扬。
   益西维的故事继续。他出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遣21名童子前往克什米尔等地求经学法。这21名童子中的19人，因不适应印度酷热潮湿的气候，相继得病死亡，只有两人回到古格：仁钦桑布和他的堂兄勒巴喜饶，那一年是991年，仁钦桑布33岁。
    在藏传佛教史上，仁钦桑布被冠以“大译师”的美誉。在他之前翻译的密乘经籍被称为旧密，他以后编译的密乘被称为新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译经者并非仁钦桑布一人，而是以他为核心的一个开放性团队。在他的推动下，古格以及普兰的王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学术机构，在那里翻译的佛经，至今还收录在《甘珠尔》和《丹珠尔》里。仁钦桑布的成就还表现在建筑与艺术上，民间传说他在古格、普兰和拉达克等地共修筑了108座寺庙，这受到杜齐的高度评价，并命名为“古格派”绘画艺术，仁钦桑布是其重要的始作俑者。

   另一项重要决策随后做出。仁钦桑布向益西维的侄子、时任托林寺住持的拉尊江秋维建议：迎请超岩寺的上座高僧阿底峡前来古格传经讲法。仁钦桑布在印度求学期间，曾得到阿底峡的面授，深知此人的重要性。阿底峡没有拒绝古格的盛情邀请，1038年，他带领20多位门徒，背负经籍，经尼泊尔徒步前往古格，四年后，在今札达县囊芒与仁钦桑布会面，《布顿佛教史》对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关于迎请阿底峡的过程，《红史》、《西藏王统记》等史籍不约而同的夸耀益西维的功绩，说为了迎请阿底峡，益西维亲自跑到印度偏远的“噶罗”一带搜金，不幸被擒，投入监狱；拉尊江秋维四处筹集黄金，试图赎回叔父，却遭到益西维的拒绝，他奉劝侄子带着这些黄金去迎请阿底峡，最终，益西维客死他乡。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历史”在遗忘恐惧症中不断强化着选择性的记忆，现实却撕开历史的面纱，使其被加速忘却。托林寺的橱窗内，保存有一架并不完整的遗骨，无论是札达县方志办的工作人员，还是托林寺的僧人，都只能给出两种可能性——它要么属于益西维，要么就是仁钦桑布。谁也没有确定的答案。考古学家曾将部分遗骨带往北京化验，化验的结果只是：死者生前身材魁梧。翻检史料，发现两个人在文字记载中都是伟岸高大的形象，于是，益西维和仁钦桑布这对在宗教史中如日中天的红人，在现实中却不得不面对无法正名的尴尬。

荒谬的巨塔
   如今，通向古格王宫在山顶的废墟，依然要经过当年古格王在山体内部挖掘的秘密暗道。在通向暗道入口不远，拉达克进攻古格宫殿的遗迹尚存。当古格王在拉达克的攻击下全面溃败，藏入这座山上之后，进攻到山下的拉达克人没有寻找到暗道的入口。既然胜利已成定局，拉达克人反而希望用一种具有羞辱性的方式延续古格王的生命。他们并不急于擒获古格王，他们的目的更在于摧毁后者的精神。一条奇思异想、几近恶作剧的恶毒计策被想到并立刻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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