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很仓促。他们很安闲。

天气突然转凉。大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人一出门就缩成一团。据说明天的最低气温十度都不到，记得添衣。

晚上在JX学院附近的小店里吃宫保鸡丁面。老板娘端上一碗糖水藕片，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自家做的，大家都来尝尝！”老板在一旁打趣：“其实是我做的。”咬了一口，甜度刚刚好。藕片切得很薄，嵌的糯米香滑松软。又夹起一片，浓稠的糖水缠绕在筷子上，一拉一扯，丝丝分明。老板说这叫藕断丝连。食客大都是附近的大学生，老板是个极健谈的人，说天气唠家常，原本素不相识的学生话也多了起来。结帐的时候，老板娘冲我微笑，道了声谢谢。我想此刻倘若我在异乡求学，邂逅这样一爿小店，不得不为之动容。出门在外的人，心里期待的只是一点最普通的温暖。

也许生活本是如此简单，我们却常常自以为是地纠缠于自身或者他人，高估了生活仍沾沾自喜。

不久前看到一条新闻，一对卖早点的中年夫妻每天五点不到就外出摆摊，当食客们还没有起床或者生意不忙的时候，他们就在摊位边踩着笨拙的步子跳起探戈。

如果有糖水藕片可以吃，有探戈可以看，那么我们还缺少什么呢？许是那一点点知足和自娱罢。

很久不见了，我不会自讨没趣的问你最近好不好，因为你的答案总是“活着吧！”在这个不耻“冷笑话”的年代，还能坚持这么幽默的冷言冷语，你应该也算奇葩。

我想即使到了九十岁，你应该还是跟现在一样，像个长不大的小老头，有点愤世嫉俗，满头银发，却还穿着短裤拖鞋自以为游走在不知名的星球吧。
　　
还记得你当年奋力写书的模样，在光复南路的一家小店里，一壶茶，一包烟，握着笔一个一个字地写下。然后固定在傍晚时，身为助理的我去接你，前往录音室，再帮你把一张张的文字打进计算机里……这样的画面，好像是陈年旧事，也仿佛是历历在目的昨天。
　　
自从你传讯息来要我写序之后，我就陷入恐慌，这怎么写啊？我们之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或者就像你说，你决不再为我写歌，因为你已不懂我。我想，可能我早也不懂你了。而这些不懂其实才是真懂得。然而我只要求，如果这序真能帮你多卖两本书，下次我出书时，你也欠我一篇序。
　　
有时我很恨，为什么我的人生到现在还必须跟你的名字扯在一起，但也许我应该感恩，像“奶茶”这样的名字，也只有你想得出来。朋友从外回来，说我的歌大街小巷听的到，因为高原同胞天天要喝奶茶，赞叹我的名字取的好（很冷，但这绝对不是笑话）。
　　
某些人，在你的生命中经过，留下痕迹，有些是鲜明彩色，有些是灰暗黑白，奇怪的是，不管什么时候的你，都让人觉得既极端又模糊。长时间跟你共事的我，清楚知道你是故意的，而且乐此不疲。离开你的人离开了你，因为知道你是故意的；留在你身边的人留下来，因为清楚你乐此不疲，但是没有一点心机。
　　
大多数人都只看见你放荡不羁，自我中心。这我倒可以帮你澄清。如果你真只是他们想的那样，你不会十数年孜孜不倦，笔耕写歌。如果你真是那样的，不可能长久维持平静而甜美的家庭生活。想起有一天你喝醉了，我开着车送你跟箫言中回家，途中，你突然惊醒大叫， 要言中去便利商店买两颗茶叶蛋跟一个三明治。言中问你：“阿升，你还吃得下吗？”你迷蒙中回答：“夫人交代，买回去给儿子的早餐。”那个倜傥潇洒的陈升不见了，这一个陈升有些扫兴，但这才是你最应该引以为傲的陈升！
　　
你的确在我生命中扮演了很多角色，我爸爸说了，你住院那时，某个黄昏他独自去看你，坐在病床边，只跟你说了一句：“谢谢你代替了我的角色，比起我，你更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你最爱问我：“你快乐吗？”在我离开新乐园后的第一张唱片完成时，我拿着热腾腾的新歌要你听，电话里的你说：“我不用听，你只告诉我，唱这些歌，你快乐吗？如果快乐，那就够了！”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是老招。但到现在为止，工作中，虽难免会做一些妥协的事，惟有唱歌，师父的话，我谨记在心。
　　
你说过，大树要在天空交接相会才有意思，那时你的意思是说，我还是颗小苗，别老依附着你，要我自己学着长大！嘿嘿，你总会有九十岁的时候，我也会有八十岁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不奢望我的树长的比其他人高，也不需要长的跟他人一般高，我只确定，我的树顶能遥遥见的着你的树顶就够了！

昨天去学校督班前躺在沙发上，微风断断续续吹来，从窗户里飘进来饭菜香，突然想到每天总是能闻到许多熟悉的味道。我无法确切地形容。有邻居家淡淡的中药味，有路人刚洗完头发的清爽气息，有公交司机手臂上的肥皂气味，有妈妈早上洗完脸后抹的雪花膏的甜香，有秋日空气中和草地上干洌的味道……每次与林林总总的气味相遇，我似乎一下子回到了我迷恋的很多年前，像极了小时候。我想，不管生活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变得多么陌生，这些气味都不曾变化。于是闻到了她们才会如梦初醒，才会懂得什么是温柔。

我还是常常会为这些微妙的气味而感动。当你们都忙着经营各自的事业、爱情、家庭的时候，我仍生活在自己不合时宜的怪圈里不愿走出来。我想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荒诞不经的白日梦上了。

最近有太多的情绪，一直找不到出口。

开了空调坐下来，我给自己沏了杯茶。时间很快，许多人在眼前一闪而过。他们中间有值得我记念的人，因为彼时之前或者从此以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有也将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他们往往年轻且富有才华，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世界开始沉淀，变得深刻，浮华、激荡都与之无关。我向来对这样的人敬畏三分，而常老师便是其中一个。

我选修过他的“文学创作”课程。短短的一个学期，印象中他总是穿一件黑色的呢子外套，圆圆的略带稚气的脸庞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表情单一，很少笑，腋下夹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颇有少年老成的风范。在不乏鹤发学者的人文学院，常老师的出现倒也新鲜。课堂上他爱念一些冷门的文学作品给学生听。每当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竖起耳朵，不过我们关注的是他的语音语调。因为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一字一顿地认真诵读每一句话，毫无语气和断句。即使过去这么久，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有趣。

“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点。每堂课上常老师都会布置作业并让我们及时上交。尽管如此，每次上常老师的课，我们仍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通常会蹦出一个新鲜的点子，给一个主题，让学生自由发挥。比如“空气”比如“墙”比如“表情”，然后选取一些在我们当时看来觉得匪夷所思的意识流作品进行讨论交流。我记得当时有同学把空气写成了水的模样，“在管子里流淌，冒出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气泡，慢慢破裂，发出清脆的声响（某一段的大意是这样）”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从那时候开始我似乎接触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甚至现在还记得当时在课堂上播放的那几部叫不出名字的电影，似懂非懂，觉得有点意思却无法真正理解。我想这和一个人的阅历、思想、文学素养不无关系，只是当时的我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鉴赏文艺作品的水准，即使现在也没有。

惟一的那次与老师对话是在校电台的直播间里。我作为“江南茶馆”的主持人，而常老师担任嘉宾。我事先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因为觉得自己太浅薄了。直播节目的时候，老师侃侃而谈，说自己小时候的趣事；说辗转于北京、上海、金华期间的经历；说自己本科念的是计算机专业，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选择了继续深造直到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说80后作家与网络文学，包括他推荐的“黑蓝文学”并强调其纯粹的重要性。这次谈话没有形成丝毫压力，相反我觉得常老师跟别人没有不同，只是用一个理科生的头脑搞文学创作罢了。与其说信仰文学，倒不如解释为一种对理想的狂热追求更恰当。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却迫于个人或者社会的种种原因而放弃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眼前的日子。我想我会是这样，所以我无比欣赏那些被生活打磨之后还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那时候常老师住在绿树成阴、简陋却不失幽雅的家属区，与老裘一样踩着脚踏车。人文学院的很多教授都是这般。许是文人的骨子里多少有几分不拘一格的傲气罢。

学期课程结束后，很少见到常老师了。后来听说他评上了副教授，再后来他生了个儿子……

《王贵与安娜》这部片子断断续续看了两遍有余。从一开始的津津乐道到目前对现实的失望。倘若对这样的中国式婚姻习以为常且认为值得歌颂的话，我很悲伤，悲伤到不能自已，甚至觉得惨烈，而事实上它正在惨烈地发生着，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欣赏六六惊为天人的写实手法以及精彩的对话。她把握住了现实生活而不是臆想。

略微闷热的午后。无意中翻到了《向日葵》，张扬的片子，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冲突与和解。本以为自己再也没有耐心看两小时以上如此老套的电影，却是坐到了剧终且意犹未尽。

父子冲突是影片的主线。孙海英扮演的父亲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生不逢时的铮铮铁汉。下放农场回来之后失去了成为一个画家的能力，同时儿子也全然不知有这样一个父亲存在。父亲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向阳身上，却永远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他剥夺儿子的喜好，扼杀儿子的恋爱，甚至把离家出走的儿子拽下火车，他做的事情总是不容置疑。导演在处理这类情感的时候并没有采取粗暴的方式，往往力求在一些细节上打动人心。隐晦含蓄的表现手法像极了《千里走单骑》。比如，当年幼的儿子拒绝画画而将要把手伸进运转着的缝纫机时，父亲一把按住了机器，儿子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面如死灰的父亲。我想此刻主人公的心理是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清楚的。当儿子愤怒地冲父亲叫嚣：“从现在开始我和你没有一点关系！”的时候，父亲一字一顿地回应：“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这辈子都别想跟我没关系。”更纠结的一场戏是父子俩在结了冰的河面上厮打，父亲一不小心卡在了冰窟窿里，怎么也爬不上来，却还在高喊：“你给我回来！回来！”已经跑出很远的儿子回头看到这一幕，犹豫了一阵，颤颤巍巍向父亲伸出了手。镜头给了儿子的手一个大大的特写，看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这就是父子。

但是我想，张扬的意图并不止于此。如果说影片前半部分致力表达这样一种亲人间的矛盾与纠葛。那么片子后一个小时的内容更倾向于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不通融性。我更偏爱这一点。父亲这一角色注定是与人群有距离感的。不管面对儿子、妻子抑或是几十年前害他下放农场，现已悔过的邻居。父亲宁可独自居住在即将拆迁的危房里，终日与自己下棋，惟一的情感寄托便是跑到废墟处照看流浪猫。直到有一天废墟被移为平地，父亲无奈地将手里的一串毛鱼扔掉，那样的失落和无助怕是锥心刻骨。邻居老刘的猝死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可以说是改变他想法的一个关键。他喃喃自语：“你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你死了我都没给你一个台阶下。”顽固倔强的老人后悔了。于是他主动化解了与儿子的恩怨，去参观儿子的画展，重新审视自己与儿子的关系，最后留下一卷录音带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旁白响起的时候我一直无法理解这样的设计，太过空洞抽象，美好得让人觉得不塌实。不得不说超现实主义的结尾是影片的一个败笔。

另外，故事的时间跨度很大。影片抓住了三个时间点展开叙述：1976年、1987年和1999年。且不论是否切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至少对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样的感觉很微妙。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时代特征，过去也好，现在以后也罢，一直是令人困惑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扬看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陌生与隔阂。这正是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

首先我想说的是，从今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下班都在下雨。题目中提到的天气并没有和心情牵扯不清。

毕业近两年，写得越来越少了。闲暇的时候会翻翻以前的文字，有真情实感的，有矫柔造作的，有看了觉得温暖的，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无论如何，现在的脑子里塞满了棉花，说来令人不屑。就像这些病态的匪夷所思的博文，总是无法清楚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想，这个地方不够隐秘，却又懒的另辟蹊径，所以请原谅我如此隐晦地说话罢。

本来打算找个片子消磨时间的，看到有人提起《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而我更倾向他的另一个片名《其实你不懂他的心》。“喜欢”这个词一出口便觉得苍白了许多，似乎明明洋溢着美好的事情一下子跌到了最平常的模式里。“我很喜欢你”“你喜欢上网吗”“我不喜欢吃这个菜”“你喜不喜欢喝这个牌子的饮料”，太主观的论断，话音未落，却已经掉价。回答也没有例外。我想应该还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见得总是这样赤裸裸，太过了然的目的，太急切的心情往往令人难堪。更何况用“喜欢”和“不喜欢”作为划分生活的界限未免草率。当我意识到我在这方面与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时候，我开始同情起自己来了，幻想自己某一天不再这么矫情，可以直言不讳敢爱敢恨，可以不用整日沉浸在情绪低落的阴霾里，可以与每个人团结友爱。而现实是，我将一直延续这样的叙事风格且与人保持44公分以上的距离。

生活的真相便是当我们理所当然地混迹于你吃了吗，天冷，多穿衣服这类凡间男女最为机械的对话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写到这里，我想哭了。

天一点一点热起来。无论走在哪里都可以嗅到香樟树的气息和刚刚修剪过的青草的浓烈腥味。这座小城正在醒来。我想，生活在这里是安逸的，安逸到令人不知所措。没有人会留意那些行色匆匆的表情以及片刻的不安。行走在这样的夜色里，我还是不能停下来畅快地呼吸。

前些天跟母亲大吵一架之后继续冷战。积蓄已久的矛盾也是在意料之中。翻来覆去的言论听得头晕目眩，现实无比腥臭。晚上去超市拿了啤酒，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早了。想了想还是没有打开，对身体不好。那些可以肆意挥霍的时光正躲在某个昏暗的旮旯里大笑吧，任凭我怎样哀求也不再浮现。眼睁睁地看着生活日渐苍凉，心底的触动却愈加清晰和强烈。当所有人狂热地去追逐幸福的时候，我步履维艰。

我每天认真地工作吃饭睡觉，冲大家微笑，与每个人打招呼。生活不过如此罢。

下班的路上接到某人的电话。最后说，原来你跟我还是一样的人。余心戚戚。

又有人说，我过得一点都不舒适，觉得自己很没用。

好吧。我经常在想除了回忆我还会做什么。很落魄。

明天谷雨。天气预报说雨止转阴。那么我一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用穿雨衣？

老裘是一个知识分子。花甲的年纪，灰黄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的眼镜。他爱骑一辆老式的脚踏车。下雨的时候撑一把格子雨伞。

第一次见到老裘是在大一那年的外国文学课上。他说着一口地道的嵊州话，在黑板上自右向左地挥洒“狂草”。讲到《恰特里夫人的情人》的时候他开始露出隐晦的微笑。我们关注他的表情远远胜过他口中的说教。他越说越投入，额头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以致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里只穿一件衬衫伫立在讲台前。

老裘喜欢写诗，喜欢回忆年轻的时候。跟所有的文人一样。他在课堂里朗诵自己写的现代诗，追忆“恰似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初恋。他说：“我去了趟绍兴，看了沈园。从鲁迅故居到沈园只有两百多米的距离，可是我觉得已经走过了一生……”学生开始窃笑，老裘不以为然，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前些日子还有人去找他，拜读他的作品。到了期末，老裘似乎很不舍，他喜欢用“缘分已尽”来形容师生关系。

大四的时候我选修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又遇见了老裘。其实我是冲着老裘才选这门课的。这一年的老裘好像生了一场病，灰黄的脸色越发蜡黄了，茶色的镜片更加突兀。第一天上课他对我们说之前他写了一副字送给友人，但对方给了他一袋番薯，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批判现在的知识分子，“外面的博士跟狗一样多！现在那些做学问的人就是缺乏忧患意识！”老裘没有变，依旧是五十年前的那个文人。他和那辆脚踏车一起穿梭在当今的文化圈里。

现在的老裘已经退休了。我会偶尔想起那个隐晦的滑稽的笑容和那副很特别的眼镜。他是不是还会常常念叨以前的故事，想着那些遗憾。我看过《台湾怪谭》，一个不搭调的人在一个不搭调的社会里选择一种不搭调的生活方式过活。如果知识分子也有左倾、右倾之分的话，老裘应该属于后者罢。

老裘，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