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裘是一个知识分子。花甲的年纪,灰黄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的眼镜。他爱骑一辆老式的脚踏车。下雨的时候撑一把格子雨伞。
第一次见到老裘是在大一那年的外国文学课上。他说着一口地道的嵊州话,在黑板上自右向左地挥洒“狂草”。讲到《恰特里夫人的情人》的时候他开始露出隐晦的微笑。我们关注他的表情远远胜过他口中的说教。他越说越投入,额头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以致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里只穿一件衬衫伫立在讲台前。
老裘喜欢写诗,喜欢回忆年轻的时候。跟所有的文人一样。他在课堂里朗诵自己写的现代诗,追忆“恰似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初恋。他说:“我去了趟绍兴,看了沈园。从鲁迅故居到沈园只有两百多米的距离,可是我觉得已经走过了一生……”学生开始窃笑,老裘不以为然,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前些日子还有人去找他,拜读他的作品。到了期末,老裘似乎很不舍,他喜欢用“缘分已尽”来形容师生关系。
大四的时候我选修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又遇见了老裘。其实我是冲着老裘才选这门课的。这一年的老裘好像生了一场病,灰黄的脸色越发蜡黄了,茶色的镜片更加突兀。第一天上课他对我们说之前他写了一副字送给友人,但对方给了他一袋番薯,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批判现在的知识分子,“外面的博士跟狗一样多!现在那些做学问的人就是缺乏忧患意识!”老裘没有变,依旧是五十年前的那个文人。他和那辆脚踏车一起穿梭在当今的文化圈里。
现在的老裘已经退休了。我会偶尔想起那个隐晦的滑稽的笑容和那副很特别的眼镜。他是不是还会常常念叨以前的故事,想着那些遗憾。我看过《台湾怪谭》,一个不搭调的人在一个不搭调的社会里选择一种不搭调的生活方式过活。如果知识分子也有左倾、右倾之分的话,老裘应该属于后者罢。
老裘,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