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无所事事地度过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们所奢望的明天
I leave uncultivated today, was precisely yesterday perishes tomorrow which person of the body implored.

3．感到晚了的时候其实是最早的时候
Thought is already is late, exactly is the earliest time.

4．不要把今天的事拖到明天
Not matter of the today will drag tomorrow.

5．学习的痛苦是一时的而没有学习的痛苦是一辈子的
Time the study pain is temporary, has not learned the pain is life-long.

6．学习不是人生的全部但连学习都征服不了你还能做什么？
The study certainly is not the life complete. But, sincecontinually life part of - studies also is unable to conquer, what butalso can make?

7．学习不是因为缺少时间而是缺少努力
Studies this matter, lacks the time, but is lacks diligently.

8．所有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Nobody can casually succeed, it comes from the thoroughself-control and the will.

9.无法避免的痛苦就去享受吧！
Please enjoy the pain which is unable to avoid.

10．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Only has compared to the others early, diligently diligently, canfeel the successful taste.

11．成功并不属于每个人
Nobody can casually succeed.

12.时间在流逝
HOW time flies.

13.今天流下的口水将变成明天流下的泪水
Now drips the saliva, will become tomorrow the tear.

谨以此文，警醒所有把大学当幼儿园过的我们。

以讹传讹的事情从来不少。如要举例，我认为首选“劣币驱逐良币”。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段公案，可是在中国非常流行，大家不但耳熟能详，而且常用来作为对可观察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其他非西方国家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去年到印度开会，问过接待人员，回应也是广为人知。

　　公案是这样的。话说16世纪中叶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当政。她有一位顾问，就是Sir Thomas Gresham(葛氏)。这位爵爷察觉到，市场上那些重量不足的贵金属货币在流通，但“足金”的货币却被收藏、溶化成金属块、甚至被转运出口。葛氏据此向伊丽莎白建言，据说因此才有了1560年英皇关于反对银币成色不足的公告。约30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MacLeod)著书立说(《政治经济学基础》，1858年版)，白纸黑字写下“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并命之为“葛氏定律”(Gresham’s Law)。从此，“葛氏定律”大行其道。

　　为什么说以讹传讹？第一，葛氏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劣币驱逐良币”。他观察到的，是含金量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只要成色不足的货币也可以代表较高的流通面值，人们就倾向于收藏含金量足的货币，以至于后者完全退出流通。葛氏自己的概括是，“不同的货币不能同时流通”，而不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第二，在葛氏之前很久，早已有人发现了“劣币”用于市、“良币”被收藏的现象。例如，据Kindleberg(1985)的考证，有位叫奥雷姆的早在1360年就发现了这一现象。

　　抛开以早晚论英雄，单就内容看，“葛氏定律”成立不成立？让我们想像回到贵金属货币时代，大家都拿银子付账。试想，要是不足分量的银块照样被作为“正常的货币”使用，谁又会比别人笨？——张三敢用九钱银当一两用，李四为什么就不敢以八钱银当一两？再来一个胆子更大的，干脆以五钱银当一两，又怎样？如此推下去，岂不是无须走多远，满世界就全是劣币——“葛氏定律”灵验了吗？

　　问题就出在推理上。试问，当人们争相以劣币支付时，谁愿意收取劣币呢？比着支付劣币的固然聪明，可是收款的为什么就那么蠢，非要争相接受劣币？仅此一问，大名鼎鼎的葛氏定律要守也难。不过，如此简单的问题，可不是我能够问出来的。1985年1月17日，张五常教授在《信报》发表“葛氏定律和价格分歧——评一国两币”，文中定断“葛氏定律大有问题”，因为“买物者当然是要用劣币，但至于卖物者肯不肯收劣币，葛氏是没有考虑到的”。

　　教授这一问，就把问题带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买物者争相付劣币，卖物者争相要良币，讨价还价的结果，会使良币、劣币各有各价！难道不是吗？足金一两的银子买1000斤大米，面值一两、实银5钱的只好买500斤。如是，劣币劣价，良币优价，购买力平价，还分什么劣币和良币？既然分不出劣币良币，葛氏定律又从何谈起？

　　买卖双方自由议价的前提，当然是信息费用微不足道——是劣币还是良币，买家卖家一望皆知，然后大家出价，八九不离十。要是信息费用不是微不足道，买家卖家之间对货币的优劣有不同的判断，情形又会怎样？

　　那就要看实际的限制条件。一种情况是，信息费用实在大得惊人，比如付账的明知自己手持劣币，但收银一方怎样也看不出来；再加一点，收银方的各个卖物者，彼此之间完全隔绝，既不能分享有关劣币的知识和信息，也不能互相提供识别劣币的服务——这当然是一个很不真实的假设。

　　在这种假想的极端情况下，一次劣币优价得手，会刺激更多的劣币供应。收币方因为无知又不能对劣币做劣价处理，劣币就越来越多——把这个逻辑推到底，难道劣币不就可以驱逐全部良币，葛氏定律因此也就成立了？

　　还是有问题。不错，劣币受到其他劣币得手的鼓励，越来越多是可能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劣币供应于市，特别是当劣币的增加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增加，有一个结果就必定要出现，这就是物价飞涨。是的，卖货者再蠢(其实是被假设的蠢)，收了劣币总还是要花出来的。收的越多，轮到他们购物时，出价竞争就越凶。达到一定程度，劣币的供应者自己就要被劣币所害。最起码的后果，人们要背上越来越多的劣币，才能买到越来越少的货物。把这个思想实验进行到底，最后是劣币自己被驱逐，再把良币请回来。

　　真实世界的情形是，谁也不会那么蠢。利益迫人聪明，也逼人学习。因此，长久地把大多数人都骗了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么，为什么不少国家还有屡见不鲜的劣币泛滥，也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呢？那不是人民蠢，而是独家垄断了纸币发行的政府，要在全体人民头上大抽通胀税。可是，任何恶性通胀都不能证明葛氏定律有效。证据简单：大凡搞通胀的政府，总要禁止良币的流通。因为一旦良币可用，人们争相放弃劣币，通胀就破产了。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中国，蒋委员长大发金圆券，为此严禁黄金、白银和美元的市场流通。可惜那时统治集团里的大家族带头不从，蒋经国带队到上海“打老虎”无功而返，结果国民党金圆券体系一溃千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发劣币的被驱逐到台湾去了。要是葛氏定律真是对的，老蒋——以及全世界滥发货币的统治者——可能不至于输得那样惨。这说明，就是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保劣除良，劣币说到底还是保不住。

　　其实从长一点的历史看，要是真有“劣币驱逐良币”这回事，就从16世纪算起，劣币也早该把全世界人民压得不能动弹了。至于乱发钞票的——现代劣币是也——共同结局是，即便动用武力，还是挡不住劣币连同它们的发行政府一同被无情驱逐。市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要是劣胜优汰，人类早就灭亡了。

　　加起来，在一定的信息和制度成本约束下，劣币可能刺激劣币，也能诱发出更多劣币。但是，还等不到越来越多的劣币把良币驱逐干净，劣币自己就不能维持。讲到底，货币为方便人类交易而生，长期违背这项宗旨的，便遭人类的淘汰。商品、货币市场上如此，文化、思想市场也如此。

NO2.“躲猫猫”的不是李荞明
　　
　　躲猫猫事件始末
　　
　　2009年1月30日，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李乔明是玉溪市北城镇大石板三社人，由于2月16日就要举行婚礼，24岁的村民李乔明感觉到生计窘迫，一直在想方设法多赚些钱，对于当地村民来说，上山砍树卖钱，一直是他们补贴家用的最好途径。）被刑拘，关入晋宁县看守所。
　　
　　2月8日下午受伤住院，4天后在医院死亡，公布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
　　
　　据《云南信息报》报道，12日晚，警方通报了最新的调查情况:“由于死者（玩躲猫猫时）抓到同监狱友普某某，而引起普某某不满，最终两人发生争执。争执中普某某先踢了死者一脚，随后又朝其头部击打一拳，死者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后，头部与墙壁与门框夹角碰撞，最终受伤。” 当地另一家媒体报道称，警方调查结果显示李乔明“躲猫猫”时眼部被蒙，所以“不慎撞到墙壁受伤”。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而“躲猫猫”继续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认为，如果李乔明之死没有新解，那么“躲猫猫”就与此前流行的“打酱油”、“俯卧撑”、“这事儿不能说太细”一样，成为2009年又一个网络流行语。因为，在“躲猫猫”的背后，同样深含着吊诡的语义。
　　 　　
　　李乔明在看守所因"躲猫猫"受伤、不治而亡一事发生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网络舆论聚焦。对此，自从云南相关部分发贴《关于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社会各界踊跃报名，共有510余人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了报名。省委宣传部从报名人员中随机进行了选择，组成了“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
　　
　　2月19日，事件发生转变——网民调查团成为超越案件本身的热点。然而在经历尴尬的调查后，网民铩羽而归，真相并未大白。这些质疑案件的网民代表，反成遭质疑的对象。
　　
　　2月20日上午8点多，调查团的成员齐聚云南省委大门前。调查团共15人，其中相关部门工作人员4人，媒体代表3人，网民和社会各界代表8人。
　　
　　20日下午4点，调查团返回昆明开始写调查报告。21日凌晨1点，报告正式整理完毕，3名成员分段向大家朗读了最终报告。21日凌晨2点左右，报告正式于网上发布。
　　
　　网民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公之于众后，内容和结果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同时网友认为“网民调查委员会”本身是一个开先河之举，当然也有人开始从法理角度质疑此委员会的合法性及其调查权限问题，争执越演愈烈，结果却也越来越扑朔迷离。
　　
　　2月27日下午5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云南籍男子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死亡一事进行通报。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称：李荞明系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对此，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萍对李荞明家属致歉，称此案暴露了晋宁县看守所存在的管理问题，同时宣布了对晋宁县公安局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据通报，晋宁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看守所相关负责人以及当班民警分别受到撤职、记过等处理。目前，此案已经移交检察机关。杨建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安机关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好李荞明一案善后。
　　
　　我初闻“躲猫猫”事件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调查报告公布以后的尾声阶段了，记得当时把“风之末端”的那个帖子看了很久，外加搜索了一些东西才知道：原来“躲猫猫”就是我小时玩的“藏猫唬”游戏啊！即使游戏名称南北有别，游戏内容也不应该迥然相异吧，我想不通监狱里犯人能藏到哪里去，游戏怎么玩？后来再一追索，原来玩的是“瞎子摸鱼”，玩躲猫猫的某些公权力机构。
　　
　　周久耕之后再无周久耕，而躲猫猫之后还有躲猫猫。已知的有陕西丹凤的“背砖砖”，江西九江的“做梦梦”，好像还有什么“撞墙墙”等。这些典型悲剧之后隐藏着怎样的体制陷阱，我等小屁孩不敢妄言，但每每看到以此致死的人大都是那些所涉嫌罪行轻微，根本没有定罪，即使定罪也罪不致死的弱势者——想到这里，我不禁冷汗如滴，危言耸听一点说或许某一天我也许会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收监，被刑讯逼供，以至于最终被“心脏病”……
　　
　　据传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处理了本地的几个媒体，尤其是最早披露事件的媒体，理由是舆论导向不正确。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正确”与“正义”总难契合，正义的东西往往是不正确的，正确的东西常常却是有失公正的。说到这里，不仅想说说前几日脑的纷纷扬扬的胡舒立辞职一事——她走了，《财经》的读者怎么办，毕竟我们读者是无辜的！
　　
　　前几日见网上有消息称国务院法制办就拘留所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拘留所及其警察不得向被拘留人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强迫被拘留人劳动、错拘要恢复名誉等。不知这一立法进程是否和李荞明及徐梗荣等人的死有关，如果是，这可谓血的代价。当孙志刚与收容制度的改变已成为神话，一切试图寄望于流血抗争换取社会进步的行动终被这个社会的逻辑排斥在外。
　　
　　后“躲猫猫”时代，让词语创新继续，让对生命的践踏终止！
　　

NO3.“跨省抓捕”与“因言获罪”
　　
　　跨省抓捕事件始末
　　 　　
　　2009-02-12，王帅以王二宝为名在天涯『贴图专区』[社会万象]发表“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一帖，策划并实施了“让我们一起来，打造09反贪保地第一行动！！！”后经河南警方一月的周密侦察，确定他为“灵宝帖案”主犯。
　　
　　2009-3-6，河南警方远赴千里，到达上海，将王犯抓获；
　　
　　3-6至3-9，将王犯羁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3-10至3-13日，将王犯拘留于河南灵宝市看守所；
　　
　　3月13日，王犯因“犯罪证据不足”，被释放并取保候审；
　　
　　3-19日，王犯经灵宝市公安局批准，回上海工作。
　　
　　4月16日，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做客人民网，在谈及灵宝事件时，秦玉海称，河南省公安厅已经派出了督察和法制调查组在灵宝进行调查。秦玉海说，三门峡公安局已经对这起案件作出了撤案处理，对发帖人王帅进行了国家赔偿（共783.93元）。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轰动一时的灵宝帖案大体上可以说算是谢幕了，符合一贯的网络热点事件发展规律：网民发帖——网友顶贴——促成热点话题——媒体关注报道——事件迅速放大——相关责任人回应（积极温和的OR消极暴虐的）——热点降温——事情平息。
　　
　　关于此一事件的相关评论多的已经无法用二进制算清楚，既有普通网友的拳拳之曰，也有大报评论员的深度解析，甚至连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也刊发了相关评论文章，直指某些地方政府公权力机关的蛮横。很多事情，与其说是网友与媒体的压力，还不如说是上级领导的压力，说媒体舆论影响了姓公的XX，其实质却是媒体舆论影响了主管领导。幸运的是，网友可以借助媒体表达诉求，媒体也可以借助舆论制造声势，扩大影响，促成某一事件的解决。而正是基于对网络及媒体这一互动作用的恐慌，很多时候，公权力往往视这些东西为事端制造者，甚至是把其归为截然对立的一方。对于媒体监督，能劝退就劝退，能收买就收买，能和谐就和谐，能打压就打压——记者变成妓者与此其采取的各种措施也有很大关系。
　　
　　跨省追捕获得国家赔偿了，“国家不赔偿法”难得破例，可是王帅本人发帖所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吗？大事化小，转移矛盾是很多人惯用的平息事件的手腕，以言治罪的“诽谤政府”罪没有成立，灵宝政府“非法征地”一罪又当何处？
　　
　　某种程度上说，王帅是幸运的，因为与他情形基本相同的内蒙古的吴保全“诽谤”一案已经宣判，吴保全因言获罪已成定局。建议王帅同志有时间了拿着他的783.93元国家赔偿买上半条九五之尊香烟探望一下牢狱中的吴保全同志，顺便提醒一下他不要在那种地方玩“躲猫猫”。
　　
　　正如我已开始所说的，当一切已然发生，多说已无益，在此仅仅是记录，纯粹的留下一些可见的记忆痕迹。记得上个月某日在QQ群里看了王帅和一些人的聊天记录，他言语之间依然流露着悲哀与无奈——他的哀伤我不懂，我也不会迷恋他，因为他只是一个传说，但愿“跨省抓捕”也成为一个不再复制的传说！
　　
　　其实在此，我很想附带地对征地问题多说几句：他发帖为的是举报政府“非法征地”，为的是给家乡人在征地补偿上讨一个说法。可结局却是，家乡一些人对他不理解，甚至公开的攻击谩骂他，因为他的帖子导致了征地问题的搁置，一些人无法摆脱土地的束缚了，这背后的辛酸让人很是同情，也颇感无奈。这里的问题是，当地农民为何迫不及待地把土地“卖”出去？我本人目前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工作，在此只想替农民说一句话：很多地方纯粹的种地真的已经无利可图。我所在的村子也有很多人急于把土地流转出去，甚至叫我帮忙联系承包人，他们可以接受的承包费仅仅是二百多元每年每亩，可是，令这里的人们遗憾的是，由于地处偏远山区，根本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承包土地，他们也只能年复一年的做着几乎赔本的种地买卖。
　　
　　杯具！
　　 　　
　　 　　
　　

NO4.If金钱与权力开道，冒名顶替上大学很easy
　　
　　罗彩霞事件简单回顾
　　
　　罗彩霞，女，汉族，1986年12月出生，湖南省邵东县灵官殿乡人。2001年进入湖南省邵东县第一中学学习，2004年参加高考成绩为514分，上了湖南省统招专本沟通线，但未接收到任何高校录取通知书。2004年邵东县考生罗彩霞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但她本人并不知情，一个假的罗彩霞冒名顶替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新生。王佳俊要顶替罗彩霞上大学，首先要获得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凭录取通知书和罗彩霞的户口等材料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迁移、到教育部门申领档案。邵东县招考办主任申晓云说，2005年罗彩霞换了一所学校复读，按照湖南省教育部门的规定，必须由所在学校再为罗彩霞制作一份新档案，后来被罗彩霞提走带到师大。2005年经复读一年后再次参加高考被天津师范大学录取，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四学生。就在即将毕业时候，却被告之，由于自己的身份信息不符，教师资格证书因故被取消，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可能也会被取消。
　　
　　今年3月1日，原告罗彩霞向建设银行天津分行鑫茂支行申请办理开通网上银行业务，被该行拒绝，理由为在银行系统中“罗彩霞”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与原告相符，但身份证的签发机关为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而原告所持身份证的签发机关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此外，银行系统中“罗彩霞”的照片亦明显与原告本人不符。经查看银行系统中“罗彩霞”的照片，为本案被告王佳俊。今年3月6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也就罗彩霞“申请办理《教师资格证书》事宜”作出说明：“罗彩霞于2008年7月在天津市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材料审核合格，但其数据合并到网络版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时，因当时系统数据库中已存在与其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申请人信息，故合并数据未成功，无法生成教师资格证书编号。”另据罗彩霞向天津师范大学咨询，因贵州师范大学已经以“罗彩霞”的名义(同原告身份证号)为王佳俊颁发了(本科)《毕业证书》，故罗彩霞不能在该校“再次”取得相应《毕业证书》。
　　
　　2009年4月27日，罗彩霞在天涯杂谈发表题为“高中同班同学冒名顶替上大学，我的伤害谁给埋单? ”的帖子，详细纰漏了有关情况，并附上了大量证据，同时呼吁网友顶帖，要求媒体关注，希望能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2009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布了“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内幕调查”的报道，渐渐缕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6月2日，湖南邵阳市县教育联合调查组通报了有关王家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调查情况，处理涉及此案的相关责任人：邵东县一中教师张文迪、原邵东县公安局界岭派出所所长姚亮生因构成违纪违规，被邵东县纪委立案查处，张文迪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和降级处分；姚亮生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和行政降级处分。
　　
　　10月26日，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对邵东县学生王佳俊冒名顶替同班同学罗彩霞上大学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因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与原犯的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
　　
　　11月4日，媒体披露王峥嵘被判刑的消息。罗彩霞表示，感谢国家公诉，无论王峥嵘被判多少年，都是对自己行为的肯定，但其在银行的身份信息还没恢复，银行卡办不了。
　　
　　11月13日，北塔区人民法院向中国青年报证实，王峥嵘未通过该院提起上诉，该院也没有接到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卷通知。
　　 　
　　以上就是我所能搜集到的关于此事的所有情况，依据相关报道内容来看，司法上仅仅走完第一步，即国家公诉完成了对造假者责任的追究。罗彩霞同学所致力的民事诉讼还是前途未卜，她何时能讨回她的各项补偿，她何时能用自己的身份证办银行卡，这一切明着去办貌似还没有人家当初暗箱操作简便，要还原整个事件还需很多东西。
　　
　　曾经就是在杂谈，一度形成了“挺罗派”和“挺王派”，挺罗的人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大骂种种的潜规则与不公正，挺王的人则艰难地爬上道德的制高点斥责罗彩霞的穷追不舍对王佳俊所造成的伤害，更多基于对王MM的同情。更有甚者直接发帖称“因为王佳俊比罗彩霞漂亮，所以我支持王佳俊”，这样的逻辑背后是怎样的居心，不置可否，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存在搅混水看热闹的嫌疑。期望真相越辩越明，常常却是水越搅越浑浊，曾经在《读书》的某期上看过一则专门谈论“辩论”的小短文，作者称《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辩论”一词的解释在当今中国很难得到印证，相反作者赞扬《辞海》编者的聪明，压根不收录“辩论”——有些话，点到即可！
　　
　　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已成真理，人们已近很难分清这是无奈的自嘲，还是无情的控诉。在很多场合罗彩霞一直提及自己的家境，也有和王佳俊对比的意味，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被顶替归结于自己没有一个强势的爸爸，而王佳俊真的会为自己有那么一个“好爸爸”而窃喜自豪了吗？
　　
　　物极必反，权力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已悄悄的埋下了祸患的种子。正如几米所言，你守护如泡沫般脆弱的梦境， 快乐才刚开始，悲伤却早已潜伏而来。王家人与其整日心神不宁地过活，还不如早日承担过错来得痛快。罗彩霞事件以后，各地出现的不同版本的顶替上大学事件屡见不鲜，背后还隐藏着多少个王佳俊式的顶替者，没有人知道，但我们可以怀疑，不在少数。当权力与金钱冲锋陷阵之时，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如果这个社会的法则已经如此，失望之后只剩下绝望，幸而看到显规则在显现，柳暗之后有花明吗？
　　
　　最后，祝福坚强勇敢的罗彩霞同学能得到她想要的，无论怎么说，她的抗争都给这个病态的教育机体注入了一颗止疼剂，也让一些装聋作哑的部门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去应付那些赤裸的东西。这个事件中没有赢家，受害的不知是被顶替者，但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悲剧不再重复。
　　
　　说点题外话，坦诚相告，我深深地理解并同情天涯的编辑和斑竹，所以我尽量地不给你们的工作带来麻烦，发帖之时我已经尽量JJWW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鸟语，以求蒙混过关，但还是没有逃离河蟹的钳子，对此很失望，以至于写帖子的积极性至少减退了一半，说这些只是想说明一点——理解与尊重是相互的！我选择在此发帖是基于对天涯的认同与惯性情节，也是未有发现比其稍好一些的论坛，也希望天涯能客观看待今天的成就，能珍视普通网友的这种感情。
　　

NO5.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飙车几时休?
　　
　　杭州飙车事件大致过程
　　
　　25岁的谭卓200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信电系，毕业后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在研发部门是一名骨干。5月7日，谭卓所在的杭州依赛通讯公司组织看电影《南京！南京！》，看完《南京！南京！》，谭卓的心情有点沉重，他和同事们告别后步行回住处。他走到了文二西路紫桂花园路口，离他住处不过五百米的地方。谭卓应该对随即而来的危险没有丝毫察觉，伴随着轰鸣声和一声巨响，他被一辆疾驰而至的三菱红色跑车撞得高高飞起，然后重重地落在坚硬的马路上。
　　
　　5月7日晚9点20分，当地一知名网络论坛就有人发帖，简单地写出此事的经过。而从5月8日天亮起，这起事件的主要推动方，便由传统媒体转向了网络。
　　
　　5月8日中午，随着肇事者胡斌的身份被披露，号称“杭州史上最强的一次人肉搜索”拉开了帷幕。
　　
　　5月8日下午两时许，杭州警方召开事故发生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警方发言人在回答肇事者胡斌车速的问题时，称“初步判定为70公里每小时左右”，他的依据是，胡斌本人以及一起飙车者的口供。网友们觉得不满意的是，70码的速度能导致谭卓被撞出20多米？飞到两层楼房那么高？70码和与之谐音的“欺实马”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就在这天下午，网友人肉搜索发现，胡斌有高速飙车的“前科”：在过去五个月里，胡斌有过三次超速违法记录。最离谱的一次发生在去年12月7日的下午3时许，他当时驾驶的浙A608Z0在沪杭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飙到了210码！而那个路段的限速为120码。按照法律规定，超速50%以上，就要吊销驾照。有网友依据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计算得出结论：如果胡斌是以70码的速度开车，那谭卓就是用40码的速度撞了过来，这可能连“飞人”博尔特都做不到。接下来的几天里，各种各样的测速方法在网上出现。
　　
　　5月11日，印有一个仪表盘模样的“70码”T恤现身网络。其间，有网友号召开车族，在戴好防护设备的前提下，实际体验70码刹车距离。
　　
　　5月14日晚上，消息灵通的浙江媒体便得知，由七名专家组成的司法鉴定组已经完成了包括车速测定、车辆改装和性能评估在内的鉴定。专家组经过对车辆撞痕、现场勘测和监控录像的测算后，认定胡斌所驾三菱跑车的速度在每小时84.1-101.2公里之间，于是很快“扒实马”的网络名词再次出现。
　　
　　5月15日上午，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继续通报“5·7案件”的进展情况。该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犯罪嫌疑人胡斌已于15日被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并公布了事故发生前后肇事车辆行驶轨迹监控视频，就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就“70码”说法向公众道歉。
　　
　　7月20日下午3时30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胡斌亲属，被害人谭卓亲属、生前同事等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宣判。
　　
　　7月31日电 今天上午10点45分，“5-7”交通肇事案的肇事者胡斌被押送至杭州某监狱开始了正式服刑的第一天。
　　在此期间，关于庭审中的胡斌是替身的说法甚嚣尘上，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而且法院也坚决地否认“替身说”，然而，网友们的求证并没有停止。
　　8月24日，利用网络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谣言的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他在天涯的ID好像是“刘逸明”），日前被鄂州市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好复杂的发展过程，我利用了将近一早上的时间才把各个媒体公开报道的飙车案事件发展过程整理出来，就这还省掉了很多。怎么之前也没有人把这些整理一下下，也好让我把更新帖子的速度提到70码。高人明鉴，很多人都猜到了我接下来要追记这件事情了，所见略同啊。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等待毕业，待业待富在家，同时也在用另外一个“农之殇”得ID写一个关于农村的帖子，一些网友把关于这个事件的链接发到跟帖里面让我关注这个事情。其实，当很多人回帖大量使用“我以70码的速度把LZ的帖子顶到5米高，20米远”的时候，我早已预感到了某种情绪在喷薄。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标贴，尤其杭州这样既具历史文化气息，又富有现代生机的城市，更是被各种荣誉包裹，古时候的天堂，而今的宜居之城，财富之城、创业之都……甚至连上海的俞正声都在公开场合羡慕蔡琦能把马云这样的人物收归麾下。而今，天堂却生成了另外的意味，当人们斥责杭州天堂称谓的时候，他们讽刺的并不是杭州本身，那座城市并没有错。
　　当浙大学子在网络上发帖悼念谭卓不幸的时候，当网友们及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追问真相的时候，当胡斌母亲那40分钟神秘通话成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我只是进入帖子默默地留下了自己对谭卓的悼唁，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欺实马”的真实速度，只是试图辨别“交通肇事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我所能做的只是这些，仅此而已。身在杭州的一个朋友说让我毕业后去杭州，他帮我找一份工作，再帮我介绍一个杭州本地的女孩子做女友，我开玩笑说：好的，拿到毕业证我就以70码的速度赶来。听到我这么说，他似乎有些不高兴，因为他认为我是在贬损杭州，仅仅3年，他对杭州的感情已经如此之深，杭州这座城市的魔力与魅力在此尽显无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4日晚上9点20分左右，杭州莫干山路浙江广电集团门口，在一辆保时捷卡宴的冲撞下，17岁女孩马芳芳惨叫一声，身体飞出20多米远，鲜血飞溅在爱心斑马线上。尽管马芳芳没有“浙大”，没有校友，可是她的惨死依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关于“斑马线”的激烈争论又在西湖上空飘荡，杭州这座无辜的城市再次因为“马路杀手”事件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但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却在借此大秀其秀。
　　逝者已去，生者前行。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惟愿现实中也少一些横冲直撞——谦卑，从自己开始！

NO6.巴东“烈女”的幸与不幸
　　
　　邓玉娇事件始末
　　2009年5月10日20时15分，巴东县公安局接邓玉娇电话报警，称自己在“雄风”宾馆水疗区杀人了。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带员及时赶赴现场抢救伤员、保护现场、留置嫌疑人并将警情上报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当晚，巴东县公安局政委张友刚、副局长宋俊率侦技人员赶至现场，组织案件侦查。
　　初步查明：
　　犯罪嫌疑人邓玉娇，女，生于1987年7月11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木龙垭村10组8号，系野三关“雄风”宾馆服务员。
　　死者邓贵大，男，生于1965年9月12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将军路141号附72号，生前系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伤者黄德智，男，生于1968年3月3日，住巴东县野三关镇名相路146号，系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职工。
　　5月11日，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侦查中，侦技人员发现邓玉娇随身携带的包内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结合调查情况，已决定将邓送往相关医疗机构检查鉴定。
　　5月11日，巴东县公安局已责令“雄风”宾馆停业整顿，接受调查处理。
　　5月21日，恩施州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谭先振、纪委书记王建民赴巴东调研。5月21日，邓玉娇的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从看守所会见出来，痛哭失声，爆出“邓玉娇遭受性侵犯”的内容，形势急转。
　　5月22日，巴东政府成立了“邓玉娇案“新闻信息发布中心，抽调县委宣传部、政府新闻办的工作人员值班接听电话，每晚工作至12时。
　　5月23日，巴东官方网站长江巴东新闻网在得到张树梅完全同意之前，即发布声明，“解雇”夏霖、夏楠两位律师。
　　5月25日晚8时，两名律师在向巴东警方递交黄德智涉嫌强奸的控告书中披露了具体内容，认为黄德智的行为已经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奸(未遂)。
　　
　　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16日上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邓玉娇案”，并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从5月10日至6月16日，发生了律师忽然被“解雇”、野三关镇打记者、巴东城“半戒严”等事件，公众和巴东政府情绪日趋对立。邓玉娇案逐步演化为邓玉娇事件，巴东政府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巴东城的37天，是风云诡谲的37天。
　　　　
　　记得当时“邓玉娇”三个字是各个论坛的敏感字，甚至连媒体对此也是只能望而生畏，因为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发出此帖。
　　对于曾经已经说烂了的话题，我晓得自己还应该补充什么，我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过多，诚如一些网友所言，这等大事不是我等小民可以言说的，反过来讲，不让你说白不让你说，说了也白说。至于此一事件到底牵扯了哪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敢妄做揣测，或许最核心的是官民关系，反映最激烈的是司法与舆论的关系。
　　
　　正如《南方周末》报道中当地小镇的“麻木”(湖北的一种三轮机动车)司机对一拨拨前来的全国记者不以为然：多大点事儿啊，你们为么子感兴趣？是的，这是一起被放大的公共事件，一起很小的杀人事件之所以能迅速升级放大只是因为被杀者具有特殊的身份以及当地警方对事件的不正当处理。事发时的真实场景已经很难还原，邓玉娇遭受了怎样的凌辱在一些人而言只是言语措辞上的调整而已，是“按坐”还是“推坐”，一字之别，谬之千里。
　　
　　邓玉娇免于处罚，很多人长舒一口怨气，是什么的胜利不敢随意标签，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只是暂时的。司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此案或许可以告诉人们一个维度，自由裁量背后的代价此案也可以做一些诠释。据说邓玉娇案的审判结果使得中国的法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派认为判罚过轻，不应免于处罚，另一派则认为是民意的胜利，当法的标准任由言说，法的公信力在安？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每一次大的公共事件背后都有公安机关的影子，而他们也往往成为群情激奋的对象。小时候，人常言公检法怎么怎么样，以至于长久以来我都把公安部分当成司法机关，后来才知道，公安机关属于行政机构——常识性错误，汗颜。但是，现实中公安机关的权力却大的无边，比如，公安部长身为国务委员，有权参见国务院常务会议，很多省市区的公安厅长身兼身兼政法委书记，政法委统管法检公，集权之下怎言司法独立？
　　
　　人民、群众与官员、干部相对；公民与公仆、公务员相对，如果他们把你当成人民，那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官员；如果有一天，他们称你为公民了，那才是他们把自己当成公仆了——公民渐渐觉醒，公仆在哪里？
　　
　　烈女抗暴之前，已有杨+抗暴的惨案；烈女抗暴之后，只有以暴才能抗暴的无奈何时终结，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情，我们只能期待着……
　　
　　在此问一句：邓玉娇，你现在过得可好？

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太祖朱元璋，安徽凤阳人，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为明太祖。他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如果要找到一条能在三部里都清晰可见又非常重要的人物关系的话，当首推迈克与妻子凯二人的关系。探究二人的关系是解读导演意图的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这样一部充满了隐喻和复杂的人物排比与对比的电影里，只有这样的一对人物关系从始至终清晰而深刻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想来在十几个小时的电影里，从头至尾出现的女人不过寥寥数人，而且真的有重要剧作意义的女人似乎也就康尼和凯。怪不得有人说这是一部男人的电影，女人不会喜欢看（尽管我不这么认为，但是这电影里男女比例的失衡的确很夸张）

   善于驾驭视觉元素的科拨拉早在这样的第一次露面里就已经暗示着凯与这个家族的格格不入。当以一袭红装出现在宴会上时，凯是那样的迥异与庄园里铺天盖地的冷调环境。这样的对比还出现过，尤其迈克在西西里避难期间，凯到庄园和哈金对话的那场，冷与暖，红与灰黑的强烈对比几乎做的像是在泼墨，自然这一点点的大红色不可能是为了视觉上的漂亮，那样的对比就是凯与迈克的人生，就是两人的命运，就是两人的结局。
     
   科拨拉在第一部贡献了非常经典的景深镜头。在最后的那个景深镜头之前，迈克第一次在凯的面前发火，这使他很不像他的父亲。他也在凯的质询之下，说出了出卖自己的那声“NO”。所以接着的那个景深里，科拨拉让凯看见了一切，自然那是观众早已经知道的“秘密”：迈克一统江湖，亲近的手下终于以对其父亲的方式——吻手礼——表达了臣服和尊敬。这个景深镜头的的含义显然被迈克的角色魅力掩盖了，太多的人只是在敬佩这个刚刚成为霸主的年轻教父，而忽略了他曾经对妻子的许诺，忘记了他才刚说完的谎言。显然，那扇分割前景和后景的门关上的时候，不仅第一部《教父》就这样的结束了，同时被隔离的还有迈克和妻子的内心。迈克背叛的不仅是妻子，还有他自己的内心，他将踏上这条不归路，成为权力顶峰的孤家寡人。凯惊讶的表情和迈克漠然的表情一样，定格在那扇关上门后的黑色里，而黑色则成了第二部里俩人关系的主调。

   首部曲里，我们曾佩服迈克在医院里的勇敢机智和临危不乱，在家族争论里的缜密思路和准确判断，在意大利餐厅里的痛快淋漓，在葬礼后的绝地反击。这些也同时掩盖了迈克回答神父提问时的虚伪，回答凯质询时的背叛。如果这样的影响存在于观看完第一部的观众里，那在第二部里导演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于这个迈克形象，尽管冷酷无情了些的迈克形象的喜爱。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法除了正面表现迈克的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之外，就是继续在迈克和凯的关系上做文章，继续让凯念念不忘迈克当年的承诺。
    
    很明显，迈克曾经希望凯可以象自己的母亲那样——明白一切同时也不过问一切，用贤惠和勤劳回报男人为家庭的付出。而他自己也可以象父亲一样——为家族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得到家人的尊敬和爱戴。但结果是家人一个个的远离了他。当二哥背叛了他，当妻子冷落了他，他只能向母亲诉说自己的苦恼，他认为时代变了。

    不仅仅是时代变了，迈克也变了，他继承了父亲的稳重和独立，权力和地位。但是迈克永远不可能继承的是移民一代的情感因素。导演显然对于当年维多同样血腥的奋斗史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的，或许因为他自己的意大利血统，或许因为美洲大陆移民的成长的确是值得尊敬。科拨拉一直在用过去质疑现在，质疑迈克也让迈克质疑。迈克逐渐的进入了疯狂的独有自我的状态，谁也不能侵入，包括凯。明显的是迈克那种似乎遗传的“不可拒绝式”的口气不仅用于手下，也用于家人。甚至连他安慰凯的话都是那么的冷漠，带着贯有的自信和入侵性，让人难以感觉到一丝的爱意。他早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初衷，这个他自己知道，但是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也背离了父亲的行为方式。他陷进了极度自我的世界，越在高处越是孤独，尽管他自己以为是为了家人在承受着孤独，可是他却让家人难以亲近。这是他的悲哀，也是他自己到最后都没有摆脱的阴影。

    不仅仅是时代变了，凯也变了。凯不是迈克母亲那样的意大利人，也无法理解流淌了两千年的西西里的暴力血统。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且是地道的美国人，凯的象征意义是普通善良的美国平民，是不能融合与黑手党的美国平民社会。凯是一个隐喻，一个针对迈克的讽刺，而迈克则是更大的隐喻，一个针对美国的更大讽刺。夫妻俩的不能融合恰是这个国家的症结所在。在第二部里，凯已经看透了睡在自己枕边的这个强大的男人，他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还带着虚伪的面具。凯频繁的向迈克发难，不管是眼神还是说话的语气，都带着质疑带着责难甚至愤怒。她不会考虑丈夫的初衷，她认为任何的目的都不足以让一个人以杀掉另一个人来达到，她也不会想什么江湖身不由己的鬼话，他已经厌倦了西西里的杀戮游戏，她必须离开迈克，离开罪恶。这就是这一部里凯的动机，这决定了她的行为方式。
   
    既然那扇心心相印的门已经关上，我们就能理解凯堕胎的残酷，也不会怪罪于她。当迈克有力的手掌打在凯的脸上，他已经完全割断了他与那个总爱买水果给妻子的老教父的联系，他也没有了让人感到崇拜的男人气质。（倘若有人认为打女人是男人气质的话，那另当别论）

    如果在第一部里导演是通过凯的眼睛来审视迈克，那么在第二部里则是通过凯的眼睛来否定迈克。他们的决裂也是正义与罪恶的决裂，黑与白的划分。也是科拨拉作为一个艺术片意义上的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他以克里昂家族的成长来绝妙的影射美国这个国家，甚至在台词里安排了“政治家是真正的黑手党”的对话。但是尽管如此他对于这个国家还是怀有希望的，所以他希望迈克很强大，但是他不能强大的那么完美，他要有缺点，要有人们不能接受的缺点，代表正直美国人的凯就是认清同时也不能容忍那缺点的人，也是那种反抗的人，那种让美国有希望的人，不那么黑暗的人。导演希望所有克里昂家族的罪恶都能在这个女人审视的目光里，不至于使人们认为他在为黑手党做传，为黑手党立碑。

   关于迈克和凯在第三部里的关系，似乎应该另起炉灶。导演在这最后一部里，把我们上次已经不忍目睹的迈克.克里昂又换了一种样子。一种不是那样的富有进攻性的迈克，一个风烛残年力图修补自己过失的迈克。说实话，这个迈克有点早年的可爱，他不象他表面上那样的强大，他内心的痛苦使他不断的忏悔。他希望妻子儿女可以回到身边，希望得到凯的原谅。杀死二哥和伤害妻子是迈克内心的最大痛苦，前者他只能默默承受，但是他还是希望得到妻子的原谅，得到心灵的寄托，这是老人最后时光的正常心态。
   
   但是在这最后一部里，迈克的罪行怎么可能因为他已经是个老人而忽略，他应得的惩罚就是心灵的不得安宁。所以困扰他的两个因素一直萦绕着。而导演在构建凯和迈克最后关系的时候可谓煞费苦心。几乎花了整部电影的时间才让俩人逐渐的融合，让凯逐渐的原谅迈克，一直到最后的再度崩溃。
   
    让人回味的正是科拨拉的镜头，他在刻意的强调着迈克与凯的距离。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凯带着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来到纽约，而迈克不仅看见了，而且是远远的看见了，二人的距离被反打镜头的频繁使用强调出来。同样的方式一直出现在俩人的对话场景里，甚至迈克病重在床的时候，前来看望的凯都不曾走近，镜头都不曾将二人放在一个中景里，只是一律的反打，单调而且残酷，将凯的心理距离强调出来，也将迈克的孤独突现出来。这是镜头间离里角色，也间离了观众。
  
    直到西西里，迈克和凯才开始出现在一个画面里，西西里的阳光似乎洗刷了不少的心理隔阂。凯尝试着原谅迈克，而迈克在那次告解后决定退位。凯和迈克又跳舞了，又拉手了，亲近的象恋爱里的男女。

    画面上俩人的距离越来月近，心也在靠拢。尽管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罪恶不是因为晚年到来就可以原谅的，迈克注定要承受孤独。只有凯的绝望才能惩罚迈克，而只有至亲的死亡才会导致凯对迈克的彻底绝望，所以他们的女儿成了剧作意义上不得不死的一个人物。

今天跟人聊天，说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在盼望些什么。日子真是过得平静如水啊……想让自己思考思考，发现有点想不过来，果然脑袋不用就是要生锈的。

不可能、我不行、受不了、太痛苦……都是太惯常的借口。没有勇气迈出一小步，哪能至千里呢。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很理想的人，于是学得稍微现实了点，但是发现现实点活着更累，自己还是适合理想点活着。至今仍记得理想照耀时的光芒，那种感觉莫可名状……与其这样，不如按自己的心意而活吧。

都说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都是自己没底的事。我也不例外，经常这么嘚啵自己，就是因为自己还没做到。
但是，无论怎样，想想也是进步，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重新回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位北京大学的医学教授，因为种种蹊跷的原因，最后竟然死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

　　死者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士，她叫熊卓为，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她关于脂蛋白的研究，获得了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这位研究成果丰硕的北大医学教授，可能从来不会想到，她的生命竟然因为许多人为原因终结在北大第一医院，而这里正是她生前从事研究和工作的地方。

　　北大医学教授离奇死亡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想起了我太太当时死亡的那种惨景，就是像五雷轰顶那种感觉。”

　　王建国，熊卓为的丈夫，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据他回忆，2005年12月，熊卓为正在申请第三个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因长期伏案工作，她有些腰疼，到北大第一医院拍片之后发现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北大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李淳德诊断需要尽快手术。

　　王建国：“他（李淳德）跟她讲四天就可以下床，一下就可以恢复，他（李淳德）说没有问题。”

　　王建国回忆，住院后的第二天一早，骨科主任李淳德就给熊卓为做了骨科手术。不过手术后，熊卓为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很快恢复，病情反而突然严重起来。

　　王建国：“她就扶着这个床边就走，大概还只走了一分钟左右，‘哗’的一下就上来了，就说建国，我不行了，然后就倒在这个地下。”

　　1月31日，手术后的第7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

　　王建国：“我一直跪在抢救室的门口，我在那求上帝，我一直都是在求，我已经当时没有一滴眼泪。”

　　妻子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骨科手术，怎么就会意外死亡了，妻子的离去，让王建国悲痛难抑。

　　王建国：“因为我们也没有小孩，一直我们都在，一起相依为命20来年，我太太在的时候，她叫我爹，我叫他娘，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当时她死的时候，我给她写的挽联，我都讲，我说你，你是妻、是母、是女儿、是亲人、是宝贝。”

　　但是一位朋友的话，让王建国的悲痛变成了无比震惊。这位朋友叫胡盛寿，他是王建国妻子熊卓为的同学，现任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在熊卓为陷入昏迷的最后阶段，心急如焚的王建国找来了胡盛寿参与抢救，这位国内知名的心脑血管专家在北大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见证了熊卓为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王建国：“他出来就告诉我，他说建国她（熊卓为）说没有救了，他说太晚了，他说救得太晚，他说没有救了，他说有几道关卡，他说任何一道如果堵住了都不会死，都不会死掉。”

　在校学生无证行医导致死亡事故

　　这真是让人非常非常惋惜，熊卓为教授去世的时候只有49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学者最黄金的时期，如果她还在世，一定可以在医学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造福更多的患者。

　　但悲痛中的王建国教授却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自己的妻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难以理解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胜诉所说的几道关卡，道道失控的含义。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作为北大的医学教授，就在北大第一医院工作，而北大第一医院怎么会不尽心尽力？随后的调查，不仅让他震惊，更让他愤怒。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我在病例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就差一点就晕倒在这个地方。”

　　对于熊卓为的死亡，北大第一医院的结论是，手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而王建国在妻子的病例记录上看到，妻子的肋骨折断了，心脏、肝脏竟然全都破了。

　　王建国：“肝脏破成什么程度？肝脏破成一个三厘米宽八厘米宽的一个口子。”

　　熊卓为只是做了一个骨科手术，为什么肋骨断了，心脏破了，肝脏也破了呢？从手术记录中，王建国发现，是医生在抢救的时候按压造成的。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抢救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地一个粗暴的一个抢救，然后造成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包，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还是由于肝脏破裂大出血无法止血而放弃抢救。”

　　王建国：“三厘米宽、八厘米长是个什么口子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冒血那时候人还有救吗？”

　　熊桌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的呢？王建国和律师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让他们难以置信的事。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凡是病例当中出现的医生和护士我们都去上网去查他的资质，这样我们发现，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是没有资质的。”

　　记者在熊卓为的病历记录上看到，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主治医生叫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最后的死亡证明，也是于峥嵘开的。而王建国告诉记者，这三个人，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记者随后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记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北大第一医院是全国知名的好医院，其技术水准和规范管理一直是国内医院的榜样，这样公然违法而且置患者权益于不顾的行为，怎么可能发生在这里呢，更何况，病人还是本医院的一位知名教授？

　　王建国：“这种大医院，这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怎么可以出，出这种ABC，这是犯的一种最低级最ABC的一种错误，你去想，一个人的生命去交给一个没有资质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我把我自己交给街上一个人要他给我开刀是一样的，随时都可能损失生命。”

　　王建国告诉记者，对于于峥嵘等三名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行医的事实，北大第一医院并没有否认，但是院方强调，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医院对此无需承担责任。为了搞清妻子的死因，王建国在妻子刚去世不久，就从北大第一医院复印了病例，当他准备和北大第一医院对簿公堂的时候，他发现病例当中多处都被修改了。妻子的肋骨断了三根，这一点竟然在病例中消失了，而且院方还把熊卓为当初自己走着进医院的情况改写成了坐轮椅入院。

　　王建国：“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包括她的学生还有同事，提着袋子说说笑笑走到医院去，她这个诬蔑说，我太太是坐着轮椅推过去的，还威胁她的学生，要学生和他们的职员造假，说她是坐轮椅去的。”

　　王建国和律师统计，病例中被修改的地方不下10处。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恶意的一个篡改病例，这是医生做的手术记录，他是把一度滑脱改为二度滑脱，而且修改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王建国发现，病例中多处修改涉及专业医疗知识，他们反复请多名医学界的朋友帮助分析查找，才得以发现其中的玄机。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那么为什么要改这个，如果是一度滑脱是没有手术适应症也就不应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认为，是医生认为就是术后发现出了问题了，怕担责任，就试图把术前诊断由一度改为二度。”

　　术后第六天，熊卓为陷入昏迷，抢救过程中，北大第一医院从她的体内取出了血栓，，王建国当时就在现场，他看到取出的血栓是白色的，但是后来北大第一医院所出具的血栓化验单上写的却是红色血栓。

　　王建国：“说她是红色血栓，因为没有抗凝导致的血栓，一般来说它是混合血栓，如果是红色血栓的话，那就说你即使不抗凝也没有问题。”

　　王建国发现，北大医院试图摆脱责任的这张血栓化验单，在时间上根本不成立。

　　王建国：“因为我的太太是1月31号凌晨取的血栓，它的化验单是1月29号。”

　　在被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病例中，王建国他们发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疑点，比如，死者的死亡时间竟然有三个。临时医嘱单上记录， 1月31号的上午3点30分，尸体处理一次，显示病人已经死亡，但是在死亡志里边记录的则是上午4点50分，抢救无效呼吸心跳停止，而在证明熊卓为死亡的心电图上，心跳呼吸停止的时间则是6点53分。

　　王建国：“这叫什么事，这都是奇闻了，这么好的医院，你怎么会高出这种事来。”

　　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死亡后，修改病例，这样的情况发生三级甲等医院，听起来确实像奇闻。

　　王建国认为，这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缺少从医经验，在许多环节上处置不当，人为事故层出不穷，院方为了隐瞒真相，不得不事后修改病例。

　　比如说熊卓为是一位高血凝患者，手术过程中容易引发血栓，术后需要服用抗凝药物加以预防，但王建国发现，北大第一医院的学生医生们并没有给熊桌为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手术后）两天内，我的太太这个脚就开始胀，这个底脚就开始疼，如果按照现在看，她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发生血凝，她是栓在（神）静脉血栓了，已经在，已经在脚上了，但是当时我们问这个医生，他说这个那个伤口神经痛。”

　　王建国回忆，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熊卓为腿部肿胀的厉害。

　　王建国：“他们不仅仅没有给她检测，还给她吃大量的大止痛药，这个止痛药可以掩盖，掩盖这个血栓疼痛的这个表征，栓了还不知道疼。”

　　手术后的第五天，熊卓为开始呼吸困难，当天不得不吸氧六小时。

　　王建国：“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已经血栓已经很严重了，它说不一定已经跑到肺里边这些地方来了，因为她呼吸不畅，那肺肯定受到影响，但他们还是没采取措施。”

　　2008年年底，律师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王建国发现了妻子死亡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导致死亡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的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碰巧就是熊卓为。

　　王建国：“这篇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讲了，她的肺栓塞的发生，讲的这是高危病人，容易发生肺栓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他这个里面也证明了一点，这个肺，两个肺动脉并没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个，另外一个还可以流通，那时候抢救是可以抢救得了的，如果当时不把心脏按破，不把肝脏按破，把那个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会死。”

　　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了熊卓为最后的抢救，王建国在妻子去世后，和胡盛寿通了一个电话，把胡盛寿对于妻子死亡原因的判断录在了手机上。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这个整个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处理常规有问题，他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2009年7月1日，在熊卓为死亡3年7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拿到判决书后，王建国号啕大哭。妻子离世后，他一边忙着处理后事，搜集证据，一边来往于北京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家，安抚年事已高的岳母。对于妻子离奇的死亡内情，至今他都不敢告诉老人。

　　王建国：“她现在的骨灰还放在这个上面，我不敢去埋，我把它放在八宝山，我做一个梦，她说她要回来，我就给她从八宝山把她接回来了，有的一些时间没做梦，我就去磕头，去求她。”

　北大医院无证行医屡伤人命

　　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非法行医，由于经验不足导致了医疗事故层出不穷，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全国知名的北大第一医院，这确实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熊卓为教授在北大第一医院所遭遇的这一切，并不是个例，北京一位律师就告诉我们，他手里就有3起案子都涉及非法行医和修改病例，被告方都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我在代理这些案子前，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在北大医院，这么大的国家的医院会出现这么严重非法行医的行为。”

　　孙万军，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秘书长，他告诉记者，他代理的3个案件当中有两个已经结案，一个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医院8个医生无证行医，另外一个案子，涉及北大第一医院12个医生无证行医，最近他刚接手的一个新案子，非法行医情况更加严重。

　　孙万军：“我竟然发现有34个医生没有证，给同一个病人来看病，能想象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吗？”

　　照片上的女孩叫刘莉，2006年11月，19岁的刘莉因牙龈出血，拉肚子呕吐，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四天后，刘莉死亡。

　　刘莉母亲周凤英：“越来越血抽不出来，人越来越弱，越来越白，脸上有青春痘，慢慢地都看不见了，变白了。”

　　刘莉的母亲周女士回忆，刘莉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但是对于他的情况，医生们似乎并没有十分重视。

　　周凤英：“孩子都跑步的速度了，这心速，你怎么还不着急，我说我一问那大夫，一问那护士，他告诉我正常，我们24小时监护呢。”

　　尸检报告显示，刘莉的死因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症。法院调查发现，在四天的治疗中，医生错误地诊断了病情，而当时给刘莉诊治的10名医生，竟然有8名没有医师资格。

　　周凤英：“我真的很想把她抚养成人，看着她幸福，我说我老了也有个依靠，我说你说你怎么走了，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照片上的男士叫王磊，2007年4月，王磊因感冒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三天后，王磊死亡。王磊的妻子刘女士回忆，入院的当天，医生在给王磊输液后，他就出现了抽搐症状。

　　王磊妻子：“输上这个药就开始哆嗦就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了他们医生找了四次，就在那坐着都不带动的。”

　　医生开的药物是一种抗菌素拜服乐，刘女士仔细看了一下药物说明书，发现丈夫的症状跟说明书中描述的的过敏不良反应非常相似。

　　王磊妻子：“我就跟他讲一下，我说他用这个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这个医生陈夏欢，把手插着这个兜，完了靠在那个桌子上就一副那种傲视一切，结果他们给他推走以后，打了强镇静剂。”

　　在整理交费清单时，刘女士发现，王磊从入院到死亡只有50个小时，医生竟然开出了54支强镇静剂，综合其他用药量高达47730毫升，相当于47公斤的水。而且从后来的遗嘱中，刘女士看到，其实在第二天巡诊的时候，就有医生已经注意到了王磊对药物的不良反映，并留了医嘱。

　　王磊妻子：“我们看到他病例上记录说是，患者发作抽搐就是停用（拜弗乐），完了输（普森），这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第三天陈夏欢，他又给开了，输完这个药就开始高烧了。”

　　刘女士查询以后发现，对王磊诊治的医生护士中，有12人没有执业资格。主治医生陈夏欢，竟然是北大医学院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学生。

　　王磊妻子：“我没有想到就是国家的三甲医院能够出现这种问题，红帽子下开黑店。”

　　孙律师告诉我们，他代理的北大医院的这几起医疗纠纷案子，调查取证都极为艰难，病人的病例被大量修改。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这个病情本来不发烧改成发烧了，这些用药本来是零点用的药，改到四点改到七点，数量也是不一样了。”

　　王磊妻子：“我们这个案件就在审理过程当中，整个看，它的所有的全部都重新做了，整个改了一遍。”

　　记者：“有没有做过统计，修改过多少处？”

　　王磊妻子：“136处。”

记者亲历北大医院非法行医

　　以前我们听说过黑诊所里的非法行医，但是发生在公立医院，尤其是北大第一医院这样全国都有名的三级甲等医院，确实让人想不到。

　　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那么非法行医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存在呢？我们的记者以患者的身份前往北大第一医院进行了暗访。

　　北大医院办公室主任：“不会，绝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处方权。”

　　北大医院办公室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不过对于见习医生开处方的情况，医院办公室的龙主任表示绝无此事。

　　记者：“实习医生您确定不会开方子，不会参与诊疗活动。”

　　北大医院办公室主任：“肯定不会。”

　　这位龙主任表示，按照北大第一医院的规定，见习医生都是跟着上级医生观摩学习，绝对不会独立看病。事实是不是这样？记者随后以患者身份在北大医院急诊挂了一个外科号。

　　医生简单问了一下病情之后，给记者开了一些消炎药。记者注意到，这位在门诊看病的医生名字叫做刘希高。那么刘希高是不是已经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医生呢？记者在卫生部公布的执业注册医师查询系统进行了查询。发现，系统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刘希高的注册信息。

　　记者：“您现在在这里工作？”

　　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医生刘希高：“我在这里读博，在北大医院读搏，还在博士阶段，毕也不一定留下来。”

　　记者：“还没毕业，哪年毕业？”

　　刘希高：“还有两三年。”

　　记者得知，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生必须要取得执业注册资格才能行医。而急诊科通常接诊的是急重病人，所以对的医生要求更高，一般要求在临床工作5年以上才可以到急诊科看病。而刘希高只是一名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博士生，为什么就可以来急诊科给病人看病呢？

　　刘希高：“平时在病房里，只是3个月的急诊，急诊结束了就回病房了，培养模式就是让你当住院医，这是给你的待遇。”

　　刘希高说，只要考入北大医院研究生，就可以享受住院医待遇，每月1000多元工资，医院管吃住，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参与临床实践。

　　记者：“回病房还有机会接触临床？”

　　刘希高：“对阿，每天都要放病人，上手术，每天都有手术，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医院，上课就是周末。”

　　记者：“你做过多少手术了？”

　　刘希高：“我做过小的，阑尾炎什么。”

　　记者注意到，急诊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张值班医生表，记者随后把相关医生名字输入卫生部执业医生查询系统进行了查询，发现除了刘希高以外，李少雷，周怡君，也同样没有任何注册信息。记者随后来到了熊卓为曾经动手术的北大第一医院骨科。在值班医生名字里面，记者意外地的看到了于峥嵘的名字。他正是当初给熊卓为看病的在校学生。我们了解到，按照刑法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住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于峥嵘非法行医早已经法院认定，不过记者从值班护士那里了解到，于峥嵘似乎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现在他已经是北大医院骨科的主治大夫，这一周跟随主任到泰国学习去了。

　　记者：“你们说的是于峥嵘大夫是吧。”

　　北大医院骨科护士：“对，他现在是我们科的大夫了，就是主治大夫。”

　　护士告诉我们，现在住院处的主力医生，有不少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医生值班室，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准备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北大医学院的学生。

　　记者：“刚才那小伙子考执业资格证吗？”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他应该是明年就可以考。”

　　记者：“但他今年就已经在做临床的工作了。”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对。”

　　记者：“医院允许这么做？”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对，在这儿实际上可以，就是收收门诊过来的住院病人，看病例，开遗嘱，上手术。”

　　半小时观察：谁来保护我们的看病权？

　　看到我们记者的暗访，尤其是最后看到那位还没有考取医师资格的学生正在准备去做手术，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是很担心那位躺在手术台的患者。

　　今天，我也特意上了一下北大第一医学院的官方网站，北大第一医院创建于1915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国立医院，网站自称该院学科齐全，综合诊疗水平高，承担着北京全市6万多人的公费医疗，以及占北京八分之一的干部保健任务。就诊患者中，有1/3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患者。北大第一医院自称其医院文化是厚德尚道，但国家的法律法规清清楚楚，没有职业资格不得行医，我不明白像北大第一医院这样历史悠久、国内外知名的医疗机构为何敢公然违法，而且在事故屡屡发生之后依然不改？国家和北京市的卫生监管部门为何在这里失控？这样一家知名的医院都不遵守国家法律、不尊重患者生命权利，不仅让人震惊，更让人寒心，全国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医院在草菅人命？我们期待尽快得到答案，究竟谁在保护我们的看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