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时就发现了我有原发性高血压症，十四岁的小孩子血压138/80mmHg，就算高了。那时，也没有当回事儿。上大学之后，我就是常常为血压高而去医院了。

    1964年到了省纺织厅设计室，起早贪黑地干，工作压力大，血压高到了170mmHg，头疼头晕。七院高血压专科的金大夫叫我做个心电图。那时心电图还是很少有的呢，七院没有心电图，我是去八院做的。结果是“左心室肥大”。金大夫一定要我休息，我只好病休回了大连。

    在大医二院治疗了四个月，血压降到了140/90mmHg，效果不是很好的。每当量血压时，怕血压高，已经形成了心理紧张。吃药不管事儿，就喝芹菜汁，转莲头、苞米须子煮水喝，没有少用偏方治。我心里也不耐烦了。正好赶上设计室要来大连印染厂搞现场设计，我就上了班。我还有个“活思想”呢，那就是如果病休够了半年，就开“劳保”了，要扣工资了。再上班还要医生开证明呢。干脆上班吧！

    我那时也懂得，高血压只是一个症状，要命的是它的并发症。好在我的血压不算太高，还年轻。我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支持不住了就休它几天，开个病假诊断书也很容易的。文革中，我的高血压病还真的成了我的“挡箭牌”。比如，造反派去抄老罗的家（加在老罗头上的罪名的“书写发动标语”），批斗老周（逼供信要老周承认是强奸犯），批什么的会等等，我都是以“我的血压高了”为名，躲过不去参加的。

    文革时盛行的“鸡血疗法”我也试过。自己买了只小公鸡，医院里是不给打鸡血的，幸好设计室院里住着一位纺器厂医务室的女大夫，平时见过，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话，我不好意思求她，我的好朋友就替我找她去说。她说来吧！我就去了她那里。

    我记得第一次去打鸡血的时候，她说先打一点点看看，有没有什么反映？就在我的屁股上打了有1cc的鸡血吧？后来我又去打过二（三？）次鸡血。打完鸡血，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反映。屁股上不红也不肿。很快听说了所谓“鸡血疗法”是很荒唐的，就不再打了。这是我“有病乱投医”的实例。

    话说到了1968年，我们下了盘锦五七干校。整天劳动，挖土、推独轮车，修大坝。晚上还要推着独轮车跑十五里路赶回驻地。到家时，已经大汗淋漓，身上的棉毛衫都能拧出水来。熄灯后，倒头便睡。一觉睡到起床号响。我年轻，从来不起夜的。

    大坝修完了，这时我得了一场重感冒，病倒了。干校的李大夫（省地质局的）给我量血压时告诉我说，血压不高，很正常的，120/80mmHg。打那以后，我的血压一直正常，直到去年以前。

     在五七干校，我的原发性高血压不治而愈了，左心室也不肥大了。

     回想我初三到高一，一年里疯长了17公分，一根豆芽菜。我又不爱运动，又爱动脑子。是否身体发育有些失调了？心脏发育置后？就发生了“高血压”？而干校的大体力劳动，锻炼了我，使我强壮了，又不用动脑子了。血压自然就恢复正常了？

     我的高血压病好了，是否我要因此而感谢“文化大革命”？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以为，改变环境，加强体育锻炼，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的自愈能力发挥有效的作用，我的高血压病才好的。也许这就是我赞赏自然疗法的一个亲身体验吧！

     (待续）